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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明威的恩怨情仇
在国内目前能够找到的关于玛莎的资料中，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关于她如何不甘于做海明威盛名遮蔽下的女子的放事。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海明威这位大男子主义者，根本没有容忍有独立思想的妻子的气度。但事实大概并非如此。
1936年的一天，海明成走进与自己住处一街之隔的咖啡厅，他看到一位可爱而谦和的青年女子，身着黑色服装，淡黄色的头发，细长的腿，在酒吧间就座。这位女子就是玛莎盖尔霍恩，当时已经在文坛声名鹊起的海明威对她一见钟情。他在小说《富人与穷人》中借男主人公弗雷迪之口描述了自己初见玛莎时的感受：“她盘腿坐在一只很高的凳子上，向外看着街道。弗雷迪羡慕地看着她。他认为她是那年冬天西礁岛上风韵最别致的异乡客。”
就在咖啡厅里，海明威大方地向这位女子和她的妈妈、兄长作了自我介绍，还买来饮料招待他们，并且在随后担任向导，驾驶着自己的汽车带这一家人参观当地风光。
海明威后来获悉，作为作家的玛莎已经有两部长篇小说付梓问世。她刚从德国回来，在那里研究探讨她的第三本书，她也对所有人关注的德国纳粹党的兴起作过详细的论述。玛莎决定在她母亲和兄长离开后，再在西礁岛逗酉两三个星期。
据海明威的弟弟莱斯特海明威说，玛莎和海明威之间的情人关系，正是开始于西礁岛，在玛莎跟随海明威去了西班牙之后，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玛莎在去西班牙之前还算不上是正式的战地记者。但当她到达西班牙时，手上已经带有一份发自《柯里尔周刊》的介绍信了，上面这样写着：“敬启者：此信持有人玛莎‘盖尔霍恩为《柯里尔周刊》驻在西班牙的特派记者。”这信是来自该杂志编辑凯尔·克赖顿的授权，是能够帮助她消除与任何当局交往中遇到困境的通行证。
在马德里，海明威带着玛莎骑马观察地形，并建议她以战争中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为描写重点。虽然玛莎之前没有写过关于战争的文章，但她接受了海明威的鼓励，并写下了第一篇战地报道，在她忐忑地把它提交给《柯里尔周刊》后。该周刊不但将之发表，还将她的名字赫然排在封面刊头旁边，她为此激动不已：“我偶然获悉，一旦上封面刊头旁，我显然就是一位战地记者了。”
1939年，海明威开始动笔写一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即是后来颇为著名的《丧钟为谁而鸣》，这是一本献给玛莎的小说，在书的扉页上海明威写道：“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欧洲大陆的一小块，那本土的一部分；如果一块泥巴被海浪冲掉，欧洲就小了一点，如果一座海峡，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所以千万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当时，海明威尚处在与第二任妻子波琳的婚姻之中，直到1940年，他和渡琳离婚，并在11月迎娶玛莎为妻。那一年，玛莎32岁。海明成40岁。海明威从《丧钟为谁而鸣》的稿费中拿出18500古巴比索购置了“瞭望山庄”，作为送给玛莎和他自己的圣诞节礼物。
婚后不久，海明威从一位亲密的朋友口中得知，当这位朋友问玛莎是否会即刻以“玛莎海明成”的署名写小说时，她斩钉截铁地回答：“绝对不写!”这让海明威惊讶不已，妻子竟然不以自己的大名而“自豪”。
