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8月中的一天，我随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潘维明和研究室主任吴云溥去拜访夏衍，请他对上海文化发展战略发表意见。
　　夏公是不折不扣的“老上海”。自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就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和文艺创作。1929年，他参与筹备“左联”，并当选为执行委员。1933年中共上海文委成立，夏衍任电影组组长，从此开始涉足电影剧本创作。1935年为躲避国民党搜捕，他在公寓躲藏3个月，创作出多幕剧《赛金花》。此后夏衍进入了创作高峰期，先后完成《秋瑾》和《上海屋檐下》等剧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夏衍在上海创办《救亡日报》，到1938年离开上海，辗转各地开展救亡运动。1949年，夏衍随大军入城，先后担任上海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和市委宣传部长，直到1955年进京，出任文化部副部长。
　　见夏公前，我十分期待。我们这一代人是从小读着他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和看着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成长起来的。夏公在南小街八大胡同27号的寓所是座破旧的小四合院。进了门，吴云溥就“夏公，夏公”地叫进去。老吴从丹阳随夏公进城，是他在军管会和市委宣传部的老部下。经过“文革”的劫后重逢，自然另有一番感情。夏公在“文革”中受迫害，瘸了一条腿，仍挣扎着站起来礼貌地迎接。他在沙发上坐下，手上抱着一只猫。聽说我们在研究上海文化发展战略，他说：“上海曾经是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近三十年来，上海文化发展缓慢，与左倾思想影响有关。解放后，上海有人搞‘左’的一套，整了许多人，文艺界、理论界受害不浅。‘文革’中，四人帮又以上海为据点。因此，发展文化事业，确立新的思想观念，首先要肃清‘左’的流毒。”
　　夏公对年轻的潘维明说：“我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任宣传部长，轮到你是第10任了。过去宣传部的职能是做‘思想警察’。今后宣传部的职能应该转变，要把为知识分子服务作为主要任务。”他意味深长地说：“解放前，我们没有权力，但知识分子愿意跟我们走。为什么？因为我们靠真理、靠思想、靠党员的才华人品去领导他们。现在我们不能一味靠权力去管知识分子。那样是无法让他们口服心服的。”
　　再见夏公是第二年春天，我们在上海召开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他应邀来参加。其实，由于夏公行动不便，我们原本对夏公能来上海并没有太大的期望。这大概是他在“文革”后第一次、应该也是最后一次回上海。与会领导人都住在当时上海最豪华的锦江饭店，夏公却特地关照要住静安宾馆。我去机场迎接，在往宾馆的路上，他告诉我：“静安宾馆总经理老张是当年随他入城的警卫员，感情很深。因此，每次来上海一定会住在静安。不然，老张会伤心的。”到了宾馆，老张亲自在门口迎接，并已在房间里放上了夏公爱吃的水果。知道我是他的浙江小老乡，夏公不顾旅途疲劳，执意要我坐下来陪他聊天，听他回忆童年时代在浙江乡下的种种趣事，说到高兴时，手舞足蹈像个老小孩。
　　开会的那几天，只要一有空，我就会去听夏公聊天。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看法：“我主张仍然是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取其精华，用其所长，这是科学的方法。”夏公青年时代在日本留学，是个“日本通”。他举日本的例子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基本上接受的是中国的儒家礼教和佛学思想。传统文化艺术，如茶道、花道、书法都是从中国学去的。明治维新后，日本才开始从西方大量引进。如今日本电器风靡全球，但没有一个零件是日本发明的。说明这个民族敢于和善于吸收外来先进的东西，经消化改造，为己所用。我国近几年实行对外开放，但在文化方面却没有认真贯彻这一政策。对外来文化不要害怕。”
　　当时我们正在全国率先提出“文化也要对外开放”。支持者不多，反对者不少。听了夏公的这番话，顿时感到底气更足了。我深切地感受到：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