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二战纪念物分三类其一是原战争遗迹和历史事件发生地遗址，其中重要者多已辟为纪念地（博物馆）；其二是二战期间遗存的可移动文物；其三是战争期间及战后所建造的纪念性建筑。前二者的意义，主要在于其见证真实历史的史料价值；而后者则展示了建造时代的公众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判和自身的文化取向。本文主要简述中国与国外同类纪念性建筑之代表性实例，从中管窥各自文化取向的异同。
关键词：二战纪念物；二战纪念建筑；纪念设施；文化价值取向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是人类有史以来人为的最大最惨痛的浩劫之一，至今各参战国均留有大量的二战纪念物，成为各国反思历史的文化遗产。
二战纪念物大致可分三类：其一是战争遗迹和历史事件发生地遗址，其中重要者多已在战后辟为纪念地（搏物馆）；其二是二战期间遗存的可移动文物；其三是战争期间及战后所建造的纪念性建筑。前二者的意义，首先在于其作为见证真实历史的史料价值；而后者则侧重于展示建造时代的公众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判和自身的文化取向。
就目前建筑学的分类而言，“纪念性建筑”或称“纪念建筑”，一般是指“专门供人们凭吊、瞻仰、纪念用的特殊建筑或构筑物，是人们为了表征某类特殊价值物质和观念而有目的建造的建筑，如纪念碑（塔、坊、门）、纪念堂、纪念馆和陵墓等”。本文侧重于述论二战纪念性建筑的兴建及其文化意义。
据笔者所知，各参战国的纪念性建筑（如阵亡将士公募、纪念碑等）大多建造于战后，中国则是少数在战争期间即开始大量营建的国度之一（很可能也是唯一的国度，有待进一步查证）。
一、域外二战纪念物一瞥
二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苦难，世界各地为铭记二战历史教训设立了诸多纪念遗迹及纪念建筑。其中，英国关押纳粹头目的伦敦塔、法国诺曼底登陆遗址群、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公园等都是重要的二战纪念遗迹；此外，位于波兰的华沙起义纪念碑、缅甸英军二战公墓、莫斯科卫国战争无名烈士墓、华盛顿二战纪念碑、德国柏林墙等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纪念建筑。全世界已有数以千计的二战纪念地，人们在一次次以二战为专题的考察中，不仅感受到令人震惊的二战史，也更加珍视这些遗产的教育价值。
域外参战各国二战纪念物（不可移动文物类）实例可举要如下。
（一）英国：伦敦---鲁道夫·赫斯的关押地
伦敦塔是英国伦敦一座标志性的宫殿、要塞，选址在泰晤士河。曾作为堡垒、军械库、国库、铸币厂、宫殿、天文台、避难所和监狱，特别关押上层阶级的囚犯，是一座具有九百多年历史的诺曼底式的城堡建筑。二战期间，这里曾关押了一名英国“最重要”的囚犯——纳粹德国的副元首鲁道夫·赫斯。1941年5月，赫斯登上梅塞施密特110D飞机从德国神秘地飞往英国，在苏格兰跳伞着陆，随后被俘并被审讯。至于他为什么飞往英国，赫斯则始终没有透露，丘吉尔对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并命令把赫斯关进伦敦13个塔楼之一的绿塔。现作为二战囚犯关押地的绿塔仍保存原状，但不对外开放。
（二）法国：诺曼底登陆遗址
法国有很多二战纪念地，其中以诺曼底海滩最有名。诺曼底位于法国西北部，临靠英吉利海峡，海滩绵延数百英里。诺曼底因为二战时期盟军在此登陆，并取得战争上的重大转折而闻名，而今成为法国著名的历史和文化大区。诺曼底登陆遗址群是一个具有鲜明军事特色的遗址群，同时也是历史纪念性遗址群。
法国诺曼底登陆遗址群主要由诺曼底登陆战场原址、墓地、纪念馆、纪念碑以及公园等构成。墓地是为纪念这次战役中阵亡的将士而修建，那里一排排白色十字架，排满了空无一人的漫漫山坡，寂静而凝重。这种墓地有20多处，按国籍或战役修建。以科勒维尔美军阵亡将士墓地为例，该墓地占地70公顷，埋葬了9387名军官和士兵，他们中有4名女兵，身份无法确认的为307人。
1984年，法国为庆祝诺曼底登陆40周年在诺曼底省的首府卡昂市建立诺曼底战役纪念馆，后名和平纪念馆。法国卡昂和平纪念馆又称和平历史之城，占地14公顷，1988年竣工。卡昂和平纪念馆只是法国以诺曼底登陆为背景建造的众多纪念馆中的一个，在卡昂周边的一些小城市还有不少各具特色的小型纪念馆。在纪念公园和纪念碑方面，1994年美军纪念公园和加拿大第三步兵师纪念碑落成。之后，周边纪念碑的建造逐渐增多，如苏格兰步兵师战斗纪念碑、威尔士步兵师纪念碑、韦塞克斯纪念碑等均在其中。不同类型的诺曼底登陆遗址群共同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遗址保护范例。也构成了一座全面研究20世纪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历史宝库。
（三）法国：斯图道夫纳粹集中营纪念中心
法国的二战“遗迹”不少，有战后重修重建的教堂甚至整座城市，也有再现战争场面的战争博物馆。但在众多二战“遗迹”中，只有一个得到几乎历届法国总统的特别关注，那就是“隐藏”在法国东部孚日山脉中的斯图道夫纳粹集中营旧址。在1941年至1945年间，这里及其所属分部共羁押了5.2万名“囚犯”，其中2.2万惨死其中。它也是全法国境内唯一一座纳粹集中营，又被称为“慢死集中营”，因为这里的“囚犯”不是被直接送进毒气室，而是在酷刑、暴虐、饥饿、疾病、超强度劳役，甚至是活体试验中被慢慢折磨致死。集中营保持了历史原貌，在原址上，除先后修建了流放英雄烈士纪念碑、欧洲抵抗运动流放中心和纳粹毒气室罹难犹太人纪念碑外，还有一个死难者公墓，安葬在这里的大多是抵抗运动者，其中不少是无名烈士。另外，在纪念中心的入口处还多了一个木制架子门，这是美国人当年在这里拍摄电影时专门搭建的，纪念中心觉得视觉效果不错，于是就保留了下来，这也为纪念中心增添了点儿“戏剧”色彩，成为吸引游客眼球的一景。
除此之外，集中营内的建筑基本还保持着当年的原貌，绝大多数固定陈设也还维持原样，如焚尸炉、冷浴盆等。但为全景介绍当年的情状，管理者将其中几处牢房布置成展厅，同时为保障重点维修和管理，他们还拆除了几处造型一样的房屋。 据说，当年德国纳粹选址斯图道夫，主要是看中了附近蕴藏的玫瑰花岗岩，在这里建集中营，即可以强迫“囚犯”为纳粹德国免费创造财富，又可以随意折磨和秘密处置他们。那时，整个阿尔萨斯都被纳粹德国划入德国版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尔萨斯才再次回归法国。
（四）前苏联：卫国战争无名烈士墓
俄罗斯莫斯科的无名烈士墓，位于红场西北侧克里姆林官红墙外的亚历山大花园里。它建成于1967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前夕。正面朝北、东西走向的深红色大理石陵墓上，稍靠西侧陈没着钢盔和军旗的青铜雕塑，造型简洁明快，蕴意肃穆深长。墓前有一个凸型五星状的火炬，五星中央喷出的火焰，从建成时一直燃烧，从未熄灭，它象征着烈士的精神永远光照人间。两座玻璃岗亭置放于墓的两侧，亭前站着两名神情庄重的持枪哨兵，昼夜为烈士守灵。这便是俄罗斯妇孺皆知的“全国第一岗”。另外在烈士墓西侧还排列着12座长方体花岗岩标志物，逐一镌刻着卫国战争中12座英雄城市。在烈士墓平台上是平放在战旗上的士兵头盔和桂枝。这一构图是1975年苏联庆祝卫国战胜利30周年时确定的。
无名烈士墓花岗岩平台上刻着这样的字句：“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无名烈士墓的右侧沿着克里姆林宫墙立着一排石碑，下面存放着装有从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刻赤、新罗西斯克、摩尔曼斯克、布列斯特要塞、图拉及斯摩棱斯克等各城市收集来的泥土。每块石碑上都刻着城市的名字和模压的金星勋章图案。
（五）二战纪念碑与珍珠港事件纪念遗址
1.二战纪念碑
美国是二战中取胜的盟国之一，修建纪念碑是为了纪念1 600万在二战期间服役的美国军人，是为了祭奠在战争中阵亡的40万将士。纪念碑2004年建成，总投资达1.94亿美元。纪念碑建在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之间的“心脏地带”。纪念碑的整体形象是一个下沉的椭圆型广场，看上去像是古代露天圆形剧场。中心一个大喷水池，一圈小喷头，两组大喷头居两边，避免了高高的喷水对广场中轴线的视觉阻断。南北各建有一个拱形塔楼，里面由巨大的铜质美国雄鹰举起象征胜利的花冠。将这些塔楼连接起来的是56座花岗岩方柱，每座代表二战期间美国一个州或一个海外领土。方柱隔成一圈，象征美国人民团结一心的精神。沿圈的浅浮雕，反映美国在二战期间的重要历史事件。西面一座弯曲的“自由墙”，上面凸刻着许多金星，据说有4000颗，每一颗星代表着二战中牺牲的100位美国人。
2.珍珠港事件纪念遗址
在距离华盛顿很远的夏威夷群岛，有一颗在二战中受到巨大创伤的珍珠——珍珠岛。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遗址是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珍珠港事件以及在这次事件中牺牲的将士而建造的包括各种遗迹和各种纪念建筑物在内的场地。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遗址主要由亚利桑那号纪念馆、俄克拉荷马号纪念馆、犹他号纪念馆、密苏里号纪念馆以及其他众多主力舰停泊码头构成。这些遗址与位于莫洛凯岛的卡劳帕帕国家历史公园、位于塞班岛的美国纪念公园和位于关岛的太平洋战争国家历史公园共同组成太平洋历史公园，由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管理。
在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遗址中，亚利桑那号纪念馆最引人关注。亚利桑那号纪念馆是南美国政府和私人共同出资、以珍珠港事件中被日机偷袭炸毁的亚利桑那号沉没处为建筑范围，在水上建造的专题性纪念馆。亚利桑那号在珍珠港事件中被击沉后，美军当场死亡1177名将士，肯尼迪曾将这里命名为国家陵园。它是一座两头高耸、中间凹进的建筑，通体白色，形体修长，正中插着一面星条旗。纯洁的白色建筑和迎风招展的星条旗在湛蓝的海水映衬之下，显得非常壮观。整个纪念堂里只刻有殉难士兵的名字，并无太多的解说和陈列。据说至今仍然不时有沉船的油污从海底漂上来，美国人把这些历史性的油污叫做黑色的眼泪。离亚利桑那纪念堂不远的海面上还停泊着1945年日本签署投降书的“密苏里号”战舰。该景点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其纪念堂选址极有创意，沉船“上”的纪念堂、纪念沉船“下”的死难官兵，一上一下，生死两隔。
