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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空心化是当前我国边疆地区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已引起学界和政府的关注和重视。2014年3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一篇题为《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有的边境地区已出现人口流出、村屯“空巢”现象。本文试从理论解读、问题实质、该现象的特殊性、及其影响等四个方面出发，对边境空心化问题进行粗浅的阐述与分析。
一、“推拉理论”解释农村空心化
Ravenstein在1885年提出的“迁移法则”为“推拉理论”奠定了基础。1966年，Everett又提出“迁移理论”，对“推拉理论”进行了完善。所谓“推拉理论”，指的是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分为原居住地社会经济因素、中间阻碍因素、和目的地社会经济因素。一个地区对迁移者而言，既存在吸引他们的拉力，也存在排斥他们的推力，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迁移者的去留决定。当某地区的推力大于拉力时，会导致居民外迁的现象；而某地区的拉力大于推力时，便能吸引居民迁入。
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于是，迁移目的地能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便成为拉力，而迁移流出地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则被归为推力。人口迁移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除“推拉理论”外，二元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供需理论和同化理论也被用于解释城乡人口流动现象。但相较之下，“推拉理论”综合了自然、经济、社会、政策等多种因素，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农村空心化现象的根本原因。
根据李强教授2002年的研究成果，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拉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农村失业、不充分就业和贫困；二是资本密集型技术落户城市；三是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四是经济活动集中在城市地区。“经济收入的驱动力”应当是引起农村空心化的首要因素。除经济因素之外，“见世面”和“发展机会”也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重要诱因。当然，城市对农村人口也存在明显的推力：一是户籍制度对外地人的限制和歧视；二是缺乏工作机会；三是工作压力和竞争太大；四是缺乏亲人导致的孤独感；五是子女受教育问题。尽管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拉力与推力一直处于动态变化当中，而且受国家相关政策（如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以及国家总体和地区经济形势的直接影响，但是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拉力总体上仍强于推力。因此，即使大量进城农民不能在城镇永久定居，无法享受完整的市民待遇，农业户籍人口和乡村常驻人口还是呈现持续的“双减少”现象，此即“推拉理论”对农村空心化问题的具体解释。
二、边境空心化的实质是农村空心化
邊境空心化实质是农村空心化的一种特殊类别，主要是指边境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国家政策、边境事态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发生成规模、持续性的人口自由流出，使得近边、临边人口减少、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力不断降低的情况。就边境与农村的关系而言，除地理空间和跨国外部因素的差异之外，两者具有广泛的共性。所以“推拉理论”也适用于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动研究。我国的大部分边境地区仍以农牧业为支柱产业，在人口分布与结构、产业特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治与文化生态方面与普通农村地区有较高的相似度，因此边境空心化就是特殊的农村空心化。
贾玉梅对黑龙江省边境地区的研究成果，从人口安全的角度证实了边境与农村空心化的一致性表征：一是人口总量稀少，并呈减少趋势，人才及人力资本流失严重，劳动力结构性缺失明显；二是人口空间分布零散，村屯人口规模小，抑制产业发育，人口产业集聚效益差；三是人居环境适宜性差和社会物质积累（包括基础设施水平、交通通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足，缺乏人口和产业的吸引力。从这一角度来看，“推拉理论”可以解释边境空心化的主要成因。
三、边境空心化的特殊性
与农村空心化相比，边境空心化的特殊性也非常突出。第一，边境空心化与地区融合程度呈现明显的反向关系。欧盟在这方面成为主要的例证，一体化进程对边境城市或地区的影响远大于中心城市，导致欧盟国家的边境人口出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基于30年时间对边境70公里范围的跟踪调查）。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都与欧盟不同，在地理气候条件越恶劣和国际边界未决的情况下，边境空心化问题越突出。例如，在尚存争议的中印边界东段地区，靠近实际控制线（未决边界）的地区均出现较为严重的空心化现象。为此，印度阿邦（我国藏南）邦长于2015年1月宣称，必须通过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条件来阻止边民前往内陆地区。
