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宪益葬礼回来,枯坐冥思,心里理不出一个思绪,竟怪怪地想,如果宪益还能说话,又将怎么嘲讽调侃自己,会不会打油戏诗“告别世界不开会,闲来无事且干杯”……
　　11月23日上午十点,范玮丽来电话:“杨老今天早晨走了!”尽管我已经有了预感,但还是感到惊秫和哀伤:怎么那么快!就这样殁了……
　　因为,三天前,我刚和范玮丽、赵学龄相约到煤炭总医院去探望过宪益。那天,他躺在病床,脸上系着两条管子,呼吸很困难,声音像拉风箱似的,据说有时响得连走廊里都能听到。但他仍然意识清晰敏快,见到我们,嘴角强绽出一丝平日惯有的那种轻柔的俏皮的笑意。
　　我因为有点感冒,不敢太靠近他,坐在他对面的小沙发上。玮丽一直坐在床边紧握着他的左手说话安慰他。他似乎感到很温暖,有点平静了。看着他正在经受难以形容的痛苦和煎熬,我觉得造化作弄人,平日那么潇洒轻松,仙风道骨,如今却给病折磨得由不得自己了。一种异常的辛酸和痛楚在啮噬着我,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直到我们离去时,他又是漾着那样的笑,慢慢地抬起左手轻轻地摆动向我们示意再见。哪想这竟是与他最后的诀别。
　　我真有些痛悔,为什么前些年不多去看望他?2009年春节后,也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小金丝胡同。我已多年没有见到他。赵学龄是他们家三代的老朋友,与他常来常往,几次对我说,“他常常问起你。”我很惭愧,这次真心诚意去问候他。他坐在小沙发上,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毛线开衫,气色挺好,脸比往常还丰满白皙了些,仍然那样悠闲淡定地吸着香烟。五年前,因为淋巴腺癌动了手术,术后恢复得很好。现在他终于放下喝了一辈子的酒,但每天还吸几支烟。这使我大为惊讶。赵学龄说:“他不在乎,没事!你看他还是那样精神十足。”在那个幽静的客厅里,没有客人时,他就一个人静静地悠思遐想,让时光悄悄地从他身边流逝。
　　他还是那样关切地问我在写些什么,研究些什么?我却老想着他的过分寂静,问他:“现在来看望你的朋友多吗?”八十年代他们家是文化界的沙龙,常常高朋满座,酒酣耳热,热闹非凡。所以我才这样问。他说:“不来了!”我记不得他什么时候生过气,但从他说话的语气里,听到了一点落寞不快的感觉。因为我不喜欢热闹,如今听说这里冷清了,我又知道他爱朋友,所以说:我以后会常来看你。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一直耽搁到这时才来,他已病倒了!
　　我是1960年底从大学毕业后到《中国文学》做编辑的。从这时起,我和宪益在一起共事了七、八年,我们的办公室总是相邻或对门,经常在一起聊天。直到“文革”时,他因莫须有的罪名入狱四年我们才暌隔不见了。宪益脾气好,没有架子,编辑部里谁都没大没小地称他“宪益”或“老杨”。从年长、学问来说,他当然是我的老师前辈,因为他的亲和率性,我们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数十年里我因工作有机缘认识许多老一辈文化名人,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杰出的,但像宪益那样,真正视功名利禄如浮云,把权势钱财当粪土,宠辱不惊,安危不计,从心底自然而然地不把这些当一回事,只此一人矣!以后如有机会我希望对读者讲讲他的故事,可以证明我的这个说法是诚实的,一点不夸张。
　　当然,他也不是出世之人,爱妻戴乃迭先逝,就使他伤痛到自己的生命也“感觉到头了”。他看重朋友,当作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到了近些年,如他所说:朋友中“像我这个年龄的,不是死了,就是比我病得还厉害,很少见面了!”这是他最后岁月里落寞的原因之一。幸而,有小女儿杨炽、外甥女赵蘅常伴在身。还有一个范玮丽,三年前从国外回来,因为从年轻时就仰慕敬重戴乃迭和杨宪益,用流行的话说,是他们的忠实“粉丝”,每周都来看望他一两次,陪伴他,与他聊天,关心他的生活,亲切真诚如若自家的晚辈,也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和温馨。
　　他不是有什么出世思想。所以,他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进步,对别人非常关注忧心。记得傅雷曾对儿子傅聪说自己,“虽在江湖,忧时忧国之心未敢后人;看我与世相隔,实则风雨鸡鸣,息息相关。”借用此话形容宪益完全贴切吻合。不过他的这番热心却未必为人理解,还常受到莫名的挫折。他全身心投入翻译事业获得巨大成就,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传说在全中国,懂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只有三个人:周作人、杨宪益、罗念生。那时上面正想组织人翻译荷马史诗,宪益就担当了其中的重头著作《奥德修纪》《阿里斯多芬喜剧》等许多种。我至今保存他赠我的这些书和《牧歌》(维吉尔)。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在中翻外方面的成绩更是无人可及的。他和戴乃迭翻译的中国古代文学,除了已出版的单行本,还有大量发表在几十年间陆续不断印行的《中国文学》杂志,从《诗经》《离骚》到《红楼梦》《聊斋》,到龚自珍,直到鲁迅(暂不说其他现当代作品),在这二三千年文学发展历史中,无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几乎有关的代表性经典作家作品相当系统地都翻译成了英文,而且达到了这样高的语言文学水平。这是世界上任何别的翻译家没有也不可能完成的。试想,如果把他们的这些译作编纂在一起就是一部浩瀚如海的英文版《中国古典文学精粹大全》,如果编印一套英文版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文全集》将会多达四、五十卷都不止。这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借助于他们夫妇的劳动,将会在英语世界读者中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我敢不揣冒昧地说他们是绝无仅有的翻译文化巨匠,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想到这里,我为杨宪益、戴乃迭不禁怆然而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