（六）德国：柏林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不再重建的废墟
针对德国在二战历史中特殊的角色，德国政府对二战遗址的保护也做出了相应的考究，在德国的一些大城市，不少二战遗留废墟并没有得到重建。对此，德国政府的考虑是把二战遗留废墟作为残暴战争的见证者保留下来，以警惕世人战争的残酷。
作为柏林所留不多的二战遗迹之一，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如今坐落于德国柏林市繁华地段布赖特沙伊德广场和选帝侯大街上，新旧对比引人注目。不仅如此，教堂本身也是新旧建筑合二为一。
新浪漫主义风格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于1895年落成。1945年11月23日，它在盟军的空袭中着火被焚，最终仅有71米高的残缺的主塔作为警醒世人的象征保留了下来。后来，柏林人最先设想在教堂残骸中新建一座亮丽的教堂，于是在1957年3月的一场为新建威廉皇帝纪念教堂而举办的建筑设计比赛中，来自卡尔斯鲁厄大学的建筑学教授埃贡·艾尔曼的设计作品脱颖而出，他计划将残骸完全拆除并建造一座现代风格的新教堂。然而这一设计的获奖引起了柏林市民的极大争议和反对，柏林市民希望保留旧教堂的残骸以示纪念。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68米高的旧教堂钟楼残骸得以保留和保护，以警世战争，残骸周围则依照艾尔曼的方案建造四栋新建筑：八边形的教堂中殿、六边形的钟楼、四边形的礼拜堂以及前厅。1961年，主塔周围的四新塔楼落成，新老建筑都同属文物保护之列。
如今走进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参观教堂遗址内部的时候，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二战在它身上留下的“疤痕”：教堂天顶上的壁画残缺不全；多条裂痕清晰可见。人们在惊叹教堂本身富丽堂皇的细节的同时，也深受战争残酷的震撼。自1987年起，老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入口大厅变身纪念馆对公众开放，既展出了教堂历史的信息和照片，也对战争发出了警示。 （七）意大利：卡西诺战役遗址
卡西诺战役（罗马战役）是二战期间盟军为突破意大利冬季防线及攻占罗马而发动的一系列共4场高昂代价的战役。卡西诺城以西不到1公里就是高达1700英尺的卡西诺山峰，卡西诺山峰顶部筑有一个修道院，一般被称为卡西诺修道院。在1944年初，冬季防线的西半部是德军坚守的莱皮多、利里和加里利亚诺河谷和周围的一些山峰，被统称为古斯塔夫防线。德国人并没有占据在卡西诺山历史上著名的山顶修道院，俯瞰山下卡西进攻。在最后一次攻势中，盟军沿20英里长的战线集中20个师发起进攻，击退了德国守军，但同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现全城各地分布着各国的军人墓地：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波兰的（最后登上山顶占领修道院的盟军是自由波兰部队）、南非的和印度的，可见那场战役的激烈和参战成员国组成的复杂。
（八）日本：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位于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坂，奉明治天皇之谕而建，供奉自明治维新时代以来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及军属，大多数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军官兵及三万名台湾高砂义勇军等日本兵。占地10多万平方米，大门外两侧各竖一座高约十米的石塔。石塔建于1935年，塔身上有16块浮雕，反映的都是为日本侵华战争树碑立传的内容。靖国神社在二战结束前一直由日本军方专门管理，是国家神道的象征。二战后，遵循战后宪法政教分离原则，改组为宗教法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靖国神社既是宗教设施，也是军国主义的国家设施。它从一开始就与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日本对外侵略中，军国主义势力利用靖国神社煽动崇拜天皇、为天皇陛下赴死的军国主义情绪，为侵略战争服务。战后，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但其作为军国主义精神支柱的影响依然存在。多年来，参拜靖国神社已成为部分日本政客拉拢选民、展示右翼思想的“个人秀”。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始终坚决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认为日本领导人的这一举动严重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情感。参拜靖国神社不论在任何时间都会有严重的政治后果。参拜靖国神社也同时被外界——特别是中国、朝鲜及韩国等二战中被日本侵略的国家，认为是日本领导人对右翼观点的认同，而不能对日本的侵略历史进行反省。
（九）波兰：华沙起义纪念碑
华沙起义是二战中波兰地下军反抗德国占领军的战役。波兰民族出于对沙俄长期的欺压、苏联在二战初伙同纳粹德国占领波兰等一系列的历史恩怨，波兰地下军不希望也害怕苏联红军解放波兰，在苏联红军逼近华沙时组织了这次起义，目的是想在苏联红军到达华沙前解放德国的占领，以避免受到苏联的控制。这场战役发生在1944年8月1日，由5万名华沙起义大军向占领华沙的德军发起进攻，3天内就控制了华沙的大部地区。德军随即增援，从空中和地面进行连续63天的狂轰滥炸。10月2日，华沙起义宣告失败。1.8万抵抗战士和25万波兰平民在战斗中丧生，30多万人被送进集中营。德军为镇压起义，投入了党卫军部队和包括重型坦克等大批精锐装备，华沙城在战斗后变成一片废墟。
华沙起义纪念碑是一组立体雕塑，背景是一排方柱，主题为几组黑色和深褐色的当年起义者的铜雕。起义者的身后是倾倒的方柱和楼板。意思是波兰国家大厦将倾，起义者力图支撑起这一灾难。
（十）韩国：独立纪念馆
从1910年到1945年，韩国遭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在其殖民统治下度过了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岁月。二战的胜利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胜利，也使朝鲜半岛民众重获自由。在韩国忠清南道天安市郊，矗立着一座庄严肃穆的博物馆，是韩国规模最大的室内展馆之一，也是韩国纪念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取得自由独立的独立纪念馆。为了铭记苦难的历史和民族的重要性，独立纪念馆于1987年8月15日建成，是韩国全国上下主动展开募捐活动并捐赠相关资料建起来的，主要记录韩国近代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历史。
独立纪念馆分4个室内展馆向民众展示先辈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历史，分别是民族之根、民族的磨炼、守卫国家、民族的呼声，室外还建有追慕园、民族之塔等纪念建筑。
在独立纪念馆入口的右侧，建有统一愿望之苑。其主体建筑是由三个圆锥形成的“求”字形的独特造型物，这里还悬挂着高2.9米、重8.6吨的统一之钟，都是用来表达早日结束南北分裂、实现统一的愿望。独立纪念馆最有特点的，是利用朝鲜总督府的旧建筑材料修建的展览公园，它位于民族之家的左侧。1995年8月15日，韩国光复50周年之际，为了清算日本的侵略历史，政府拆除了日本统治时期的韩国总督府建筑物，并利用拆除下来的建筑材料建造了展览公园。表现了悲剧的终结和面向未来的希望。
（十一）缅甸：英军二战公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入缅甸，中、英、美联合在缅甸进行了一系列的防御和反击战斗，时间从1942年1月至1 945年3月，参战方总阵亡人数约30万人，堪称二战最残酷也是最血腥的丛林战。当年战场上遗留下许多阵亡将士的墓地和遗骸，英军在缅甸有三个墓地，其中位于仰光近郊的Taukkyan（涛建）公墓最大，有6374座墓穴。仰光英军墓地是在1945年5月收复仰光后最先修建的墓地。随后，军队的墓地服务部门把在仰光周边的几个墓地，包括那些在仰光监狱作为战俘死掉的人的墓地都迁移到了这里。涛建墓地包括：涛建火葬纪念馆——纪念1381具二战士兵死者的遗体在这里火化埋葬，涛建纪念馆——纪念45座战争对立双方的坟墓，这些坟墓原来在缅甸各地，无法保存。
（十二）以色列：二战纪念馆
二战期间，犹太人遭到德国纳粹大屠杀，600万人惨遭杀害，和现在以色列国家的人口相等。以色列人民为了永远记住这一伤痛历史，1948年建国后便筹建了“二战纪念馆”。1950年兴建，1954年正式开放。纪念馆被建在以色列国会大厦对面的山坡，共有3个展馆。陈列馆展示的内容包括二战时的老照片和实物，图片是以色列从法西斯档案馆索回的，这些照片是纳粹杀害犹太人时拍摄的，现在成为以色列人民的反战教材。纪念馆由象征着德国法西斯杀害犹太人的14个集中营构成，墙壁用大石块砌成，四周有环形桥路供人参观，中间的长明灯像燃烧着的火焰，用来纪念死者，氛围令人窒息。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杀害了1 50万名犹太儿童，儿童馆设计者设计了4支点燃的蜡烛，借助镜子反射出150万个光点，用以纪念他们。 目前的统计显示，各国二战纪念物以二战遗址为主，而专门的纪念性建筑一般建造于战后，其中又多以遗址为其依托。
二、国内二战纪念物
