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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顿是大众非常熟悉的作家了。一提起他，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尊重历史、抢救历史的高手，作品极富生活的质感等等，许多带定论色彩的褒奖词就浮现在我们的脑际。这当然不错，我也喜欢何顿。近段无事，闲来读他的作品，还另有一番感触。
何顿驰骋文坛，起自1993年的成名作《生活无罪》（中篇小说），至今24年，势头有增无减。这24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紧锣密鼓，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逐步科学有序发展的24年。一边是思想大解放，科技大发展，经济大繁荣，国家实力激增；一边是欲望大膨胀、官员大贪腐、传统美德大沦陷。文学上，表面上多元并举，作品数量庞大，实际上经典离场，文学位置也由1980年代的宠儿彻底边沿化。湖南则在“湘军怎么了”的天问中雄风难再。就在这经济发达、精神下滑和文学边沿化的年代，陈平原一声喊“湖南出了个何顿！”给文学一个惊喜，给湖南一个安慰，给读者一些满足，尤其给了何顿那帮年龄相仿的平民朋友历久弥珍的骄傲。
也许是兴之所至，不需要太投入吧，伴随着文字阅读，出现在我心中的何顿是一个很善良的文人，他的善心、善意、善情，四处迸溅，不时可见。何顿字里行间流淌的汁液，包括他的为人，都在那个“善”字上凝聚。如果说我国新文学史上，冰心毕生的创作只写一个字——爱（不但作品如是，平时说话谈创作，也只是一个“爱”字），那么，当代作家何顿，他所有的创作，也可以归纳为一个字：“善”。不同于冰心的是，何顿从来不在作品以外声明他的精神追求，故此容易被我们忽略罢了。
《来生再见》（又为《抵抗者》）中有一个细节：衡阳抗战期间，“我爹”黄抗日当排长，每牺牲一个战士，排里那个和尚出身的士兵，便自动地、默默地给牺牲者做佛事，超度死者的灵魂升天。这个细节，作家没有渲染，没有细描，但反复出现，显然是那个和尚的一片善心，是当时活着的在场抵抗者的共同心意和作家何頓心灵的复合式表达。文心生文胆，文胆生文眼，这个细节是《来世再见》的文眼，是解读全书的总纲。而且，它还可能罩住了何顿的其它许多作品。
像黄抗日和当年的抵抗者一样，何顿很看重生命的宝贵，但却并不执着于生命的价值与死后的解脱。类乎哲理式的意义追索或文人式的仰天浩叹，何顿的作品中一概没有，有的只是在生活表象的罗列中，显示出来的普通人对待生死的普遍态度：无可奈何又不甘于无辜地白白死去。“如果还有来生，我们还在一起打日本鬼子！”这就是中国人当年骨子里的“勇敢”与“善良”，何顿在不露声色中把它挖出来晒给大家。文如其人，只有内心纯净善良的作家才能毫不经意而又入骨入髓地展示出中国老百姓的纯良本性。
何顿作品的善意首先表现为“普渡众生”的宗教色彩的善心。无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抑或道教，最终的目标都在“为求众生脱苦难”。何顿虽然从来没有过丝毫“救世主”心思，但眼中所见、心中所念、笔下所写的全都是普通百姓。关心芸芸众生，是他所有作品的题材特征和共同的情感取向。他的作品可分为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两类。前者写改革开放年代长沙市民的生存状况，代表作品有《生活无罪》《就这么回事》《我们像葵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黑道》等十余部；后者写上个世纪长沙人生死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与杀戮，主要有《来生再见》（后改名《抵抗者》再版）《黄埔四期》两部煌煌大著，计百多万字。活跃于这两类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底层的卑贱者，主人公中没有一个达官贵人、英雄豪杰或巨商大腕。他熟悉的、关心的，褒扬的，都是地地道道的“贱民”，有的甚至是浑浑噩噩的“群氓”。他的为人也如此，即便成了著名作家，往来于他家的，仍然是青少年时代混在一起的朋友。后来有了微信，作为一个大作家，他还像无事的老人或天真的小孩，一个劲地为朋友伙计在网上拉票，没有赤子般的善良之心，不可能这样行事。