第二，我国边境空心化地区与民族自治地方高度重合。我国现有陆地边境线2.2万公里中，有1.9万公里在民族自治地方；边境地区国土面积212万平方公里，有边境县136个，其中民族自治地方县107个；边境地区人口约2300万，其中近一半是少数民族人口，而且还有30多个民族跨境而居；由于历史和自然地理等原因，边境地区的发展与内陆地区相比，差距较大。
第三，跨国界的外部推拉因素在经典的“推拉理论”中并未得到充分反映。具体而言，导致边境地区与农村空心化的推拉因素虽有重叠，但不完全相同；部分推拉因素对边境地区和普通农村人口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例如社会观念、社会价值准则和意识变迁对边境地区的影响最为滞后；因边界未决而导致跨界民族交往阻断，邻国蚕食领土导致边民传统活动地域丧失对其迁移决定的影响深远。
第四，国家政策和制度对边境空心化与农村空心化的长期影响也存在差异。以户籍制度为例，其对农民和边民产生的拉力不同，也导致其长远打算和生活预期迥异。有学者调查发现，大多数农民工的长远归宿是回到家乡，老人和留守儿童还是较为稳定人口，而边民则倾向于选择永久迁居。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空心化似乎是相对的空心化，而边境空心化则呈现出绝对的空心化。譬如，在紧邻中印边界的西藏山南地区隆子县玉门乡，边境空心化问题表现尤为明显。该乡历史上规模最大时有20多户300多人口，但如今的常驻人口已不足原有人口的十分之一，且未出现边民返迁定居的现象。1999年玉门乡共5户22人，2000年7户23人，2001年7户25人，2002年7户26人，2004年7户27人，到如今是8户28人。
四、边境空心化的影响
从现有理论与各国实践来看，我国的边境空心化是符合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可能还会持续发展。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各种旨在振兴边境、富裕边民的民生活质量和的福利和补贴措施，如2007年提出的主要面向边疆民族地区的兴边富民行动计划，但是该项政策仍难以确保陆地边境地区人口规模与分布的绝对稳定，对提高边民生产、生活、教育及健康水平的效果亦非常有限。从本质上来说，各项类似政策与措施的投入强度难以平衡促使边境地区人口外迁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考虑到我国边民在工作生活之外还承担了守边戍边重要使命这一实际情况，边境空心化对于国家安全、领土主权完整、以及边民切身利益的负面影响将会不断显现。最为关键的是，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第七条关于“维护边境地区双方定居人口应有的利益”的规定，边境空心化对中印边界争议地区的稳定与透明化管理构成威胁，对实际控制线（未决边界）走向的判定将产生实质性影响，进而增加中印双方最终解决边界争议问题的难度。为此，学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对边境空心化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在进行针对性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
一、“推拉理论”解释农村空心化
Ravenstein在1885年提出的“迁移法则”为“推拉理论”奠定了基础。1966年，Everett又提出“迁移理论”，对“推拉理论”进行了完善。所谓“推拉理论”，指的是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分为原居住地社会经济因素、中间阻碍因素、和目的地社会经济因素。一个地区对迁移者而言，既存在吸引他们的拉力，也存在排斥他们的推力，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迁移者的去留决定。当某地区的推力大于拉力时，会导致居民外迁的现象；而某地区的拉力大于推力时，便能吸引居民迁入。
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于是，迁移目的地能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便成为拉力，而迁移流出地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则被归为推力。人口迁移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除“推拉理论”外，二元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供需理论和同化理论也被用于解释城乡人口流动现象。但相较之下，“推拉理论”综合了自然、经济、社会、政策等多种因素，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农村空心化现象的根本原因。
根据李强教授2002年的研究成果，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拉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农村失业、不充分就业和贫困；二是资本密集型技术落户城市；三是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四是经济活动集中在城市地区。“经济收入的驱动力”应当是引起农村空心化的首要因素。除经济因素之外，“见世面”和“发展机会”也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重要诱因。当然，城市对农村人口也存在明显的推力：一是户籍制度对外地人的限制和歧视；二是缺乏工作机会；三是工作压力和竞争太大；四是缺乏亲人导致的孤独感；五是子女受教育问题。尽管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拉力与推力一直处于动态变化当中，而且受国家相关政策（如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以及国家总体和地区经济形势的直接影响，但是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拉力总体上仍强于推力。因此，即使大量进城农民不能在城镇永久定居，无法享受完整的市民待遇，农业户籍人口和乡村常驻人口还是呈现持续的“双减少”现象，此即“推拉理论”对农村空心化问题的具体解释。