按西方史学界的说法，二战始于1939年，结束于1945年。然而在中国战场，实际上局部战争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全民抗战自1937年起。应该说，中国的局部抗战和全民抗战是二战的前兆，中国人民比欧美各国早8年遭受了法西斯阵营的野蛮入侵。相比欧美为期6年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军民长达14年的战争岁月，自然有着更为复杂的局面，又加之中国疆域辽阔，长期坚持“以时间换空间”的持久战略，许多地方敌我双方长期对峙、胶着，也使得在战争期间营建纪念性建筑成为可能。
早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中国国民政府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指出：应尽可能地安葬抗日阵亡将士之忠骸，“我们忠勇将士为国捐躯竞至死不得收骨，我们后死者如何能对得起已死的官兵！”自那时起，中国战场相继建造了数以百计、规模不等的纪念性建筑，较著名者有南岳忠烈祠及公墓群、麓山忠烈祠及公墓群、武汉表烈祠、腾冲国殇墓园、常德74军公墓及纪念坊等，敌后战场建有狼牙山三壮士纪念碑左权墓及1950年代方竣工的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等。实际上，更早在1937年之前，我国为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已修建了广州十九路军坟园、杭州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念碑、上海庙行无名英雄公墓及纪念坊等，并将原为纪念辛亥革命先烈的南京灵谷寺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中的第一公墓立为第十九路军、第五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和第二十九军长城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并立有纪念碑。
有关战争期间中国所建造的纪念性建筑——阵亡将士墓葬（个人墓葬与公墓）、忠烈祠、纪念碑（坊、塔、亭）等，本刊2014年第2期曾刊载周学鹰《承载苦难与辉煌的抗战纪念建筑》，对此有概要、精当的述论，而笔者近年主持编撰之《抗战纪念建筑》、 《辛亥革命纪念建筑》等，也可聊供读者参阅，这里不再赘言，仅侧重补充周文中没有提及的几处。
（一）广州十九路军坟园
广州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坟园（以下简称十九路军坟园），以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十九路军官兵、弘扬民族精神为主题。十九路军前身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因军中粤籍将士居多，又称广东子弟兵。在1 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以及前来助战的京沪卫戍长官陈铭枢、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等部队，奋起抵抗，激战33天，毙伤日军万余人，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为安葬阵亡将士骸骨，十九路军拨款并在海外华侨的捐助下，将正在建造中的十一军公墓改为“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坟园”，1933年1月28日前建成并举行了周年纪念活动。
在十九路军坟园设计者杨锡宗，1918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建筑系，为广州近代著名建筑师。有关这组建筑的设计意匠，学者彭长昕先生评述如下：
为营造英雄史诗般的宏阔场景，杨锡宗在规划中借鉴了中国传统陵园的规划思想和西方古典主义构图。他巧妙地利用广州沙河一带（亦属黄花岗）延绵起伏的丘陵，依山托体，以轴线连接两个山坡面，形成园区墓道，从抗日亭向北依次布设“抗日阵亡烈土题名碑”、甬道，最后至由纪念碑、战士雕像、环形多立克柱廊等组成的坟园主体部分。战士雕像背依纪功柱在环形柱廊的拱卫下设于山坡的顶部，其背景即为远处白云山主峰，在蓝天白云和远山的衬托下，令瞻仰者油然而生崇仰之情。在形式的处理上，杨锡宗则大量借用古典主义建筑形象和元素，包括古罗马凯旋门、纪功柱、坦比哀多，多立克柱廊等，以其形式凝重隽永来表抗日战士之“碧血丹心”。
十九路军坟园中墓，在空间构图中的重要性被弱化，从而呈现新的空间指向。从空间方位来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东征烈士墓，乃至南京中山陵均以墓为主体，将其置于空间的中心，并通过轴线、地势予以强调。十九路军坟园登录阵亡将士共1951位，墓地分列抗日阵亡烈土题名碑东、西两侧。西侧设将官墓地，水泥棺182座整齐排列，后有一大型中国式圆形墓，有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写的碑文，记述将士抗日守士浴血奋战经过；西侧为战士墓地，计水泥棺190座，排列方式与东侧墓地相同。因地势低且地貌平，并位于轴线两侧，墓地在空间构图中属于从属地位。实际上，因水泥棺并不具备实际功能，墓地的象征性远大于功能性。很显然，杨锡宗所要强调的空间中心是轴线末端的高地，那里有符号化的战士形象——雕塑和他们的丰功伟绩——纪功柱。其空间话语的建构传递出赞助人和建筑师在考量民族存亡与个体牺牲孰轻孰重时的默契。如果说早期墓园着眼于死者个体的纪念，据此升华价值与意义并唤醒民众；后者则以民族大义为先，轻个体而重精神。正如蔡廷锴手书所言：“诸夏之不泯，民族之中兴，系此浩气，灵光是赖”……通过空间资源的调配，十九路军坟园从单纯的墓地升华为弘扬爱国主义和抗战精神的空间场所。
（二）南京灵谷寺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
灵谷寺位南京于紫金山东麓，历史可上溯至六朝梁武帝时期。1928年，北伐成功，民国一统。国民政府为“眷念前劳，凯旋者概予登庸；惨逝者追加抚恤。惟兹阵亡将士，杀身成仁，尸骨遍野，忠魂无依，乃拟搜集阵亡将士骸骨，建筑公墓，安慰忠魂”，决定在此筹建“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公墓占地约一平方公里，总平面恰成一十字架形。主体建筑沿一公里长的中轴线次第展开：正门、牌坊、祭堂、第一公墓、纪念馆、纪念塔等，轴线两侧对称布置第二公墓（今邓演达烈士墓址）、第三公墓，埋葬着1029名国民革命北伐、淞沪抗战等牺牲的将士。整个建筑群充分利用原有地形环境，力求与已有建筑风格相一致而又有自身的特色。建筑群整体依山而上，层次分明，蔚为壮观。
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在建造时及建成后，陆续葬入阵亡将士，包括北伐、抗战和内战三类，主要是北伐中牺牲的官兵。经各师呈报名册，计60个部队，共有阵亡将士33224人。因员额太多，不能全部容纳，经筹委会决议，取“代表葬”法，以师为单位，从每一军阶的阵亡将士中，抽签代表一名入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断有中国军队对日的局部性抗战，如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及此后华北长城抗战的阵亡将士。国民政府随即决定选择部分阵亡将士安葬于此公墓，以示国葬待遇。
淞沪抗战阵亡将士代表128名于1933年6月2日入葬，其中十九路军78名、第五军50名，以纪念“一二八”之意。华北长城抗战阵亡将士代表，经抽签确定后，于1934年底入葬。
1935年11月20日，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举行盛大的落成暨公祭典礼，蒋介石担任主祭，国民党中央和各界人士1万多人参加，全国下半旗志哀。1947年6月21日，国民政府制订了“春秋二季致祭阵亡将士办法”，定每年春祭日期为3月29日，即黄花岗起义纪念日；秋祭日期为9月3日，即抗战胜利纪念日。
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总体构思是以我国传统的中轴线空间为主体，运用灵谷寺原有中轴线，逐步安排祭祀空间，步步抬高、层层递进；并且利用第二、第三公墓形成副轴，总平面形如西式的“十字架”；与此同时，加进西方风格的几何形绿地广场，一起构成耐人寻味、“中西合璧”的总平面格局。不仅如此，中轴线上的单体建筑多有可圈可点之处。其中，公墓图案寓意显明。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后有由低到高的墩厚围墙，平面弯曲；围墙环抱的中间圆圈，以花坛象征太阳，圈中植一大桂花树；圆圈周边砖砌十二根齿轮，正中望柱一对。整体图案寓意烈士们在祖国的青天白日下得享安宁。而公墓背后的祭堂（原灵谷寺无梁殿）、纪念馆（松风阁）、纪念塔等，或传统结构，或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均为我国传统建筑造型，形成了整体的中国文化氛围。据此，整个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建筑群，中轴与副轴，第一公墓与第二、第三等主次分明，新旧建筑结合巧妙，既对比又融合，依山顺势、层层递进，形成了纵深开合有致、变化丰富的纪念性景观。
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建筑群由美国建筑师墨菲与我国建筑师董大酉共同设计。墨菲，1877年生于美国康乃狄克州，就读于耶鲁大学，1914年到中国，长期从事中国风建筑设计的探索。中国复杂的历史背景，为墨菲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加上优秀的职业素养，使他脱颖而出，成为“传统复兴式”建筑形式的代表人物，吕彦直等“中国固有式建筑”流派的前驱。
抗战期间，南京沦陷后，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建筑群曾遭日伪分子破坏，尤以纪念馆（今松风阁）破坏程度最为严重，第一公墓区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第五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亦有残损，但抗战胜利后得以整修，保持至今.
