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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宾/张 敏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西班牙研究中心主任
张 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田 旭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持人/王亚娟 《世界知识》杂志总编辑、编审
张敏：
随着暑期旅游高峰的结束，大家的旅游观感也纷纷通过各种媒介发表，手机微信群、朋友圈里的相关文字、图片、视频更是不断，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在表达对欧洲社会治安状况的不满。
近些年来，说起欧洲、尤其是南欧国家的治安形势，总给人一种“乱糟糟”的印象。不仅新闻媒体对此的报道很多，而且很多国人在欧洲旅行或出差时都有遭遇抢劫和偷窃的亲身经历。在这方面，尤以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和西班牙巴塞罗那等知名城市为甚。在国人眼里，这些城市都是文明程度很高的“艺术之都”，但偷盗、抢劫等治安事件却比比皆是。而且，很多人都会注意到，上述知名旅游城市虽然游人如织，但是维护秩序和治安的警力却严重不足，因此即使是非常熟悉当地情况的国人也有可能在此面临财产甚至人身安全威胁（2016年5月、2017年6月和今年5月，中国警员已三次赴意大利在主要景点开展警务联合巡逻）。我在这方面有过亲身体验。很多年前，我和两个朋友在意大利一个火车站被偷，护照和钱全部被盗走。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向火車站的警察求助，结果发现火车站里并没有警察，只能我们自己到外面找警察局报案。但是找到警察局后，也只是简单登记我们的信息，便打发我们自己去米兰机场办临时护照回国。最后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根本没有后续进展。自那以后，我在南欧城市的时候都会格外留心、注意安全。
不过，有意思的是，同是南欧国家的希腊，治安情况却相对好很多。我想，可能是因为希腊人口没那么多元化，而且这些年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滞留在希腊的外来人口不多，当地人口结构比较单一，民风也淳朴些。而且，去希腊旅行的国人相对少些，所以在希腊遭遇治安事件的消息也相对较少。今年夏天，希腊雅典发生森林火灾，损失很惨重，但救援部门的反应还算快，很快就把火灭了。但是，去年夏天葡萄牙同样发生森林火灾，火势却一直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当地人说，有居民在火灾一开始就打了报警电话，但救援部门的反应非常迟缓，否则这场火灾的后果不会那么严重。这么一对比，也能看出一点端倪来。
为什么欧洲近几年那么“乱”？我觉得，第一是因为政局极端不稳定，很多国家政府组阁都是一波三折。比如，西班牙最近的一次大选就成为了西班牙政局不稳定、政治形势多变的分界线。从2015年底大选至新一届政府诞生，整个过程非常曲折、反复。2015年12月26日西班牙大选未能顺利角逐出执政党，2016年6月26日重新举行大选，但选举结果类似，主要党派均未能获得议席多数，组阁两陷僵局，政党格局趋于碎片化，政治形势多变且复杂。传统政党选民支持率大跌，几股新兴政党力量迅速崛起，与传统党派分庭抗礼。传统左右翼政党、新生政党力量之间的权力之争异常尖锐。这次大选对西班牙国内政治形势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政府组阁僵局对西班牙社会的多重冲击也逐渐显现出来。为改变西班牙的“无政府”状态，尽快缩短执政“悬浮期”，在经过五次议会信任投票后，最终以拉霍伊为首的人民党才获得连任执政的机会。这个异常艰难的选举过程，是西班牙向西方民主制度转型以来首次遭遇到的新情况。艰难中再次执政的拉霍伊政府，上台后面临着地方民族主义势头膨胀、加泰罗尼亚要求自治独立等难题，中央与地方矛盾加剧，加速社会分裂。由于政府执政地位不稳，执政党对关乎民生、福利、就业等方面的诸多问题无暇顾及，各种游行示威等造成的社会动荡、社会治安问题凸显。
第二是因为政府跟民众之间对立加剧。这在法国表现得特别明显，近两年马克龙政府推行的劳动法改革遭到大规模抗议和反对。法国工会对政府改革计划的反对以大规模、持续较长时间的有组织罢工和游行活动作为主要表现形式，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治安。2017年8月底，马克龙政府提出的劳动法改革，重点是赋予企业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权，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提振法国经济。但改革将为企业“松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雇员产生不利影响，为此代表雇员利益的工会组织了各种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据《费加罗报》报道，法国大约180个大小城市举行了反对政府的游行和罢工活动。游行时，尽管警察和安保人员全程护航，以防止发生混乱或冲突，但仍有示威者与警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小型冲突，干扰了正常的公共秩序。今年4月初，法国铁路工人宣布举行为期三个月的大罢工，抗议政府对国家铁路公司的改革。抗议活动在巴黎、波尔多、图卢兹、里尔等多地进行，罢工直接影响列车服务，巴黎等城市多处发生大规模骚乱。法国劳动力市场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持续不断的罢工和抗议活动，更反映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共识，矛盾加剧，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裂隙趋于扩大，由此造成的社会动荡将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是因为受到经济不景气、财政吃紧的影响，警务方面的开支每年都在削减，想让警察有更多作为也不太可能。去年伦敦地铁站发生爆炸后，伦敦地铁并没有增加警力，更没有施行类似我们国内的大规模安检措施。当然，国情不同，治理方式也不同：欧洲人注重于事后的“惩罚”——先警告你不能做什么，否则后果很严重。而我们国内是注重于“预防”——比如乘地铁得严格安检，这在欧洲人看来涉嫌“侵犯人权”，所以在欧洲乘地铁基本不需要安检，只有事先“警告”或广播通告，由此带来的危险性就不言而喻了。现在欧洲社会给人的感觉就是：处于一种不稳定和不明确的状态，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张健：