在两人蜜月还没有结束之时，玛莎跟《柯里尔周刊》申请的赴中国报道抗日战争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她准备随时动身前往。海明成苦劝妻子不成，最终作为随行伴侣和她一起来到了中国。两人不仅见到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还难得地经人介绍见到了周恩来。采访任务结束后，海明威主张立刻回到古巴，而热衷战地记者工作的玛莎却下定决心顺着战争的线索前往印尼，海明威只得孤身经由香港回到纽约等待爱妻。
此后直到两人婚姻结束的1945年，玛莎不断地穿梭于各个国家的多个战场，与海明威欢聚的时光甚少，两人的感情在聚少离多的状况中逐渐被消磨。
1944年，海明威被玛莎说服到伦敦进行战地报道，玛莎选择了冒险搭乘医疗船，而海明威则选择了飞机，当他比玛莎提前两三个星期到达伦敦时，他意识到了两人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补，他写信给好友倾诉衷肠：“我乘了飞机，多少弥合了我因玛莎的冒险举措而受的创伤。可以说现在一切恢复正常。我们两人都着陆后，我根本没有想过她。很有意思的是，由一场战争(西班牙内战)心里开始有了一个女人，到另一场战争就跟她结束，倒霉透了。但是你能在一场战争中找到好人，这话一点不假。”确实，他很快就遇到了愈合自己伤口的另一个人：年轻美貌、身材娇小、金发碧眼的女郎，名叫玛丽·威尔希，是《时代与生活》杂志驻伦敦办事处的撰稿人，就是他后来的第四任妻子。
离婚后，海明成和玛莎互不来往。有喜爱玛莎的研究者把导致二人离婚的原因归咎于海明戚这个大男子主义者无法容忍思想独立的妻子，他一生所爱的女子都是那些甘愿拜倒在他这棵大树底下的木棉花。他们列举海明威的种种不是：他曾在报章杂志上对玛莎恶语相向，说她的写作能力完全得益于自己的指点；他甚至大肆向外人描述玛莎的性冷感和她毫无性魅力的身体细部。
但在跟海明威生活期间，玛莎确实是把自己的小说每写完一个章节就拿给海明威指点一个章节；至于性冷感这回事，玛莎自己曾写过这样的文字：“对于性爱，在从不违背道德的情况下，是一回事。但从享受的一方面来讲，却完全是失败的……在性爱里，我只是感觉到被男性需要。我敢说，我是五大洲里最不称职的床上伴侣。”
海明威是一位非常钟爱于家庭温暖的人，他把儿女绕膝、妻子在旁视为最为安稳的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得以安心创作，但玛莎却习惯了自由自在，而且她将作为战地记者的职责看得高于一切。1943年。在玛莎前往意大利采访战事时，海明威曾忍无可忍，写信责备：“你到底是战地记者，还是我的妻子?”导致两人最终分手的原因，显然多半是两个对生活有完全不同理解的人错误地走到一起的必然结局。
“喜爱人文却憎恨人类”
海明威不愧为最伟大的文学家，其对一个人观察的敏锐程度无人能及。他对玛莎的评价更是切中要害，是对她个性的最好诠释。
玛莎1908年出生在美国的圣路易，该城市当时是继纽约和费城之后的美国第三大城市，人文荟萃，风华熠熠。1904年，那里还曾举办过万国博览会。生活在当时圣路易的人，都是具有人文气质与世界关怀的人。对于玛莎尤其如此。她的父亲是一位妇产科医生，完垒的政治自由派健将一母亲是妇女选举权的积极斗士，终身为妇女参权不遗余力。虽然父母亲都带有一半犹太血统，却对玛莎和她的哥哥没有任何宗教上的规约，他们两人完全在自由的环境中长大。玛莎一生都是个积极的左派支持者，反对一切压迫和不公正。
同时，她也是个完全的理想主义者。正因如此，让她的个性中包含了致命的矛盾性。她一生 的痛苦就源白干这种完美理想与龃龉现实间的差距。譬如她对中国的反感，极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来源于她早先对中国存在的过于美好的幻想。
在到中国之前，她每封写给朋友的信件中都流露出对那次行程的兴奋之感，在路过夏威夷时，她写信给母亲，“再过半小时就要登上飞机了，我非常非常的兴奋，高兴就要起飞了。想象那些名字那些地方都是真的，而我马上就要到那里……”当她到了中国，却想尽早离开，因为她无法想象一个人每天睁开眼睛就埋首干田地的生存状态，当时中国人民精神生活上所显现出的贫瘠状况，完全和她在毛姆小说中了解到的有悠久历史文明的泱泱大国搭不上边界。