何顿作品流露更多的是世俗之善。所谓世俗之善，就是全世界普遍流行的善，它是“来自灵魂深处最真诚的同情与怜悯”。“怜悯之心，人皆有之”，对弱者的怜悯和同情，不分种族和地域，全世界善良的人们，都有此品性，故马克·吐温还说它“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恶人绝不同情怜悯任何一个弱者，这种善，人们通常称之为“菩萨心肠”，说得文雅一点，叫做“人类的大悲悯情怀”。何顿回顾他写《来生再见》时说：“我写小说从来不掉泪，眼泪仿佛与我无缘。但当我写到厂窖大屠杀和著名的衡阳保卫战时，我那久违了的泪水涌现了，居然一次又一次地夺眶而出，掉落在我颤抖的手和冰冷的键盘上。”①面对弱小者的痛苦遭遇与无辜牺牲，涌现出的眼泪，绝对是善良文人悲天悯人情怀的自然流露。在这种悲悯情怀催化下，他笔下的小人物慢慢地站立起来，成排成行地聚集在我们的心头。何顿说“生活无罪”，也就是说艰难而屈辱地“讨生活”的小人物无罪，有罪的是把他们变成罪人的环境。种下龙种，有时也会收获跳蚤，改革开放的时势造出了许多英雄，但同时也造出魔鬼、贪官、黑帮。在长篇小说《黑道》中，何顿虽然忍不住对他笔下个别人物慢慢变坏而惋惜，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把罪犯送上了被审判席，甚至是断头台。
何顿作品中不乏侠义之善。侠义出自正义，正义是善良的变体，凡善良之人必有正义之心，豪爽之气，正直之举。何顿笔下那些国民党士兵，包括基层军官，平日里虽有些摩擦，有些矛盾，面对日本鬼子，总能放下嫌隙，共同对敌。龙营长与黄抗日，黄抗日与那个想当将军的班长，莫不是大敌当前，不惜生命的相互支撑。这侠义之心，同样表现在作家何顿的身上。何顿之所以写《来生再见》，写国民党抗战中的普通士兵，就是出自打抱不平的侠义之心。在日常交往中，何顿发现那些抗战老兵，为了国家民族曾经艰苦备尝、舍生忘死，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可就因为一度是“国军”而受歧视、遭冷遇、被遗忘。他们“是过去对侵略的抵抗者，同时也是现在被遗忘的抵抗者”。（《来生再见》封面语）可悲的政治狭隘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造成了极大的历史不公！于是何顿开始作田野调查，历经数年，走访数千抗战老兵而成此书。何顿正义的劳作，对后来改善抗战老兵的境遇肯定起了积极作用，但始作俑时的政治风险也是显在的。作家不顾自身风险谋求公正，侠义之善生成责任心，使命感，生成大无畏精神，生成还原历史真相，留住历史公平的大书，这在当今作家行当中值得提倡，值得尊敬。 何顿是一个名作家，他作品中的善，主要体现为作家的良心与良知。任何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是非观、价值观，都有自己的写作立场，从而决定作家的良心与良知。作家艺术家的良心，已好久不提它了，含意似乎有些模糊，其实既简单又明白：一是大节无亏，二是不放弃职业道德底线，否则便是无良作家。国难时期出卖祖国的汉奸作家，政治高压时期出卖朋友和真理的投机作家，和平时期面对金钱出卖灵魂的贪腐作家，以及专事攻讦他人的黑幕小说家，都是大节有亏，放弃了职业道德底线的“无良”作家。这当然是善良的何顿永远所不齿的。曾经有人说他市民生活小说中的性描写多了，有失作家道德水准，其实这是少数人的误读、误判。不可否认，本世纪头几年，“身体写作”一度声浪很高，一些小说和诗歌，似乎回到了上个世纪的艳情小说，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惟叙男女恋爱之事，所写皆淫荡猥亵之意，游冶欢宴之乐，饮食征逐之豪，装饰衣裳之美。可谓之好色而无情，纵欲而忘德。”（吴宓《论写实小说之流弊》）何顿很不认同身体写作，他的小说如实写到长沙市民的基本生活欲求时，平实而严肃，颇有分寸。在他的笔下，两情相悦，两性相吸，以至于发生“关系”，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自然显露，是情节发展的水到渠成，既不污浊，也不神圣，“就这么回事”。 而且，在普通市民物质与精神生活都匮乏的年月，不乱伦、不违法、不纵欲，夫妻间就不说了，即使是出轨，也是平民的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形而下的生活色调。在《黑道》《我们像葵花》这些似乎可以放开笔墨写“性”的小说中，何顿并没有放开来写，没有细致的场景铺排和心理渲染，也没有故意用空格挑逗读者，更没有翻来覆去将各类形态恣意呈现，总是嘎然而止，或跳转到下节，另叙他人别事。性事书写的平淡化，平实化，适可而止的分寸感，恰恰说明何顿的文学创作从未突破过职业道德底线，恰恰证明了何顿是一个很富有艺术良心的作家。
