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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藏传佛教作为佛教的一种形态，既是一种宗教，又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其中心性论、缘起性空论、众生平等论是其重要的哲学思想。它们有着宗教的神秘莫测的神学性，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出世性等消极因素，但它又有着帮助众生脱离苦海的积极入世的思想内涵，而且其哲学思想是对宇宙、社会、人生及人心本质的深刻揭示，并进行深刻的、有说理性的分析论证，因而有着不少合理的精华，这为丰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有着借鉴弘扬的价值。
[关键词]藏传佛教哲学;心性论;缘起性空论;众生平等论;思想资源
当代中国哲学的丰富发展主要有两个根本性因素：一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二是中外丰富的哲学思想。前者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活生生的经验材料，是取之不尽的源泉。但是，还需要吸取或借鉴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的哲学思想，其中藏传佛教哲学就是值得吸取的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弘扬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的原则和方法当代中国哲学弘扬藏传佛教哲学思想以发展自身，需要贯彻以下原则与方法。 （一）保持中国当代哲学的性质 所谓保持中国当代哲学的性质，是指中国当代哲学是在中国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哲学形态，无论在其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不尽相同的特性。因此，弘扬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其中的一层含义就是吸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但是不要因为吸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就丢掉了中国当代哲学的自身的“当代性”。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中国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哲学思想，从而为丰富中华民族哲学思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非常丰富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包括藏民族传统哲学思想。而藏民族传统哲学中，最为丰富的就是藏传佛教哲学思想。本文的主题就是弘扬藏传佛教哲学思想，以丰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与藏传佛教哲学有着种种差别，其差别主要表现在时代、形态和基本思想三个方面。所谓时代的差别，是指当代中国哲学是当代意义上对自然、社会和人生反思的哲学理论，而藏传佛教哲学主要是藏民族传统社会中的一种宗教哲学，二者在时代性上存在着重大差别。所谓形态方面的差别，是指当代中国哲学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意识形态指导的一元和其他哲学多元发展的丰富多样性的哲学形态，包括元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军事哲学、科技哲学、生态哲学、哲学方法论，等等，且有着许多科学性的内涵。藏传佛教哲学虽然有着自身的理论体系，且有着不少合理的成分，但从理论形态上讲，较为单一，科学内涵亦较少。最后，就思想内涵而论，当代中国哲学有着不同于藏传佛教哲学的核心范畴和基本思想，有着许许多多的不同理论形态。在坚持当代中国哲学这些特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弘扬藏传佛教哲学有价值的成分，以丰富发展中国当代哲学。 （二）创造性转化 这里所述的创造性转化的内涵是指，将历史上形成和发展的藏传佛教哲学，通过一系列的加工制作功夫，使之不仅不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异质”，而且将其精华融入到当代中国哲学之中，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对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的弘扬，不能理解成范畴、思想理论的简单转移或直接嫁接。如不能把藏传佛教哲学中的“因缘”说成是当代中国哲学中的“矛盾”，不能将前者的“修行”看成是后者的“实践”，也不能将前者的因缘论、中道观直接变成后者的唯物辩证法，把前者的菩提心、大慈大悲思想变成后者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及把前者的众生平等变成后者的公平、正义，等等。那么我们如何吸取藏传佛教哲学思想“为我所用”呢？其首要前提是，只有藏传佛教哲学的精华才能被弘扬;其次是以当代中国哲学为理论主体和理论坐标，保持其自身理论的本质;再次是根据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需要，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回答和解决的新的哲学问题，对藏传佛教哲学中的精华进行符合当代中国哲学思想本质的新的阐释和深入的分析论证，将其成为当代中国哲学血脉中的有机溶液。而且，应用现代哲学术语、范畴解释藏传佛教哲学思想，揭示其意义，还要同藏传佛教历史上的高僧大德进行心灵沟通，深切体悟其真谛，尤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和历史主义的方法，对其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和评价。此外，根据加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理解过程就是解释者个人的“成见”和文本中保留的“传统”之间的辩证统一，解释者在理解中将自己产生的新见解置入传统，同时也分有传统中的基本“成见”，这种解释者与传统之间的“视界融合”便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因此，在吸取藏传佛教哲学思想过程中，我们应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对其有价值的成分进行精心提炼和改造，使其术语、思想观念得到符合当代中国哲学特征的现代性的阐释和转换。这样，藏传佛教哲学的合理成分便能有机地融铸于当代中国哲学之中，以凸显当代中国哲学的中国特色。 （三）当代中国哲学与藏传佛教哲学打通 这里所说的“打通”是指当代中国哲学与传统的藏传佛教哲学对接，只有对接才能实现二者之间的“对话”和视界融合，以此深入到藏传佛教哲学思想内部去探索其精微。所以，吸取藏传佛教哲学精华就要将当代中国哲学与藏传佛教哲学打通，这体现着当代中国哲学的兼容性，也体现藏传佛教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契合性。