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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田雪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0年和更长远一些时间的人口发展战略，应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继续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质量、调整人口的结构，实行“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以人口数量变动与结构合理化、人口与发展综合效益最大化为宗旨。
目前人口发展态势
2006年7月11日是第16个“世界人口日”。目前人口新态势的显著特点，可以概括为“五大高峰”即将不同程度地提前来临。
其一，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根本性转变，人口总量高峰将提前到来。中国生育率长期持续地下降，不仅减少出生人口3亿左右，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完成由年轻型向成年型、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增长势能或增长惯性大为减弱；其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趋缓，10多年后即可达到最高峰值。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便急剧上升，进入劳动力增长高峰期；其三，老年人口增长迅速，21世纪上半叶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预测表明，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可由2000年的0.87亿，增加到2010年的1.16亿，2020年的1.74亿，2050年的3.23亿。居于世界较高水平和发展中国家最高水平；其四，流动人口居高不下，目前已临近最高峰值。随着人口城镇化的加速进行，本世纪头10年将是流动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其五，出生人口性别比经过持续攀升后，当前已达到新的高峰。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在103～107之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90年代攀升尤甚，目前120左右的出生性别比，在世界各国中属严重偏高国家，成为率先来临的第一个高峰。
中国资源能承载多少人口
中国资源的人口承载力到底有多少？我国人口数量控制在多少合适？
这个问题弹性很大，把承载量、“适度人口”数量说得那么肯定，不一定科学。经济、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我就不大相信,如果最大承载量为16亿人口，17亿就无法养活，问题在于怎样养活，以什么样的标准养活。资源状况，确实应该重视，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已经提出了具体的节约资源和降低环境污染的目标，要努力完成。
我们现在每平方公里是135人。
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人口转变的关键时期。经济转型，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向深层次发展；二是经济增长方式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变。如果按现汇比价算，我们现在的GDP占世界的4.2%，但我们是用8%的石油、10%的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31%的煤炭消耗换来的，我们单位GDP消耗大约是美国的2.7倍，日本的3.4倍，如此高消耗、低效率、高污染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历史性地提到我们面前。社会转型，如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都和劳动年龄人口、人口素质、人口分布结构等密切相关，和人口发展战略密切相关。
生育观念正发生转变
我国是高度统一的体制，坚持多年的计生政策卓有成效，但以后人口增长率完全靠政府的政策约束未必有效。现在有的人不想生孩子了，甚至出现了“丁克家庭”。过去20年是政府限制大家生孩子，也许20年之后是政府动员大家生孩子。
中国情况比较特殊。中国政府确实起了非常大的主导作用，但政府不是万能的，并不能随意设定人口目标。如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公开信》中，要求2000年全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后来修改为12亿左右，2000年普查为126583万，比12亿多出6583万。中国生育率的下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基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起到关键的主导作用，是相辅相成的。
二战后欧美国家曾有一段生育高潮，但随后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许多年轻夫妇都抱怨，抚养孩子费用太高，不愿多生。也有大量育龄妇女因追求事业发展等原因推迟生育，或者干脆不生孩子了。人口生产有着自身的规律性，政府决策导向只能在规律范围内发挥作用，但在特定历史阶段有决定性作用。
中国地域很大，沿海开放和发展比较好的地区，比如上海、北京，可能比较早出现人口负增长。但在贫穷落后地区，高生育率的问题还不能根除.
这是普遍现象。从世界范围来看，生育率最高的是非洲，其次是拉丁美洲，再次是南亚某些地区，最低的是北欧、北美、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现在也跨进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社会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生育率越高，越是发达地区生育率越低。所以有句名言：贫困出人口。
而且，生育多少孩子，生男孩还是女孩，归根到底是由孩子的成本—效益决定的。人们为什么多生？简单说是孩子对父母有用，没用生那么多干什么？现在西方国家为什么不生？就是孩子成本提高了，效益没那么高。人口学中所讲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即把生育行为纳入市场视野，父母生育孩子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当然孩子也能给父母带来相应的效益。如果净成本为负值（效益大于成本），说明父母需要这个孩子；如果净成本为正值，则不需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养育孩子的成本特别是用在健康和教育上面的可变成本在上升，而孩子对父母的劳动经济效益、养老保险效益、精神享乐效益等却在下降，由此导致人们的选择偏好发生改变，由追求多生多育转变到追求少生优育、优教，遂使生育率下降。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除采取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等措施外，还有经济上的措施：给独生子女一定数量的奖励费，征收一定数量的计划外生育费，部分农村实行计划内生育子女父母奖励辅助政策等，都影响着孩子的成本—效益。如给独生子女奖励，是在孩子还没有进入成年时期就有效益了；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就是提高该孩子的成本，在正常的成本之外，多付一笔成本费用。我把这种奖励和征费叫作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不管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大还是小，但它的初衷是通过这种利益上的调节，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和数量，诱导人们由追求孩子的数量向追求孩子的质量转变，由多生多育向少生优育转变。
确立新的战略理念
据报道，由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历时两年，经由数百位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现已形成题为《人口发展“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发展思路》的研究报告。报告确立了“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理念.
