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社会的人们，求关注、求重视、求互粉、求解释、求就业、求上位等，已经有了简易轻松可乐的新平台、新手段。种种情形表明，书信写作，很多人已经遗忘甚至于压根就不会了，热闹的饭局和最喧嚣的社交活动，似乎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至爱。
　　显然古代人们最喜欢的还是书信社交模式。以唐宋八大家为例，这些大家们诗文种类繁多，异彩纷呈，仅上书一类文章，就让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这些上书从种类上看，几乎兼具前述各类求关注之功能。
　　柳宗元上书为刘禹锡求情，见于韩愈为柳所作墓志铭，足见柳氏之深明大义，“士穷乃见节义”；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后，苏辙为兄求情上书，正所谓“臣窃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而欧阳修、王安石们的上书，真能上达天听，真能影响皇帝，甚至于真能影响历史；哪怕沉在唐宋历史角落里最低调的大家曾巩，也在务实干事之余，每每上书皇帝，倾诉尽孝养亲之类的寻常家事。
　　不过，从较为纯粹的文学史角度来看唐宋八大家上书，辨识哪家上书技术更强大，恐怕还是难以忽视历来受世人瞩目的唐宋八大家文章等相关选本中“出镜率”较高的那些篇章。毫无疑问，非韩愈、苏洵莫属了。
　　韩愈、苏洵上书技术，正所谓各有千秋，几乎难决高下，恐怕也对现代人最具启发性。
　　当韩愈登进士第以后，根据唐朝的制度，中进士之后还需再考中博学宏词科，才有做官机会。这位仕途蹭蹬之士居然三试不中。韩愈同学把应试后的全部精力，饱读诗书的全部智慧，时文写作的全部才艺移之于上书，公元795年（唐贞元十一年）的正月二十七日、二月十六日、三月十六日，他连续3次给宰相赵憬、贾耽、卢迈等人上书。对于三篇上书之文，虽然后世不免汲汲于功名之讥，但其文学的光芒则令人不敢迫视。其实在一个自来官本位意识很浓厚，学而优则仕几乎是唯一现实门径的社会里，作为积极入世的儒生，大家谁也不必“装外宾”、“装现代派”，又有多少人能不走博取功名之路呢？
　　不说人生态度说写作艺术吧。正月二十七日上书，从正面入手，自称读书著文，合于尧舜之道。呼吁“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鼓励宰相们学习孟子“乐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又实事求是地谈到了自己“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的窘境。作为第一次上书，想让人家更多地了解自己，他没有过多地玩弄文学技巧，实属中规中矩的吁求之书。
　　二月十六日又上书，韩愈老先生则进行了旁敲侧击，不啻是一篇“救人式”宣言。开篇就说“向上书及所著文后，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惧不敢逃遁，不知所为”，只有再上书了。并以救人于水火之中自喻，吁请宰相们施以援手“往而全之”。
　　三月十六日再上书，退之先生更是搬出了周公为了人才“吐哺握发”的榜样。说周公急于见贤能之士，一餐饭三次停下来见人，洗一次头三次把解开的头发握在手中。尤其是将周公时代与当代相比较，皆是无尽的才思排闼而来，而两段中行文仅易数字，则周公“榜样的力量”呼之出矣！
　　三篇上书，篇篇奇文，互不相犯，各尽其妙。无愧于唐宋八大家上书类文章典范了。
　　苏洵五篇上欧阳修书，亦颇有可观，每书无不精当，亦是精彩上乘之作。如果没有“韩愈上书在前头”，苏洵之文想必影響还会更深远。然而韩苏相比之下，苏文的光芒多少因失之于琐碎而略显暗淡了。然而就此断言韩愈上书技术更强，那就大谬不然了。
　　正所谓既要看广告又要看疗效。上书这事呢，也是既要看文本自身的优劣，又要看实际效果的。
　　如果说从写作技术看，韩愈文章更深入人心的话，那么从当时的实际效果看，苏洵之文则实属“金不换”了。欧阳修力荐老迈的苏洵出仕，欣赏其子苏轼、苏辙的才学，尤其激赏苏轼文章，最终成为苏氏父子的老师和恩人，或许苏洵的五篇“上欧阳内翰书”功不可没。
　　苏洵的上书，首先是对象选择得准。在第一次上书中苏洵说他所慕望爱悦之人有包括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在内的当朝六君子，但他坦陈，独独认准了欧阳修“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或许是苏氏父子运气更好吧，他们一走出蜀中，就遇上了爱才识贤的欧阳修。而韓愈则显然看走了眼，看来，当时的三宰相赵憬、贾耽、卢迈之徒，与我们今天的某些官员简直是同样傲慢。根本就无心识才荐才。“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更是表明他的千古雄文表错了情，不只是打不动衮衮诸公们的铁石心肠，就连相府的看门人也搞不定，实在是浪费了才情。
　　或许韩愈致命的错误，还在于过于自恋。他选错了人不说，上书之余不时天真地附献上文章一卷，居然“生纸写，皆有揩字注字处”，难免显得又迂腐又不大尊重宰相老爷们。苏氏父子则不然，总是不失时机地称赞欧阳修是当朝当世的文学领袖。如果说韩愈上书失之于“一供三”的话，那么苏氏父子则一直是始终不渝地“三供一”了。且撇开欧阳修真是名副其实不说，谁不喜欢被人恭维呢？
　　老苏在第一书中，将欧阳文章与孟子、韩愈相提并论：“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极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
　　苏辙的情商显然更高一着，就连给韩琦太尉上书，也不忘记顺便拍一下欧阳修：“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这实乃暗合当今“情商学”中最牛一招——背后说人好话，想不让被说者感动都难。
　　至于那位苏轼大文豪一生写了多少称颂恩师的文章且不说了，“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东坡同学赞完了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之后，甚至于明知欧阳文忠公书法成就不是很冒尖，仍然盛赞其“正使不工，犹当传宝”，干脆将其与当朝第一书家相提并论。这不都是上书技术不可或缺的配套功夫么？
　　如今通讯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吃喝玩乐技术等，已经让一切舞文弄墨显得奢侈而多余。不过，正所谓艺多不压身，人们在打电话、发短信、发微博、玩朋友圈之余，尚能写得一手好书信，恐怕不是坏事。至少还有相当多的人怀念书写的时代，如果人们还愿意使用书信社交的话，研读一下唐宋八大家的上书文章，比较一下韩愈、苏洵上书技术，汲取其精华，做到既尽可能有文采，又善于把握上书的技艺，更精于选取上书的对象，或许也不失为一件有益于人生的大好事。
　　摘自百度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