二、边境空心化的实质是农村空心化
邊境空心化实质是农村空心化的一种特殊类别，主要是指边境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国家政策、边境事态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发生成规模、持续性的人口自由流出，使得近边、临边人口减少、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力不断降低的情况。就边境与农村的关系而言，除地理空间和跨国外部因素的差异之外，两者具有广泛的共性。所以“推拉理论”也适用于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动研究。我国的大部分边境地区仍以农牧业为支柱产业，在人口分布与结构、产业特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治与文化生态方面与普通农村地区有较高的相似度，因此边境空心化就是特殊的农村空心化。
贾玉梅对黑龙江省边境地区的研究成果，从人口安全的角度证实了边境与农村空心化的一致性表征：一是人口总量稀少，并呈减少趋势，人才及人力资本流失严重，劳动力结构性缺失明显；二是人口空间分布零散，村屯人口规模小，抑制产业发育，人口产业集聚效益差；三是人居环境适宜性差和社会物质积累（包括基础设施水平、交通通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足，缺乏人口和产业的吸引力。从这一角度来看，“推拉理论”可以解释边境空心化的主要成因。
三、边境空心化的特殊性
与农村空心化相比，边境空心化的特殊性也非常突出。第一，边境空心化与地区融合程度呈现明显的反向关系。欧盟在这方面成为主要的例证，一体化进程对边境城市或地区的影响远大于中心城市，导致欧盟国家的边境人口出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基于30年时间对边境70公里范围的跟踪调查）。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都与欧盟不同，在地理气候条件越恶劣和国际边界未决的情况下，边境空心化问题越突出。例如，在尚存争议的中印边界东段地区，靠近实际控制线（未决边界）的地区均出现较为严重的空心化现象。为此，印度阿邦（我国藏南）邦长于2015年1月宣称，必须通过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条件来阻止边民前往内陆地区。
第二，我国边境空心化地区与民族自治地方高度重合。我国现有陆地边境线2.2万公里中，有1.9万公里在民族自治地方；边境地区国土面积212万平方公里，有边境县136个，其中民族自治地方县107个；边境地区人口约2300万，其中近一半是少数民族人口，而且还有30多个民族跨境而居；由于历史和自然地理等原因，边境地区的发展与内陆地区相比，差距较大。
第三，跨国界的外部推拉因素在经典的“推拉理论”中并未得到充分反映。具体而言，导致边境地区与农村空心化的推拉因素虽有重叠，但不完全相同；部分推拉因素对边境地区和普通农村人口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例如社会观念、社会价值准则和意识变迁对边境地区的影响最为滞后；因边界未决而导致跨界民族交往阻断，邻国蚕食领土导致边民传统活动地域丧失对其迁移决定的影响深远。
第四，国家政策和制度对边境空心化与农村空心化的长期影响也存在差异。以户籍制度为例，其对农民和边民产生的拉力不同，也导致其长远打算和生活预期迥异。有学者调查发现，大多数农民工的长远归宿是回到家乡，老人和留守儿童还是较为稳定人口，而边民则倾向于选择永久迁居。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空心化似乎是相对的空心化，而边境空心化则呈现出绝对的空心化。譬如，在紧邻中印边界的西藏山南地区隆子县玉门乡，边境空心化问题表现尤为明显。该乡历史上规模最大时有20多户300多人口，但如今的常驻人口已不足原有人口的十分之一，且未出现边民返迁定居的现象。1999年玉门乡共5户22人，2000年7户23人，2001年7户25人，2002年7户26人，2004年7户27人，到如今是8户28人。
四、边境空心化的影响
从现有理论与各国实践来看，我国的边境空心化是符合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可能还会持续发展。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各种旨在振兴边境、富裕边民的民生活质量和的福利和补贴措施，如2007年提出的主要面向边疆民族地区的兴边富民行动计划，但是该项政策仍难以确保陆地边境地区人口规模与分布的绝对稳定，对提高边民生产、生活、教育及健康水平的效果亦非常有限。从本质上来说，各项类似政策与措施的投入强度难以平衡促使边境地区人口外迁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考虑到我国边民在工作生活之外还承担了守边戍边重要使命这一实际情况，边境空心化对于国家安全、领土主权完整、以及边民切身利益的负面影响将会不断显现。最为关键的是，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第七条关于“维护边境地区双方定居人口应有的利益”的规定，边境空心化对中印边界争议地区的稳定与透明化管理构成威胁，对实际控制线（未决边界）走向的判定将产生实质性影响，进而增加中印双方最终解决边界争议问题的难度。为此，学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对边境空心化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在进行针对性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