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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这个南方的小渔村,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的窗口。
中国的PCB产业化和市场化,也在此时开始在这片热土上萌芽。
30多年来,深圳乃至中国的PCB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PCB行业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经历了以中外合资企业、国内民营企业和国内外企业共荣的三个发展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今,中国PCB行业在世界上名副其实地占有主流地位。回顾中国PCB产业走过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外合资、引进外资的阶段,对产业的快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扇对外交流合作的窗口,就是在深圳被率先打开的。这一时刻,要回溯到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设立。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邓小平思想实践的重要地区,深圳特区如今已走过而立之年。其30年的发展历程,书写了一部中国式传奇。
三十年来,外资既是深圳经济奇迹的创造者,也是特区历史的见证者,为深圳3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30年里,外资与深圳经济特区共成长。在PCB产业,这一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加工贸易制造业的发展壮大历程中,外资,同样是绕不过的重要部分。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为外资进入中国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环境和舞台;同样,作为深圳经济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外资和外资PCB企业,也是深圳三十年PCB产业辉煌成就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功臣。
蛇口开发区:外资入华的桥头堡
时光回到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城市被确定为第一批经济特区。他们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的窗口。81年底,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矗立起这样一幅巨型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当时有人称它是“冲破思想禁锢的又一声春雷”。
特区迈出的第一步,是从“特区中的特区”蛇口工业区开始的。
中央给了时任蛇口开发区管委会书记的袁庚2平方公里的土地,也给了他可以给予的所有权力。凭借着无可比拟的“尚方宝剑”,蛇口在经济的各个领域实施“突破”。 为引进人才,蛇口成功松动了内地沿袭多年、像统一分配粮食一样“统购统销”的人事制度,1980年首开内地人才招聘先河,推动内地人才合理流动。其后,蛇口率先建立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则,相继采用工程招标制度、改革了工资制度、劳工制度等。这让蛇口工业区短短7年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以“蛇口模式”收获来自全国的广泛赞誉和学习。
按照这种模式,当时的蛇口工业区引进的大部分企业都采用合资的形式,外资+招商局。招商局以低价土地等形式入股,同时也变相为心存疑虑的外资提供政治担保;另一方面,袁庚吸引外资的技巧与现在并无太大的差别,主要就是税收优惠,一开始蛇口采取10%的利得税率。利用政策特权,蛇口迅速培养起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企业,以至于1985年前后,服装、玩具贸易中“蛇口价格”一度成为全球标准。PCB加工贸易,也在此时试探性地渗透到深圳,并在日后逐步发展,深圳,成为了中国PCB产业的“星星之火”。
成立于1983年10月31日的深圳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就是建国后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最早引进的外资企业之一。据了解,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是日本三洋集团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独资企业,下设有音响事业部、成形事业部、喇叭事业部、偏转线圈事业部、电线事业部、线路板事业部六个事业部,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华建大厦第6栋,主要生产、销售音响器材及信息通信用电子零部件。其中,PCB事业部成立于1985年5月,主要从事单面、双面印刷线路板生产。
华发:中外合资,吃到第一只螃蟹
改革开放前,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而在内部,经济血液也几乎僵滞。深圳与对岸的香港收入相差百倍。由此导致上世纪70年代大规模的逃港潮。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国策。特区成为利用外资的切入点。改革开放,发乎于内的诉求只是开了一个头,此后是靠外力来给僵滞的肌体以活力。深圳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对外开放,即吸引外资。在改革开放初、中期,基本上是对香港资本开放工业和基建投资的过程。这些先行启动的外资,推动了深圳初期的大规模工厂和基建热潮。
工厂是这座城市的胎记,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深圳对于“三来一补”类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态度也充满争议。在主流舆论并不乐观的情况下,是特区的拓荒牛们顶住了压力,敢想敢干的特区精神让历史证明了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电路板,作为电子产业的基础配套元器件,属于高科技行业,正是认识到电路板不可或缺的重要性,1981年,由深圳赛格集团公司主导,联合中国振华电子科技集团、香港陆氏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合资筹备设立华发电子有限公司。这一年从开始划地、基建,到83年达成协议从香港引进人才,至1984年初,一栋六层“大楼”(华发大厦)在深圳福田正式落成,华发公司顺利开业投产,其中有电视机生产线及PCB生产线。这可以算是是深圳第一家PCB企业。据华发人回忆,最初的华发,中层以上的管理和技术都由港方直接派遣过来的,包括生产经理、各个工序的负责人如丝印、钻孔、暗房、电镀、工程、品质等,而正厂长一职也一直由港方人员担任,直到90年代末中方才有资格荣升正厂长。对于PCB生产技术方面的资料,港方也是极为保密,中方中层以下职员碰都不能碰。当然,付出的成本也是相当昂贵的。据称,当时国内普通工人工资普遍在每个月140元,而港方代表工资每月可达6-7千元,是中方的近50倍,而厂长月薪上万最高时可达2-3万!在万元户都凤毛麟角的80年代,堪称 “打工皇帝”!