藏传佛教哲学是宗教哲学，它与当代中国哲学打通何以可能？与藏传佛教哲学打通，以吸取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精华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题中之义。这是因为：首先，当代中国哲学与藏传佛教哲学有打通的丰富内容，这是二者打通的前提条件。当代中国哲学既有丰富的内容，又有着向古今中外的各种哲学开放的通道，使其在开放状态中不断丰富发展自身，而藏传佛教哲学思想内容丰富，义理高深，而且又有着独特的思想理论，这为开放着的、需要发展的中国当代哲学提供难得的思想理论资源。当然，不能将其置之度外，吸取到当代中国哲学之中才是最为重要的。第二，藏传佛教哲学作为一种宗教哲学，具有神学特质，但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或抽象思辨的对象却是客观的宇宙、现实社会和现实的人生，因此我们可以透过其离世的神秘性去窥视在世的客观真实性的哲学内涵，从而成为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可资吸纳的因素。第三，当代中国哲学是民族性的。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哲学离不开民族性，而藏传佛教哲学是藏民族的哲学，而藏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所以吸取藏传佛教哲学的精华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民族属性使然。 （四）吸取藏传佛教哲学离不开正确的方法 黑格尔指出：“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够规范思想，指导思想去把握实质，并保持于实质中。”[1]（P.5）因此我们可以说，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为研究真正起到定向开路的作用，以此规范我们的研究思路，指导我们弘扬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的精华。这里所谓正确的方法最根本的就是扬弃，而所谓扬弃是指既克服又吸取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在创立一种新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时，就是运用扬弃的方法，吸取了人类一切哲学思想精华，主要是直接吸取了德国古代哲学中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及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剔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思想和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神秘外壳，通过创造性转化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在弘扬藏传佛教哲学时，需要克服以往那种错误地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切思想文化都是糟粕，统统都应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而且特别要克服的是：认为藏传佛教是一种消极无为及危害社会的宗教神学，而对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不屑一顾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所造成的后果不是对藏传佛教哲学精华的价值认同，而是价值分裂，从而完全将藏传佛教哲学思想拒斥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视野之外。因此，我们运用辩证否定的扬弃方法，在看到藏传佛教哲学中消极因素之时，充分弘扬其思想精华，以促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 二、对心性论的弘扬及其内在根据在藏传佛教哲学之中，心性论是值得当代中国哲学吸取的一个重要思想理论。 藏传佛教各派均对心性论进行了长期探讨，并且各派形成了自己的心性论思想特色，使之各领风骚，大放异彩，尤其是宁玛派的心性论，更是以体、相、用为多元一体的理论特征显示其异常丰富性。藏传佛教心性论认为心性是众生的无任何执著的自心清净之本性，即佛心。心性不同于心识，因为后者是染净并存，而心性是清净无染的。心性杂染就是妄心，而妄心执外境为实有，这是生死轮回的根源。因此，需要通过“转依”的方式将心之杂染转化为心之清净，从而由轮回转化为涅槃。 藏传佛教主张在修行实践中对心性进行修养，其本质就是对心之调伏，以自正其心和自净其心，恢复本来清净的心性而涅槃成佛。自正其心和自净其心的根据在于，人心是人的眼、耳、鼻、舌、身五根之主，如果人心不正而散乱就使本心遮蔽污染，其危害犹如毒蛇猛兽。为此，就要“当自端心，正念求度”[2]（NO.0389），这就是要祛除贪欲、嗔恚等心理，以此解脱生死轮回之苦。人之欲望有善和不善（恶）两种，但众生执著于贪欲，并且是欲壑难填，由此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恶行。在自正其心、自净其心的修养过程中，运用缘生之法而体悟人无我和法无我之自性空，以此消除炽热的贪欲，凸显原本的心性而发大慈大悲的度众之善心，这就是菩提心，它是一种崇高的忘我利众的道德境界。 在经济主义盛行，人被物化的当代社会，出现了物欲膨胀，道德底线被突破，法律尊严被践踏，肆无忌惮地攫取自己的私利，严重危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的严重现象。而对治此种“恶德”之根本途径就是解决其隐藏于背后的深刻根源的心性，即破除贪之“恶心”，克服过分地名利追求，回归于善良的心灵。那种法律上的惩治，经济上的制裁是绝对必要的，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之恶行的人，被撤职、开出党籍、判刑，乃至处以死刑者有之，但是此类恶行屡禁不止，所以善良的心性的提倡和自身的修养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恶行的根治之本。因此，藏传佛教心性论不仅在思想理论上，而且在社会实践的层面上有着值得吸取的合理价值。 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心性问题。人类中心主义无视自然的生存权利的内在价值，肆意掠夺和破坏自然，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这种没有对自然担负起人类道德责任的行为，其深刻的根源仍在心性，这就是对自然物质性事物的贪心。所以，为了尽自己的“应当”的保护自然的道德责任，最深刻而终极的根源就是善良之爱心。这样，道德论也同样被追溯到深层次的、本原性的心性论，并且同社会、自然紧密联系起来，这样心性问题就是形上的本体论。其实，藏传佛教的佛性、心性就是博爱天下众生（人与动物，乃至自然环境）的善心。藏传佛教所说的自然万物都是心性的显现，这除了有着心性能认知万物的含义之外，又有着人们要对自然万物葆有自己的善心，使善心在万物中显现的思想。 因此，为了对治当代社会出现丢失善良心性的状况，回归和扩充善心，亟待加强当代中国哲学的心性理论的建设，这就充分说明当代中国哲学吸纳藏传佛教心性论思想精华有着重要的价值，而且还有使人们自正其心，行善去恶的重要实践意义。