如果说永葆良心是作家创作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那么，拥有良知则是作家作品思想水平高超的必备条件。它体现在作家选材、布局、解读、表达等一系列写作过程中，并由此传达出作家的人格、气质与精神境界。无疑，真正伟大的作家都是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卓尔不群的精神斗士，但我并不赞成今天的每一个作家、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是社会批判家，或是独立不羁的持不同政见的另类。在法制还不健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度，一味地批评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思想，自由精神，责怪知识者没有尽到社会职责，这要么是为当局开脱责任，要么是险恶地诱导纯洁的知识者以身犯险。这方面，上世纪50多万右派分子和各类知识分子的遭遇，还不够警世吗？我们既要防止知识分子精神的普遍堕落，也要肯定知识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就像打仗，一般应在保护好自身的前提下去消灭敌人。何顿就是这样一个既能夠保护自己，又能坚持真理、伸张正义的富有良知的当代作家。
作家的所谓良知，就是作家是非观、价值观和写作立场的体现，作品中传达出来的人生体验，生活经验，社会识见，是非曲直，精神发现，思想成果等，以及对这些真知灼见的坚持与维护，既具有作家个人的独特性，又对社会、对他人普遍受益。何顿的小说由生活小片段组成艺术大章节，最终构成完整的文学文本，虽然没有刻意的思想阐发，然而这格局中的精神亮点与思想光线仍时有闪现。读他的《来生再见》时，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好久：为什么要把时间打碎，把抗战与20多年后的文革揉到一起来写。仅仅是因为长篇小说首先是结构的艺术吗？或者两大历史事件的时间对接，一个人物在两大事件中的命运对照，这种结构方式有利于艺术浓缩，能产生巨大的艺术张力，能加大作品的密度？这些当然是何顿所要的效果，但仅此而已吗？我以为不这么简单。何顿把两个具有很大共同性的历史时段叠合起来，相比照着写，就是为了透彻地揭露、无情地批判人本性中的恶。在《来生再见》及其他作品中，何顿小说的批判锋芒，指向的都是恶人，恶事，恶行和丑恶的心灵。
何顿作品中所有的善与恶，都有具体的指向，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善。所谓哲学意义的善，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认定世界事物，皆由形式、材料、动力、目的四种因子而创生，比如造房子，依据已有的规划，运用建筑材料和技术，凭借内心动力驱使，造出合目的的房子，就是善。“四因”分别称为形式因（又称本因），材料因（又称物因），动力因（又称动因），目的因（又称极因），合目的则为善，既合目的又合规律则为美。换言之，合目的性就是哲学意义上的善。这也是西方文化的总根基、总图式，就像“天、地、人”“金、木、水、火、土”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的总根基、总图式一样。从“四因说”这一总根基出发，后来的哲人们又从合目的性，引申出功利主义的善。不过，这关于善的功利主义理论，明显带有实用主义色彩。何顿既然无心于哲学意义的善，也就无意于功利主义的善。毛泽东也把善分为革命的功利主义和个人化的功利主义两种，并公开承认，共产党人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凡是符合革命需要，对革命事业和人民大众有利的，都是善。在无损于革命利益的前提下，也承认符合个人需要，对个人有利的善。显然，何顿作品与这两类功利主义的善都是绝缘的。他说：“我写这本书，既不是讨好当下政府，也没打算讨好远在台湾的国民党，而是觉得老一辈人很了不起，他们在中华民族最孱弱和自己最无奈的时候，付出了很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②不仅是《来生再见》一本书如此，何顿所有的创作，都没有功利追求。他学的专业是美术，从业的是装修，他转换门庭搞文学创作，完全是出于一种本能的爱好，他个人的本性不由自主地决定了他后来毅然决然而又无比快乐地走上了文学之路。在他的小说中，只有真诚、责任，没有虚伪、取巧，没有掩藏着的私利追求，无形中又成全了他内心的善，提高了他文学的境界。
注释：