欧洲的“乱”，一方面体现在治安事件频发，另一方面体现在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不断。欧洲安全形势处于恶化之中，这是不争的事实。近些年不仅常常有中国人在欧洲被抢劫，还有中国留学生遇害或者在恐怖主义袭击中伤亡的案例。总体而言，不管是东、西、南、北欧，安全形势与以往相比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后遗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部分国家或因房地产泡沫破灭被迫救助银行、或者因为长期财政赤字过高遭受市场冲击，无力还债或者必须延期还债。2009年12月希腊最先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后蔓延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元区核心国家也受到影响。为了解决债务危机，增强市场信心，在德国主导下，欧元区国家大力推行财政紧缩政策，以削减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在紧缩政策之下，很多曾经令外界羡慕的福利被削减，原本依赖高福利政策的低收入贫困人口逐年增加。此外，由于经济不景气，失业人口也逐年上升，其中又以年轻人、少数族群（主要是穆斯林移民）的失业率最高。在过去几年间，欧元区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19%～25%，西班牙和希腊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在40%以上。这些因素显然增加了一些人为了生计铤而走险的可能性。此外，除了削减福利，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也削减了警务预算，这就制约了警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几年，虽然随着恐怖主义威胁增大，欧洲在反恐方面的投入慢慢增加，但是总体来看投入还是不足。
其次是难民危机的后遗症。难民问题或者说移民问题，其实在欧洲一直存在。2015年，受到中东战乱、“伊斯兰国”肆虐的影响，进入欧洲的难民人数创下新纪录，引爆了欧洲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在难民危机的刺激和作用下，欧洲社会出现躁动、激进甚至极端化情绪，历史问题日益凸显，新问题也层出不穷。
一方面，因为历史、地理等原因，欧洲国家、尤其是南欧国家拥有大量穆斯林移民。其中，法国穆斯林人口占比和绝对数量在欧洲国家中居首位。长期以来，欧洲很多国家都面临着穆斯林移民如何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比如早在2011年时，英国伦敦就发生过一起较大规模的与穆斯林群体有关的骚乱。但是，难民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和紧迫。
另一方面，在难民危机的刺激下，欧洲的极右翼民粹主义得到很大发展。比如，在欧债危机爆发、经济复苏乏力、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接踵而至的影响下，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大肆煽动排外情绪，民意支持率持续冲高。在去年法国总统选举中，时任“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不仅闯入第二轮投票，而且最终拿下33.9%的选票，取得“国民阵线”创建40多年来的最好战绩。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在今年的大选中获31%得票率，一跃成为意大利最大的政党，并和另一民粹主义政党“北方联盟”组成联合政府。在刚结束的瑞典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获17.6%得票率，对瑞典政府的影响力增大。
与此同时，伊斯兰极端主义也在欧洲大爆发，其最显著的体现就是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频发。以前欧洲也发生过零星的恐袭事件，比如2004年3月，西班牙马德里市郊火车系统发生数次炸弹袭击，造成2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2005年7月，四名受“基地”组织指使的英国人在伦敦三列地铁和一辆巴士上引爆自杀式炸弹，造成50多人遇难、700多人受伤。但是，像这几年如此集中、频繁、大规模地爆发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在欧洲历史上尚属首次。究其原因，一方面，欧洲国家的部分穆斯林移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失业率高，收入低下，对欧洲国家的内外政策都有较多不满，容易受到极端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与排外、反移民的极右翼民粹主义相互刺激、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我认为，其实很多欧洲人也知道乱象背后隐藏的问题，但是他们并不怎么讨论这些问题，他们也有自己的“政治正确”问题。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在崇尚言论自由的欧洲也是有禁忌的，特别是涉及种族方面的问题。比如，2016年新年前夜在德国科隆发生大规模性侵事件，因为一些嫌疑人是难民，主流媒体在报道时便有些避重就轻。一方面，的确不能因为涉及个别难民，就抨击整个难民群体或穆斯林群体；但另一方面，政府的过度遮掩也加深了民众不满，认为政府不顾及民众感受，因而更加倾向于支持极右翼政党。
当然，欧洲人总体上还是理性的。比如，主要欧洲国家目前还是由主流的中间政党掌握政权。但是，欧洲社会中偏激的人群确实比以前多，所以更显得欧洲社会很乱。
田旭：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和欧洲的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我們比较封闭，对欧洲不够了解，总觉得欧洲特别文明、美好和富裕。但是随着我们自身的发展，与欧洲的接触越来越多，对欧洲的了解也越来越深，自然会发现欧洲存在的很多问题。
我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生活了四年多，就深切感受到了这些问题。我记得2012年底时，我和朋友去市中心看电影的时候，钱包当街被抢了，那时还没有出现难民潮。2015年11月，巴黎发生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有一名中国公民在袭击中受伤。恐怖分子乘坐的是悬挂比利时牌号的车辆。案发之后，多数嫌犯被法国警方击毙，只有阿卜杜勒-萨拉姆侥幸逃脱，返回比利时藏身。后来，阿卜杜勒-萨拉姆被比利时警方抓捕。但被捕后，他始终保持沉默，导致当局无法对照核实嫌犯谋划和作案细节。这起恐袭案有可能要到2019年才能结束全部调查，2020年才能启动审讯工作。2016年3月，布鲁塞尔扎芬特姆国际机场和欧盟总部附近的玛尔比克地铁站几乎同时发生自杀式恐怖袭击，有一名中国公民遇难。在此次恐袭发生前几天，因警方逮捕阿卜杜勒-萨拉姆遭到后者支持者的抗议并引发骚乱，比利时政府不得不出动防暴警察和警犬驱散骚乱人群。这两起恐袭都与“伊斯兰国”有关系。这两起恐袭发生时，我都在布鲁塞尔，彼时官方不断发布讯息请市民留在家中不要外出，学校停课、大部分公共场所和商店都暂时关闭，整个城市表面沉静，但暗潮涌动。事件平息后，我曾想去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看看，但当地人都劝我不要去，说那里太危险了——那里甚至被称为欧洲“圣战者”的天堂。阿卜杜勒-萨拉姆这个比利时二代移民就是来自这一地区。曾有统计数据显示，比利时有意向参与“伊斯兰国”的人口占比是全球最高的。