三、对缘起性空论的弘扬及其学理分析藏传佛教缘起论揭示了宇宙万物的产生和变化是因缘的作用。因缘和合，即缘生，因缘分离，即缘灭，缘生缘灭就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生灭变化。当代中国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理论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必然产生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从而使事物得以产生和变化发展。这样，当代中国哲学吸取藏传佛教缘起论的合理因素就有了理论上的契合点。 藏传佛教缘起论从内在和外在的视角对“因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因”是指构成事物的内在要素，即通常所说的内因，“缘”是指外在条件，即外因。当代中国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内因和外因论是从“矛盾”意义上来分析阐释的，也就是说，内因就是内部矛盾，外因是外部矛盾。同时，藏传佛教把缘起和性空（空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探讨：缘起必然性空，性空即是缘起。这种缘起和性空同一观强调的是事物产生的原因和事物的构成都不是独立的、单一的要素，而是由彼此联系的多种原因和诸多要素所形成的一个复合体，而且任何事物都不是永恒存在的，而是有着生灭变化的，这就是宇宙万有（万物）的本质——性空，从而把事物的缘起理论同宇宙万有的本质有机统一起来。这与当代中国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就是联系和发展的理论不谋而合。 但是，藏传佛教将缘起的种类概括为十二因缘、四缘、六大缘起、四谛缘起和四重缘起等，从中一一揭示了各种事物生灭变化，从而使世界显现出多姿多彩、纷繁复杂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了证明和使人们坚信缘起理论的真理性，藏传佛教论师们接过龙树大师的批判旗帜，深入地破除了自生、他生、自他合生、无因生等理论错误，对这些理论的探索和学理的批判凸显了缘起性空论的独特价值。 与缘起性空密切联系的是事物的性空之本质与生存之现象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藏传佛教哲学所着力揭示的。它认为既然性空是本质，那必然就有与此对立的现象。由此藏传佛教以中道观来解决这个极为重要的哲学问题。对此，格鲁派创立者宗喀巴大师提出了事物在本质上无自性而空，在现象上假立为有的著名命题。他还具体指出：“这里所说的过去事等既不是绝对没有，也不是有自性。其颠倒或虚妄之义即是缘起之义，而不是绝对无事之义。因此，如果承认诸法有自性者，即是说实事者或堕于有边。说诸法稍有者，就不是说实事者或者说有边者。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内外一切法，以作用一切使空无无事者，即是说无事或堕于无边。对于诸法说无自性者，就不是堕无边者。”[3]（P.586）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事物是本质无（即空）和现象有（即假有）的有机统一。与此同时，这也是对本质无和现象有割裂开来的断见论的批评和破除。 本质是从胜义的视角判定的，即宇宙万有都无独立的自性，但从世俗的视角看，万事万物都是存在的，而不是虚无的，即它们是由各种要素构成之有，这就是现象有，而不是本质的有，因为作为事物的现象之有不是孤立的、单独存在的、永恒不变的，而是多种要素所构成的，又是暂时的，处在生灭变化之中，因而是名言安立的假有。宇宙万物就是现象“有”和本质“无”的辩证统一，这就是中道观。这与唯物辩证法所说的本质与现象是有区别的，因为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现象是指事物的外部联系和外在表现，而藏传佛教对本质和现象的论说是从胜义之无自性和世俗的现象有的视角进行理论论证的。 总之，藏传佛教缘起性空论与当代中国矛盾辩证法的理论有着家族的相似性，这为当代中国哲学吸纳缘起性空论提供了通途。而藏传佛教缘起性空论又有着与当代矛盾辩证法不同的理论内涵、论证形式和思维路径等，由此形成了自身的理论系统、深刻的阐释论证，这是发展当代中国哲学需要弘扬的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 四、对众生平等论和因果论的弘扬和改造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时着力探索和解决的是公平正义问题。那么他们探索和解决的是何种公平正义呢？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此时已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非正义的现象，这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造成的无产阶级受生产资料占者——资产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并且无产阶级在被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中产生了劳动本身、人与人、劳动产品、劳动者等四重关系上的异化，即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调整，资本家剥削程度和资产阶级统治方式均发生了变化，但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变，劳动阶级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没有变，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等各方面的非公平正义，所以仍然存在着需要解决的公平正义问题。除此之外，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然环境出现恶化，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只是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和掠夺，而不担负起保护或回赠的道德责任，其实质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公平。中国目前也存在着一些不公正的现象（当然，这种不公平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是有本质区别的），出现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在客观上存在着如何认识和解决社会不公平正义以及人与自然的不公平关系，其中要阐释和解决的具体问题很多，尤其是需要阐释人与自然之间是否存在公平问题，如果有一个公平问题，那么公平的涵义和实质是什么，它与社会公平有什么异同，此种公平是否有着必然性和可能性，等等。藏传佛教众生平等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因为藏传佛教把世界上的一切有情识的芸芸众生均视为有佛性，都有平等的生存价值和权利，他（它）们在轮回中受苦，他（它）都应该被拯救，而且把拔出其轮回之苦，使其享受幸福快乐视为自身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这些思想理论只要剥离其神学外壳便可见到其可资吸取的、有价值的合理因素。 