①②何顿：《来生再见·序》，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第3页。
（作者单位：湖南省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佘 晔
何顿驰骋文坛，起自1993年的成名作《生活无罪》（中篇小说），至今24年，势头有增无减。这24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紧锣密鼓，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逐步科学有序发展的24年。一边是思想大解放，科技大发展，经济大繁荣，国家实力激增；一边是欲望大膨胀、官员大贪腐、传统美德大沦陷。文学上，表面上多元并举，作品数量庞大，实际上经典离场，文学位置也由1980年代的宠儿彻底边沿化。湖南则在“湘军怎么了”的天问中雄风难再。就在这经济发达、精神下滑和文学边沿化的年代，陈平原一声喊“湖南出了个何顿！”给文学一个惊喜，给湖南一个安慰，给读者一些满足，尤其给了何顿那帮年龄相仿的平民朋友历久弥珍的骄傲。
也许是兴之所至，不需要太投入吧，伴随着文字阅读，出现在我心中的何顿是一个很善良的文人，他的善心、善意、善情，四处迸溅，不时可见。何顿字里行间流淌的汁液，包括他的为人，都在那个“善”字上凝聚。如果说我国新文学史上，冰心毕生的创作只写一个字——爱（不但作品如是，平时说话谈创作，也只是一个“爱”字），那么，当代作家何顿，他所有的创作，也可以归纳为一个字：“善”。不同于冰心的是，何顿从来不在作品以外声明他的精神追求，故此容易被我们忽略罢了。
《来生再见》（又为《抵抗者》）中有一个细节：衡阳抗战期间，“我爹”黄抗日当排长，每牺牲一个战士，排里那个和尚出身的士兵，便自动地、默默地给牺牲者做佛事，超度死者的灵魂升天。这个细节，作家没有渲染，没有细描，但反复出现，显然是那个和尚的一片善心，是当时活着的在场抵抗者的共同心意和作家何頓心灵的复合式表达。文心生文胆，文胆生文眼，这个细节是《来世再见》的文眼，是解读全书的总纲。而且，它还可能罩住了何顿的其它许多作品。
像黄抗日和当年的抵抗者一样，何顿很看重生命的宝贵，但却并不执着于生命的价值与死后的解脱。类乎哲理式的意义追索或文人式的仰天浩叹，何顿的作品中一概没有，有的只是在生活表象的罗列中，显示出来的普通人对待生死的普遍态度：无可奈何又不甘于无辜地白白死去。“如果还有来生，我们还在一起打日本鬼子！”这就是中国人当年骨子里的“勇敢”与“善良”，何顿在不露声色中把它挖出来晒给大家。文如其人，只有内心纯净善良的作家才能毫不经意而又入骨入髓地展示出中国老百姓的纯良本性。
何顿作品的善意首先表现为“普渡众生”的宗教色彩的善心。无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抑或道教，最终的目标都在“为求众生脱苦难”。何顿虽然从来没有过丝毫“救世主”心思，但眼中所见、心中所念、笔下所写的全都是普通百姓。关心芸芸众生，是他所有作品的题材特征和共同的情感取向。他的作品可分为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两类。前者写改革开放年代长沙市民的生存状况，代表作品有《生活无罪》《就这么回事》《我们像葵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黑道》等十余部；后者写上个世纪长沙人生死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与杀戮，主要有《来生再见》（后改名《抵抗者》再版）《黄埔四期》两部煌煌大著，计百多万字。活跃于这两类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底层的卑贱者，主人公中没有一个达官贵人、英雄豪杰或巨商大腕。他熟悉的、关心的，褒扬的，都是地地道道的“贱民”，有的甚至是浑浑噩噩的“群氓”。他的为人也如此，即便成了著名作家，往来于他家的，仍然是青少年时代混在一起的朋友。后来有了微信，作为一个大作家，他还像无事的老人或天真的小孩，一个劲地为朋友伙计在网上拉票，没有赤子般的善良之心，不可能这样行事。