社会问题频发的乱象背后，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上存在的缺陷。比利时这个国家非常小，但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复杂程度堪称欧洲之最。比利时全国根据官方语言设立三个语区，即弗拉芒语（荷语）区、法语区以及德语区，同时又根据地理区位设立三个大区，即弗拉芒大区、瓦隆大区和布鲁塞尔大区。弗拉芒大区与弗拉芒语区重叠，主要讲荷兰语；瓦隆大区包含南部法语区和东部德语区；首都布鲁塞尔为法语和荷兰语双语区，但法语在实际使用中占优势。三个语区和三个大区各自拥有一套议会和行政体系，再加上联邦政府，一个小国由七个政府进行管理（实际运作中为六个，因为弗拉芒语区和弗拉芒大区重合，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群龙治水”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同时，比利时全国分为三大选区，即瓦隆区（法语）、弗拉芒区（荷语）和布鲁塞尔选区（双语）。弗拉芒选区的选民只能投票给荷语政党，瓦隆选区选民只能选择法语政党。唯有首都布鲁塞尔市19个行政区为双语选区，开放荷语与法语系政党竞争。复杂的政党体系和选举制度已经对比利时的国家治理体系产生了冲击，这些问题在联邦层面暴露得尤为明显，如何组阁已成为五年一届大选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比利时曾经创造一个纪录，就是541天没能成功组建联邦政府，而行使行政权力的是各个地方政府。 这几年，说到欧洲治安问题，外界的第一直觉就是将其与难民危机联系起来，其实就像张健老师所说的，这些问题早就存在，难民危机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真正造成很多社会治安问题的其实是一些移民群体，甚至是二代移民，而移民与难民在族群等方面的相似性却让整个难民群体担了污名。移民的社会影响是欧盟近年来持续关注的问题。作为一个移民人口比例相对较高的欧盟国家，比利时同样长期关注如何促进移民群体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然而，复杂的治理体系使政府在处理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上举步维艰。移民融入问题在比利时由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负责，联邦政府虽然拥有管理外来人口的准入、准出和居留等方面的决定权，但大区政府处理较为具体的事务，如移民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以及社会融入等相关问题，而移民及其后代的教育问题又由语区政府负责。多主体制度所暴露出的弊端在于无法形成一套适用于所有地方的移民融入计划，各区域之间对于移民群体的关注程度和财政投入不够均衡。此外，相关专家还指出，在对待移民问题上，尽管有语区之间、大区之间以及联邦与地方之间沟通的常规机制，但这些机制的实际成效十分有限。
比如，比利时就有非常多科研项目长期跟踪和研究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后代的融入问题，关注他们的在校表现，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对他们的影响等，试图制定一些政策来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当前，这些项目多数由弗拉芒语区政府资助，希望研究成果能够为弗拉芒语区学校的改革提供政策基础，而法语区和联邦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明显较低。而且，通过对一些小学课堂进行一段时间的跟踪观察，得出的结论是无力的。从数据上看，尽管移民群体比当地居民对接受教育抱有更高的期望，但受制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如父母辈职业、收入和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部分移民学生的在校表现始终与当地学生存在一定差距，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开始出现了代际叠加，文化的持续差异以及获得感的缺失造成部分移民群体对当地社会的融入程度就是普遍偏低，公民教育已不单单是教育领域的分内事。
与此同时，现在欧洲很多国家的穆斯林人口都在日益增加，伊斯兰政党也逐渐出现在各国政坛上。比如，比利时的ISLAM党和穆斯林政治运动MovementX的影响力逐渐上升，而其他国家如荷兰、奥地利等也相继出现伊斯兰政党。如果这些政党在未来持续壮大，对于整个欧洲政局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张健：
欧洲正面临着很多长期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虽然经济好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经济不好肯定会加重一些问题。虽然欧洲债务危机已经过去，但紧缩政策还会长期持续，对经济的抑制作用也会长期存在。其次是人口迅速老龄化问题。在全球25个“最老的国家”中，有22个欧洲国家。人口老化容易造成经济和社会缺乏活力，并导致“银发政治”。领养老金的老人群体往往政治参与度高，而且投票稳定，自然会吸引政党的关注，所以他们的利益会得到捍卫。而年轻人失业率高，政治参与度偏低，个人状况很难得到根本改善。第三是认同问题或者融合问题。现如今，很多移民及其后代认为自己被排斥、处于边缘地位，对所在国家的认同感降低，而对自己所属宗教的认同感上升，比如，部分穆斯林民众更认同伊斯兰教而非法国公民身份。部分本土白人也以文化、宗教为区分，认为外来移民因为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而并不属于本国人。在一些外来移民较多的欧洲小镇，部分本土白人甚至认为，自己长期居住的地方已经变得陌生，似乎已成为“外国人的地盘”。认同政治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族群间的相互排斥甚至冲突。欧洲长期奉行多元文化主义，现在看来也难以为继了。第四是人权和法治的结合问题。欧洲一贯自诩为人权方面的鼻祖，人权毫无疑问是要捍卫的，但是如何与法治更好地结合，欧洲并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在欧洲，犯罪和作恶的代价是比較低的，即使是制造了挪威血案、杀害近百名受害者的极端白人至上主义者布雷维克也只是被判终身监禁，而且据说他在监狱里的待遇还不错。尽管对于这个问题欧洲不少国家都有讨论，但总是无果而终，很难出台能真正提高犯罪代价的法案。此外，国际和周边环境对欧洲来说也不太好。原来欧洲国家可以依靠美国，现在美国是靠不住的。而中东、非洲一些国家一直局势不稳，也会直接影响欧洲的秩序和稳定。