（三）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位于河北省邯郸市陵园路中段，1946年3月奠基，1950年10月落成。陵园占地320亩，分南北两院，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中规模最大的一处烈士陵园。
陵园北院以园林建筑为主。独具民族特色的雄伟建筑群，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大门上额镌刻着朱德题写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两侧镌刻着毛泽东手书“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入门巍然耸立着高24米的烈士纪念塔，塔顶红五星象征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塔的正面镌刻着毛泽东题词： “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上光荣”，东、北、西三面分别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题词。
纪念塔正北是人民英雄纪念墓，为纪念所有牺牲于晋冀鲁豫边区的革命烈士而建，墓内陈列着317名团职以上烈士英名录。纪念墓前面东西两侧有“八路军”和“民兵”两组群塑，东侧是左权将军墓，有周恩来总理的亲题墓碑，墓旁有朱德写的挽词和彭德怀写的墓志。“左权将军之墓”两侧有附墓数座，分别安葬杨裕民，何去，高捷成，赖勤，张衡宁，张光华先烈。墓旁各碑记载了烈士的生年经历。左权将军墓对面是肃穆庄严的左权将军纪念馆，馆内陈列着左权将军的遗像和遗物。院东北部为烈士纪念堂，陈列着部分革命先烈的遗像、遗物。西北部是刘伯承题名的陈列馆和“四八”烈士阁。
南院以陵为主，有纪念亭、纪念碑及烈士墓，墓内安葬着团级以上的干部和边区著名杀敌英雄约200名。 敌后战场的烈士公墓及纪念碑等，还可例举保定市“狼牙山三烈士碑”（后改为“狼牙山五烈士纪念塔”）、灵丘县“平型关战役烈士陵园”、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等。
（四）庙行镇无名英雄纪念墓遗址
在上海宝山区庙行乡一二八纪念路，鹅馋浦北岸。庙行乡无名英雄纪念墓于1936年一二八事变四周年公祭前落成，墓约三四层楼房高，三层是台基，墓内装烈士衣冠石椁，墓两旁树立旗杆，墓正中石碑上镌刻“义薄云天”四个大字。墓门口，装6扇大铁门，4间门卫室，墓地前有桥，周围遍栽花草树木，四周筑有围墙，建筑用材全是金山石凿成。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无名英雄墓竟被日军用炸药炸毁。此野蛮行径是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的。现纪念墓尚存门房一间，并有当年建造的纪念村民房数间及吃水用的井一口，门前马路被命名为“一二八纪念路”。其纪念牌坊现处新建居民小区——锦辉绿园入口旁之荒草杂木丛中，但基本完好。坊为钢筋水泥质地，四柱三门的传统牌坊形制，柱头有祥云雕饰，但整体造型以朴素简洁为度。明间门楣镌刻“庙行纪念村”，两柱题刻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捐建”、“中华民国二十又一年壬申”。
（五）罗店红十字纪念碑
在上海宝山区罗店镇陈伯吹中学（原罗店中学）校园内西北角。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中，罗店遭空袭，中国空军飞行员苑金函在与敌空战中不幸中弹，机毁人伤于罗店近郊。中国红十字总会上海分会第一救护队副队长苏克己闻讯后，率队员谢惠贤（女）、刘中武、陈秀芳（女）等即刻前往救护。待日军追至，苏克己等将伤员安全藏匿，但自己不幸被俘。之后，日军竞视国际公约为无物，将这四名红十字会成员全体杀害。
罗店抗战殉难烈士纪念碑初建于1947年8月13日，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碑高5.65米，于1948年8月13日落成，于1985年重修。设计以方尖碑为原型而有所变通。其基座略粗壮，至碑身部分骤然挺拔，碑首则以醒目的红色十字向四方昭示。其碑身正面镌刻其正式名称：“中华民国红十字总会第一救护队抗日殉难烈士纪念碑”；两个侧面镶嵌着四位殉难中国医护工作者的瓷板肖像；基座四面分镌“纪事文”、“诔辞”和“重修碑记”。诔词由中国红十字会正副会长蒋梦麟、杜月笙、刘鸿生撰写，曰： 炎炎华夏，浩浩烟尘。八年抗战，泣鬼惊神。
壮哉诸子，罔顾艰辛。枪林弹雨，重义轻身。
恤伤遇难，慷慨成仁。沸腾热血，惨烈绝伦。
以寒敌胆，以式国人。河山不改，姓字常新。
此纪念碑饱含着对殉难者的深情敬仰和对日军公然践踏人文准则的严正抗议，其造型则至简，其力度则至强！
（六）淞沪战役国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位于杭州西湖东岸民学士路口。此纪念碑原于1934年建造完成。纪念碑雕塑由我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创作。该碑后被拆除，2003年在原址复建，由中国美术学院沈文强教授担任雕塑复原。
此纪念碑不属于烈士墓园的附属纪念物，而是纯为颂扬中国军人功勋和精神的纪念性艺术作品。据极为有限的现存资料看，原作分台阶、基座、碑身和碑首雕塑等四个部分，通高在10米左右。其基座四面分刻浮雕：《纪念》《抵抗》《冲锋》《继续杀敌》；碑身四角为帖壁方柱，正方平面，无上下收分；碑首为一组青铜群雕：四角为四只下落的炮弹，将两躯官兵立像环绕其间，军官手握望远镜遥指向东方，士兵手握步枪准备冲锋。刘开渠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受罗丹的影响颇深，故其作品手法上坚持写实功力，但具有与象征意义诗歌、印象主义绘画、音乐类似的美学追求。他的这个作品，以下落的炸弹渲染历史场景，准确把握人物的瞬间形体姿态作永恒寓意，堪称是《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雕塑版本。
淞沪战役国军阵亡将士纪念碑是我国第一座表现抗日战争的纪念碑，也无疑是抗战主题的纪念性建筑杰作之一。
涉及中国战时纪念建筑之兴建，似仍应以南岳忠烈祠纪念建筑群（1939--1942年）为这个时代这一门类建筑的典范。须强调一点：按南岳忠烈祠的原设计方案，如包括环绕主体建筑的周边大型公墓组群，其整体建筑规模甚至是大于中山陵的。
南岳忠烈祠作为集庙堂建筑与陵墓建筑为一体的大型纪念性建筑群，不仅仅在形式上受中山陵建筑群影响，更强化了中山陵建筑设计者吕彦直的设计理念——国家先贤祠。吕彦直曾提出“为吾民建设精神之主要的表示，必当采取中国特有之建筑式”的观点，对首都南京整体规划的具体项目，则进一步指出：“国民大会之后，设先贤祠及历史博物馆。凡此皆可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之文化，实国族命脉之所系也。全部之布置，成一公园，北依玄武湖，东枕富贵山，而接于中山陵园，西连于南京市，此为大纬道北部之计划。”就这个国家先贤祠所处位置（毗邻现代中国共和政体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陵墓）而言，可知在吕彦直的心目中，民族烈士先贤纪念地与开国元勋纪念地的地位至少是同等重要的。而南岳忠烈祠作为祭奠全民族殉国英烈的总神位，无疑是具有国家先贤祠的性质的。从南岳忠烈祠的建筑规模分析，特别考虑到战时十分拮据的经济状况，可以说这是当时国家最重要的建筑投资，诚为继中山陵之后中国最重要的纪念建筑，其意义在于突出了吕彦直等人设立国家先贤祠的构想，是将旧中国建造为现代民主国家的建筑行动之一，堪称民族意识复兴之象征，中国跻身世界五强之先导。
结语：二战纪念建筑的文化取向
通过上文对国内外二战纪念物典型案例分析可知，对于战争事件的纪念，各个国家的表达形式和手法不一而足。
从各国二战纪念物的种类、数量的数据统计分析，域外各国基本是对二战遗址加以保护，以并此为基础，将重要者辟为纪念地；专门的纪念性建筑则集中在战后兴建，以阵亡者的墓葬为例，除中国战场外，各参战国基本上是在战时简单收殓或保存骨灰，待战后再事隆重安葬、祭奠。而中国战场很突出的一点，则正在于战时即不恤财力、及时安葬阵亡将士，并建庙堂以郑重入祀。这一方面是由于域外各国参战时间相对较短，战事频仍，无暇他顾；另一方面，则更显见了中国“慎终追远”的文化理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也正是缘于中国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理念不失时机地物化为不朽的纪念性建筑，激励着后人与侵略者血战到底。
在纪念性建筑的艺术风格方面，域外各国基本上是随着时间推移，现代主义建筑元素逐渐取代古代主义、折中主义建筑，设计者的文化取向，则由强调各国不同规格的丧葬仪式（最高为国葬规格），转而更加注重表现战争亲历者的内心世界及后人的反思。西方在战争纪念物的设计上，有很多设计手法和元素是共通的。例如在纪念场所营造之中，喜欢轴线式布局和巨大的标志物设置。在纪念广场、纪念公园中对于几何形式的重视，注意平面构图和形式表现，凸显出历史氛围和事件主题。此外，对于场地环境的重视和建立参观者与场所的“对话”方面也是纪念物表现的手法。后期建造的二战纪念性景观逐渐表现出对于场地独特环境条件的重视，并且通过对纪念事件的设计表达，来营造出参观者在纪念性景观场所中的体验与感受。
中国战时兴建的二战纪念性建筑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的文化现象（近年来，各地增修了许多这类建筑，因统计工作尚在进行之中，暂不论及）。就其艺术形式选择上看，战时中国军民固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并不固步自封：西方建筑形式、技术等，均大胆借鉴、无所顾忌，如大量的方尖碑（远溯古埃及古希腊的“纪功柱”）的使用、十九路军坟园的带有西化痕迹的平面布置等，均能与中国传统陵寝园林造景手法融汇一体。无论规模大小，中国战时纪念建筑往往能够手法巧妙地设置空间布局、建筑、景观小品等，同时而不失整体之雄浑，成功塑造出了庄严、宁静、肃穆的心理空间。以南岳忠烈祠为范例，“中国固有式建筑”流派之所以成为中国战场纪念性建筑的主要形式，并不在于其技术层面的和衷西方建筑技术与中国传统建筑符号，而至于其精神层面上确实在认真探索着中国文化特质在20世纪的复兴。
纪念性空间形式多样，但从空间的营造初衷和主题实质来看，可分为人物纪念型和事件纪念型两大类。而事件型又含有为记录功绩情感愉悦的歌颂型和为引导世人思考的反思型。其中，人物纪念型是以伟人为纪念对象的，包括陵墓、纪念碑、纪念堂（馆）、故居等，如南岳忠烈祠、无名烈士墓等；事件纪念型则以具有重大影响值得后人汲取或反思的历史事件、突发事件为纪念对象（如珍珠港事件纪念遗址、柏林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以纪念建筑、纪念广场、战场遗址地最具代表性。