如果您是生于80年代,你一定记得当初全村人扎堆看电视的场景。一个17寸左右的屏幕,变换的黑白画面,构成了80年代童年最幸福的回忆。而笔者现在才知道,这些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有华发的贡献——作为国家彩电定点生产企业,华发PCB厂不仅为陆氏公司配套生产电视机配套的单面电路板,还接受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视机电路板订单,从北方的大连、沈阳、山东青岛,到中部的湖北、安徽,南方的广州、湖南,乃至香港和国外的电视机厂商,客户遍布国内外。当时在营业部任职的钟先生,见证了华发车水马龙的盛景:“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买电视机都要凭票供应,就跟粮票一样,如果是到华发厂部直接购买,必须得有老总签字的提货单才能享受优惠。而价格也相当不菲,当时卖得最好的是21寸的彩电,华发出厂价约3000元左右,拿出去转手零售价就可以卖到5000以上。”这位85年进厂的老华发人,当时才刚高中毕业,而华发电路板的生产车间,也成为钟先生PCB产业生涯的起点。谈起当初进厂,钟总依然记忆犹新:“80年代还是用工单位说了算,进厂还得托关系,不像现在,到处是招工广告,工人个个挑企业,还动不动就辞职、跳槽,要求加薪。而且我们当初的思想很单纯,只想着把工作做好,对待遇也没什么奢望,觉得公司能给你一份工作已经很幸运了。” 今天的深圳,PCB企业谈“环保”色变,那么在产业发展的初期,是不是也有着环保的困扰呢?钟总告诉我们:任何时代,企业的清洁生产都是极其重要的,而华发作为国家重点企业,对环保也是极为看重,投入也相当大,并专门从北京请来清洁生产的专家,为华发的环保工程出谋划策。尽管当时采用的是环保治理方法较简单,主要是酸碱中和,即如果水质呈酸性就加碱,而水质呈碱性就加酸,对于含金属离子的废水,则要由专门的工业废物处理站回收后统一处理。当时的政府部门也需要定期抽查检测,确保达标排放。可见,制造企业的清洁生产并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而深圳PCB企业的环保意识也早在八十年代就有了。
“深圳可以说是中国PCB产业市场化的发源地,而华发是最早的PCB企业。由于是高科技产业,且PCB企业只有仅有的几家,各自都有着不同的细分市场,市场竞争还不是很激烈,所以根本不愁销路,都是客户找上门来,产品也是单价高、利润高。” 见证了华发的兴衰历程,也历览了国内PCB产业的技术、管理、人才、市场的变化和发展的钟先生,面对30年来PCB产业的沧海桑田,自然少不了感叹和怀念:“80年代华发电子及PCB厂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是香港陆氏为客户提供彩电生产的整体方案,显像管、主板、控制板、摇控器板及相关元器件等等均可以为客户根据彩电的尺寸配好,当时电视机的一整套电路板都是由华发生产,总面积在1300-1500平方厘米左右的单面板约45元,其中一块面积约800平方厘米单面板,可以卖到27元。记得有一年华发的纯利润就达3600万元,而当时整个电路板车间才不到200人。”迅速发展中的华发,每月的产能都在15000平米左右,在当时已经非常了不得,华发也成为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的样板企业,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纷纷来参观视察,成为华发人引以为豪的一段辉煌历史。不过,如今的华发早已将电路板业务从集团中剥离,今昔对比,不禁令人叹惜不已。20多年后的今天,钟先生早已从华发出来,并成立了自己的PCB企业,如今他的公司就取名为“华跃发”,也许是对过去的一种怀念吧。
成本优势下 中外合资方兴未艾
外资为什么纷纷选择投资布局中国大陆?无非是推力和拉力的两方形成合力使然。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国外基本工资大大超过内地的作业员,两者相差数十倍;另一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起飞,香港、台湾地区土地价格节节上扬。反观内地土地资源丰富,对外开放政策下为积极招商,除了提供服务,为厂商铺路整地,优惠政策从“二免三减半”放宽至八十年代末的“五免五减半”,对外资吸引力相当之大。深圳PCB产业也就在这样的人工低成本、用地低成本以及税收低成本中快速发展起来。
现在回顾80年代的深圳PCB企业,依然能扳着指头数的过来:华发、景丰、金世亨、深南、超能、至卓飞高、永捷等十来家。其中大多数都是属于中外合资企业,且港资居多。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外商对中国的政策、国情等情况不了解,不敢轻易进来投资,而香港与广东在地区、人口、资源、语言、民俗等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特殊历史背景情况下,形成了港商和中方联手,中方出地出人,港人出钱建厂,出机器、出原材料,在新建的厂进行加工,加工好后港人再把货发出境外,这就形成了早期的前店后厂、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企业。景丰电子,当初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我们拜访了景丰公司的元老——张伟奇总经理,张总为我们还原了当初景丰的情况。
景丰电子于86年立项,由中方的南头工业发展公司、蛇口燕兴公司(原属兵器部)、港方的亿立公司共同投资,各占30%、30%、40%的股份。工厂于87年正式投产,这一年10月份,30出头的张伟奇,从茂名某机械厂借调到景丰公司维修部,开始了与景丰电子的不解情缘。据张总回忆,80年代还根本没有PCB行业的概念,深圳仅有华发、深南、华丰等几家PCB企业,当时景丰的PCB生产技术基本上都是港方控制,市场也是由港方负责,中方只负责出资出人加工生产。景丰电子筹建的情况与很多企业类似,港方以设备和技术入股,中方出资金和土地,设备基本上都是香港工厂的二手设备,受限于钻孔设备产能,需要加工的电路板都是在香港钻好孔之后再运到深圳进行后端的加工,制作完成后再运回香港发货,也就是三来一补企业。景丰厂里当时也有两台二手美国进口四头钻孔机,造价约为80万一台,不过仅仅作为打样板之用。记得当时的磨板机、蚀刻机等大都选用的是台湾登泰的产品,覆铜板用的是生益和太平洋的料,最贵时也要318元一张,而化学药水也都是从香港进口过来,国内的配套产业都还没有起步。谈到利润,张总感叹道:“简直就是印钞机!人工成本130元每月,原物料等虽然看起来贵,但对于双面板产品高达每平米2000元的销售价格来说,利润是相当高的。” 据称,当年的景丰,最高峰时每月产能达到5000平米,年产值6000万以上。当然,也正是利润丰厚,才能吸引后来的更多业者进入,从而推动整个PCB产业的欣欣向荣。