欧洲国家现在也认识到了治安和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也试图加以改善，但是因为体制等多方面原因，至今仍无法统一思想和认识，更无法统一行动。欧洲国家多属议会民主制，一般而言，左派政党倾向于人权保障，右派政党倾向于谈法律与秩序，除传统的中左和中右等主流政党外，在左翼光谱中还有极左的左翼党，比如法国“不屈的法兰西”、德国的“左翼党”等；在右翼光谱中有极右政党，如法国的“国民阵线”（现在改名为“国民联盟”）、德国的选择党等。在难民问题上，左翼政党倾向于开放和接纳，右翼政党相对更为强硬，分歧较大。比如在德国，现在是中左的社民党和中右的联盟党联合执政。默克尔本人属于中右的联盟党，但在本党内更靠左，这也是她2015年提出“大开放”政策的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如此，其遭到党内右翼的不满和反对，特别是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反弹强烈。德国内政部长、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党首泽霍费尔主张执行强硬的难民政策，甚至一度引发政府危机，差点导致执政联盟解体。近日，在开姆尼茨仇外游行导致矛盾升级后，泽霍费尔称移民问题是“德国所有政治问题之母”，还表示他非常理解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的人。他说，作为公民，他也会走上街头的。当然，泽霍费尔的言论遭到德国左派以及自由党负责人的谴责，也遭到默克尔回击。应该说，德国政治人物都想解决问题，也都认为自己的主张合情、合理、合法，并认为对方的主张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在双方政治主张分歧明显的情况下，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折中、和稀泥，而这一结果又令各方都不满意，反而加深党派甚至社会分歧和矛盾，这也是德国极左的“左翼党”和极右的选择党民意支持率都上升，而中左的社民党和中右的联盟党支持率都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几年来，民主政治在欧洲有点劣质化发展的趋势。政府换了一届又一届，但总是换汤不换药，民众对此也越来越无感，反正选来选去都是“烂苹果”，结果就是一些边缘政党凸显，议会里的党派越来越多，政治碎片化越来越明显，成功组阁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不管是中间党派还是极右、极左势力，都有自己的拥趸，代表的群体利益不同，自然无法形成共识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和欧洲学者交流时，我们也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对此的无奈。
田旭：
不管是治安问题还是安全问题，都可以归到治理问题的范畴内。虽然欧洲治安环境有所恶化，恐怖袭击又不断，但是很多欧洲人并没有觉得自身的治理能力比较低或者比较落后。相反，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只是没有那么快而已。比如，现在欧洲一些国家就在推行协商民主，即在一个小型公民群体中推广某个政策，观察这个群体对该政策的认知、接受程度以及该政策的效用等问题，觉得可行后再逐渐推广到整个国家。目前协商民主形式已经有一些成功案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平台是比利时的G1000公民峰会。在2010～2011年间长达541天的“无政府”状态下，法语区和弗拉芒语区之间的对峙达到一个顶峰，人们随着“羞耻游行”和“薯条革命”等一系列抗议活动走上街头，宣泄对国家机器停摆的不满，G1000平台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通过网络调研、报名及随机摇号，第一轮704位来自两个语区的代表集中在布鲁塞尔就网络调查中最受关注的三个公共问题展开讨论，第二轮又有32名随机抽取的公民代表对第一轮讨论结果进行集中审议并提出政策建议。同时，G1000的出现也迫使处于争执中的各方政治精英对此类公民倡议进行回应，间接地促进双方达成组阁共识。通过这一事例可以发现，很多欧洲人并不觉得自身的国家治理能力面临很大的困难。在他们看来，解决民主的问题还应该倚靠民主的手段。
张健：
现在欧洲的确有很多问题，也引起了欧洲人的讨论。但是，这些问题还不足以促使他们做出大的改变或调整，还没有到临界点。如果状况继续恶化，我觉得他们会慢慢有所调整。当然，这种改变肯定是渐进的，不可能突然发生革命性变化。比如，恐袭接连发生以后，很多民众都认为安全是个大问题，希望政府采取一些措施防范威胁。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原则，比如在预防安全威胁的同时要兼顾隐私、人权等，欧洲人绝对不可能因为现在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抛弃自己原有的治理理念，更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民主体制，尽管现在有制度检讨等方面的讨论。
总体来说，现在欧洲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民主生活、富裕程度都是世界上很多地方比不了的，恐怖主义威胁、治安事件频发并非欧洲的全貌。但是，现在欧洲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个社会对未来充满忧虑甚至悲观情绪。这种情绪显然会压抑欧洲人的心理和欧洲社会的整体氛围。反过来，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会“乱”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旦对未来丧失期许，一些人、尤其是边缘群体就更容易极端化。
张敏：
我认为，还不能给欧洲下一个结论，说它很好、未来很乐观，但也不能说它特别不好、未来很悲观。从外部来看，欧洲确实存在问题；但是从内部来看，这些问题都还在一个有序的范围内。只能说，目前欧洲人在这些问题的治理上花的心思很少，也不想施行严控、严防的预防措施。而且欧洲政府普遍资金短缺，倾向于关注他们认为的更宏大、更紧迫的问题，比如扩大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能源联盟、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英国脱欧后如何深化欧洲一体化，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防止离心趋势的蔓延，等等。但是，无论如何，欧洲确实需要在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下些功夫，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尤其是保护移民、外来公民或者是在欧洲为欧洲繁荣做出贡献的人，让身在欧洲的游客具有足够的安全感。
未来欧洲不稳定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导致冲突的因素也可能会增多，这肯定会增加欧洲社会治理的难度。况且，现在欧洲一体化正处于关键时期，一方面英国要脱欧，另一方面申根区要扩大。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分裂趋势的出现，治理问题会更加凸显。比如，欧洲社会一体化到了某个阶段后，之前可能比较关注经济融合，之后可能会发现整个欧洲社会特别五花八门，届时就面临一个治理的关口了。欧洲目前已经面临需要坐下来认真研究新的治理模式的时候，以更好地让欧洲文明、價值理念在新的治理观下得到发展。