战争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处处建筑、遗址，还有其见证的反侵略、反战精神，以及人类对和平的向往。这里有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角逐与决战，更有思考与教训。西方纪念建筑的文化表征从关注个人而走向凸现国家，悲情，沉思，激昂，体现出设计者不同的选择，也显示出政府与民众对不同战争结局的接纳，不回避，不粉饰，不矫情。欧洲的战争纪念碑，给人感触最深的是，它们的建造不在于歌颂英雄的丰功伟绩，而是在感叹那些年轻生命的消逝，为那些鲜活的生命被战争摧毁而悲痛。它们告诉人们战争的残酷，告诫我们再也不要战争，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只有永恒的生命损伤，通过战争来解决纷争，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对人类来说，都是悲剧。
此外，针对日本、德国在二战历史中特殊的角色，我们应该客观的看待战犯国本土的二战遗留物。它们可以作为二战残暴战争的见证者保留下来，以警示世人战争的残酷，尤其要警惕法西斯主义在当今的死灰复燃。
关键词：二战纪念物；二战纪念建筑；纪念设施；文化价值取向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是人类有史以来人为的最大最惨痛的浩劫之一，至今各参战国均留有大量的二战纪念物，成为各国反思历史的文化遗产。
二战纪念物大致可分三类：其一是战争遗迹和历史事件发生地遗址，其中重要者多已在战后辟为纪念地（搏物馆）；其二是二战期间遗存的可移动文物；其三是战争期间及战后所建造的纪念性建筑。前二者的意义，首先在于其作为见证真实历史的史料价值；而后者则侧重于展示建造时代的公众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判和自身的文化取向。
就目前建筑学的分类而言，“纪念性建筑”或称“纪念建筑”，一般是指“专门供人们凭吊、瞻仰、纪念用的特殊建筑或构筑物，是人们为了表征某类特殊价值物质和观念而有目的建造的建筑，如纪念碑（塔、坊、门）、纪念堂、纪念馆和陵墓等”。本文侧重于述论二战纪念性建筑的兴建及其文化意义。
据笔者所知，各参战国的纪念性建筑（如阵亡将士公募、纪念碑等）大多建造于战后，中国则是少数在战争期间即开始大量营建的国度之一（很可能也是唯一的国度，有待进一步查证）。
一、域外二战纪念物一瞥
二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苦难，世界各地为铭记二战历史教训设立了诸多纪念遗迹及纪念建筑。其中，英国关押纳粹头目的伦敦塔、法国诺曼底登陆遗址群、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公园等都是重要的二战纪念遗迹；此外，位于波兰的华沙起义纪念碑、缅甸英军二战公墓、莫斯科卫国战争无名烈士墓、华盛顿二战纪念碑、德国柏林墙等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纪念建筑。全世界已有数以千计的二战纪念地，人们在一次次以二战为专题的考察中，不仅感受到令人震惊的二战史，也更加珍视这些遗产的教育价值。
域外参战各国二战纪念物（不可移动文物类）实例可举要如下。
（一）英国：伦敦---鲁道夫·赫斯的关押地
伦敦塔是英国伦敦一座标志性的宫殿、要塞，选址在泰晤士河。曾作为堡垒、军械库、国库、铸币厂、宫殿、天文台、避难所和监狱，特别关押上层阶级的囚犯，是一座具有九百多年历史的诺曼底式的城堡建筑。二战期间，这里曾关押了一名英国“最重要”的囚犯——纳粹德国的副元首鲁道夫·赫斯。1941年5月，赫斯登上梅塞施密特110D飞机从德国神秘地飞往英国，在苏格兰跳伞着陆，随后被俘并被审讯。至于他为什么飞往英国，赫斯则始终没有透露，丘吉尔对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并命令把赫斯关进伦敦13个塔楼之一的绿塔。现作为二战囚犯关押地的绿塔仍保存原状，但不对外开放。
（二）法国：诺曼底登陆遗址
法国有很多二战纪念地，其中以诺曼底海滩最有名。诺曼底位于法国西北部，临靠英吉利海峡，海滩绵延数百英里。诺曼底因为二战时期盟军在此登陆，并取得战争上的重大转折而闻名，而今成为法国著名的历史和文化大区。诺曼底登陆遗址群是一个具有鲜明军事特色的遗址群，同时也是历史纪念性遗址群。
法国诺曼底登陆遗址群主要由诺曼底登陆战场原址、墓地、纪念馆、纪念碑以及公园等构成。墓地是为纪念这次战役中阵亡的将士而修建，那里一排排白色十字架，排满了空无一人的漫漫山坡，寂静而凝重。这种墓地有20多处，按国籍或战役修建。以科勒维尔美军阵亡将士墓地为例，该墓地占地70公顷，埋葬了9387名军官和士兵，他们中有4名女兵，身份无法确认的为307人。
1984年，法国为庆祝诺曼底登陆40周年在诺曼底省的首府卡昂市建立诺曼底战役纪念馆，后名和平纪念馆。法国卡昂和平纪念馆又称和平历史之城，占地14公顷，1988年竣工。卡昂和平纪念馆只是法国以诺曼底登陆为背景建造的众多纪念馆中的一个，在卡昂周边的一些小城市还有不少各具特色的小型纪念馆。在纪念公园和纪念碑方面，1994年美军纪念公园和加拿大第三步兵师纪念碑落成。之后，周边纪念碑的建造逐渐增多，如苏格兰步兵师战斗纪念碑、威尔士步兵师纪念碑、韦塞克斯纪念碑等均在其中。不同类型的诺曼底登陆遗址群共同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遗址保护范例。也构成了一座全面研究20世纪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历史宝库。
（三）法国：斯图道夫纳粹集中营纪念中心
法国的二战“遗迹”不少，有战后重修重建的教堂甚至整座城市，也有再现战争场面的战争博物馆。但在众多二战“遗迹”中，只有一个得到几乎历届法国总统的特别关注，那就是“隐藏”在法国东部孚日山脉中的斯图道夫纳粹集中营旧址。在1941年至1945年间，这里及其所属分部共羁押了5.2万名“囚犯”，其中2.2万惨死其中。它也是全法国境内唯一一座纳粹集中营，又被称为“慢死集中营”，因为这里的“囚犯”不是被直接送进毒气室，而是在酷刑、暴虐、饥饿、疾病、超强度劳役，甚至是活体试验中被慢慢折磨致死。集中营保持了历史原貌，在原址上，除先后修建了流放英雄烈士纪念碑、欧洲抵抗运动流放中心和纳粹毒气室罹难犹太人纪念碑外，还有一个死难者公墓，安葬在这里的大多是抵抗运动者，其中不少是无名烈士。另外，在纪念中心的入口处还多了一个木制架子门，这是美国人当年在这里拍摄电影时专门搭建的，纪念中心觉得视觉效果不错，于是就保留了下来，这也为纪念中心增添了点儿“戏剧”色彩，成为吸引游客眼球的一景。
除此之外，集中营内的建筑基本还保持着当年的原貌，绝大多数固定陈设也还维持原样，如焚尸炉、冷浴盆等。但为全景介绍当年的情状，管理者将其中几处牢房布置成展厅，同时为保障重点维修和管理，他们还拆除了几处造型一样的房屋。 据说，当年德国纳粹选址斯图道夫，主要是看中了附近蕴藏的玫瑰花岗岩，在这里建集中营，即可以强迫“囚犯”为纳粹德国免费创造财富，又可以随意折磨和秘密处置他们。那时，整个阿尔萨斯都被纳粹德国划入德国版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尔萨斯才再次回归法国。
（四）前苏联：卫国战争无名烈士墓
俄罗斯莫斯科的无名烈士墓，位于红场西北侧克里姆林官红墙外的亚历山大花园里。它建成于1967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前夕。正面朝北、东西走向的深红色大理石陵墓上，稍靠西侧陈没着钢盔和军旗的青铜雕塑，造型简洁明快，蕴意肃穆深长。墓前有一个凸型五星状的火炬，五星中央喷出的火焰，从建成时一直燃烧，从未熄灭，它象征着烈士的精神永远光照人间。两座玻璃岗亭置放于墓的两侧，亭前站着两名神情庄重的持枪哨兵，昼夜为烈士守灵。这便是俄罗斯妇孺皆知的“全国第一岗”。另外在烈士墓西侧还排列着12座长方体花岗岩标志物，逐一镌刻着卫国战争中12座英雄城市。在烈士墓平台上是平放在战旗上的士兵头盔和桂枝。这一构图是1975年苏联庆祝卫国战胜利30周年时确定的。
无名烈士墓花岗岩平台上刻着这样的字句：“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无名烈士墓的右侧沿着克里姆林宫墙立着一排石碑，下面存放着装有从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刻赤、新罗西斯克、摩尔曼斯克、布列斯特要塞、图拉及斯摩棱斯克等各城市收集来的泥土。每块石碑上都刻着城市的名字和模压的金星勋章图案。
（五）二战纪念碑与珍珠港事件纪念遗址
1.二战纪念碑
美国是二战中取胜的盟国之一，修建纪念碑是为了纪念1 600万在二战期间服役的美国军人，是为了祭奠在战争中阵亡的40万将士。纪念碑2004年建成，总投资达1.94亿美元。纪念碑建在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之间的“心脏地带”。纪念碑的整体形象是一个下沉的椭圆型广场，看上去像是古代露天圆形剧场。中心一个大喷水池，一圈小喷头，两组大喷头居两边，避免了高高的喷水对广场中轴线的视觉阻断。南北各建有一个拱形塔楼，里面由巨大的铜质美国雄鹰举起象征胜利的花冠。将这些塔楼连接起来的是56座花岗岩方柱，每座代表二战期间美国一个州或一个海外领土。方柱隔成一圈，象征美国人民团结一心的精神。沿圈的浅浮雕，反映美国在二战期间的重要历史事件。西面一座弯曲的“自由墙”，上面凸刻着许多金星，据说有4000颗，每一颗星代表着二战中牺牲的100位美国人。
2.珍珠港事件纪念遗址
在距离华盛顿很远的夏威夷群岛，有一颗在二战中受到巨大创伤的珍珠——珍珠岛。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遗址是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珍珠港事件以及在这次事件中牺牲的将士而建造的包括各种遗迹和各种纪念建筑物在内的场地。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遗址主要由亚利桑那号纪念馆、俄克拉荷马号纪念馆、犹他号纪念馆、密苏里号纪念馆以及其他众多主力舰停泊码头构成。这些遗址与位于莫洛凯岛的卡劳帕帕国家历史公园、位于塞班岛的美国纪念公园和位于关岛的太平洋战争国家历史公园共同组成太平洋历史公园，由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管理。