总的来看，我国发展正经历一个转变过程，即：由主要“投资于物”向“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重，再向以“投资于人”为重点转变。我国人口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目前正处于老少被抚养人口所占比例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比较高的“黄金时代”或“人口红利”期，要把丰富的人口（力）资源变成高积聚的人力资本，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增加对人的投资，特别是用于健康、教育、科学方面的投资。“优先投资于人”反映了我们对客观发展规律的认识，抓住了发展的关键。
人口发展战略“三步走”
“全球人口在同一列车上，我们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未来的方向，那就是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联合国人口司司长约瑟夫·项密曾经这样说。
我个人对人口发展战略的理解是，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可分三步走：第一步，尽快把高生育率降下来，这一步已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总（和）生育率降到2.1以下；第二步，实现人口的零增长。研究报告提出到2033年，我们的预测稍提前一点儿。实现人口的零增长，不仅是数量问题，还包括素质的提高、人口年龄、性别、城乡、地区结构的调整等；第三步，零增长以后，再确定理想适度人口目标，即“全方位适度人口”，实现人口数量是适当的，人口质量是比较高的，人口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全方位的适度。这个理想适度人口不是静态的，它由届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资源、环境的状况来决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0年和更长远一些时间的人口发展战略，应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继续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质量、调整人口的结构，实行“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以人口数量变动与结构合理化、人口与发展综合效益最大化为宗旨。
编辑：朱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0年和更长远一些时间的人口发展战略，应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继续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质量、调整人口的结构，实行“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以人口数量变动与结构合理化、人口与发展综合效益最大化为宗旨。
目前人口发展态势
2006年7月11日是第16个“世界人口日”。目前人口新态势的显著特点，可以概括为“五大高峰”即将不同程度地提前来临。
其一，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根本性转变，人口总量高峰将提前到来。中国生育率长期持续地下降，不仅减少出生人口3亿左右，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完成由年轻型向成年型、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增长势能或增长惯性大为减弱；其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趋缓，10多年后即可达到最高峰值。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便急剧上升，进入劳动力增长高峰期；其三，老年人口增长迅速，21世纪上半叶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预测表明，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可由2000年的0.87亿，增加到2010年的1.16亿，2020年的1.74亿，2050年的3.23亿。居于世界较高水平和发展中国家最高水平；其四，流动人口居高不下，目前已临近最高峰值。随着人口城镇化的加速进行，本世纪头10年将是流动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其五，出生人口性别比经过持续攀升后，当前已达到新的高峰。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在103～107之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90年代攀升尤甚，目前120左右的出生性别比，在世界各国中属严重偏高国家，成为率先来临的第一个高峰。
中国资源能承载多少人口
中国资源的人口承载力到底有多少？我国人口数量控制在多少合适？
这个问题弹性很大，把承载量、“适度人口”数量说得那么肯定，不一定科学。经济、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我就不大相信,如果最大承载量为16亿人口，17亿就无法养活，问题在于怎样养活，以什么样的标准养活。资源状况，确实应该重视，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已经提出了具体的节约资源和降低环境污染的目标，要努力完成。
我们现在每平方公里是135人。
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人口转变的关键时期。经济转型，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向深层次发展；二是经济增长方式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变。如果按现汇比价算，我们现在的GDP占世界的4.2%，但我们是用8%的石油、10%的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31%的煤炭消耗换来的，我们单位GDP消耗大约是美国的2.7倍，日本的3.4倍，如此高消耗、低效率、高污染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历史性地提到我们面前。社会转型，如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都和劳动年龄人口、人口素质、人口分布结构等密切相关，和人口发展战略密切相关。
生育观念正发生转变
我国是高度统一的体制，坚持多年的计生政策卓有成效，但以后人口增长率完全靠政府的政策约束未必有效。现在有的人不想生孩子了，甚至出现了“丁克家庭”。过去20年是政府限制大家生孩子，也许20年之后是政府动员大家生孩子。
中国情况比较特殊。中国政府确实起了非常大的主导作用，但政府不是万能的，并不能随意设定人口目标。如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公开信》中，要求2000年全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后来修改为12亿左右，2000年普查为126583万，比12亿多出6583万。中国生育率的下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基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起到关键的主导作用，是相辅相成的。
二战后欧美国家曾有一段生育高潮，但随后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许多年轻夫妇都抱怨，抚养孩子费用太高，不愿多生。也有大量育龄妇女因追求事业发展等原因推迟生育，或者干脆不生孩子了。人口生产有着自身的规律性，政府决策导向只能在规律范围内发挥作用，但在特定历史阶段有决定性作用。
中国地域很大，沿海开放和发展比较好的地区，比如上海、北京，可能比较早出现人口负增长。但在贫穷落后地区，高生育率的问题还不能根除.
