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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政府决策咨询的良好传统，为沪上各类智库发育与成长提供了丰沃之土。
2013年12月14日，第九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名单公布，“人民币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社区风险评估体系研究”、“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研究”等研究获得一等奖。
《决策》记者发现，在这个获奖名单中，各类智库都有所斩获。不要小觑这个奖项，它已有20年历史，由上海市政府于1994年设立。
这个奖项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上海市政府对决策咨询工作的重视，可谓一以贯之；二是上海已建立起智库工作一种良性的反馈机制和激励机制。当下，后者的意义更为重大。
可以这样说，上海政府决策咨询的良好传统，为沪上各类智库发育与成长提供了丰沃之土。
官方智库受倚重的背后
2013年11月，上海市副市长时光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出席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20周年庆典。一个级别并不高的体制内智库受到如此重视，从侧面印证了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决策咨询系统的影响力。
1月2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我国首份《智库报告》，并公布中国智库影响力排名。榜单中，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党政军智库”中排第4，仅次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党校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这几年发展得很快，一开始就四五个处室，现在有八九个了。”上海市委办公厅的秦德君博士告诉《决策》。
据本刊记者统计，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无论是内设机构、直属单位还是分管单位的数量在省级发展研究中心都是最多的。内设处室有9个，直属单位和分管单位均为4家，其中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上海流通经济研究所属于“智库中的智库”。
此外，该中心还有4个合作平台，分别是与上海高校和社科院合作成立的10个社会调查中心，围绕行业顶尖人才成立的第二批9个领军人物工作室，与沪上知名高校共同举办的专注于不同领域的8个系列论坛，以及上海国际智库交流中心。
枯燥的数字背后是一个官方智库机构和职能不断扩大的趋势。以4个合作平台中的28个子平台为例，其议题基本涵盖了上海作为长三角龙头和国际大都市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个官方智库的发展，印证了“有为”与“有位”这一朴素的逻辑关系。
沪上官方智库，决咨委是另一个被经常提及的机构，与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不同，决咨委没有严密的组织架构，依靠的是特聘专家的集体智慧。
决咨委于2003年“非典”时期成立，隶属上海市委直接领导。决咨委成立初期，由于主要领导重视，一时间声名鹊起，也承担了许多重大项目，最知名的是决咨委专职委员江上舟一手促成的大飞机项目。
“外地考察团来访时，主要领导总忘不了介绍一下决咨委，不过后来决咨委的影响越来越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介绍说。
抛开领导重视这一因素，决咨委影响力下降的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原因。秦德君认为，“上海市委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要求决策咨询的效率一定要高”，而决咨委专家临时性、兼职式的“单兵作战”的咨询服务，必然会慢了一拍。
在上海，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不是简单此消彼长的关系，官方智库受倚重的同时，民间智库也有属于自己的舞台。
体制外智库的秀场
海通证券大厦是人民广场附近最高档的写字楼之一，上海最知名的民间智库福卡位于该大厦的27层，一整层的办公场所是福卡咨询业务最好的时候盘下来的。
据福卡研究员杨金廷介绍，福卡的政府咨询业务主要是参与“五年规划”。在上海市区县一级政府制定“十一五”规划时，18个区县里，福卡参与了17个区县规划。在上海积累起来的知名度，吸引了江浙不少地方政府主动来找福卡合作，合作内容主要是五年规划和开发园区规划。