此外，玛莎在1949年曾收养过意大利孤儿院的一个男孩儿。虽然她出于美好的愿望，却不是一个成熟的母亲，由于忙于战事的报道，她把孩子长期寄养在亲戚家中，最终放在了寄宿学校。对于后采孩子长大后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不成熟男子，玛莎写信告诉他：“在我眼里，你只是一个贫穷而愚蠢的家伙。”
简而言之，玛莎的性情用海明威的话概括就是：“在愤怒与充满悲悯时，她展现出最好的面貌，但在不能逃避充满暴行的日常生活里，她却显出最差的面貌。”
玛莎一生的情人不断，婚姻却只有两段，在和海明威离婚后，她1954年嫁给了时任《时代》主编的T.S.马修斯，可惜两人的婚姻只维持了9年。此后，玛莎一直孑然一身生活在伦敦，1998年在与癌症搏斗到几乎完全失明的情况下，她选择了服毒自杀。
战地记者的面貌
战地调查报道意味着记者要运用如椽之笔，英勇地揭露不公不义，恶劣行径以及最重要的——滥用权力。玛莎一生都在履行真正的战地记者的职责，从西班牙内战开始，她几乎报道了每一次重大的世界性战争，记录政治与战事夹缝中的平民生活。
玛莎成为新闻工作者的抱负起始于19岁，当时大学一年级尚未读完，她就终止学业成为记者，其第一篇文章发表在《新共和国》。1932年，玛莎被美国联邦紧急救难署派遣前往美国各地，报道大萧条期间民众艰难求生的境况，她以自己的调查报道要求罗斯福总统以降的各级官员拿出解决办法，并把这些报道结集成《民困见闻录》一书出版。正式踏入新闻界。
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磨炼出了玛莎的新闻才华。她和其他各国的战地记者一样，将西班牙视为抵挡法西斯主义的民主决战场。她撰写的报道风格独具，深富人道精神又疏朗有致，宛如从心灵发射出的子弹。更为可贵的是，她具备战地记者应该具有的一切优秀品质：作风积极、意志坚定、无所畏惧。1944年二战时期，美国军方禁止女性涉足前线，但玛莎化装成搬运受伤士兵的男担架工，偷偷搭上一艘医疗船，航向诺曼底海滩，与盟军官兵一起登陆。一年之后，玛莎也成为二战后最早一批进入纳粹死亡集中菅达豪(Dachau)的记者。
大战落幕，玛莎移居英国。1985年英国发生矿工大罢工时，她已经77岁，却仍然驱车前往威尔斯谷地，走访一个又一个矿工村落，聆听矿工们的心声。有一回，她从那里打公用电话给一个同行朋友：“听好，你真应该来看看这里的警察在做什么，他们每天晚上毒打民众。为什么都没有人报道这件事?”对方建议她何不自己发新闻稿，她说：“我已经发了。”
81岁高龄时，玛莎只身前往美军入侵下的巴拿马进行觇地平民死亡人数调查。当时美国华盛顿政府对这一数据的报道是数百人，但玛莎走遍巴拿马的每一个区，挨家挨户访问幸存者，她调查的结果显示出死亡数字逼近8000人。于是，报道公之于世后，作为美国人的玛莎背上了“反美”的罪名。对此，她只是回应一句：“真相总是具有颠覆性。”
她还曾跟朋友说：“我过去总认为民众需要领袖引导，但现在想法已经改变……人们的个体自主与无畏勇气实在令人惊叹，不是吗?此时此刻。就在中美洲的萨尔瓦多，一群年轻人成立了一个‘人权委员会’，他们都还只是孩子，在一间简陋狭小的办公室中工作，收集政府安全部队涉及的谋杀、酷刑，绑架与失踪案例。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一桩工作，没有任何回报，需要无比的道德勇气。他们是人类中的精英之士。我们必须谨记于心，世上不但有这样一群人存在，而且他们捍卫了全体人类的荣誉。”
这不是玛莎的战地记者生涯中第一次与她的祖国美国政府的“对抗”。上世纪60年代，在陈述美国干涉越南战争的一篇报道中，玛莎在文章起始便冷峻地、愤怒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场新形态的战争正在进行。我们的炸弹不留活口。我们将民众从世代居住的挚爱土地上连根拔起，而且给予他们的不是面包而是石块。一个伟大国家在远离其本土8000里外的地方穷兵黩武，如此行径可以算是光明磊落吗?”