从87年进厂到91年调离筹建景旺电子,张总在景丰的个人感受,除了国内产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之外,最深刻的莫过于港人与内地员工之间的思想、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的碰撞和改变。电路板属于高技术含量的产业,港方对生产管理都进行了技术封锁,药水配方、技术资料普通员工自然是无法接触,特别是当时工厂的两台香港进口过来的二手钻机,只能由香港亿立公司聘请的菲律宾工程师进行维护,未经批准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操作。由于内地员工对线路板工艺的不了解,港方技术和管理者代表在内地员工面前自然也就感觉高人一等。时任景丰维修部主管的张总是做机械出身,虽然刚开始对工厂的PCB设备一无所知,但正处于意气风发时代的年轻人,敢想敢干不服输,经过仔细的学习研究,基于良好的机械基础,很快就掌握了设备的原理和维护要点。有一次晚上磨板机出故障了,两个菲律宾工程师研究了半天还是不行,可是工期紧生产线不能停,一停就是钱啊,厂方打电话找到当时在维修部任职的张总,来到现场后,三两下就找到问题,原来是其中一个电磁阀过热,造成泵不工作,换了配件后顺利解决问题。 80年代的数控技术发展较慢,当时线路板的外形加工采用套模进行生产,而模具都是由香港生产后运到深圳,价格要在600港币左右。要知道当时的600元相当于5个工人的月工资。看着公司花高价买来的产品也没有多少技术含量,测量一下相关数据发现精度也是十分之一毫米,于是维修部自己动手,利用现成的手钻工具,还特别买了一个千分尺,仿照原有做法,鼓捣出一个生产用的模具,试用时居然发现比香港买回来的模具精度更高,一下把港方代表震住了,并深表佩服,从此逐渐改变了对内地员工的看法。
88年底,为了扩大生产,景丰电子港方代表从香港运过来一台报废的蚀刻机,外壳已经全部变形,很多零件也已损坏,抱着试一试看能不能修好的想法,维修部的张总和员工们着手翻新工作,将旧设备的主要部件全部折除重做配置,到市场上买来钛等相关材料等,利用公司的车床、铣床等设备,自己动手,经过一个月的精心制造,终于将“死马”医活了!景丰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步一步培养企业的技术人才,也才有了后来的景旺,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提起80年代的深圳,让张总难忘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治安特别好,当时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每次下班回工厂宿舍,将自行车往大树下一丢,第二天早上继续骑着上班,几年来从没担心过会被偷。当然一方面是深圳处于建设初期,外来人口少,另一方面,老一辈人思想朴素,没有歪心思,自然“路不拾遗”。80年代的自行车还是少数人才能拥有的稀罕物,对比今天的治安情况,我们不仅又感叹一番。如今,在深圳PCB产业摸爬滚打多年的张总,又将景丰收归靡下,开始了新一轮征程。
在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还有88年投产的至卓飞高,这是一家当时定位较为高端的纯港资电路板企业,在单面板盛行的时代,纸板一概不做,而是专攻双面多层,在当时的南油有着一栋三层厂房,据称当时还发生过与发展较早的景丰及其它PCB企业间互为挖人的现象,可见对于技术人才,从始至终都是企业的香饽饽。
深圳:PCB产业市场化的启蒙地
1981年,袁庚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树立在蛇口的微波山上。然而,这句口号却一度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
1984年,邓小平南巡,在视察蛇口的前一天,袁庚连夜让人赶制了一块写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竖在了邓小平必经的路口。邓小平看到了,在会见袁庚时,肯定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提法,至此,邓小平一锤定音,消除了当时围绕着口号的种种争议。
这一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蛇口的游行彩车上醒目地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12个字,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通过电视和报纸,这两句口号响遍全国。
这句口号是冲破思想禁锢的惊蜇春雷,对国人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整个国家从蛇口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
对于深圳的PCB企业和务工人员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并不仅仅只停留在口号上,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切感受。据曾在港资企业工作的叶生表示,他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一次连续工作了三天两夜,而当时正好是过年前夕,好不容易赶完货终于下班了,几个人去市场买年货,走在路上都差点睡着。他说,那时候是PCB最赚钱的时候,真的是“时间就是金钱”,而工厂也是开足马力生产,订单满载且利润空间丰厚。