但是，藏传佛教众生平等论又不是直接拿来了事，而是还要通过创造性转化。众生平等的本质涵义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的平等，这可以创造性地转化为：在人与人之间，人人都有享受自己的生存权、政治权、经济权、文化权、教育权等，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与自然生命物的生存权利和价值属性是平等的，以此丰富发展当代中国的公平正义观。这不仅在实践中解决社会公平正义有着一定的价值，而且对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重要的意义，即人们不能肆无忌惮地残杀动物，甚至以非常残忍的手段去灭绝动物种类，毁掉一片又一片的森林，造成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同时，人类也不会认为唯有自身才有价值，而世界中的动物和植物等只在供人使用的意义上才有价值（即否定了自然生命物在构成世界整体性存在的价值属性），而是把动物和植物看作在世界生物多样性中的重要种类，其自身也有价值属性。否则，世界就失去多样性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传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都没有专门对因果问题进行探索。在当代中国通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有对原因与结果的专题论述，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因果观的继承，而马恩因果观又主要是对西方传统因果论的吸取和改造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因果论主要揭示了原因与结果的深刻内涵及原因与结果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与必然性，以及因果关系的复杂多样性。休谟对因果的客观性与必然性提出了质疑，提出了因果关系是主观性的习惯联想，并且原因与结果之间无法确立必然的逻辑关联。马克思主义的因果联系的客观性与必然性可以说是对休谟问题的一种较为合理的解答。 藏传佛教因果观与马克思主义因果观有着相似之处。如主张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及复杂多样性。但是，藏传佛教因果观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具体说来，第一，它具有独特的观察视野，因而对因果进行了独到的理论分析，包括对本体之因果、人生之因果、认识之因果、逻辑之因果等方面的阐释论证，与此相对应，揭示了缘起与因果、轮回与因果、人生与因果、因明与因果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第二，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因果的复杂多样性。如在关于原因的理论方面就揭示了近取因、俱有因、正因、似因、亲因、疏因、能作因、同类因、相应因、遍行因等。又如，在结果的理论方面就有异熟果、增上果、等流果、士用果、离系果等的论述。第三，它不仅不怀疑因果联系的必然性，而且将这种必然联系规定为因果关系的不一不异、因果之间的前后不断、因果延续的不即不离等。第四，从因果关系论说了具有宗教特性的因果报应学说，并将其剖析为因果报应的业力决定、业力必报、善恶业各有所报、自作自受、业力果报不坏、小业能生大的果报，等等。总之，藏传佛教因果观以缘起为形上根据，以业力为轴心，从主观与客观、纵向与横向、平面与立体等视角，独特性地、多维度地揭示了复杂多样的因果关系，并且进行了严密逻辑论证和深入的理论分析，从而异常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自然、社会、宗教等方面的多重因果关系。当代中国哲学的因果理论可以弘扬藏传佛教上述多角度的因果探索的视野，多维度发掘原因与结果的内涵，以比较学的方法分析当代中国哲学的因果论中有待于丰富的内容是什么，再从藏传佛教因果论中吸纳它所揭示的客观因果关系与主观因果关系、以及主客因果之间关系的丰富内容。当然，这要根据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因果是客观的，以及主观的因果关系归根到底是对客观的因果关系的反映的原则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五、对消极因素的克服我们不可忽视的是，藏传佛教因缘论、性空论、中道观、心性论、众生平等论、因果论等哲学思想是孕育和蕴含在宗教的母体之中的，因而原本就具有宗教神学的特性，这就决定着它有着脱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现实性的倾向，其突出之表现就是玄妙神秘性，其终极目标是为了进入神秘的长乐我净之涅槃境界。因此，对因缘、性空、中道、心性、因果等本质、内涵的揭示和阐释就不是在物质性的实践活动中去获得大量的经验材料，经过理性思维的加工制作而形成，而是以内心的清净，通过神秘的体验而实现的，但这又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本质和内涵之形上把握。与此同时，善男信女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本质、内涵的真正把握主要靠宗教修行的亲身体证，而且采取建立坛城或曼荼罗进行神秘的直观去完成这种亲证。所谓曼陀罗就是宇宙的全体形象，佛像、法器、宗教图案、宗教绘画、手印、声音、咒语等都是具体的事相，它们都有着神秘的象征意义，以乐空双运等具体的行为方式来观察想象这些事相，以达到对佛性、空性等直接体悟，它离开了运用名词概念进行比较、判断、推理等进行分别取舍的间接的理性形式。正如噶举派所说：“心中若现色声等一切境相，或起善不善诸美恶妄念，都不作任何取舍，即此体相上但注心凝观，它便自行泯灭，灭后迹相了不可得，唯成空寂，从而坦然安乐而住，若得如是见地，即是悟入法性，见心本性。”[4]（P.80）藏传佛教密宗的这种直观是宗教实践经验、感性表象、经验现实和宗教神秘的交织统一，同时亦是在佛教义理指导下通过静坐默想，与世隔绝的方法使自己的内心与虚幻的所谓佛性的直接的会面，从而冥符为一的一种神秘的直观的体验，而不是促进社会进步，合理地改造和利用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而且，藏传佛教众生平等论提出的内在根据是一切众生都具有成佛的可能性的种子——佛性，而不是从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视角，从生命存在、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社会教育等方面去分析论证社会平等。而且，以此为根据提出了在心理或态度上要把一切众生视为亲生母亲那样平等对待，同时给善男信女赋予了要以大慈大悲的菩提心去普度一切有情众生的道德责任，其目的使其脱离轮回之苦，其实现的手段是修持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叫做宗教实践方便，而不是在现实社会生活，通过改造自然，改革社会制度、体制和各种社会规范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且有着把自然事物和人类平等的绝对化的倾向。因此，我们弘扬藏传佛教哲学中积极因素的同时，要克服其消极的成分，真正使藏传佛教哲学对丰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的价值得到充分而合理的发挥。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大正新修大藏经·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 [3]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4]土观·罗桑却季尼玛.土观宗派源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关键词]藏传佛教哲学;心性论;缘起性空论;众生平等论;思想资源