何顿作品流露更多的是世俗之善。所谓世俗之善，就是全世界普遍流行的善，它是“来自灵魂深处最真诚的同情与怜悯”。“怜悯之心，人皆有之”，对弱者的怜悯和同情，不分种族和地域，全世界善良的人们，都有此品性，故马克·吐温还说它“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恶人绝不同情怜悯任何一个弱者，这种善，人们通常称之为“菩萨心肠”，说得文雅一点，叫做“人类的大悲悯情怀”。何顿回顾他写《来生再见》时说：“我写小说从来不掉泪，眼泪仿佛与我无缘。但当我写到厂窖大屠杀和著名的衡阳保卫战时，我那久违了的泪水涌现了，居然一次又一次地夺眶而出，掉落在我颤抖的手和冰冷的键盘上。”①面对弱小者的痛苦遭遇与无辜牺牲，涌现出的眼泪，绝对是善良文人悲天悯人情怀的自然流露。在这种悲悯情怀催化下，他笔下的小人物慢慢地站立起来，成排成行地聚集在我们的心头。何顿说“生活无罪”，也就是说艰难而屈辱地“讨生活”的小人物无罪，有罪的是把他们变成罪人的环境。种下龙种，有时也会收获跳蚤，改革开放的时势造出了许多英雄，但同时也造出魔鬼、贪官、黑帮。在长篇小说《黑道》中，何顿虽然忍不住对他笔下个别人物慢慢变坏而惋惜，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把罪犯送上了被审判席，甚至是断头台。
何顿作品中不乏侠义之善。侠义出自正义，正义是善良的变体，凡善良之人必有正义之心，豪爽之气，正直之举。何顿笔下那些国民党士兵，包括基层军官，平日里虽有些摩擦，有些矛盾，面对日本鬼子，总能放下嫌隙，共同对敌。龙营长与黄抗日，黄抗日与那个想当将军的班长，莫不是大敌当前，不惜生命的相互支撑。这侠义之心，同样表现在作家何顿的身上。何顿之所以写《来生再见》，写国民党抗战中的普通士兵，就是出自打抱不平的侠义之心。在日常交往中，何顿发现那些抗战老兵，为了国家民族曾经艰苦备尝、舍生忘死，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可就因为一度是“国军”而受歧视、遭冷遇、被遗忘。他们“是过去对侵略的抵抗者，同时也是现在被遗忘的抵抗者”。（《来生再见》封面语）可悲的政治狭隘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造成了极大的历史不公！于是何顿开始作田野调查，历经数年，走访数千抗战老兵而成此书。何顿正义的劳作，对后来改善抗战老兵的境遇肯定起了积极作用，但始作俑时的政治风险也是显在的。作家不顾自身风险谋求公正，侠义之善生成责任心，使命感，生成大无畏精神，生成还原历史真相，留住历史公平的大书，这在当今作家行当中值得提倡，值得尊敬。 何顿是一个名作家，他作品中的善，主要体现为作家的良心与良知。任何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是非观、价值观，都有自己的写作立场，从而决定作家的良心与良知。作家艺术家的良心，已好久不提它了，含意似乎有些模糊，其实既简单又明白：一是大节无亏，二是不放弃职业道德底线，否则便是无良作家。国难时期出卖祖国的汉奸作家，政治高压时期出卖朋友和真理的投机作家，和平时期面对金钱出卖灵魂的贪腐作家，以及专事攻讦他人的黑幕小说家，都是大节有亏，放弃了职业道德底线的“无良”作家。这当然是善良的何顿永远所不齿的。曾经有人说他市民生活小说中的性描写多了，有失作家道德水准，其实这是少数人的误读、误判。不可否认，本世纪头几年，“身体写作”一度声浪很高，一些小说和诗歌，似乎回到了上个世纪的艳情小说，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惟叙男女恋爱之事，所写皆淫荡猥亵之意，游冶欢宴之乐，饮食征逐之豪，装饰衣裳之美。可谓之好色而无情，纵欲而忘德。”（吴宓《论写实小说之流弊》）何顿很不认同身体写作，他的小说如实写到长沙市民的基本生活欲求时，平实而严肃，颇有分寸。在他的笔下，两情相悦，两性相吸，以至于发生“关系”，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自然显露，是情节发展的水到渠成，既不污浊，也不神圣，“就这么回事”。 而且，在普通市民物质与精神生活都匮乏的年月，不乱伦、不违法、不纵欲，夫妻间就不说了，即使是出轨，也是平民的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形而下的生活色调。在《黑道》《我们像葵花》这些似乎可以放开笔墨写“性”的小说中，何顿并没有放开来写，没有细致的场景铺排和心理渲染，也没有故意用空格挑逗读者，更没有翻来覆去将各类形态恣意呈现，总是嘎然而止，或跳转到下节，另叙他人别事。性事书写的平淡化，平实化，适可而止的分寸感，恰恰说明何顿的文学创作从未突破过职业道德底线，恰恰证明了何顿是一个很富有艺术良心的作家。