市场经济方向的转变,给内地带来的是颠覆性变革。改革开放后,回流深圳的港商创办的港资企业中,看单生产、流水线管理、第三方配送、市场化融资等方式,都给内地企业上了市场经济第一课。
1988年10月,一个名为深圳海洋精密电脑接插件厂的台资企业在深圳西乡崩山脚下成立,当时仅有一栋租来的五层厂房和150名从广东澄海、潮州、丰顺招募来的员工。“我们早晚会做到世界第一”,对生产线上工人们说这番话的,正是郭台铭,如今富士康的掌门人。
在短短30年里,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国家,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制造做大做强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深圳,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加工贸易制造企业,靠着“大规模、低成本、低利润、高速度、高效率”,在全国乃至全球闯出了一条大路。这些加工制造业虽然低端,也难免会引进一些在发达国家淘汰过时的设备,但这些比较适合、实用和低成本的产业和技术,却具有巨大的效应和持久的生命力。而资本和“资本家”的深圳之旅,为深圳的市场经济起到了独特的启蒙作用。一批港台商人以敏锐的嗅觉和先天的地缘血缘关系,让实力并不雄厚的他们成为外资“急先锋”,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深圳的工厂也由此遍地开花。
深圳PCB产业也就在这样的人工低成本、用地低成本以及税收低成本中快速发展起来。如上文提到的华发、景丰、超能,以及早期的华丰等,都在深圳改革开放早期积累了第一桶金,而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也在这时开始萌芽,电视机、收录机、音响厂家如京华电子、康诺、宝华、达声等品牌都已在深圳声名鹊起,而PCB产业最早的配套企业也开始进入,如丝网印刷器材配件的三和、板材的建滔、生益等,大部份覆铜板厂的纸基覆铜板品质都不是很好,只能用来做黑白电视机,彩电根本不能用;用得最多的是台湾的长春、长兴以及韩国斗山的产品,而日本的日立由于价格较贵,虽然质量略胜一筹,但成本考量下只占一小部分。
当市场的闸门被小心翼翼打开,自由的水流就开始渗透进来,一切都变得无法逆转。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吃了定心丸的投资者们纷纷涌入深圳。人工成本低廉,招商引资条件优厚,使中国珠三角地区成为外资实现低端产业链(主要为代加工、“三来一补”)转移的最佳对象。而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物质匮乏,大量农业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汇入到沿海开放前沿阵地,成为廉价的产业工人。代工模式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并成为近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源动力之一。
结语
30年来,外资进入深圳发展PCB企业,不仅带来了全新的理念、资金、技术、市场和现代管理,还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并推动了珠三角城市化的进程。外资进入PCB行业所带来的竞争, 在深圳乃至全国国有PCB企业提升、民营PCB企业崛起中,发挥了促进作用;特别是大型欧美日PCB企业的大举进入,以及先进科学技术的不断应用与更新,让我们认识了技术创新、自主品牌的重要性,催生了PCB产业转型升级,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
深圳特区作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摇篮,PCB产业的孵化基地,为外资企业新经济成分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养分,使得外资能在深圳PCB产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如今,深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十二五”已经拉开序幕,特区一体化和前海规划获批,深圳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深圳正在大力发展和扶持的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总部经济,也为外资PCB企业参与深圳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中国的PCB产业化和市场化,也在此时开始在这片热土上萌芽。
30多年来,深圳乃至中国的PCB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PCB行业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经历了以中外合资企业、国内民营企业和国内外企业共荣的三个发展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今,中国PCB行业在世界上名副其实地占有主流地位。回顾中国PCB产业走过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外合资、引进外资的阶段,对产业的快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扇对外交流合作的窗口,就是在深圳被率先打开的。这一时刻,要回溯到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设立。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邓小平思想实践的重要地区,深圳特区如今已走过而立之年。其30年的发展历程,书写了一部中国式传奇。
