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文化纵横》继续关注新冠疫情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影响。进入新世纪后，国际格局的最显著也是最重要的变化，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的逐渐崛起，以及欧美各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进一步放大了变动中的世界格局的裂隙，原有的矛盾更加凸显，新的冲突正在生成。如何认识和因应国际格局的新变化，是中国在后疫情时代面临的新课题。
　　在世界层面，本期重点关注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趋势，进而追问新冠疫情的发生是如何作用于这些趋势的。魏南枝在《世界的“去中心化”：霸权的危机与不确定的未来》中指出，21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逐渐从互洽走向分岔，二者合力建立并维持“中心-边缘”的美式世界体系开始日渐松动，美国的全方位霸权不再完整，以主权国家为核心主体的世界秩序也受到了跨国资本的冲击。新冠疫情的暴发，将加速这一“去中心化”过程，并给未来的世界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唐毅南《美国长期金融资本向何处去？》的分析表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核心的长期金融资本——养老基金不断出走美国股市，这意味着资本对美国经济长期增长前景十分不看好。而“中国作为目前唯一具有广阔前景的经济体，很可能成为美国长期金融资本最具吸引力的新港湾”——但这对于中国金融业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章永乐的《多难兴盟？》则把目光投向欧盟。在欧洲新冠疫情暴发的初期，欧盟内部存在已久的“南北矛盾”和“东西裂痕”，以及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导致的外部吸引力下降的问题，都进一步暴露出来。但疫情也让欧盟各国意识到单个国家力量的脆弱性，因此可能会推进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在后疫情时代，一个一体化程度可能更深的欧盟，仍是我们必须重视的国际力量。
　　对于中国而言，新冠疫情带来的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可谓“危”与“机”并存。赵鼎新在《新冠疫情与中国改革》一文中指出，中西方抗疫成效的鲜明对比，将给中国带来一个相对的政治稳定期，这正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契机。而在这次疫情期间，国内舆论的翻转与浮嚣，政府官员的许多不恰当做法，表明中国仍未能完全解决所有被动步入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所必然会面临的若干困境。未来的改革，必须朝着缓解这些困境的方向继续前行。钱霖亮的《上下联动：全球化的“义乌模式”》以义乌的跨境电商为例指出，虽然由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大型跨国公司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由于保护主义和全球疫情受到干扰，但一种由地方政府和平台型企业支持、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和推动的“上下聯动的全球化”，在后疫情时代仍有一定的能力推进和维系当下的全球化进程。
　　2020年6月12～13日，修远基金会和《文化纵横》杂志社在山东青州举办了研讨会，《疫情危机与中国思想界的任务》是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会议围绕疫情危机给人文社会科学带来的挑战展开了丰富讨论，并试图寻找到新的能够有效解释这个已经被疫情深刻改变了的世界的思想线索。如果把视野拉长，我们会发现，正如本期封面选题文章从不同侧面揭示的，新世纪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化纵横》诞生并成长于这一巨变过程之中，而与中国思想界共同探索认识这一巨变的进程，正是《文化纵横》的自我期许，也是我们认为的中国思想界面临的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