当代中国哲学的丰富发展主要有两个根本性因素：一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二是中外丰富的哲学思想。前者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活生生的经验材料，是取之不尽的源泉。但是，还需要吸取或借鉴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的哲学思想，其中藏传佛教哲学就是值得吸取的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弘扬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的原则和方法当代中国哲学弘扬藏传佛教哲学思想以发展自身，需要贯彻以下原则与方法。 （一）保持中国当代哲学的性质 所谓保持中国当代哲学的性质，是指中国当代哲学是在中国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哲学形态，无论在其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不尽相同的特性。因此，弘扬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其中的一层含义就是吸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但是不要因为吸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就丢掉了中国当代哲学的自身的“当代性”。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中国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哲学思想，从而为丰富中华民族哲学思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非常丰富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包括藏民族传统哲学思想。而藏民族传统哲学中，最为丰富的就是藏传佛教哲学思想。本文的主题就是弘扬藏传佛教哲学思想，以丰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与藏传佛教哲学有着种种差别，其差别主要表现在时代、形态和基本思想三个方面。所谓时代的差别，是指当代中国哲学是当代意义上对自然、社会和人生反思的哲学理论，而藏传佛教哲学主要是藏民族传统社会中的一种宗教哲学，二者在时代性上存在着重大差别。所谓形态方面的差别，是指当代中国哲学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意识形态指导的一元和其他哲学多元发展的丰富多样性的哲学形态，包括元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军事哲学、科技哲学、生态哲学、哲学方法论，等等，且有着许多科学性的内涵。藏传佛教哲学虽然有着自身的理论体系，且有着不少合理的成分，但从理论形态上讲，较为单一，科学内涵亦较少。最后，就思想内涵而论，当代中国哲学有着不同于藏传佛教哲学的核心范畴和基本思想，有着许许多多的不同理论形态。在坚持当代中国哲学这些特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弘扬藏传佛教哲学有价值的成分，以丰富发展中国当代哲学。 （二）创造性转化 这里所述的创造性转化的内涵是指，将历史上形成和发展的藏传佛教哲学，通过一系列的加工制作功夫，使之不仅不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异质”，而且将其精华融入到当代中国哲学之中，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对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的弘扬，不能理解成范畴、思想理论的简单转移或直接嫁接。如不能把藏传佛教哲学中的“因缘”说成是当代中国哲学中的“矛盾”，不能将前者的“修行”看成是后者的“实践”，也不能将前者的因缘论、中道观直接变成后者的唯物辩证法，把前者的菩提心、大慈大悲思想变成后者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及把前者的众生平等变成后者的公平、正义，等等。那么我们如何吸取藏传佛教哲学思想“为我所用”呢？其首要前提是，只有藏传佛教哲学的精华才能被弘扬;其次是以当代中国哲学为理论主体和理论坐标，保持其自身理论的本质;再次是根据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需要，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回答和解决的新的哲学问题，对藏传佛教哲学中的精华进行符合当代中国哲学思想本质的新的阐释和深入的分析论证，将其成为当代中国哲学血脉中的有机溶液。而且，应用现代哲学术语、范畴解释藏传佛教哲学思想，揭示其意义，还要同藏传佛教历史上的高僧大德进行心灵沟通，深切体悟其真谛，尤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和历史主义的方法，对其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和评价。此外，根据加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理解过程就是解释者个人的“成见”和文本中保留的“传统”之间的辩证统一，解释者在理解中将自己产生的新见解置入传统，同时也分有传统中的基本“成见”，这种解释者与传统之间的“视界融合”便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因此，在吸取藏传佛教哲学思想过程中，我们应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对其有价值的成分进行精心提炼和改造，使其术语、思想观念得到符合当代中国哲学特征的现代性的阐释和转换。这样，藏传佛教哲学的合理成分便能有机地融铸于当代中国哲学之中，以凸显当代中国哲学的中国特色。 （三）当代中国哲学与藏传佛教哲学打通 这里所说的“打通”是指当代中国哲学与传统的藏传佛教哲学对接，只有对接才能实现二者之间的“对话”和视界融合，以此深入到藏传佛教哲学思想内部去探索其精微。所以，吸取藏传佛教哲学精华就要将当代中国哲学与藏传佛教哲学打通，这体现着当代中国哲学的兼容性，也体现藏传佛教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契合性。藏传佛教哲学是宗教哲学，它与当代中国哲学打通何以可能？与藏传佛教哲学打通，以吸取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精华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题中之义。这是因为：首先，当代中国哲学与藏传佛教哲学有打通的丰富内容，这是二者打通的前提条件。