为何政府业务都是规划？“我们的长处是做前瞻性的研究，而政府在做规划时特别需要这种思路性和顶层设计的东西。”福卡研究院杨勇武解释说。
一个可以佐证福卡前瞻视野的例子是，2005年9月，福卡给浦东新区做了一个创新体制研究，当时就提过在外高桥保税区、浦东航空港和深水港搞自贸区的建议。
除了做规划，福卡还接受政府委托作专项政策研究，目前正在做的是自贸区土地转型和转性的调研，以及青浦区如何与自贸区对接等。
福卡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是所长王德培在政商两界的影响力和渠道资源，以及我们客观、冷静、中性、实证的理念。”一位研究员称。
尽管是沪上最知名的民间智库之一，福卡还是面临激烈的竞争。
在上海市区县一级政府制定“十二五”规划时，福卡仅参与了7个区的规划，比“十一五”少了10个，“其余都被官方智库拿去了，体制外智库还是不大受待见。”杨金廷称。
“前几年我的抽屉里都是福卡的报告，当时数据还是蛮全的，现在我们买的少了”，静安区政府办公室的郭代军告诉《决策》记者。
“买的少”的背后是什么原因呢？包括福卡和零点在内的民间智库，前些年最大的优势是“掌握了一些很有用的数据”。“福卡在经济上比较专业，很注意梳理分析与经济、产业相关的数据，零点的调查数据我们也做过决策参考”，郭代军说。
与此同时，体制内智库也开始重视数据和调查。上海市发改委下属的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在产业经济研究上日渐专业，与福卡形成激烈竞争。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与各大高校和社科院成立的10个社会调查中心，也抢占了零点的调查市场。
“买的少”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买福卡的产品少了，买其他智库的多了，总预算没少。智库间此消彼长，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上海各类智库发展形成了一种竞争态势。
国际智库“大鳄”，在这场竞争中也初露峥嵘。 在抢滩上海的众多国际智库中，麦肯锡的表现最为抢眼，较为知名的有南京路商业街规划、上海国际汽车城规划、淀山湖规划等。
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在国内无先例可循，也无经验可供参考，“洋智库”的全球视野和国际经验使其在城市规划中屡屡中标。上海世博会、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和临港新城布局等规划背后都有国际智库的身影。
然而，静安区政府的一位官员却不看好这批“外来的和尚”，“大的规划他们可能有优势，但涉及到具体操作层面的东西往往不行。现在上海大的规划越来越少了，将来更多的是微观的、具体治理的优化。”
除此之外，政府治理方式的悄然变革，正在酝酿新一轮咨询需求的波动，沪上各类智库对这轮冲击都将感同身受。
“课题工作法”冲击波
对政府咨询需求造成影响的，是一种被称为“课题工作法”的调研方法。
据秦德君介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到任的头一年，常委会根据工作重点确定了8个调研课题，领到任务的常委要花3到4个月时间去完成。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现北京市长王安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期间，曾花费8个月时间去做社区建设和发展的课题调研，亲自带着相关处室天天跑社区。“这样的调研活动，对党委政府的决策大有裨益，这对体制内、外的智库都形成了不小的冲击。”一位官员称。
据了解，这种调研方式仍在延续，区级政府也是一样。记者采访的沪上官员一致认为，尽管其他省份也有这种常委调研课题，但上海做得最好。
“直接可以拿来用”是政府内部调研的最大优势。由市委常委带领相关部门去做课题调研，部门有信息优势和人员优势。此外，他们知道如何解决问题最有效，什么样的政策是最务实的。
以去年2月18日上海市委常委会确定的重点调研课题为例，几个主要课题分别是“深化本市政府机构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和团结引导新社会阶层人士”、“探索本市郊区差别化管理体制机制”、“深化本市国资国企改革”等等。“这些课题，如果没有信息资源，不熟悉情况的体制外智库，甚至体制内智库都做不了。”一位官员称。
由相关部门去做调研，部门利益会不会影响政策的公共性呢？“基本不会，因为常委去调研一个课题是同时带着若干相关部门的，这些部门之间首先有制衡，遇到重大决策，还要常委会讨论决定，部门利益在决策机制中被淡化许多。”秦德君说。
既专业务实，又规避了部门利益，常委课题调研由最初的8个，已经发展到2013年的17个。
从8个到17个，是不是常委人数增加的结果？
近年来，上海市委常委的数量并未增加。随着上海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城市治理越来越复杂，常委课题调研对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是“课题工作法”大行其道的主因。