张 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田 旭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持人/王亚娟 《世界知识》杂志总编辑、编审
“乱糟糟”的欧洲
张敏：
随着暑期旅游高峰的结束，大家的旅游观感也纷纷通过各种媒介发表，手机微信群、朋友圈里的相关文字、图片、视频更是不断，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在表达对欧洲社会治安状况的不满。
近些年来，说起欧洲、尤其是南欧国家的治安形势，总给人一种“乱糟糟”的印象。不仅新闻媒体对此的报道很多，而且很多国人在欧洲旅行或出差时都有遭遇抢劫和偷窃的亲身经历。在这方面，尤以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和西班牙巴塞罗那等知名城市为甚。在国人眼里，这些城市都是文明程度很高的“艺术之都”，但偷盗、抢劫等治安事件却比比皆是。而且，很多人都会注意到，上述知名旅游城市虽然游人如织，但是维护秩序和治安的警力却严重不足，因此即使是非常熟悉当地情况的国人也有可能在此面临财产甚至人身安全威胁（2016年5月、2017年6月和今年5月，中国警员已三次赴意大利在主要景点开展警务联合巡逻）。我在这方面有过亲身体验。很多年前，我和两个朋友在意大利一个火车站被偷，护照和钱全部被盗走。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向火車站的警察求助，结果发现火车站里并没有警察，只能我们自己到外面找警察局报案。但是找到警察局后，也只是简单登记我们的信息，便打发我们自己去米兰机场办临时护照回国。最后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根本没有后续进展。自那以后，我在南欧城市的时候都会格外留心、注意安全。
不过，有意思的是，同是南欧国家的希腊，治安情况却相对好很多。我想，可能是因为希腊人口没那么多元化，而且这些年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滞留在希腊的外来人口不多，当地人口结构比较单一，民风也淳朴些。而且，去希腊旅行的国人相对少些，所以在希腊遭遇治安事件的消息也相对较少。今年夏天，希腊雅典发生森林火灾，损失很惨重，但救援部门的反应还算快，很快就把火灭了。但是，去年夏天葡萄牙同样发生森林火灾，火势却一直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当地人说，有居民在火灾一开始就打了报警电话，但救援部门的反应非常迟缓，否则这场火灾的后果不会那么严重。这么一对比，也能看出一点端倪来。
为什么欧洲近几年那么“乱”？我觉得，第一是因为政局极端不稳定，很多国家政府组阁都是一波三折。比如，西班牙最近的一次大选就成为了西班牙政局不稳定、政治形势多变的分界线。从2015年底大选至新一届政府诞生，整个过程非常曲折、反复。2015年12月26日西班牙大选未能顺利角逐出执政党，2016年6月26日重新举行大选，但选举结果类似，主要党派均未能获得议席多数，组阁两陷僵局，政党格局趋于碎片化，政治形势多变且复杂。传统政党选民支持率大跌，几股新兴政党力量迅速崛起，与传统党派分庭抗礼。传统左右翼政党、新生政党力量之间的权力之争异常尖锐。这次大选对西班牙国内政治形势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政府组阁僵局对西班牙社会的多重冲击也逐渐显现出来。为改变西班牙的“无政府”状态，尽快缩短执政“悬浮期”，在经过五次议会信任投票后，最终以拉霍伊为首的人民党才获得连任执政的机会。这个异常艰难的选举过程，是西班牙向西方民主制度转型以来首次遭遇到的新情况。艰难中再次执政的拉霍伊政府，上台后面临着地方民族主义势头膨胀、加泰罗尼亚要求自治独立等难题，中央与地方矛盾加剧，加速社会分裂。由于政府执政地位不稳，执政党对关乎民生、福利、就业等方面的诸多问题无暇顾及，各种游行示威等造成的社会动荡、社会治安问题凸显。
第二是因为政府跟民众之间对立加剧。这在法国表现得特别明显，近两年马克龙政府推行的劳动法改革遭到大规模抗议和反对。法国工会对政府改革计划的反对以大规模、持续较长时间的有组织罢工和游行活动作为主要表现形式，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治安。2017年8月底，马克龙政府提出的劳动法改革，重点是赋予企业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权，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提振法国经济。但改革将为企业“松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雇员产生不利影响，为此代表雇员利益的工会组织了各种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据《费加罗报》报道，法国大约180个大小城市举行了反对政府的游行和罢工活动。游行时，尽管警察和安保人员全程护航，以防止发生混乱或冲突，但仍有示威者与警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小型冲突，干扰了正常的公共秩序。今年4月初，法国铁路工人宣布举行为期三个月的大罢工，抗议政府对国家铁路公司的改革。抗议活动在巴黎、波尔多、图卢兹、里尔等多地进行，罢工直接影响列车服务，巴黎等城市多处发生大规模骚乱。法国劳动力市场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持续不断的罢工和抗议活动，更反映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共识，矛盾加剧，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裂隙趋于扩大，由此造成的社会动荡将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是因为受到经济不景气、财政吃紧的影响，警务方面的开支每年都在削减，想让警察有更多作为也不太可能。去年伦敦地铁站发生爆炸后，伦敦地铁并没有增加警力，更没有施行类似我们国内的大规模安检措施。当然，国情不同，治理方式也不同：欧洲人注重于事后的“惩罚”——先警告你不能做什么，否则后果很严重。而我们国内是注重于“预防”——比如乘地铁得严格安检，这在欧洲人看来涉嫌“侵犯人权”，所以在欧洲乘地铁基本不需要安检，只有事先“警告”或广播通告，由此带来的危险性就不言而喻了。现在欧洲社会给人的感觉就是：处于一种不稳定和不明确的状态，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乱象背后的两个后遗症
张健：