这篇文章发表于英国的《卫报》，因为当时美国没有一家媒体肯如此直白地揭露美国的战争手段和动机。是玛莎让这场战争的真相拨云见日。后来，美国詹森政府甚至为此暗地运作，让她从此再也无法踏上越南。玛莎后来对同为战地记者的约翰·皮尔格说：“我所做的只是实地报道、向上延伸，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平凡民众生活中的道德要求、权力的非道德与不道德本质之间有霄壤之别”，这一点在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玛莎认为，新闻记者的职责正是突显出这道鸿沟，她说：“绝对不能相信政府，任何一个都不能相信，质疑它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
伟大的“达豪”一笔
很多研究人士认为，玛莎的二战报道文章相较于海明威的更为优秀。作为战后第一批进入纳粹死亡集中营的记者之一，玛莎的文字至今仍有其不凡价值。
2006年，由两度获得英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年度记者”奖的著名战地记者约翰皮尔格收录的24篇震撼世界的调查报告会聚而成的书《别对我撒谎》在台湾出版发行，它涵盖了新闻报道和专论，电视节目和书籍节录。其中便收入了玛莎盖尔霍恩的《达豪》一文。
“在达豪这个地方，恐怖景象会让你应接不暇、无处可逃。监狱是一幢长方形建筑物，相当干净，每间牢房都漆成白色。这里关的人被称之为‘夜雾’，剥除浪漫的联想，这个称呼意味着他们再也看不到任何人、无法与其他人交谈、见不到外面世界的阳光与空气。”
“我们见多识广，看过太多的战争、太多的暴力死亡，看过血肉模糊宛若屠宰场的医院，看过遍地死尸堆积，然而这里的景象独一无二。战争从来没有显现过如此疯狂邪恶的面目：这些活活饿死、饱受蹂躏、一丝不挂、无名无姓的尸体。一堆囚犯尸体后方躺着几名死亡的德国官兵，衣着整齐、身体健康；美军进入集中营之后将他们就地正法，看到尸体居然会令人愉悦，这对我来说还是头一回。”玛莎在文中毫不掩饰对德国的深恶痛绝，因为希特勒的法西斯行径。导致她至死都不曾原谅德国人。
“我还没谈到美军进驻达豪那一天发生的事，虽然囚犯已经跟我讲过。许多囚犯因为重获自由而欢天喜地，迫不及待地要迎接美军，纷纷跑到围栏上，结果却被活活电死。有人是在欢呼中暴毙，因为他们的身体连快乐也无法承受。有人是被食物活活撑死，他们狼吞虎咽，旁人根本来不及阻止。我找不到字眼来描述经历这种恐怖的幸存者，他们熬了三年、五年，十年，但心灵依然与当初刚进来时一样清明而无畏。”
就在她在达豪缅怀死难者的同时，德国宣布投降。二战终于结束：“我们坐在诊疗室里，在那座坟场般的监狱中。谁都不想再说什么。然而我还是觉得，在整个欧洲，达豪是最适合听到胜利消息的地方。的确，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让达豪、达豪之类的地方，以及达豪代表的所有事物，永远从人世间消失。”
玛莎在世界新闻史上的贡献被一再提及，在她1998年去世后，以她名字命名的新闻奖项得以确立，她也被评价为20世纪最伟大的战地记者之一。2006年，她的传记、书信集也陆续被出版，但可惜的是，目前在国内，尚没有关于她的书籍或者她所写作的书籍出版发行。
在国内目前能够找到的关于玛莎的资料中，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关于她如何不甘于做海明威盛名遮蔽下的女子的放事。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海明威这位大男子主义者，根本没有容忍有独立思想的妻子的气度。但事实大概并非如此。