在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遗址中，亚利桑那号纪念馆最引人关注。亚利桑那号纪念馆是南美国政府和私人共同出资、以珍珠港事件中被日机偷袭炸毁的亚利桑那号沉没处为建筑范围，在水上建造的专题性纪念馆。亚利桑那号在珍珠港事件中被击沉后，美军当场死亡1177名将士，肯尼迪曾将这里命名为国家陵园。它是一座两头高耸、中间凹进的建筑，通体白色，形体修长，正中插着一面星条旗。纯洁的白色建筑和迎风招展的星条旗在湛蓝的海水映衬之下，显得非常壮观。整个纪念堂里只刻有殉难士兵的名字，并无太多的解说和陈列。据说至今仍然不时有沉船的油污从海底漂上来，美国人把这些历史性的油污叫做黑色的眼泪。离亚利桑那纪念堂不远的海面上还停泊着1945年日本签署投降书的“密苏里号”战舰。该景点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其纪念堂选址极有创意，沉船“上”的纪念堂、纪念沉船“下”的死难官兵，一上一下，生死两隔。
（六）德国：柏林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不再重建的废墟
针对德国在二战历史中特殊的角色，德国政府对二战遗址的保护也做出了相应的考究，在德国的一些大城市，不少二战遗留废墟并没有得到重建。对此，德国政府的考虑是把二战遗留废墟作为残暴战争的见证者保留下来，以警惕世人战争的残酷。
作为柏林所留不多的二战遗迹之一，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如今坐落于德国柏林市繁华地段布赖特沙伊德广场和选帝侯大街上，新旧对比引人注目。不仅如此，教堂本身也是新旧建筑合二为一。
新浪漫主义风格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于1895年落成。1945年11月23日，它在盟军的空袭中着火被焚，最终仅有71米高的残缺的主塔作为警醒世人的象征保留了下来。后来，柏林人最先设想在教堂残骸中新建一座亮丽的教堂，于是在1957年3月的一场为新建威廉皇帝纪念教堂而举办的建筑设计比赛中，来自卡尔斯鲁厄大学的建筑学教授埃贡·艾尔曼的设计作品脱颖而出，他计划将残骸完全拆除并建造一座现代风格的新教堂。然而这一设计的获奖引起了柏林市民的极大争议和反对，柏林市民希望保留旧教堂的残骸以示纪念。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68米高的旧教堂钟楼残骸得以保留和保护，以警世战争，残骸周围则依照艾尔曼的方案建造四栋新建筑：八边形的教堂中殿、六边形的钟楼、四边形的礼拜堂以及前厅。1961年，主塔周围的四新塔楼落成，新老建筑都同属文物保护之列。
如今走进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参观教堂遗址内部的时候，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二战在它身上留下的“疤痕”：教堂天顶上的壁画残缺不全；多条裂痕清晰可见。人们在惊叹教堂本身富丽堂皇的细节的同时，也深受战争残酷的震撼。自1987年起，老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入口大厅变身纪念馆对公众开放，既展出了教堂历史的信息和照片，也对战争发出了警示。 （七）意大利：卡西诺战役遗址
卡西诺战役（罗马战役）是二战期间盟军为突破意大利冬季防线及攻占罗马而发动的一系列共4场高昂代价的战役。卡西诺城以西不到1公里就是高达1700英尺的卡西诺山峰，卡西诺山峰顶部筑有一个修道院，一般被称为卡西诺修道院。在1944年初，冬季防线的西半部是德军坚守的莱皮多、利里和加里利亚诺河谷和周围的一些山峰，被统称为古斯塔夫防线。德国人并没有占据在卡西诺山历史上著名的山顶修道院，俯瞰山下卡西进攻。在最后一次攻势中，盟军沿20英里长的战线集中20个师发起进攻，击退了德国守军，但同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现全城各地分布着各国的军人墓地：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波兰的（最后登上山顶占领修道院的盟军是自由波兰部队）、南非的和印度的，可见那场战役的激烈和参战成员国组成的复杂。
（八）日本：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位于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坂，奉明治天皇之谕而建，供奉自明治维新时代以来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及军属，大多数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军官兵及三万名台湾高砂义勇军等日本兵。占地10多万平方米，大门外两侧各竖一座高约十米的石塔。石塔建于1935年，塔身上有16块浮雕，反映的都是为日本侵华战争树碑立传的内容。靖国神社在二战结束前一直由日本军方专门管理，是国家神道的象征。二战后，遵循战后宪法政教分离原则，改组为宗教法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靖国神社既是宗教设施，也是军国主义的国家设施。它从一开始就与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日本对外侵略中，军国主义势力利用靖国神社煽动崇拜天皇、为天皇陛下赴死的军国主义情绪，为侵略战争服务。战后，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但其作为军国主义精神支柱的影响依然存在。多年来，参拜靖国神社已成为部分日本政客拉拢选民、展示右翼思想的“个人秀”。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始终坚决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认为日本领导人的这一举动严重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情感。参拜靖国神社不论在任何时间都会有严重的政治后果。参拜靖国神社也同时被外界——特别是中国、朝鲜及韩国等二战中被日本侵略的国家，认为是日本领导人对右翼观点的认同，而不能对日本的侵略历史进行反省。
（九）波兰：华沙起义纪念碑
华沙起义是二战中波兰地下军反抗德国占领军的战役。波兰民族出于对沙俄长期的欺压、苏联在二战初伙同纳粹德国占领波兰等一系列的历史恩怨，波兰地下军不希望也害怕苏联红军解放波兰，在苏联红军逼近华沙时组织了这次起义，目的是想在苏联红军到达华沙前解放德国的占领，以避免受到苏联的控制。这场战役发生在1944年8月1日，由5万名华沙起义大军向占领华沙的德军发起进攻，3天内就控制了华沙的大部地区。德军随即增援，从空中和地面进行连续63天的狂轰滥炸。10月2日，华沙起义宣告失败。1.8万抵抗战士和25万波兰平民在战斗中丧生，30多万人被送进集中营。德军为镇压起义，投入了党卫军部队和包括重型坦克等大批精锐装备，华沙城在战斗后变成一片废墟。
华沙起义纪念碑是一组立体雕塑，背景是一排方柱，主题为几组黑色和深褐色的当年起义者的铜雕。起义者的身后是倾倒的方柱和楼板。意思是波兰国家大厦将倾，起义者力图支撑起这一灾难。
（十）韩国：独立纪念馆
从1910年到1945年，韩国遭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在其殖民统治下度过了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岁月。二战的胜利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胜利，也使朝鲜半岛民众重获自由。在韩国忠清南道天安市郊，矗立着一座庄严肃穆的博物馆，是韩国规模最大的室内展馆之一，也是韩国纪念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取得自由独立的独立纪念馆。为了铭记苦难的历史和民族的重要性，独立纪念馆于1987年8月15日建成，是韩国全国上下主动展开募捐活动并捐赠相关资料建起来的，主要记录韩国近代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历史。
独立纪念馆分4个室内展馆向民众展示先辈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历史，分别是民族之根、民族的磨炼、守卫国家、民族的呼声，室外还建有追慕园、民族之塔等纪念建筑。
在独立纪念馆入口的右侧，建有统一愿望之苑。其主体建筑是由三个圆锥形成的“求”字形的独特造型物，这里还悬挂着高2.9米、重8.6吨的统一之钟，都是用来表达早日结束南北分裂、实现统一的愿望。独立纪念馆最有特点的，是利用朝鲜总督府的旧建筑材料修建的展览公园，它位于民族之家的左侧。1995年8月15日，韩国光复50周年之际，为了清算日本的侵略历史，政府拆除了日本统治时期的韩国总督府建筑物，并利用拆除下来的建筑材料建造了展览公园。表现了悲剧的终结和面向未来的希望。
（十一）缅甸：英军二战公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入缅甸，中、英、美联合在缅甸进行了一系列的防御和反击战斗，时间从1942年1月至1 945年3月，参战方总阵亡人数约30万人，堪称二战最残酷也是最血腥的丛林战。当年战场上遗留下许多阵亡将士的墓地和遗骸，英军在缅甸有三个墓地，其中位于仰光近郊的Taukkyan（涛建）公墓最大，有6374座墓穴。仰光英军墓地是在1945年5月收复仰光后最先修建的墓地。随后，军队的墓地服务部门把在仰光周边的几个墓地，包括那些在仰光监狱作为战俘死掉的人的墓地都迁移到了这里。涛建墓地包括：涛建火葬纪念馆——纪念1381具二战士兵死者的遗体在这里火化埋葬，涛建纪念馆——纪念45座战争对立双方的坟墓，这些坟墓原来在缅甸各地，无法保存。
（十二）以色列：二战纪念馆
二战期间，犹太人遭到德国纳粹大屠杀，600万人惨遭杀害，和现在以色列国家的人口相等。以色列人民为了永远记住这一伤痛历史，1948年建国后便筹建了“二战纪念馆”。1950年兴建，1954年正式开放。纪念馆被建在以色列国会大厦对面的山坡，共有3个展馆。陈列馆展示的内容包括二战时的老照片和实物，图片是以色列从法西斯档案馆索回的，这些照片是纳粹杀害犹太人时拍摄的，现在成为以色列人民的反战教材。纪念馆由象征着德国法西斯杀害犹太人的14个集中营构成，墙壁用大石块砌成，四周有环形桥路供人参观，中间的长明灯像燃烧着的火焰，用来纪念死者，氛围令人窒息。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杀害了1 50万名犹太儿童，儿童馆设计者设计了4支点燃的蜡烛，借助镜子反射出150万个光点，用以纪念他们。 目前的统计显示，各国二战纪念物以二战遗址为主，而专门的纪念性建筑一般建造于战后，其中又多以遗址为其依托。