沪上一位体制内观察家认为，决策风险越分散，政府对智库的需求就越小。但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治理难度倒逼治理能力与治理技术的提升，地方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步伐不会慢、进程不会变。
悄然发生变化的，是政府的治理方式与决策行为。因此，政府咨询服务也需适时而变，提供高质量的智库产品。
2013年12月14日，第九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名单公布，“人民币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社区风险评估体系研究”、“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研究”等研究获得一等奖。
《决策》记者发现，在这个获奖名单中，各类智库都有所斩获。不要小觑这个奖项，它已有20年历史，由上海市政府于1994年设立。
这个奖项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上海市政府对决策咨询工作的重视，可谓一以贯之；二是上海已建立起智库工作一种良性的反馈机制和激励机制。当下，后者的意义更为重大。
可以这样说，上海政府决策咨询的良好传统，为沪上各类智库发育与成长提供了丰沃之土。
官方智库受倚重的背后
2013年11月，上海市副市长时光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出席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20周年庆典。一个级别并不高的体制内智库受到如此重视，从侧面印证了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决策咨询系统的影响力。
1月2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我国首份《智库报告》，并公布中国智库影响力排名。榜单中，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党政军智库”中排第4，仅次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党校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这几年发展得很快，一开始就四五个处室，现在有八九个了。”上海市委办公厅的秦德君博士告诉《决策》。
据本刊记者统计，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无论是内设机构、直属单位还是分管单位的数量在省级发展研究中心都是最多的。内设处室有9个，直属单位和分管单位均为4家，其中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上海流通经济研究所属于“智库中的智库”。
此外，该中心还有4个合作平台，分别是与上海高校和社科院合作成立的10个社会调查中心，围绕行业顶尖人才成立的第二批9个领军人物工作室，与沪上知名高校共同举办的专注于不同领域的8个系列论坛，以及上海国际智库交流中心。
枯燥的数字背后是一个官方智库机构和职能不断扩大的趋势。以4个合作平台中的28个子平台为例，其议题基本涵盖了上海作为长三角龙头和国际大都市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个官方智库的发展，印证了“有为”与“有位”这一朴素的逻辑关系。
沪上官方智库，决咨委是另一个被经常提及的机构，与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不同，决咨委没有严密的组织架构，依靠的是特聘专家的集体智慧。
决咨委于2003年“非典”时期成立，隶属上海市委直接领导。决咨委成立初期，由于主要领导重视，一时间声名鹊起，也承担了许多重大项目，最知名的是决咨委专职委员江上舟一手促成的大飞机项目。
“外地考察团来访时，主要领导总忘不了介绍一下决咨委，不过后来决咨委的影响越来越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介绍说。
抛开领导重视这一因素，决咨委影响力下降的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原因。秦德君认为，“上海市委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要求决策咨询的效率一定要高”，而决咨委专家临时性、兼职式的“单兵作战”的咨询服务，必然会慢了一拍。
在上海，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不是简单此消彼长的关系，官方智库受倚重的同时，民间智库也有属于自己的舞台。
体制外智库的秀场
海通证券大厦是人民广场附近最高档的写字楼之一，上海最知名的民间智库福卡位于该大厦的27层，一整层的办公场所是福卡咨询业务最好的时候盘下来的。