欧洲的“乱”，一方面体现在治安事件频发，另一方面体现在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不断。欧洲安全形势处于恶化之中，这是不争的事实。近些年不仅常常有中国人在欧洲被抢劫，还有中国留学生遇害或者在恐怖主义袭击中伤亡的案例。总体而言，不管是东、西、南、北欧，安全形势与以往相比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后遗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部分国家或因房地产泡沫破灭被迫救助银行、或者因为长期财政赤字过高遭受市场冲击，无力还债或者必须延期还债。2009年12月希腊最先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后蔓延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元区核心国家也受到影响。为了解决债务危机，增强市场信心，在德国主导下，欧元区国家大力推行财政紧缩政策，以削减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在紧缩政策之下，很多曾经令外界羡慕的福利被削减，原本依赖高福利政策的低收入贫困人口逐年增加。此外，由于经济不景气，失业人口也逐年上升，其中又以年轻人、少数族群（主要是穆斯林移民）的失业率最高。在过去几年间，欧元区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19%～25%，西班牙和希腊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在40%以上。这些因素显然增加了一些人为了生计铤而走险的可能性。此外，除了削减福利，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也削减了警务预算，这就制约了警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几年，虽然随着恐怖主义威胁增大，欧洲在反恐方面的投入慢慢增加，但是总体来看投入还是不足。
其次是难民危机的后遗症。难民问题或者说移民问题，其实在欧洲一直存在。2015年，受到中东战乱、“伊斯兰国”肆虐的影响，进入欧洲的难民人数创下新纪录，引爆了欧洲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在难民危机的刺激和作用下，欧洲社会出现躁动、激进甚至极端化情绪，历史问题日益凸显，新问题也层出不穷。
一方面，因为历史、地理等原因，欧洲国家、尤其是南欧国家拥有大量穆斯林移民。其中，法国穆斯林人口占比和绝对数量在欧洲国家中居首位。长期以来，欧洲很多国家都面临着穆斯林移民如何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比如早在2011年时，英国伦敦就发生过一起较大规模的与穆斯林群体有关的骚乱。但是，难民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和紧迫。
另一方面，在难民危机的刺激下，欧洲的极右翼民粹主义得到很大发展。比如，在欧债危机爆发、经济复苏乏力、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接踵而至的影响下，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大肆煽动排外情绪，民意支持率持续冲高。在去年法国总统选举中，时任“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不仅闯入第二轮投票，而且最终拿下33.9%的选票，取得“国民阵线”创建40多年来的最好战绩。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在今年的大选中获31%得票率，一跃成为意大利最大的政党，并和另一民粹主义政党“北方联盟”组成联合政府。在刚结束的瑞典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获17.6%得票率，对瑞典政府的影响力增大。
与此同时，伊斯兰极端主义也在欧洲大爆发，其最显著的体现就是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频发。以前欧洲也发生过零星的恐袭事件，比如2004年3月，西班牙马德里市郊火车系统发生数次炸弹袭击，造成2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2005年7月，四名受“基地”组织指使的英国人在伦敦三列地铁和一辆巴士上引爆自杀式炸弹，造成50多人遇难、700多人受伤。但是，像这几年如此集中、频繁、大规模地爆发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在欧洲历史上尚属首次。究其原因，一方面，欧洲国家的部分穆斯林移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失业率高，收入低下，对欧洲国家的内外政策都有较多不满，容易受到极端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与排外、反移民的极右翼民粹主义相互刺激、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我认为，其实很多欧洲人也知道乱象背后隐藏的问题，但是他们并不怎么讨论这些问题，他们也有自己的“政治正确”问题。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在崇尚言论自由的欧洲也是有禁忌的，特别是涉及种族方面的问题。比如，2016年新年前夜在德国科隆发生大规模性侵事件，因为一些嫌疑人是难民，主流媒体在报道时便有些避重就轻。一方面，的确不能因为涉及个别难民，就抨击整个难民群体或穆斯林群体；但另一方面，政府的过度遮掩也加深了民众不满，认为政府不顾及民众感受，因而更加倾向于支持极右翼政党。
当然，欧洲人总体上还是理性的。比如，主要欧洲国家目前还是由主流的中间政党掌握政权。但是，欧洲社会中偏激的人群确实比以前多，所以更显得欧洲社会很乱。
接触越多，发现问题越多
田旭：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和欧洲的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我們比较封闭，对欧洲不够了解，总觉得欧洲特别文明、美好和富裕。但是随着我们自身的发展，与欧洲的接触越来越多，对欧洲的了解也越来越深，自然会发现欧洲存在的很多问题。
我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生活了四年多，就深切感受到了这些问题。我记得2012年底时，我和朋友去市中心看电影的时候，钱包当街被抢了，那时还没有出现难民潮。2015年11月，巴黎发生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有一名中国公民在袭击中受伤。恐怖分子乘坐的是悬挂比利时牌号的车辆。案发之后，多数嫌犯被法国警方击毙，只有阿卜杜勒-萨拉姆侥幸逃脱，返回比利时藏身。后来，阿卜杜勒-萨拉姆被比利时警方抓捕。但被捕后，他始终保持沉默，导致当局无法对照核实嫌犯谋划和作案细节。这起恐袭案有可能要到2019年才能结束全部调查，2020年才能启动审讯工作。2016年3月，布鲁塞尔扎芬特姆国际机场和欧盟总部附近的玛尔比克地铁站几乎同时发生自杀式恐怖袭击，有一名中国公民遇难。在此次恐袭发生前几天，因警方逮捕阿卜杜勒-萨拉姆遭到后者支持者的抗议并引发骚乱，比利时政府不得不出动防暴警察和警犬驱散骚乱人群。这两起恐袭都与“伊斯兰国”有关系。这两起恐袭发生时，我都在布鲁塞尔，彼时官方不断发布讯息请市民留在家中不要外出，学校停课、大部分公共场所和商店都暂时关闭，整个城市表面沉静，但暗潮涌动。事件平息后，我曾想去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看看，但当地人都劝我不要去，说那里太危险了——那里甚至被称为欧洲“圣战者”的天堂。阿卜杜勒-萨拉姆这个比利时二代移民就是来自这一地区。曾有统计数据显示，比利时有意向参与“伊斯兰国”的人口占比是全球最高的。