二、国内二战纪念物
按西方史学界的说法，二战始于1939年，结束于1945年。然而在中国战场，实际上局部战争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全民抗战自1937年起。应该说，中国的局部抗战和全民抗战是二战的前兆，中国人民比欧美各国早8年遭受了法西斯阵营的野蛮入侵。相比欧美为期6年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军民长达14年的战争岁月，自然有着更为复杂的局面，又加之中国疆域辽阔，长期坚持“以时间换空间”的持久战略，许多地方敌我双方长期对峙、胶着，也使得在战争期间营建纪念性建筑成为可能。
早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中国国民政府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指出：应尽可能地安葬抗日阵亡将士之忠骸，“我们忠勇将士为国捐躯竞至死不得收骨，我们后死者如何能对得起已死的官兵！”自那时起，中国战场相继建造了数以百计、规模不等的纪念性建筑，较著名者有南岳忠烈祠及公墓群、麓山忠烈祠及公墓群、武汉表烈祠、腾冲国殇墓园、常德74军公墓及纪念坊等，敌后战场建有狼牙山三壮士纪念碑左权墓及1950年代方竣工的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等。实际上，更早在1937年之前，我国为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已修建了广州十九路军坟园、杭州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念碑、上海庙行无名英雄公墓及纪念坊等，并将原为纪念辛亥革命先烈的南京灵谷寺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中的第一公墓立为第十九路军、第五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和第二十九军长城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并立有纪念碑。
有关战争期间中国所建造的纪念性建筑——阵亡将士墓葬（个人墓葬与公墓）、忠烈祠、纪念碑（坊、塔、亭）等，本刊2014年第2期曾刊载周学鹰《承载苦难与辉煌的抗战纪念建筑》，对此有概要、精当的述论，而笔者近年主持编撰之《抗战纪念建筑》、 《辛亥革命纪念建筑》等，也可聊供读者参阅，这里不再赘言，仅侧重补充周文中没有提及的几处。
（一）广州十九路军坟园
广州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坟园（以下简称十九路军坟园），以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十九路军官兵、弘扬民族精神为主题。十九路军前身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因军中粤籍将士居多，又称广东子弟兵。在1 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以及前来助战的京沪卫戍长官陈铭枢、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等部队，奋起抵抗，激战33天，毙伤日军万余人，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为安葬阵亡将士骸骨，十九路军拨款并在海外华侨的捐助下，将正在建造中的十一军公墓改为“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坟园”，1933年1月28日前建成并举行了周年纪念活动。
在十九路军坟园设计者杨锡宗，1918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建筑系，为广州近代著名建筑师。有关这组建筑的设计意匠，学者彭长昕先生评述如下：
为营造英雄史诗般的宏阔场景，杨锡宗在规划中借鉴了中国传统陵园的规划思想和西方古典主义构图。他巧妙地利用广州沙河一带（亦属黄花岗）延绵起伏的丘陵，依山托体，以轴线连接两个山坡面，形成园区墓道，从抗日亭向北依次布设“抗日阵亡烈土题名碑”、甬道，最后至由纪念碑、战士雕像、环形多立克柱廊等组成的坟园主体部分。战士雕像背依纪功柱在环形柱廊的拱卫下设于山坡的顶部，其背景即为远处白云山主峰，在蓝天白云和远山的衬托下，令瞻仰者油然而生崇仰之情。在形式的处理上，杨锡宗则大量借用古典主义建筑形象和元素，包括古罗马凯旋门、纪功柱、坦比哀多，多立克柱廊等，以其形式凝重隽永来表抗日战士之“碧血丹心”。
十九路军坟园中墓，在空间构图中的重要性被弱化，从而呈现新的空间指向。从空间方位来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东征烈士墓，乃至南京中山陵均以墓为主体，将其置于空间的中心，并通过轴线、地势予以强调。十九路军坟园登录阵亡将士共1951位，墓地分列抗日阵亡烈土题名碑东、西两侧。西侧设将官墓地，水泥棺182座整齐排列，后有一大型中国式圆形墓，有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写的碑文，记述将士抗日守士浴血奋战经过；西侧为战士墓地，计水泥棺190座，排列方式与东侧墓地相同。因地势低且地貌平，并位于轴线两侧，墓地在空间构图中属于从属地位。实际上，因水泥棺并不具备实际功能，墓地的象征性远大于功能性。很显然，杨锡宗所要强调的空间中心是轴线末端的高地，那里有符号化的战士形象——雕塑和他们的丰功伟绩——纪功柱。其空间话语的建构传递出赞助人和建筑师在考量民族存亡与个体牺牲孰轻孰重时的默契。如果说早期墓园着眼于死者个体的纪念，据此升华价值与意义并唤醒民众；后者则以民族大义为先，轻个体而重精神。正如蔡廷锴手书所言：“诸夏之不泯，民族之中兴，系此浩气，灵光是赖”……通过空间资源的调配，十九路军坟园从单纯的墓地升华为弘扬爱国主义和抗战精神的空间场所。
（二）南京灵谷寺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
灵谷寺位南京于紫金山东麓，历史可上溯至六朝梁武帝时期。1928年，北伐成功，民国一统。国民政府为“眷念前劳，凯旋者概予登庸；惨逝者追加抚恤。惟兹阵亡将士，杀身成仁，尸骨遍野，忠魂无依，乃拟搜集阵亡将士骸骨，建筑公墓，安慰忠魂”，决定在此筹建“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公墓占地约一平方公里，总平面恰成一十字架形。主体建筑沿一公里长的中轴线次第展开：正门、牌坊、祭堂、第一公墓、纪念馆、纪念塔等，轴线两侧对称布置第二公墓（今邓演达烈士墓址）、第三公墓，埋葬着1029名国民革命北伐、淞沪抗战等牺牲的将士。整个建筑群充分利用原有地形环境，力求与已有建筑风格相一致而又有自身的特色。建筑群整体依山而上，层次分明，蔚为壮观。
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在建造时及建成后，陆续葬入阵亡将士，包括北伐、抗战和内战三类，主要是北伐中牺牲的官兵。经各师呈报名册，计60个部队，共有阵亡将士33224人。因员额太多，不能全部容纳，经筹委会决议，取“代表葬”法，以师为单位，从每一军阶的阵亡将士中，抽签代表一名入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断有中国军队对日的局部性抗战，如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及此后华北长城抗战的阵亡将士。国民政府随即决定选择部分阵亡将士安葬于此公墓，以示国葬待遇。
淞沪抗战阵亡将士代表128名于1933年6月2日入葬，其中十九路军78名、第五军50名，以纪念“一二八”之意。华北长城抗战阵亡将士代表，经抽签确定后，于1934年底入葬。
1935年11月20日，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举行盛大的落成暨公祭典礼，蒋介石担任主祭，国民党中央和各界人士1万多人参加，全国下半旗志哀。1947年6月21日，国民政府制订了“春秋二季致祭阵亡将士办法”，定每年春祭日期为3月29日，即黄花岗起义纪念日；秋祭日期为9月3日，即抗战胜利纪念日。
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总体构思是以我国传统的中轴线空间为主体，运用灵谷寺原有中轴线，逐步安排祭祀空间，步步抬高、层层递进；并且利用第二、第三公墓形成副轴，总平面形如西式的“十字架”；与此同时，加进西方风格的几何形绿地广场，一起构成耐人寻味、“中西合璧”的总平面格局。不仅如此，中轴线上的单体建筑多有可圈可点之处。其中，公墓图案寓意显明。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后有由低到高的墩厚围墙，平面弯曲；围墙环抱的中间圆圈，以花坛象征太阳，圈中植一大桂花树；圆圈周边砖砌十二根齿轮，正中望柱一对。整体图案寓意烈士们在祖国的青天白日下得享安宁。而公墓背后的祭堂（原灵谷寺无梁殿）、纪念馆（松风阁）、纪念塔等，或传统结构，或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均为我国传统建筑造型，形成了整体的中国文化氛围。据此，整个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建筑群，中轴与副轴，第一公墓与第二、第三等主次分明，新旧建筑结合巧妙，既对比又融合，依山顺势、层层递进，形成了纵深开合有致、变化丰富的纪念性景观。
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建筑群由美国建筑师墨菲与我国建筑师董大酉共同设计。墨菲，1877年生于美国康乃狄克州，就读于耶鲁大学，1914年到中国，长期从事中国风建筑设计的探索。中国复杂的历史背景，为墨菲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加上优秀的职业素养，使他脱颖而出，成为“传统复兴式”建筑形式的代表人物，吕彦直等“中国固有式建筑”流派的前驱。
抗战期间，南京沦陷后，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建筑群曾遭日伪分子破坏，尤以纪念馆（今松风阁）破坏程度最为严重，第一公墓区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第五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亦有残损，但抗战胜利后得以整修，保持至今.