1936年的一天，海明成走进与自己住处一街之隔的咖啡厅，他看到一位可爱而谦和的青年女子，身着黑色服装，淡黄色的头发，细长的腿，在酒吧间就座。这位女子就是玛莎盖尔霍恩，当时已经在文坛声名鹊起的海明威对她一见钟情。他在小说《富人与穷人》中借男主人公弗雷迪之口描述了自己初见玛莎时的感受：“她盘腿坐在一只很高的凳子上，向外看着街道。弗雷迪羡慕地看着她。他认为她是那年冬天西礁岛上风韵最别致的异乡客。”
就在咖啡厅里，海明威大方地向这位女子和她的妈妈、兄长作了自我介绍，还买来饮料招待他们，并且在随后担任向导，驾驶着自己的汽车带这一家人参观当地风光。
海明威后来获悉，作为作家的玛莎已经有两部长篇小说付梓问世。她刚从德国回来，在那里研究探讨她的第三本书，她也对所有人关注的德国纳粹党的兴起作过详细的论述。玛莎决定在她母亲和兄长离开后，再在西礁岛逗酉两三个星期。
据海明威的弟弟莱斯特海明威说，玛莎和海明威之间的情人关系，正是开始于西礁岛，在玛莎跟随海明威去了西班牙之后，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玛莎在去西班牙之前还算不上是正式的战地记者。但当她到达西班牙时，手上已经带有一份发自《柯里尔周刊》的介绍信了，上面这样写着：“敬启者：此信持有人玛莎‘盖尔霍恩为《柯里尔周刊》驻在西班牙的特派记者。”这信是来自该杂志编辑凯尔·克赖顿的授权，是能够帮助她消除与任何当局交往中遇到困境的通行证。
在马德里，海明威带着玛莎骑马观察地形，并建议她以战争中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为描写重点。虽然玛莎之前没有写过关于战争的文章，但她接受了海明威的鼓励，并写下了第一篇战地报道，在她忐忑地把它提交给《柯里尔周刊》后。该周刊不但将之发表，还将她的名字赫然排在封面刊头旁边，她为此激动不已：“我偶然获悉，一旦上封面刊头旁，我显然就是一位战地记者了。”
1939年，海明威开始动笔写一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即是后来颇为著名的《丧钟为谁而鸣》，这是一本献给玛莎的小说，在书的扉页上海明威写道：“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欧洲大陆的一小块，那本土的一部分；如果一块泥巴被海浪冲掉，欧洲就小了一点，如果一座海峡，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所以千万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当时，海明威尚处在与第二任妻子波琳的婚姻之中，直到1940年，他和渡琳离婚，并在11月迎娶玛莎为妻。那一年，玛莎32岁。海明成40岁。海明威从《丧钟为谁而鸣》的稿费中拿出18500古巴比索购置了“瞭望山庄”，作为送给玛莎和他自己的圣诞节礼物。
婚后不久，海明威从一位亲密的朋友口中得知，当这位朋友问玛莎是否会即刻以“玛莎海明成”的署名写小说时，她斩钉截铁地回答：“绝对不写!”这让海明威惊讶不已，妻子竟然不以自己的大名而“自豪”。
在两人蜜月还没有结束之时，玛莎跟《柯里尔周刊》申请的赴中国报道抗日战争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她准备随时动身前往。海明成苦劝妻子不成，最终作为随行伴侣和她一起来到了中国。两人不仅见到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还难得地经人介绍见到了周恩来。采访任务结束后，海明威主张立刻回到古巴，而热衷战地记者工作的玛莎却下定决心顺着战争的线索前往印尼，海明威只得孤身经由香港回到纽约等待爱妻。
此后直到两人婚姻结束的1945年，玛莎不断地穿梭于各个国家的多个战场，与海明威欢聚的时光甚少，两人的感情在聚少离多的状况中逐渐被消磨。
