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年12月起，南京市鼓楼区的公职人员陆续收到一本特别的手册：《职务犯罪风险自评手册》。这份《手册》中的自我评估部分，为公职人员详细设计了腐败指数34问，从职务犯罪的动力因素、调节因素、特征因素、心态因素、潜意识等五个方面自测腐败心理倾向和风险评估。答完这34道题，算出得分，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腐败心理指数。
　　设计试题让公务员自测贪腐风险，这在全国范围内还是第一次，注定会引起很大的争议。批评这种做法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一个公务员会公开承认自己有腐败倾向，因此如果试卷要上交的话，答案绝对不具有可信度。因此，让公务员自测贪腐风险完全就是作秀，之于廉政建设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我倒不这样看。其实设计这张试卷的教授们也承认，不指望收上来的答案具有真实性，目的在于让公务员们用这34道题自我对照检查。换言之，答题是次要的，试题本身才是目的。这只是一个由高校和纪检机关联合进行的预防职务犯罪的研究项目，而从职务犯罪心理特征方面研究贪腐行为的发生规律，我认为是有意义的。
　　34道测试题直白而尖锐，看似针对公务员，其实均指向人性的弱点，比如“你认同‘人无外财不富’吗”，“你认同‘不腐败就会被边缘化’吗”，“你认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吗”，“你对婚外情或者婚外性生活有渴望吗”等等。我认真做完了全部试题，得出的结论是，假如我是一名公职人员，在没有外力约束的情况下，绝对属于腐败心理指数极高的一类。也就是说，我做贪官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做一名清官。而现实中，我是痛恨贪官污吏的一介布衣。这就很分裂。
　　这张试卷其实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人人都有可能是贪官，或者叫“人性本贪”。这是一个低版本的人性观。而认识到“人性本贪”，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腐倡廉的制度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社会自古至今，都倾向于确立一个高版本的人性观。在这种观念下，激发人性中向善的力量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源泉。客观地说，这种高版本的人性观其出发点是好的，它体现了对于人性的较高期待。
　　中国古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问题时，经常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也为今天的执政者所提倡。但归根到底，忧患意识基于一种高版本的人性观。忧患意识认为人的忧患、人世的阴暗主要来自外界，而人性中向善的力量是我们可以得救的资源，比如士大夫或草根阶层的“为命请命”，比如统治阶级的“内圣外王”。可问题是，人当然有其求善和向上的一面，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人也有往下坠落的极大可能。比较起来，人往下坠落的速度，不知要快多少倍，那几乎是一个无底洞。
　　所谓低版本的人性观，从表面上看，它意味着放宽对人性的认知，以更加宽松的态度接纳人性的种种表现。对于人性中的杂芜混乱，尤其是种种堕落和沉沦，有足够的估计和思想准备。然而这样说，并不等于放弃对人的道德要求，恰恰相反，这个低版本的人性观，正是为了对人性做进一步的规训，尤其是对权力的管理和约束。因为将权力抓在手中的，是一些和你我一样的，能腐败、易下坠的凡人。论及个人道德的变质或者说人性的陷溺，没有谁比拥有权力者来得那么汹涌迅猛。
　　用一种常见的现象来说明为什么要确立一个低版本的人性观。反腐部门对官员们进行警示教育，带他们参观监狱，说明有关部门充分意识到了这些官员有腐化堕落的可能性，必须事先打预防针。这些官员们在接受警示教育时，相信他们之中的多数人都会认识到腐败对于自身及社会的危害，甚至会有官员在心中暗暗发誓：这辈子绝不贪腐。这就是人性中向善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因此警示教育之于防范官员贪腐肯定是有效果的。然而，当这些接受过警示教育的官员置身于这样的情境——可以贪污受贿上亿元而无人监督，被发现的概率也相当小，试问又有几个官员可以抵挡得住这样的诱惑？这个时候，人性中的“贪”开始起作用，并迅速沉沦为贪腐，没有任何来自自身的力量可以减缓沉沦的速度。也就是说，一万次警示教育带来的“向善”也敌不过一次监督、监管缺失所造成的“向恶”。
　　承认“人性本贪”，确立一个低版本的人性观，并以此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推动廉政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它提醒我们，要结合人性、人心内部的缺陷来看待贪腐行为的发生。很多看起来是“外部的诱惑”，正是由于人性中的缺陷、堕落造成的。人不是不可以提高自己的人格，但归根结底，那是有限的；与之相反，人的堕落却可以是无限的。而对抗这样的堕落，唯有靠刚性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