（三）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位于河北省邯郸市陵园路中段，1946年3月奠基，1950年10月落成。陵园占地320亩，分南北两院，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中规模最大的一处烈士陵园。
陵园北院以园林建筑为主。独具民族特色的雄伟建筑群，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大门上额镌刻着朱德题写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两侧镌刻着毛泽东手书“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入门巍然耸立着高24米的烈士纪念塔，塔顶红五星象征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塔的正面镌刻着毛泽东题词： “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上光荣”，东、北、西三面分别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题词。
纪念塔正北是人民英雄纪念墓，为纪念所有牺牲于晋冀鲁豫边区的革命烈士而建，墓内陈列着317名团职以上烈士英名录。纪念墓前面东西两侧有“八路军”和“民兵”两组群塑，东侧是左权将军墓，有周恩来总理的亲题墓碑，墓旁有朱德写的挽词和彭德怀写的墓志。“左权将军之墓”两侧有附墓数座，分别安葬杨裕民，何去，高捷成，赖勤，张衡宁，张光华先烈。墓旁各碑记载了烈士的生年经历。左权将军墓对面是肃穆庄严的左权将军纪念馆，馆内陈列着左权将军的遗像和遗物。院东北部为烈士纪念堂，陈列着部分革命先烈的遗像、遗物。西北部是刘伯承题名的陈列馆和“四八”烈士阁。
南院以陵为主，有纪念亭、纪念碑及烈士墓，墓内安葬着团级以上的干部和边区著名杀敌英雄约200名。 敌后战场的烈士公墓及纪念碑等，还可例举保定市“狼牙山三烈士碑”（后改为“狼牙山五烈士纪念塔”）、灵丘县“平型关战役烈士陵园”、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等。
（四）庙行镇无名英雄纪念墓遗址
在上海宝山区庙行乡一二八纪念路，鹅馋浦北岸。庙行乡无名英雄纪念墓于1936年一二八事变四周年公祭前落成，墓约三四层楼房高，三层是台基，墓内装烈士衣冠石椁，墓两旁树立旗杆，墓正中石碑上镌刻“义薄云天”四个大字。墓门口，装6扇大铁门，4间门卫室，墓地前有桥，周围遍栽花草树木，四周筑有围墙，建筑用材全是金山石凿成。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无名英雄墓竟被日军用炸药炸毁。此野蛮行径是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的。现纪念墓尚存门房一间，并有当年建造的纪念村民房数间及吃水用的井一口，门前马路被命名为“一二八纪念路”。其纪念牌坊现处新建居民小区——锦辉绿园入口旁之荒草杂木丛中，但基本完好。坊为钢筋水泥质地，四柱三门的传统牌坊形制，柱头有祥云雕饰，但整体造型以朴素简洁为度。明间门楣镌刻“庙行纪念村”，两柱题刻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捐建”、“中华民国二十又一年壬申”。
（五）罗店红十字纪念碑
在上海宝山区罗店镇陈伯吹中学（原罗店中学）校园内西北角。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中，罗店遭空袭，中国空军飞行员苑金函在与敌空战中不幸中弹，机毁人伤于罗店近郊。中国红十字总会上海分会第一救护队副队长苏克己闻讯后，率队员谢惠贤（女）、刘中武、陈秀芳（女）等即刻前往救护。待日军追至，苏克己等将伤员安全藏匿，但自己不幸被俘。之后，日军竞视国际公约为无物，将这四名红十字会成员全体杀害。
罗店抗战殉难烈士纪念碑初建于1947年8月13日，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碑高5.65米，于1948年8月13日落成，于1985年重修。设计以方尖碑为原型而有所变通。其基座略粗壮，至碑身部分骤然挺拔，碑首则以醒目的红色十字向四方昭示。其碑身正面镌刻其正式名称：“中华民国红十字总会第一救护队抗日殉难烈士纪念碑”；两个侧面镶嵌着四位殉难中国医护工作者的瓷板肖像；基座四面分镌“纪事文”、“诔辞”和“重修碑记”。诔词由中国红十字会正副会长蒋梦麟、杜月笙、刘鸿生撰写，曰： 炎炎华夏，浩浩烟尘。八年抗战，泣鬼惊神。
壮哉诸子，罔顾艰辛。枪林弹雨，重义轻身。
恤伤遇难，慷慨成仁。沸腾热血，惨烈绝伦。
以寒敌胆，以式国人。河山不改，姓字常新。
此纪念碑饱含着对殉难者的深情敬仰和对日军公然践踏人文准则的严正抗议，其造型则至简，其力度则至强！
（六）淞沪战役国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位于杭州西湖东岸民学士路口。此纪念碑原于1934年建造完成。纪念碑雕塑由我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创作。该碑后被拆除，2003年在原址复建，由中国美术学院沈文强教授担任雕塑复原。
此纪念碑不属于烈士墓园的附属纪念物，而是纯为颂扬中国军人功勋和精神的纪念性艺术作品。据极为有限的现存资料看，原作分台阶、基座、碑身和碑首雕塑等四个部分，通高在10米左右。其基座四面分刻浮雕：《纪念》《抵抗》《冲锋》《继续杀敌》；碑身四角为帖壁方柱，正方平面，无上下收分；碑首为一组青铜群雕：四角为四只下落的炮弹，将两躯官兵立像环绕其间，军官手握望远镜遥指向东方，士兵手握步枪准备冲锋。刘开渠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受罗丹的影响颇深，故其作品手法上坚持写实功力，但具有与象征意义诗歌、印象主义绘画、音乐类似的美学追求。他的这个作品，以下落的炸弹渲染历史场景，准确把握人物的瞬间形体姿态作永恒寓意，堪称是《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雕塑版本。
淞沪战役国军阵亡将士纪念碑是我国第一座表现抗日战争的纪念碑，也无疑是抗战主题的纪念性建筑杰作之一。
涉及中国战时纪念建筑之兴建，似仍应以南岳忠烈祠纪念建筑群（1939--1942年）为这个时代这一门类建筑的典范。须强调一点：按南岳忠烈祠的原设计方案，如包括环绕主体建筑的周边大型公墓组群，其整体建筑规模甚至是大于中山陵的。
南岳忠烈祠作为集庙堂建筑与陵墓建筑为一体的大型纪念性建筑群，不仅仅在形式上受中山陵建筑群影响，更强化了中山陵建筑设计者吕彦直的设计理念——国家先贤祠。吕彦直曾提出“为吾民建设精神之主要的表示，必当采取中国特有之建筑式”的观点，对首都南京整体规划的具体项目，则进一步指出：“国民大会之后，设先贤祠及历史博物馆。凡此皆可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之文化，实国族命脉之所系也。全部之布置，成一公园，北依玄武湖，东枕富贵山，而接于中山陵园，西连于南京市，此为大纬道北部之计划。”就这个国家先贤祠所处位置（毗邻现代中国共和政体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陵墓）而言，可知在吕彦直的心目中，民族烈士先贤纪念地与开国元勋纪念地的地位至少是同等重要的。而南岳忠烈祠作为祭奠全民族殉国英烈的总神位，无疑是具有国家先贤祠的性质的。从南岳忠烈祠的建筑规模分析，特别考虑到战时十分拮据的经济状况，可以说这是当时国家最重要的建筑投资，诚为继中山陵之后中国最重要的纪念建筑，其意义在于突出了吕彦直等人设立国家先贤祠的构想，是将旧中国建造为现代民主国家的建筑行动之一，堪称民族意识复兴之象征，中国跻身世界五强之先导。
结语：二战纪念建筑的文化取向
通过上文对国内外二战纪念物典型案例分析可知，对于战争事件的纪念，各个国家的表达形式和手法不一而足。
从各国二战纪念物的种类、数量的数据统计分析，域外各国基本是对二战遗址加以保护，以并此为基础，将重要者辟为纪念地；专门的纪念性建筑则集中在战后兴建，以阵亡者的墓葬为例，除中国战场外，各参战国基本上是在战时简单收殓或保存骨灰，待战后再事隆重安葬、祭奠。而中国战场很突出的一点，则正在于战时即不恤财力、及时安葬阵亡将士，并建庙堂以郑重入祀。这一方面是由于域外各国参战时间相对较短，战事频仍，无暇他顾；另一方面，则更显见了中国“慎终追远”的文化理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也正是缘于中国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理念不失时机地物化为不朽的纪念性建筑，激励着后人与侵略者血战到底。
在纪念性建筑的艺术风格方面，域外各国基本上是随着时间推移，现代主义建筑元素逐渐取代古代主义、折中主义建筑，设计者的文化取向，则由强调各国不同规格的丧葬仪式（最高为国葬规格），转而更加注重表现战争亲历者的内心世界及后人的反思。西方在战争纪念物的设计上，有很多设计手法和元素是共通的。例如在纪念场所营造之中，喜欢轴线式布局和巨大的标志物设置。在纪念广场、纪念公园中对于几何形式的重视，注意平面构图和形式表现，凸显出历史氛围和事件主题。此外，对于场地环境的重视和建立参观者与场所的“对话”方面也是纪念物表现的手法。后期建造的二战纪念性景观逐渐表现出对于场地独特环境条件的重视，并且通过对纪念事件的设计表达，来营造出参观者在纪念性景观场所中的体验与感受。
中国战时兴建的二战纪念性建筑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的文化现象（近年来，各地增修了许多这类建筑，因统计工作尚在进行之中，暂不论及）。就其艺术形式选择上看，战时中国军民固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并不固步自封：西方建筑形式、技术等，均大胆借鉴、无所顾忌，如大量的方尖碑（远溯古埃及古希腊的“纪功柱”）的使用、十九路军坟园的带有西化痕迹的平面布置等，均能与中国传统陵寝园林造景手法融汇一体。无论规模大小，中国战时纪念建筑往往能够手法巧妙地设置空间布局、建筑、景观小品等，同时而不失整体之雄浑，成功塑造出了庄严、宁静、肃穆的心理空间。以南岳忠烈祠为范例，“中国固有式建筑”流派之所以成为中国战场纪念性建筑的主要形式，并不在于其技术层面的和衷西方建筑技术与中国传统建筑符号，而至于其精神层面上确实在认真探索着中国文化特质在20世纪的复兴。
纪念性空间形式多样，但从空间的营造初衷和主题实质来看，可分为人物纪念型和事件纪念型两大类。而事件型又含有为记录功绩情感愉悦的歌颂型和为引导世人思考的反思型。其中，人物纪念型是以伟人为纪念对象的，包括陵墓、纪念碑、纪念堂（馆）、故居等，如南岳忠烈祠、无名烈士墓等；事件纪念型则以具有重大影响值得后人汲取或反思的历史事件、突发事件为纪念对象（如珍珠港事件纪念遗址、柏林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以纪念建筑、纪念广场、战场遗址地最具代表性。
战争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处处建筑、遗址，还有其见证的反侵略、反战精神，以及人类对和平的向往。这里有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角逐与决战，更有思考与教训。西方纪念建筑的文化表征从关注个人而走向凸现国家，悲情，沉思，激昂，体现出设计者不同的选择，也显示出政府与民众对不同战争结局的接纳，不回避，不粉饰，不矫情。欧洲的战争纪念碑，给人感触最深的是，它们的建造不在于歌颂英雄的丰功伟绩，而是在感叹那些年轻生命的消逝，为那些鲜活的生命被战争摧毁而悲痛。它们告诉人们战争的残酷，告诫我们再也不要战争，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只有永恒的生命损伤，通过战争来解决纷争，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对人类来说，都是悲剧。
此外，针对日本、德国在二战历史中特殊的角色，我们应该客观的看待战犯国本土的二战遗留物。它们可以作为二战残暴战争的见证者保留下来，以警示世人战争的残酷，尤其要警惕法西斯主义在当今的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