1944年，海明威被玛莎说服到伦敦进行战地报道，玛莎选择了冒险搭乘医疗船，而海明威则选择了飞机，当他比玛莎提前两三个星期到达伦敦时，他意识到了两人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补，他写信给好友倾诉衷肠：“我乘了飞机，多少弥合了我因玛莎的冒险举措而受的创伤。可以说现在一切恢复正常。我们两人都着陆后，我根本没有想过她。很有意思的是，由一场战争(西班牙内战)心里开始有了一个女人，到另一场战争就跟她结束，倒霉透了。但是你能在一场战争中找到好人，这话一点不假。”确实，他很快就遇到了愈合自己伤口的另一个人：年轻美貌、身材娇小、金发碧眼的女郎，名叫玛丽·威尔希，是《时代与生活》杂志驻伦敦办事处的撰稿人，就是他后来的第四任妻子。
离婚后，海明成和玛莎互不来往。有喜爱玛莎的研究者把导致二人离婚的原因归咎于海明戚这个大男子主义者无法容忍思想独立的妻子，他一生所爱的女子都是那些甘愿拜倒在他这棵大树底下的木棉花。他们列举海明威的种种不是：他曾在报章杂志上对玛莎恶语相向，说她的写作能力完全得益于自己的指点；他甚至大肆向外人描述玛莎的性冷感和她毫无性魅力的身体细部。
但在跟海明威生活期间，玛莎确实是把自己的小说每写完一个章节就拿给海明威指点一个章节；至于性冷感这回事，玛莎自己曾写过这样的文字：“对于性爱，在从不违背道德的情况下，是一回事。但从享受的一方面来讲，却完全是失败的……在性爱里，我只是感觉到被男性需要。我敢说，我是五大洲里最不称职的床上伴侣。”
海明威是一位非常钟爱于家庭温暖的人，他把儿女绕膝、妻子在旁视为最为安稳的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得以安心创作，但玛莎却习惯了自由自在，而且她将作为战地记者的职责看得高于一切。1943年。在玛莎前往意大利采访战事时，海明威曾忍无可忍，写信责备：“你到底是战地记者，还是我的妻子?”导致两人最终分手的原因，显然多半是两个对生活有完全不同理解的人错误地走到一起的必然结局。
“喜爱人文却憎恨人类”
海明威不愧为最伟大的文学家，其对一个人观察的敏锐程度无人能及。他对玛莎的评价更是切中要害，是对她个性的最好诠释。
玛莎1908年出生在美国的圣路易，该城市当时是继纽约和费城之后的美国第三大城市，人文荟萃，风华熠熠。1904年，那里还曾举办过万国博览会。生活在当时圣路易的人，都是具有人文气质与世界关怀的人。对于玛莎尤其如此。她的父亲是一位妇产科医生，完垒的政治自由派健将一母亲是妇女选举权的积极斗士，终身为妇女参权不遗余力。虽然父母亲都带有一半犹太血统，却对玛莎和她的哥哥没有任何宗教上的规约，他们两人完全在自由的环境中长大。玛莎一生都是个积极的左派支持者，反对一切压迫和不公正。
同时，她也是个完全的理想主义者。正因如此，让她的个性中包含了致命的矛盾性。她一生 的痛苦就源白干这种完美理想与龃龉现实间的差距。譬如她对中国的反感，极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来源于她早先对中国存在的过于美好的幻想。
在到中国之前，她每封写给朋友的信件中都流露出对那次行程的兴奋之感，在路过夏威夷时，她写信给母亲，“再过半小时就要登上飞机了，我非常非常的兴奋，高兴就要起飞了。想象那些名字那些地方都是真的，而我马上就要到那里……”当她到了中国，却想尽早离开，因为她无法想象一个人每天睁开眼睛就埋首干田地的生存状态，当时中国人民精神生活上所显现出的贫瘠状况，完全和她在毛姆小说中了解到的有悠久历史文明的泱泱大国搭不上边界。