当代中国哲学既有丰富的内容，又有着向古今中外的各种哲学开放的通道，使其在开放状态中不断丰富发展自身，而藏传佛教哲学思想内容丰富，义理高深，而且又有着独特的思想理论，这为开放着的、需要发展的中国当代哲学提供难得的思想理论资源。当然，不能将其置之度外，吸取到当代中国哲学之中才是最为重要的。第二，藏传佛教哲学作为一种宗教哲学，具有神学特质，但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或抽象思辨的对象却是客观的宇宙、现实社会和现实的人生，因此我们可以透过其离世的神秘性去窥视在世的客观真实性的哲学内涵，从而成为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可资吸纳的因素。第三，当代中国哲学是民族性的。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哲学离不开民族性，而藏传佛教哲学是藏民族的哲学，而藏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所以吸取藏传佛教哲学的精华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民族属性使然。 （四）吸取藏传佛教哲学离不开正确的方法 黑格尔指出：“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够规范思想，指导思想去把握实质，并保持于实质中。”[1]（P.5）因此我们可以说，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为研究真正起到定向开路的作用，以此规范我们的研究思路，指导我们弘扬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的精华。这里所谓正确的方法最根本的就是扬弃，而所谓扬弃是指既克服又吸取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在创立一种新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时，就是运用扬弃的方法，吸取了人类一切哲学思想精华，主要是直接吸取了德国古代哲学中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及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剔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思想和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神秘外壳，通过创造性转化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在弘扬藏传佛教哲学时，需要克服以往那种错误地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切思想文化都是糟粕，统统都应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而且特别要克服的是：认为藏传佛教是一种消极无为及危害社会的宗教神学，而对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不屑一顾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所造成的后果不是对藏传佛教哲学精华的价值认同，而是价值分裂，从而完全将藏传佛教哲学思想拒斥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视野之外。因此，我们运用辩证否定的扬弃方法，在看到藏传佛教哲学中消极因素之时，充分弘扬其思想精华，以促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 二、对心性论的弘扬及其内在根据在藏传佛教哲学之中，心性论是值得当代中国哲学吸取的一个重要思想理论。 藏传佛教各派均对心性论进行了长期探讨，并且各派形成了自己的心性论思想特色，使之各领风骚，大放异彩，尤其是宁玛派的心性论，更是以体、相、用为多元一体的理论特征显示其异常丰富性。藏传佛教心性论认为心性是众生的无任何执著的自心清净之本性，即佛心。心性不同于心识，因为后者是染净并存，而心性是清净无染的。心性杂染就是妄心，而妄心执外境为实有，这是生死轮回的根源。因此，需要通过“转依”的方式将心之杂染转化为心之清净，从而由轮回转化为涅槃。 藏传佛教主张在修行实践中对心性进行修养，其本质就是对心之调伏，以自正其心和自净其心，恢复本来清净的心性而涅槃成佛。自正其心和自净其心的根据在于，人心是人的眼、耳、鼻、舌、身五根之主，如果人心不正而散乱就使本心遮蔽污染，其危害犹如毒蛇猛兽。为此，就要“当自端心，正念求度”[2]（NO.0389），这就是要祛除贪欲、嗔恚等心理，以此解脱生死轮回之苦。人之欲望有善和不善（恶）两种，但众生执著于贪欲，并且是欲壑难填，由此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恶行。在自正其心、自净其心的修养过程中，运用缘生之法而体悟人无我和法无我之自性空，以此消除炽热的贪欲，凸显原本的心性而发大慈大悲的度众之善心，这就是菩提心，它是一种崇高的忘我利众的道德境界。 在经济主义盛行，人被物化的当代社会，出现了物欲膨胀，道德底线被突破，法律尊严被践踏，肆无忌惮地攫取自己的私利，严重危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的严重现象。而对治此种“恶德”之根本途径就是解决其隐藏于背后的深刻根源的心性，即破除贪之“恶心”，克服过分地名利追求，回归于善良的心灵。那种法律上的惩治，经济上的制裁是绝对必要的，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之恶行的人，被撤职、开出党籍、判刑，乃至处以死刑者有之，但是此类恶行屡禁不止，所以善良的心性的提倡和自身的修养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恶行的根治之本。因此，藏传佛教心性论不仅在思想理论上，而且在社会实践的层面上有着值得吸取的合理价值。 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心性问题。人类中心主义无视自然的生存权利的内在价值，肆意掠夺和破坏自然，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这种没有对自然担负起人类道德责任的行为，其深刻的根源仍在心性，这就是对自然物质性事物的贪心。所以，为了尽自己的“应当”的保护自然的道德责任，最深刻而终极的根源就是善良之爱心。这样，道德论也同样被追溯到深层次的、本原性的心性论，并且同社会、自然紧密联系起来，这样心性问题就是形上的本体论。其实，藏传佛教的佛性、心性就是博爱天下众生（人与动物，乃至自然环境）的善心。藏传佛教所说的自然万物都是心性的显现，这除了有着心性能认知万物的含义之外，又有着人们要对自然万物葆有自己的善心，使善心在万物中显现的思想。 因此，为了对治当代社会出现丢失善良心性的状况，回归和扩充善心，亟待加强当代中国哲学的心性理论的建设，这就充分说明当代中国哲学吸纳藏传佛教心性论思想精华有着重要的价值，而且还有使人们自正其心，行善去恶的重要实践意义。