三十年来,外资既是深圳经济奇迹的创造者,也是特区历史的见证者,为深圳3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30年里,外资与深圳经济特区共成长。在PCB产业,这一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加工贸易制造业的发展壮大历程中,外资,同样是绕不过的重要部分。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为外资进入中国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环境和舞台;同样,作为深圳经济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外资和外资PCB企业,也是深圳三十年PCB产业辉煌成就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功臣。
蛇口开发区:外资入华的桥头堡
时光回到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城市被确定为第一批经济特区。他们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的窗口。81年底,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矗立起这样一幅巨型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当时有人称它是“冲破思想禁锢的又一声春雷”。
特区迈出的第一步,是从“特区中的特区”蛇口工业区开始的。
中央给了时任蛇口开发区管委会书记的袁庚2平方公里的土地,也给了他可以给予的所有权力。凭借着无可比拟的“尚方宝剑”,蛇口在经济的各个领域实施“突破”。 为引进人才,蛇口成功松动了内地沿袭多年、像统一分配粮食一样“统购统销”的人事制度,1980年首开内地人才招聘先河,推动内地人才合理流动。其后,蛇口率先建立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则,相继采用工程招标制度、改革了工资制度、劳工制度等。这让蛇口工业区短短7年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以“蛇口模式”收获来自全国的广泛赞誉和学习。
按照这种模式,当时的蛇口工业区引进的大部分企业都采用合资的形式,外资+招商局。招商局以低价土地等形式入股,同时也变相为心存疑虑的外资提供政治担保;另一方面,袁庚吸引外资的技巧与现在并无太大的差别,主要就是税收优惠,一开始蛇口采取10%的利得税率。利用政策特权,蛇口迅速培养起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企业,以至于1985年前后,服装、玩具贸易中“蛇口价格”一度成为全球标准。PCB加工贸易,也在此时试探性地渗透到深圳,并在日后逐步发展,深圳,成为了中国PCB产业的“星星之火”。
成立于1983年10月31日的深圳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就是建国后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最早引进的外资企业之一。据了解,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是日本三洋集团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独资企业,下设有音响事业部、成形事业部、喇叭事业部、偏转线圈事业部、电线事业部、线路板事业部六个事业部,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华建大厦第6栋,主要生产、销售音响器材及信息通信用电子零部件。其中,PCB事业部成立于1985年5月,主要从事单面、双面印刷线路板生产。
华发:中外合资,吃到第一只螃蟹
改革开放前,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而在内部,经济血液也几乎僵滞。深圳与对岸的香港收入相差百倍。由此导致上世纪70年代大规模的逃港潮。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国策。特区成为利用外资的切入点。改革开放,发乎于内的诉求只是开了一个头,此后是靠外力来给僵滞的肌体以活力。深圳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对外开放,即吸引外资。在改革开放初、中期,基本上是对香港资本开放工业和基建投资的过程。这些先行启动的外资,推动了深圳初期的大规模工厂和基建热潮。
工厂是这座城市的胎记,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深圳对于“三来一补”类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态度也充满争议。在主流舆论并不乐观的情况下,是特区的拓荒牛们顶住了压力,敢想敢干的特区精神让历史证明了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电路板,作为电子产业的基础配套元器件,属于高科技行业,正是认识到电路板不可或缺的重要性,1981年,由深圳赛格集团公司主导,联合中国振华电子科技集团、香港陆氏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合资筹备设立华发电子有限公司。这一年从开始划地、基建,到83年达成协议从香港引进人才,至1984年初,一栋六层“大楼”(华发大厦)在深圳福田正式落成,华发公司顺利开业投产,其中有电视机生产线及PCB生产线。这可以算是是深圳第一家PCB企业。据华发人回忆,最初的华发,中层以上的管理和技术都由港方直接派遣过来的,包括生产经理、各个工序的负责人如丝印、钻孔、暗房、电镀、工程、品质等,而正厂长一职也一直由港方人员担任,直到90年代末中方才有资格荣升正厂长。对于PCB生产技术方面的资料,港方也是极为保密,中方中层以下职员碰都不能碰。当然,付出的成本也是相当昂贵的。据称,当时国内普通工人工资普遍在每个月140元,而港方代表工资每月可达6-7千元,是中方的近50倍,而厂长月薪上万最高时可达2-3万!在万元户都凤毛麟角的80年代,堪称 “打工皇帝”!