此外，玛莎在1949年曾收养过意大利孤儿院的一个男孩儿。虽然她出于美好的愿望，却不是一个成熟的母亲，由于忙于战事的报道，她把孩子长期寄养在亲戚家中，最终放在了寄宿学校。对于后采孩子长大后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不成熟男子，玛莎写信告诉他：“在我眼里，你只是一个贫穷而愚蠢的家伙。”
简而言之，玛莎的性情用海明威的话概括就是：“在愤怒与充满悲悯时，她展现出最好的面貌，但在不能逃避充满暴行的日常生活里，她却显出最差的面貌。”
玛莎一生的情人不断，婚姻却只有两段，在和海明威离婚后，她1954年嫁给了时任《时代》主编的T.S.马修斯，可惜两人的婚姻只维持了9年。此后，玛莎一直孑然一身生活在伦敦，1998年在与癌症搏斗到几乎完全失明的情况下，她选择了服毒自杀。
战地记者的面貌
战地调查报道意味着记者要运用如椽之笔，英勇地揭露不公不义，恶劣行径以及最重要的——滥用权力。玛莎一生都在履行真正的战地记者的职责，从西班牙内战开始，她几乎报道了每一次重大的世界性战争，记录政治与战事夹缝中的平民生活。
玛莎成为新闻工作者的抱负起始于19岁，当时大学一年级尚未读完，她就终止学业成为记者，其第一篇文章发表在《新共和国》。1932年，玛莎被美国联邦紧急救难署派遣前往美国各地，报道大萧条期间民众艰难求生的境况，她以自己的调查报道要求罗斯福总统以降的各级官员拿出解决办法，并把这些报道结集成《民困见闻录》一书出版。正式踏入新闻界。
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磨炼出了玛莎的新闻才华。她和其他各国的战地记者一样，将西班牙视为抵挡法西斯主义的民主决战场。她撰写的报道风格独具，深富人道精神又疏朗有致，宛如从心灵发射出的子弹。更为可贵的是，她具备战地记者应该具有的一切优秀品质：作风积极、意志坚定、无所畏惧。1944年二战时期，美国军方禁止女性涉足前线，但玛莎化装成搬运受伤士兵的男担架工，偷偷搭上一艘医疗船，航向诺曼底海滩，与盟军官兵一起登陆。一年之后，玛莎也成为二战后最早一批进入纳粹死亡集中菅达豪(Dachau)的记者。
大战落幕，玛莎移居英国。1985年英国发生矿工大罢工时，她已经77岁，却仍然驱车前往威尔斯谷地，走访一个又一个矿工村落，聆听矿工们的心声。有一回，她从那里打公用电话给一个同行朋友：“听好，你真应该来看看这里的警察在做什么，他们每天晚上毒打民众。为什么都没有人报道这件事?”对方建议她何不自己发新闻稿，她说：“我已经发了。”
81岁高龄时，玛莎只身前往美军入侵下的巴拿马进行觇地平民死亡人数调查。当时美国华盛顿政府对这一数据的报道是数百人，但玛莎走遍巴拿马的每一个区，挨家挨户访问幸存者，她调查的结果显示出死亡数字逼近8000人。于是，报道公之于世后，作为美国人的玛莎背上了“反美”的罪名。对此，她只是回应一句：“真相总是具有颠覆性。”
她还曾跟朋友说：“我过去总认为民众需要领袖引导，但现在想法已经改变……人们的个体自主与无畏勇气实在令人惊叹，不是吗?此时此刻。就在中美洲的萨尔瓦多，一群年轻人成立了一个‘人权委员会’，他们都还只是孩子，在一间简陋狭小的办公室中工作，收集政府安全部队涉及的谋杀、酷刑，绑架与失踪案例。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一桩工作，没有任何回报，需要无比的道德勇气。他们是人类中的精英之士。我们必须谨记于心，世上不但有这样一群人存在，而且他们捍卫了全体人类的荣誉。”
这不是玛莎的战地记者生涯中第一次与她的祖国美国政府的“对抗”。上世纪60年代，在陈述美国干涉越南战争的一篇报道中，玛莎在文章起始便冷峻地、愤怒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场新形态的战争正在进行。我们的炸弹不留活口。我们将民众从世代居住的挚爱土地上连根拔起，而且给予他们的不是面包而是石块。一个伟大国家在远离其本土8000里外的地方穷兵黩武，如此行径可以算是光明磊落吗?”