这是普遍现象。从世界范围来看，生育率最高的是非洲，其次是拉丁美洲，再次是南亚某些地区，最低的是北欧、北美、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现在也跨进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社会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生育率越高，越是发达地区生育率越低。所以有句名言：贫困出人口。
而且，生育多少孩子，生男孩还是女孩，归根到底是由孩子的成本—效益决定的。人们为什么多生？简单说是孩子对父母有用，没用生那么多干什么？现在西方国家为什么不生？就是孩子成本提高了，效益没那么高。人口学中所讲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即把生育行为纳入市场视野，父母生育孩子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当然孩子也能给父母带来相应的效益。如果净成本为负值（效益大于成本），说明父母需要这个孩子；如果净成本为正值，则不需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养育孩子的成本特别是用在健康和教育上面的可变成本在上升，而孩子对父母的劳动经济效益、养老保险效益、精神享乐效益等却在下降，由此导致人们的选择偏好发生改变，由追求多生多育转变到追求少生优育、优教，遂使生育率下降。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除采取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等措施外，还有经济上的措施：给独生子女一定数量的奖励费，征收一定数量的计划外生育费，部分农村实行计划内生育子女父母奖励辅助政策等，都影响着孩子的成本—效益。如给独生子女奖励，是在孩子还没有进入成年时期就有效益了；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就是提高该孩子的成本，在正常的成本之外，多付一笔成本费用。我把这种奖励和征费叫作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不管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大还是小，但它的初衷是通过这种利益上的调节，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和数量，诱导人们由追求孩子的数量向追求孩子的质量转变，由多生多育向少生优育转变。
确立新的战略理念
据报道，由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历时两年，经由数百位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现已形成题为《人口发展“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发展思路》的研究报告。报告确立了“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理念.
总的来看，我国发展正经历一个转变过程，即：由主要“投资于物”向“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重，再向以“投资于人”为重点转变。我国人口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目前正处于老少被抚养人口所占比例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比较高的“黄金时代”或“人口红利”期，要把丰富的人口（力）资源变成高积聚的人力资本，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增加对人的投资，特别是用于健康、教育、科学方面的投资。“优先投资于人”反映了我们对客观发展规律的认识，抓住了发展的关键。
人口发展战略“三步走”
“全球人口在同一列车上，我们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未来的方向，那就是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联合国人口司司长约瑟夫·项密曾经这样说。
我个人对人口发展战略的理解是，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可分三步走：第一步，尽快把高生育率降下来，这一步已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总（和）生育率降到2.1以下；第二步，实现人口的零增长。研究报告提出到2033年，我们的预测稍提前一点儿。实现人口的零增长，不仅是数量问题，还包括素质的提高、人口年龄、性别、城乡、地区结构的调整等；第三步，零增长以后，再确定理想适度人口目标，即“全方位适度人口”，实现人口数量是适当的，人口质量是比较高的，人口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全方位的适度。这个理想适度人口不是静态的，它由届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资源、环境的状况来决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0年和更长远一些时间的人口发展战略，应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继续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质量、调整人口的结构，实行“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以人口数量变动与结构合理化、人口与发展综合效益最大化为宗旨。
编辑：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