如果您是生于80年代,你一定记得当初全村人扎堆看电视的场景。一个17寸左右的屏幕,变换的黑白画面,构成了80年代童年最幸福的回忆。而笔者现在才知道,这些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有华发的贡献——作为国家彩电定点生产企业,华发PCB厂不仅为陆氏公司配套生产电视机配套的单面电路板,还接受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视机电路板订单,从北方的大连、沈阳、山东青岛,到中部的湖北、安徽,南方的广州、湖南,乃至香港和国外的电视机厂商,客户遍布国内外。当时在营业部任职的钟先生,见证了华发车水马龙的盛景:“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买电视机都要凭票供应,就跟粮票一样,如果是到华发厂部直接购买,必须得有老总签字的提货单才能享受优惠。而价格也相当不菲,当时卖得最好的是21寸的彩电,华发出厂价约3000元左右,拿出去转手零售价就可以卖到5000以上。”这位85年进厂的老华发人,当时才刚高中毕业,而华发电路板的生产车间,也成为钟先生PCB产业生涯的起点。谈起当初进厂,钟总依然记忆犹新:“80年代还是用工单位说了算,进厂还得托关系,不像现在,到处是招工广告,工人个个挑企业,还动不动就辞职、跳槽,要求加薪。而且我们当初的思想很单纯,只想着把工作做好,对待遇也没什么奢望,觉得公司能给你一份工作已经很幸运了。” 今天的深圳,PCB企业谈“环保”色变,那么在产业发展的初期,是不是也有着环保的困扰呢?钟总告诉我们:任何时代,企业的清洁生产都是极其重要的,而华发作为国家重点企业,对环保也是极为看重,投入也相当大,并专门从北京请来清洁生产的专家,为华发的环保工程出谋划策。尽管当时采用的是环保治理方法较简单,主要是酸碱中和,即如果水质呈酸性就加碱,而水质呈碱性就加酸,对于含金属离子的废水,则要由专门的工业废物处理站回收后统一处理。当时的政府部门也需要定期抽查检测,确保达标排放。可见,制造企业的清洁生产并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而深圳PCB企业的环保意识也早在八十年代就有了。
“深圳可以说是中国PCB产业市场化的发源地,而华发是最早的PCB企业。由于是高科技产业,且PCB企业只有仅有的几家,各自都有着不同的细分市场,市场竞争还不是很激烈,所以根本不愁销路,都是客户找上门来,产品也是单价高、利润高。” 见证了华发的兴衰历程,也历览了国内PCB产业的技术、管理、人才、市场的变化和发展的钟先生,面对30年来PCB产业的沧海桑田,自然少不了感叹和怀念:“80年代华发电子及PCB厂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是香港陆氏为客户提供彩电生产的整体方案,显像管、主板、控制板、摇控器板及相关元器件等等均可以为客户根据彩电的尺寸配好,当时电视机的一整套电路板都是由华发生产,总面积在1300-1500平方厘米左右的单面板约45元,其中一块面积约800平方厘米单面板,可以卖到27元。记得有一年华发的纯利润就达3600万元,而当时整个电路板车间才不到200人。”迅速发展中的华发,每月的产能都在15000平米左右,在当时已经非常了不得,华发也成为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的样板企业,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纷纷来参观视察,成为华发人引以为豪的一段辉煌历史。不过,如今的华发早已将电路板业务从集团中剥离,今昔对比,不禁令人叹惜不已。20多年后的今天,钟先生早已从华发出来,并成立了自己的PCB企业,如今他的公司就取名为“华跃发”,也许是对过去的一种怀念吧。
成本优势下 中外合资方兴未艾
外资为什么纷纷选择投资布局中国大陆?无非是推力和拉力的两方形成合力使然。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国外基本工资大大超过内地的作业员,两者相差数十倍;另一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起飞,香港、台湾地区土地价格节节上扬。反观内地土地资源丰富,对外开放政策下为积极招商,除了提供服务,为厂商铺路整地,优惠政策从“二免三减半”放宽至八十年代末的“五免五减半”,对外资吸引力相当之大。深圳PCB产业也就在这样的人工低成本、用地低成本以及税收低成本中快速发展起来。
现在回顾80年代的深圳PCB企业,依然能扳着指头数的过来:华发、景丰、金世亨、深南、超能、至卓飞高、永捷等十来家。其中大多数都是属于中外合资企业,且港资居多。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外商对中国的政策、国情等情况不了解,不敢轻易进来投资,而香港与广东在地区、人口、资源、语言、民俗等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特殊历史背景情况下,形成了港商和中方联手,中方出地出人,港人出钱建厂,出机器、出原材料,在新建的厂进行加工,加工好后港人再把货发出境外,这就形成了早期的前店后厂、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企业。景丰电子,当初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我们拜访了景丰公司的元老——张伟奇总经理,张总为我们还原了当初景丰的情况。