如果说永葆良心是作家创作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那么，拥有良知则是作家作品思想水平高超的必备条件。它体现在作家选材、布局、解读、表达等一系列写作过程中，并由此传达出作家的人格、气质与精神境界。无疑，真正伟大的作家都是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卓尔不群的精神斗士，但我并不赞成今天的每一个作家、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是社会批判家，或是独立不羁的持不同政见的另类。在法制还不健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度，一味地批评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思想，自由精神，责怪知识者没有尽到社会职责，这要么是为当局开脱责任，要么是险恶地诱导纯洁的知识者以身犯险。这方面，上世纪50多万右派分子和各类知识分子的遭遇，还不够警世吗？我们既要防止知识分子精神的普遍堕落，也要肯定知识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就像打仗，一般应在保护好自身的前提下去消灭敌人。何顿就是这样一个既能夠保护自己，又能坚持真理、伸张正义的富有良知的当代作家。
作家的所谓良知，就是作家是非观、价值观和写作立场的体现，作品中传达出来的人生体验，生活经验，社会识见，是非曲直，精神发现，思想成果等，以及对这些真知灼见的坚持与维护，既具有作家个人的独特性，又对社会、对他人普遍受益。何顿的小说由生活小片段组成艺术大章节，最终构成完整的文学文本，虽然没有刻意的思想阐发，然而这格局中的精神亮点与思想光线仍时有闪现。读他的《来生再见》时，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好久：为什么要把时间打碎，把抗战与20多年后的文革揉到一起来写。仅仅是因为长篇小说首先是结构的艺术吗？或者两大历史事件的时间对接，一个人物在两大事件中的命运对照，这种结构方式有利于艺术浓缩，能产生巨大的艺术张力，能加大作品的密度？这些当然是何顿所要的效果，但仅此而已吗？我以为不这么简单。何顿把两个具有很大共同性的历史时段叠合起来，相比照着写，就是为了透彻地揭露、无情地批判人本性中的恶。在《来生再见》及其他作品中，何顿小说的批判锋芒，指向的都是恶人，恶事，恶行和丑恶的心灵。
何顿作品中所有的善与恶，都有具体的指向，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善。所谓哲学意义的善，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认定世界事物，皆由形式、材料、动力、目的四种因子而创生，比如造房子，依据已有的规划，运用建筑材料和技术，凭借内心动力驱使，造出合目的的房子，就是善。“四因”分别称为形式因（又称本因），材料因（又称物因），动力因（又称动因），目的因（又称极因），合目的则为善，既合目的又合规律则为美。换言之，合目的性就是哲学意义上的善。这也是西方文化的总根基、总图式，就像“天、地、人”“金、木、水、火、土”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的总根基、总图式一样。从“四因说”这一总根基出发，后来的哲人们又从合目的性，引申出功利主义的善。不过，这关于善的功利主义理论，明显带有实用主义色彩。何顿既然无心于哲学意义的善，也就无意于功利主义的善。毛泽东也把善分为革命的功利主义和个人化的功利主义两种，并公开承认，共产党人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凡是符合革命需要，对革命事业和人民大众有利的，都是善。在无损于革命利益的前提下，也承认符合个人需要，对个人有利的善。显然，何顿作品与这两类功利主义的善都是绝缘的。他说：“我写这本书，既不是讨好当下政府，也没打算讨好远在台湾的国民党，而是觉得老一辈人很了不起，他们在中华民族最孱弱和自己最无奈的时候，付出了很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②不仅是《来生再见》一本书如此，何顿所有的创作，都没有功利追求。他学的专业是美术，从业的是装修，他转换门庭搞文学创作，完全是出于一种本能的爱好，他个人的本性不由自主地决定了他后来毅然决然而又无比快乐地走上了文学之路。在他的小说中，只有真诚、责任，没有虚伪、取巧，没有掩藏着的私利追求，无形中又成全了他内心的善，提高了他文学的境界。
注释：
①②何顿：《来生再见·序》，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第3页。
（作者单位：湖南省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佘 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