三、对缘起性空论的弘扬及其学理分析藏传佛教缘起论揭示了宇宙万物的产生和变化是因缘的作用。因缘和合，即缘生，因缘分离，即缘灭，缘生缘灭就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生灭变化。当代中国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理论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必然产生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从而使事物得以产生和变化发展。这样，当代中国哲学吸取藏传佛教缘起论的合理因素就有了理论上的契合点。 藏传佛教缘起论从内在和外在的视角对“因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因”是指构成事物的内在要素，即通常所说的内因，“缘”是指外在条件，即外因。当代中国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内因和外因论是从“矛盾”意义上来分析阐释的，也就是说，内因就是内部矛盾，外因是外部矛盾。同时，藏传佛教把缘起和性空（空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探讨：缘起必然性空，性空即是缘起。这种缘起和性空同一观强调的是事物产生的原因和事物的构成都不是独立的、单一的要素，而是由彼此联系的多种原因和诸多要素所形成的一个复合体，而且任何事物都不是永恒存在的，而是有着生灭变化的，这就是宇宙万有（万物）的本质——性空，从而把事物的缘起理论同宇宙万有的本质有机统一起来。这与当代中国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就是联系和发展的理论不谋而合。 但是，藏传佛教将缘起的种类概括为十二因缘、四缘、六大缘起、四谛缘起和四重缘起等，从中一一揭示了各种事物生灭变化，从而使世界显现出多姿多彩、纷繁复杂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了证明和使人们坚信缘起理论的真理性，藏传佛教论师们接过龙树大师的批判旗帜，深入地破除了自生、他生、自他合生、无因生等理论错误，对这些理论的探索和学理的批判凸显了缘起性空论的独特价值。 与缘起性空密切联系的是事物的性空之本质与生存之现象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藏传佛教哲学所着力揭示的。它认为既然性空是本质，那必然就有与此对立的现象。由此藏传佛教以中道观来解决这个极为重要的哲学问题。对此，格鲁派创立者宗喀巴大师提出了事物在本质上无自性而空，在现象上假立为有的著名命题。他还具体指出：“这里所说的过去事等既不是绝对没有，也不是有自性。其颠倒或虚妄之义即是缘起之义，而不是绝对无事之义。因此，如果承认诸法有自性者，即是说实事者或堕于有边。说诸法稍有者，就不是说实事者或者说有边者。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内外一切法，以作用一切使空无无事者，即是说无事或堕于无边。对于诸法说无自性者，就不是堕无边者。”[3]（P.586）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事物是本质无（即空）和现象有（即假有）的有机统一。与此同时，这也是对本质无和现象有割裂开来的断见论的批评和破除。 本质是从胜义的视角判定的，即宇宙万有都无独立的自性，但从世俗的视角看，万事万物都是存在的，而不是虚无的，即它们是由各种要素构成之有，这就是现象有，而不是本质的有，因为作为事物的现象之有不是孤立的、单独存在的、永恒不变的，而是多种要素所构成的，又是暂时的，处在生灭变化之中，因而是名言安立的假有。宇宙万物就是现象“有”和本质“无”的辩证统一，这就是中道观。这与唯物辩证法所说的本质与现象是有区别的，因为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现象是指事物的外部联系和外在表现，而藏传佛教对本质和现象的论说是从胜义之无自性和世俗的现象有的视角进行理论论证的。 总之，藏传佛教缘起性空论与当代中国矛盾辩证法的理论有着家族的相似性，这为当代中国哲学吸纳缘起性空论提供了通途。而藏传佛教缘起性空论又有着与当代矛盾辩证法不同的理论内涵、论证形式和思维路径等，由此形成了自身的理论系统、深刻的阐释论证，这是发展当代中国哲学需要弘扬的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 四、对众生平等论和因果论的弘扬和改造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时着力探索和解决的是公平正义问题。那么他们探索和解决的是何种公平正义呢？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此时已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非正义的现象，这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造成的无产阶级受生产资料占者——资产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并且无产阶级在被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中产生了劳动本身、人与人、劳动产品、劳动者等四重关系上的异化，即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调整，资本家剥削程度和资产阶级统治方式均发生了变化，但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变，劳动阶级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没有变，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等各方面的非公平正义，所以仍然存在着需要解决的公平正义问题。除此之外，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然环境出现恶化，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只是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和掠夺，而不担负起保护或回赠的道德责任，其实质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公平。中国目前也存在着一些不公正的现象（当然，这种不公平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是有本质区别的），出现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在客观上存在着如何认识和解决社会不公平正义以及人与自然的不公平关系，其中要阐释和解决的具体问题很多，尤其是需要阐释人与自然之间是否存在公平问题，如果有一个公平问题，那么公平的涵义和实质是什么，它与社会公平有什么异同，此种公平是否有着必然性和可能性，等等。藏传佛教众生平等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因为藏传佛教把世界上的一切有情识的芸芸众生均视为有佛性，都有平等的生存价值和权利，他（它）们在轮回中受苦，他（它）都应该被拯救，而且把拔出其轮回之苦，使其享受幸福快乐视为自身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这些思想理论只要剥离其神学外壳便可见到其可资吸取的、有价值的合理因素。 但是，藏传佛教众生平等论又不是直接拿来了事，而是还要通过创造性转化。众生平等的本质涵义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的平等，这可以创造性地转化为：在人与人之间，人人都有享受自己的生存权、政治权、经济权、文化权、教育权等，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与自然生命物的生存权利和价值属性是平等的，以此丰富发展当代中国的公平正义观。