景丰电子于86年立项,由中方的南头工业发展公司、蛇口燕兴公司(原属兵器部)、港方的亿立公司共同投资,各占30%、30%、40%的股份。工厂于87年正式投产,这一年10月份,30出头的张伟奇,从茂名某机械厂借调到景丰公司维修部,开始了与景丰电子的不解情缘。据张总回忆,80年代还根本没有PCB行业的概念,深圳仅有华发、深南、华丰等几家PCB企业,当时景丰的PCB生产技术基本上都是港方控制,市场也是由港方负责,中方只负责出资出人加工生产。景丰电子筹建的情况与很多企业类似,港方以设备和技术入股,中方出资金和土地,设备基本上都是香港工厂的二手设备,受限于钻孔设备产能,需要加工的电路板都是在香港钻好孔之后再运到深圳进行后端的加工,制作完成后再运回香港发货,也就是三来一补企业。景丰厂里当时也有两台二手美国进口四头钻孔机,造价约为80万一台,不过仅仅作为打样板之用。记得当时的磨板机、蚀刻机等大都选用的是台湾登泰的产品,覆铜板用的是生益和太平洋的料,最贵时也要318元一张,而化学药水也都是从香港进口过来,国内的配套产业都还没有起步。谈到利润,张总感叹道:“简直就是印钞机!人工成本130元每月,原物料等虽然看起来贵,但对于双面板产品高达每平米2000元的销售价格来说,利润是相当高的。” 据称,当年的景丰,最高峰时每月产能达到5000平米,年产值6000万以上。当然,也正是利润丰厚,才能吸引后来的更多业者进入,从而推动整个PCB产业的欣欣向荣。
从87年进厂到91年调离筹建景旺电子,张总在景丰的个人感受,除了国内产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之外,最深刻的莫过于港人与内地员工之间的思想、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的碰撞和改变。电路板属于高技术含量的产业,港方对生产管理都进行了技术封锁,药水配方、技术资料普通员工自然是无法接触,特别是当时工厂的两台香港进口过来的二手钻机,只能由香港亿立公司聘请的菲律宾工程师进行维护,未经批准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操作。由于内地员工对线路板工艺的不了解,港方技术和管理者代表在内地员工面前自然也就感觉高人一等。时任景丰维修部主管的张总是做机械出身,虽然刚开始对工厂的PCB设备一无所知,但正处于意气风发时代的年轻人,敢想敢干不服输,经过仔细的学习研究,基于良好的机械基础,很快就掌握了设备的原理和维护要点。有一次晚上磨板机出故障了,两个菲律宾工程师研究了半天还是不行,可是工期紧生产线不能停,一停就是钱啊,厂方打电话找到当时在维修部任职的张总,来到现场后,三两下就找到问题,原来是其中一个电磁阀过热,造成泵不工作,换了配件后顺利解决问题。 80年代的数控技术发展较慢,当时线路板的外形加工采用套模进行生产,而模具都是由香港生产后运到深圳,价格要在600港币左右。要知道当时的600元相当于5个工人的月工资。看着公司花高价买来的产品也没有多少技术含量,测量一下相关数据发现精度也是十分之一毫米,于是维修部自己动手,利用现成的手钻工具,还特别买了一个千分尺,仿照原有做法,鼓捣出一个生产用的模具,试用时居然发现比香港买回来的模具精度更高,一下把港方代表震住了,并深表佩服,从此逐渐改变了对内地员工的看法。
88年底,为了扩大生产,景丰电子港方代表从香港运过来一台报废的蚀刻机,外壳已经全部变形,很多零件也已损坏,抱着试一试看能不能修好的想法,维修部的张总和员工们着手翻新工作,将旧设备的主要部件全部折除重做配置,到市场上买来钛等相关材料等,利用公司的车床、铣床等设备,自己动手,经过一个月的精心制造,终于将“死马”医活了!景丰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步一步培养企业的技术人才,也才有了后来的景旺,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提起80年代的深圳,让张总难忘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治安特别好,当时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每次下班回工厂宿舍,将自行车往大树下一丢,第二天早上继续骑着上班,几年来从没担心过会被偷。当然一方面是深圳处于建设初期,外来人口少,另一方面,老一辈人思想朴素,没有歪心思,自然“路不拾遗”。80年代的自行车还是少数人才能拥有的稀罕物,对比今天的治安情况,我们不仅又感叹一番。如今,在深圳PCB产业摸爬滚打多年的张总,又将景丰收归靡下,开始了新一轮征程。
在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还有88年投产的至卓飞高,这是一家当时定位较为高端的纯港资电路板企业,在单面板盛行的时代,纸板一概不做,而是专攻双面多层,在当时的南油有着一栋三层厂房,据称当时还发生过与发展较早的景丰及其它PCB企业间互为挖人的现象,可见对于技术人才,从始至终都是企业的香饽饽。
深圳:PCB产业市场化的启蒙地
1981年,袁庚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树立在蛇口的微波山上。然而,这句口号却一度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
1984年,邓小平南巡,在视察蛇口的前一天,袁庚连夜让人赶制了一块写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竖在了邓小平必经的路口。邓小平看到了,在会见袁庚时,肯定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提法,至此,邓小平一锤定音,消除了当时围绕着口号的种种争议。
这一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蛇口的游行彩车上醒目地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12个字,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通过电视和报纸,这两句口号响遍全国。