这篇文章发表于英国的《卫报》，因为当时美国没有一家媒体肯如此直白地揭露美国的战争手段和动机。是玛莎让这场战争的真相拨云见日。后来，美国詹森政府甚至为此暗地运作，让她从此再也无法踏上越南。玛莎后来对同为战地记者的约翰·皮尔格说：“我所做的只是实地报道、向上延伸，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平凡民众生活中的道德要求、权力的非道德与不道德本质之间有霄壤之别”，这一点在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玛莎认为，新闻记者的职责正是突显出这道鸿沟，她说：“绝对不能相信政府，任何一个都不能相信，质疑它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
伟大的“达豪”一笔
很多研究人士认为，玛莎的二战报道文章相较于海明威的更为优秀。作为战后第一批进入纳粹死亡集中营的记者之一，玛莎的文字至今仍有其不凡价值。
2006年，由两度获得英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年度记者”奖的著名战地记者约翰皮尔格收录的24篇震撼世界的调查报告会聚而成的书《别对我撒谎》在台湾出版发行，它涵盖了新闻报道和专论，电视节目和书籍节录。其中便收入了玛莎盖尔霍恩的《达豪》一文。
“在达豪这个地方，恐怖景象会让你应接不暇、无处可逃。监狱是一幢长方形建筑物，相当干净，每间牢房都漆成白色。这里关的人被称之为‘夜雾’，剥除浪漫的联想，这个称呼意味着他们再也看不到任何人、无法与其他人交谈、见不到外面世界的阳光与空气。”
“我们见多识广，看过太多的战争、太多的暴力死亡，看过血肉模糊宛若屠宰场的医院，看过遍地死尸堆积，然而这里的景象独一无二。战争从来没有显现过如此疯狂邪恶的面目：这些活活饿死、饱受蹂躏、一丝不挂、无名无姓的尸体。一堆囚犯尸体后方躺着几名死亡的德国官兵，衣着整齐、身体健康；美军进入集中营之后将他们就地正法，看到尸体居然会令人愉悦，这对我来说还是头一回。”玛莎在文中毫不掩饰对德国的深恶痛绝，因为希特勒的法西斯行径。导致她至死都不曾原谅德国人。
“我还没谈到美军进驻达豪那一天发生的事，虽然囚犯已经跟我讲过。许多囚犯因为重获自由而欢天喜地，迫不及待地要迎接美军，纷纷跑到围栏上，结果却被活活电死。有人是在欢呼中暴毙，因为他们的身体连快乐也无法承受。有人是被食物活活撑死，他们狼吞虎咽，旁人根本来不及阻止。我找不到字眼来描述经历这种恐怖的幸存者，他们熬了三年、五年，十年，但心灵依然与当初刚进来时一样清明而无畏。”
就在她在达豪缅怀死难者的同时，德国宣布投降。二战终于结束：“我们坐在诊疗室里，在那座坟场般的监狱中。谁都不想再说什么。然而我还是觉得，在整个欧洲，达豪是最适合听到胜利消息的地方。的确，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让达豪、达豪之类的地方，以及达豪代表的所有事物，永远从人世间消失。”
玛莎在世界新闻史上的贡献被一再提及，在她1998年去世后，以她名字命名的新闻奖项得以确立，她也被评价为20世纪最伟大的战地记者之一。2006年，她的传记、书信集也陆续被出版，但可惜的是，目前在国内，尚没有关于她的书籍或者她所写作的书籍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