这不仅在实践中解决社会公平正义有着一定的价值，而且对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重要的意义，即人们不能肆无忌惮地残杀动物，甚至以非常残忍的手段去灭绝动物种类，毁掉一片又一片的森林，造成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同时，人类也不会认为唯有自身才有价值，而世界中的动物和植物等只在供人使用的意义上才有价值（即否定了自然生命物在构成世界整体性存在的价值属性），而是把动物和植物看作在世界生物多样性中的重要种类，其自身也有价值属性。否则，世界就失去多样性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传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都没有专门对因果问题进行探索。在当代中国通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有对原因与结果的专题论述，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因果观的继承，而马恩因果观又主要是对西方传统因果论的吸取和改造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因果论主要揭示了原因与结果的深刻内涵及原因与结果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与必然性，以及因果关系的复杂多样性。休谟对因果的客观性与必然性提出了质疑，提出了因果关系是主观性的习惯联想，并且原因与结果之间无法确立必然的逻辑关联。马克思主义的因果联系的客观性与必然性可以说是对休谟问题的一种较为合理的解答。 藏传佛教因果观与马克思主义因果观有着相似之处。如主张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及复杂多样性。但是，藏传佛教因果观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具体说来，第一，它具有独特的观察视野，因而对因果进行了独到的理论分析，包括对本体之因果、人生之因果、认识之因果、逻辑之因果等方面的阐释论证，与此相对应，揭示了缘起与因果、轮回与因果、人生与因果、因明与因果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第二，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因果的复杂多样性。如在关于原因的理论方面就揭示了近取因、俱有因、正因、似因、亲因、疏因、能作因、同类因、相应因、遍行因等。又如，在结果的理论方面就有异熟果、增上果、等流果、士用果、离系果等的论述。第三，它不仅不怀疑因果联系的必然性，而且将这种必然联系规定为因果关系的不一不异、因果之间的前后不断、因果延续的不即不离等。第四，从因果关系论说了具有宗教特性的因果报应学说，并将其剖析为因果报应的业力决定、业力必报、善恶业各有所报、自作自受、业力果报不坏、小业能生大的果报，等等。总之，藏传佛教因果观以缘起为形上根据，以业力为轴心，从主观与客观、纵向与横向、平面与立体等视角，独特性地、多维度地揭示了复杂多样的因果关系，并且进行了严密逻辑论证和深入的理论分析，从而异常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自然、社会、宗教等方面的多重因果关系。当代中国哲学的因果理论可以弘扬藏传佛教上述多角度的因果探索的视野，多维度发掘原因与结果的内涵，以比较学的方法分析当代中国哲学的因果论中有待于丰富的内容是什么，再从藏传佛教因果论中吸纳它所揭示的客观因果关系与主观因果关系、以及主客因果之间关系的丰富内容。当然，这要根据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因果是客观的，以及主观的因果关系归根到底是对客观的因果关系的反映的原则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五、对消极因素的克服我们不可忽视的是，藏传佛教因缘论、性空论、中道观、心性论、众生平等论、因果论等哲学思想是孕育和蕴含在宗教的母体之中的，因而原本就具有宗教神学的特性，这就决定着它有着脱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现实性的倾向，其突出之表现就是玄妙神秘性，其终极目标是为了进入神秘的长乐我净之涅槃境界。因此，对因缘、性空、中道、心性、因果等本质、内涵的揭示和阐释就不是在物质性的实践活动中去获得大量的经验材料，经过理性思维的加工制作而形成，而是以内心的清净，通过神秘的体验而实现的，但这又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本质和内涵之形上把握。与此同时，善男信女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本质、内涵的真正把握主要靠宗教修行的亲身体证，而且采取建立坛城或曼荼罗进行神秘的直观去完成这种亲证。所谓曼陀罗就是宇宙的全体形象，佛像、法器、宗教图案、宗教绘画、手印、声音、咒语等都是具体的事相，它们都有着神秘的象征意义，以乐空双运等具体的行为方式来观察想象这些事相，以达到对佛性、空性等直接体悟，它离开了运用名词概念进行比较、判断、推理等进行分别取舍的间接的理性形式。正如噶举派所说：“心中若现色声等一切境相，或起善不善诸美恶妄念，都不作任何取舍，即此体相上但注心凝观，它便自行泯灭，灭后迹相了不可得，唯成空寂，从而坦然安乐而住，若得如是见地，即是悟入法性，见心本性。”[4]（P.80）藏传佛教密宗的这种直观是宗教实践经验、感性表象、经验现实和宗教神秘的交织统一，同时亦是在佛教义理指导下通过静坐默想，与世隔绝的方法使自己的内心与虚幻的所谓佛性的直接的会面，从而冥符为一的一种神秘的直观的体验，而不是促进社会进步，合理地改造和利用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而且，藏传佛教众生平等论提出的内在根据是一切众生都具有成佛的可能性的种子——佛性，而不是从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视角，从生命存在、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社会教育等方面去分析论证社会平等。而且，以此为根据提出了在心理或态度上要把一切众生视为亲生母亲那样平等对待，同时给善男信女赋予了要以大慈大悲的菩提心去普度一切有情众生的道德责任，其目的使其脱离轮回之苦，其实现的手段是修持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叫做宗教实践方便，而不是在现实社会生活，通过改造自然，改革社会制度、体制和各种社会规范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且有着把自然事物和人类平等的绝对化的倾向。因此，我们弘扬藏传佛教哲学中积极因素的同时，要克服其消极的成分，真正使藏传佛教哲学对丰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的价值得到充分而合理的发挥。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大正新修大藏经·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 [3]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4]土观·罗桑却季尼玛.土观宗派源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