这句口号是冲破思想禁锢的惊蜇春雷,对国人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整个国家从蛇口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
对于深圳的PCB企业和务工人员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并不仅仅只停留在口号上,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切感受。据曾在港资企业工作的叶生表示,他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一次连续工作了三天两夜,而当时正好是过年前夕,好不容易赶完货终于下班了,几个人去市场买年货,走在路上都差点睡着。他说,那时候是PCB最赚钱的时候,真的是“时间就是金钱”,而工厂也是开足马力生产,订单满载且利润空间丰厚。
市场经济方向的转变,给内地带来的是颠覆性变革。改革开放后,回流深圳的港商创办的港资企业中,看单生产、流水线管理、第三方配送、市场化融资等方式,都给内地企业上了市场经济第一课。
1988年10月,一个名为深圳海洋精密电脑接插件厂的台资企业在深圳西乡崩山脚下成立,当时仅有一栋租来的五层厂房和150名从广东澄海、潮州、丰顺招募来的员工。“我们早晚会做到世界第一”,对生产线上工人们说这番话的,正是郭台铭,如今富士康的掌门人。
在短短30年里,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国家,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制造做大做强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深圳,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加工贸易制造企业,靠着“大规模、低成本、低利润、高速度、高效率”,在全国乃至全球闯出了一条大路。这些加工制造业虽然低端,也难免会引进一些在发达国家淘汰过时的设备,但这些比较适合、实用和低成本的产业和技术,却具有巨大的效应和持久的生命力。而资本和“资本家”的深圳之旅,为深圳的市场经济起到了独特的启蒙作用。一批港台商人以敏锐的嗅觉和先天的地缘血缘关系,让实力并不雄厚的他们成为外资“急先锋”,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深圳的工厂也由此遍地开花。
深圳PCB产业也就在这样的人工低成本、用地低成本以及税收低成本中快速发展起来。如上文提到的华发、景丰、超能,以及早期的华丰等,都在深圳改革开放早期积累了第一桶金,而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也在这时开始萌芽,电视机、收录机、音响厂家如京华电子、康诺、宝华、达声等品牌都已在深圳声名鹊起,而PCB产业最早的配套企业也开始进入,如丝网印刷器材配件的三和、板材的建滔、生益等,大部份覆铜板厂的纸基覆铜板品质都不是很好,只能用来做黑白电视机,彩电根本不能用;用得最多的是台湾的长春、长兴以及韩国斗山的产品,而日本的日立由于价格较贵,虽然质量略胜一筹,但成本考量下只占一小部分。
当市场的闸门被小心翼翼打开,自由的水流就开始渗透进来,一切都变得无法逆转。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吃了定心丸的投资者们纷纷涌入深圳。人工成本低廉,招商引资条件优厚,使中国珠三角地区成为外资实现低端产业链(主要为代加工、“三来一补”)转移的最佳对象。而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物质匮乏,大量农业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汇入到沿海开放前沿阵地,成为廉价的产业工人。代工模式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并成为近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源动力之一。
结语
30年来,外资进入深圳发展PCB企业,不仅带来了全新的理念、资金、技术、市场和现代管理,还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并推动了珠三角城市化的进程。外资进入PCB行业所带来的竞争, 在深圳乃至全国国有PCB企业提升、民营PCB企业崛起中,发挥了促进作用;特别是大型欧美日PCB企业的大举进入,以及先进科学技术的不断应用与更新,让我们认识了技术创新、自主品牌的重要性,催生了PCB产业转型升级,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
深圳特区作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摇篮,PCB产业的孵化基地,为外资企业新经济成分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养分,使得外资能在深圳PCB产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如今,深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十二五”已经拉开序幕,特区一体化和前海规划获批,深圳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深圳正在大力发展和扶持的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总部经济,也为外资PCB企业参与深圳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