社会问题频发的乱象背后，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上存在的缺陷。比利时这个国家非常小，但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复杂程度堪称欧洲之最。比利时全国根据官方语言设立三个语区，即弗拉芒语（荷语）区、法语区以及德语区，同时又根据地理区位设立三个大区，即弗拉芒大区、瓦隆大区和布鲁塞尔大区。弗拉芒大区与弗拉芒语区重叠，主要讲荷兰语；瓦隆大区包含南部法语区和东部德语区；首都布鲁塞尔为法语和荷兰语双语区，但法语在实际使用中占优势。三个语区和三个大区各自拥有一套议会和行政体系，再加上联邦政府，一个小国由七个政府进行管理（实际运作中为六个，因为弗拉芒语区和弗拉芒大区重合，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群龙治水”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同时，比利时全国分为三大选区，即瓦隆区（法语）、弗拉芒区（荷语）和布鲁塞尔选区（双语）。弗拉芒选区的选民只能投票给荷语政党，瓦隆选区选民只能选择法语政党。唯有首都布鲁塞尔市19个行政区为双语选区，开放荷语与法语系政党竞争。复杂的政党体系和选举制度已经对比利时的国家治理体系产生了冲击，这些问题在联邦层面暴露得尤为明显，如何组阁已成为五年一届大选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比利时曾经创造一个纪录，就是541天没能成功组建联邦政府，而行使行政权力的是各个地方政府。 这几年，说到欧洲治安问题，外界的第一直觉就是将其与难民危机联系起来，其实就像张健老师所说的，这些问题早就存在，难民危机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真正造成很多社会治安问题的其实是一些移民群体，甚至是二代移民，而移民与难民在族群等方面的相似性却让整个难民群体担了污名。移民的社会影响是欧盟近年来持续关注的问题。作为一个移民人口比例相对较高的欧盟国家，比利时同样长期关注如何促进移民群体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然而，复杂的治理体系使政府在处理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上举步维艰。移民融入问题在比利时由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负责，联邦政府虽然拥有管理外来人口的准入、准出和居留等方面的决定权，但大区政府处理较为具体的事务，如移民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以及社会融入等相关问题，而移民及其后代的教育问题又由语区政府负责。多主体制度所暴露出的弊端在于无法形成一套适用于所有地方的移民融入计划，各区域之间对于移民群体的关注程度和财政投入不够均衡。此外，相关专家还指出，在对待移民问题上，尽管有语区之间、大区之间以及联邦与地方之间沟通的常规机制，但这些机制的实际成效十分有限。
比如，比利时就有非常多科研项目长期跟踪和研究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后代的融入问题，关注他们的在校表现，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对他们的影响等，试图制定一些政策来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当前，这些项目多数由弗拉芒语区政府资助，希望研究成果能够为弗拉芒语区学校的改革提供政策基础，而法语区和联邦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明显较低。而且，通过对一些小学课堂进行一段时间的跟踪观察，得出的结论是无力的。从数据上看，尽管移民群体比当地居民对接受教育抱有更高的期望，但受制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如父母辈职业、收入和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部分移民学生的在校表现始终与当地学生存在一定差距，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开始出现了代际叠加，文化的持续差异以及获得感的缺失造成部分移民群体对当地社会的融入程度就是普遍偏低，公民教育已不单单是教育领域的分内事。
与此同时，现在欧洲很多国家的穆斯林人口都在日益增加，伊斯兰政党也逐渐出现在各国政坛上。比如，比利时的ISLAM党和穆斯林政治运动MovementX的影响力逐渐上升，而其他国家如荷兰、奥地利等也相继出现伊斯兰政党。如果这些政党在未来持续壮大，对于整个欧洲政局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几个长期问题
张健：
欧洲正面临着很多长期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虽然经济好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经济不好肯定会加重一些问题。虽然欧洲债务危机已经过去，但紧缩政策还会长期持续，对经济的抑制作用也会长期存在。其次是人口迅速老龄化问题。在全球25个“最老的国家”中，有22个欧洲国家。人口老化容易造成经济和社会缺乏活力，并导致“银发政治”。领养老金的老人群体往往政治参与度高，而且投票稳定，自然会吸引政党的关注，所以他们的利益会得到捍卫。而年轻人失业率高，政治参与度偏低，个人状况很难得到根本改善。第三是认同问题或者融合问题。现如今，很多移民及其后代认为自己被排斥、处于边缘地位，对所在国家的认同感降低，而对自己所属宗教的认同感上升，比如，部分穆斯林民众更认同伊斯兰教而非法国公民身份。部分本土白人也以文化、宗教为区分，认为外来移民因为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而并不属于本国人。在一些外来移民较多的欧洲小镇，部分本土白人甚至认为，自己长期居住的地方已经变得陌生，似乎已成为“外国人的地盘”。认同政治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族群间的相互排斥甚至冲突。欧洲长期奉行多元文化主义，现在看来也难以为继了。第四是人权和法治的结合问题。欧洲一贯自诩为人权方面的鼻祖，人权毫无疑问是要捍卫的，但是如何与法治更好地结合，欧洲并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在欧洲，犯罪和作恶的代价是比較低的，即使是制造了挪威血案、杀害近百名受害者的极端白人至上主义者布雷维克也只是被判终身监禁，而且据说他在监狱里的待遇还不错。尽管对于这个问题欧洲不少国家都有讨论，但总是无果而终，很难出台能真正提高犯罪代价的法案。此外，国际和周边环境对欧洲来说也不太好。原来欧洲国家可以依靠美国，现在美国是靠不住的。而中东、非洲一些国家一直局势不稳，也会直接影响欧洲的秩序和稳定。
欧洲国家现在也认识到了治安和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也试图加以改善，但是因为体制等多方面原因，至今仍无法统一思想和认识，更无法统一行动。欧洲国家多属议会民主制，一般而言，左派政党倾向于人权保障，右派政党倾向于谈法律与秩序，除传统的中左和中右等主流政党外，在左翼光谱中还有极左的左翼党，比如法国“不屈的法兰西”、德国的“左翼党”等；在右翼光谱中有极右政党，如法国的“国民阵线”（现在改名为“国民联盟”）、德国的选择党等。在难民问题上，左翼政党倾向于开放和接纳，右翼政党相对更为强硬，分歧较大。比如在德国，现在是中左的社民党和中右的联盟党联合执政。默克尔本人属于中右的联盟党，但在本党内更靠左，这也是她2015年提出“大开放”政策的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如此，其遭到党内右翼的不满和反对，特别是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反弹强烈。德国内政部长、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党首泽霍费尔主张执行强硬的难民政策，甚至一度引发政府危机，差点导致执政联盟解体。近日，在开姆尼茨仇外游行导致矛盾升级后，泽霍费尔称移民问题是“德国所有政治问题之母”，还表示他非常理解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的人。他说，作为公民，他也会走上街头的。当然，泽霍费尔的言论遭到德国左派以及自由党负责人的谴责，也遭到默克尔回击。应该说，德国政治人物都想解决问题，也都认为自己的主张合情、合理、合法，并认为对方的主张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在双方政治主张分歧明显的情况下，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折中、和稀泥，而这一结果又令各方都不满意，反而加深党派甚至社会分歧和矛盾，这也是德国极左的“左翼党”和极右的选择党民意支持率都上升，而中左的社民党和中右的联盟党支持率都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几年来，民主政治在欧洲有点劣质化发展的趋势。政府换了一届又一届，但总是换汤不换药，民众对此也越来越无感，反正选来选去都是“烂苹果”，结果就是一些边缘政党凸显，议会里的党派越来越多，政治碎片化越来越明显，成功组阁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不管是中间党派还是极右、极左势力，都有自己的拥趸，代表的群体利益不同，自然无法形成共识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和欧洲学者交流时，我们也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对此的无奈。
他们的解决之道
田旭：
不管是治安问题还是安全问题，都可以归到治理问题的范畴内。虽然欧洲治安环境有所恶化，恐怖袭击又不断，但是很多欧洲人并没有觉得自身的治理能力比较低或者比较落后。相反，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只是没有那么快而已。比如，现在欧洲一些国家就在推行协商民主，即在一个小型公民群体中推广某个政策，观察这个群体对该政策的认知、接受程度以及该政策的效用等问题，觉得可行后再逐渐推广到整个国家。目前协商民主形式已经有一些成功案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平台是比利时的G1000公民峰会。在2010～2011年间长达541天的“无政府”状态下，法语区和弗拉芒语区之间的对峙达到一个顶峰，人们随着“羞耻游行”和“薯条革命”等一系列抗议活动走上街头，宣泄对国家机器停摆的不满，G1000平台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通过网络调研、报名及随机摇号，第一轮704位来自两个语区的代表集中在布鲁塞尔就网络调查中最受关注的三个公共问题展开讨论，第二轮又有32名随机抽取的公民代表对第一轮讨论结果进行集中审议并提出政策建议。同时，G1000的出现也迫使处于争执中的各方政治精英对此类公民倡议进行回应，间接地促进双方达成组阁共识。通过这一事例可以发现，很多欧洲人并不觉得自身的国家治理能力面临很大的困难。在他们看来，解决民主的问题还应该倚靠民主的手段。
张健：
现在欧洲的确有很多问题，也引起了欧洲人的讨论。但是，这些问题还不足以促使他们做出大的改变或调整，还没有到临界点。如果状况继续恶化，我觉得他们会慢慢有所调整。当然，这种改变肯定是渐进的，不可能突然发生革命性变化。比如，恐袭接连发生以后，很多民众都认为安全是个大问题，希望政府采取一些措施防范威胁。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原则，比如在预防安全威胁的同时要兼顾隐私、人权等，欧洲人绝对不可能因为现在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抛弃自己原有的治理理念，更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民主体制，尽管现在有制度检讨等方面的讨论。
总体来说，现在欧洲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民主生活、富裕程度都是世界上很多地方比不了的，恐怖主义威胁、治安事件频发并非欧洲的全貌。但是，现在欧洲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个社会对未来充满忧虑甚至悲观情绪。这种情绪显然会压抑欧洲人的心理和欧洲社会的整体氛围。反过来，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会“乱”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旦对未来丧失期许，一些人、尤其是边缘群体就更容易极端化。
张敏：
我认为，还不能给欧洲下一个结论，说它很好、未来很乐观，但也不能说它特别不好、未来很悲观。从外部来看，欧洲确实存在问题；但是从内部来看，这些问题都还在一个有序的范围内。只能说，目前欧洲人在这些问题的治理上花的心思很少，也不想施行严控、严防的预防措施。而且欧洲政府普遍资金短缺，倾向于关注他们认为的更宏大、更紧迫的问题，比如扩大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能源联盟、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英国脱欧后如何深化欧洲一体化，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防止离心趋势的蔓延，等等。但是，无论如何，欧洲确实需要在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下些功夫，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尤其是保护移民、外来公民或者是在欧洲为欧洲繁荣做出贡献的人，让身在欧洲的游客具有足够的安全感。
未来欧洲不稳定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导致冲突的因素也可能会增多，这肯定会增加欧洲社会治理的难度。况且，现在欧洲一体化正处于关键时期，一方面英国要脱欧，另一方面申根区要扩大。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分裂趋势的出现，治理问题会更加凸显。比如，欧洲社会一体化到了某个阶段后，之前可能比较关注经济融合，之后可能会发现整个欧洲社会特别五花八门，届时就面临一个治理的关口了。欧洲目前已经面临需要坐下来认真研究新的治理模式的时候，以更好地让欧洲文明、價值理念在新的治理观下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