据福卡研究员杨金廷介绍，福卡的政府咨询业务主要是参与“五年规划”。在上海市区县一级政府制定“十一五”规划时，18个区县里，福卡参与了17个区县规划。在上海积累起来的知名度，吸引了江浙不少地方政府主动来找福卡合作，合作内容主要是五年规划和开发园区规划。
为何政府业务都是规划？“我们的长处是做前瞻性的研究，而政府在做规划时特别需要这种思路性和顶层设计的东西。”福卡研究院杨勇武解释说。
一个可以佐证福卡前瞻视野的例子是，2005年9月，福卡给浦东新区做了一个创新体制研究，当时就提过在外高桥保税区、浦东航空港和深水港搞自贸区的建议。
除了做规划，福卡还接受政府委托作专项政策研究，目前正在做的是自贸区土地转型和转性的调研，以及青浦区如何与自贸区对接等。
福卡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是所长王德培在政商两界的影响力和渠道资源，以及我们客观、冷静、中性、实证的理念。”一位研究员称。
尽管是沪上最知名的民间智库之一，福卡还是面临激烈的竞争。
在上海市区县一级政府制定“十二五”规划时，福卡仅参与了7个区的规划，比“十一五”少了10个，“其余都被官方智库拿去了，体制外智库还是不大受待见。”杨金廷称。
“前几年我的抽屉里都是福卡的报告，当时数据还是蛮全的，现在我们买的少了”，静安区政府办公室的郭代军告诉《决策》记者。
“买的少”的背后是什么原因呢？包括福卡和零点在内的民间智库，前些年最大的优势是“掌握了一些很有用的数据”。“福卡在经济上比较专业，很注意梳理分析与经济、产业相关的数据，零点的调查数据我们也做过决策参考”，郭代军说。
与此同时，体制内智库也开始重视数据和调查。上海市发改委下属的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在产业经济研究上日渐专业，与福卡形成激烈竞争。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与各大高校和社科院成立的10个社会调查中心，也抢占了零点的调查市场。
“买的少”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买福卡的产品少了，买其他智库的多了，总预算没少。智库间此消彼长，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上海各类智库发展形成了一种竞争态势。
国际智库“大鳄”，在这场竞争中也初露峥嵘。 在抢滩上海的众多国际智库中，麦肯锡的表现最为抢眼，较为知名的有南京路商业街规划、上海国际汽车城规划、淀山湖规划等。
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在国内无先例可循，也无经验可供参考，“洋智库”的全球视野和国际经验使其在城市规划中屡屡中标。上海世博会、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和临港新城布局等规划背后都有国际智库的身影。
然而，静安区政府的一位官员却不看好这批“外来的和尚”，“大的规划他们可能有优势，但涉及到具体操作层面的东西往往不行。现在上海大的规划越来越少了，将来更多的是微观的、具体治理的优化。”
除此之外，政府治理方式的悄然变革，正在酝酿新一轮咨询需求的波动，沪上各类智库对这轮冲击都将感同身受。
“课题工作法”冲击波
对政府咨询需求造成影响的，是一种被称为“课题工作法”的调研方法。
据秦德君介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到任的头一年，常委会根据工作重点确定了8个调研课题，领到任务的常委要花3到4个月时间去完成。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现北京市长王安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期间，曾花费8个月时间去做社区建设和发展的课题调研，亲自带着相关处室天天跑社区。“这样的调研活动，对党委政府的决策大有裨益，这对体制内、外的智库都形成了不小的冲击。”一位官员称。
据了解，这种调研方式仍在延续，区级政府也是一样。记者采访的沪上官员一致认为，尽管其他省份也有这种常委调研课题，但上海做得最好。
“直接可以拿来用”是政府内部调研的最大优势。由市委常委带领相关部门去做课题调研，部门有信息优势和人员优势。此外，他们知道如何解决问题最有效，什么样的政策是最务实的。
以去年2月18日上海市委常委会确定的重点调研课题为例，几个主要课题分别是“深化本市政府机构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和团结引导新社会阶层人士”、“探索本市郊区差别化管理体制机制”、“深化本市国资国企改革”等等。“这些课题，如果没有信息资源，不熟悉情况的体制外智库，甚至体制内智库都做不了。”一位官员称。
由相关部门去做调研，部门利益会不会影响政策的公共性呢？“基本不会，因为常委去调研一个课题是同时带着若干相关部门的，这些部门之间首先有制衡，遇到重大决策，还要常委会讨论决定，部门利益在决策机制中被淡化许多。”秦德君说。
既专业务实，又规避了部门利益，常委课题调研由最初的8个，已经发展到2013年的17个。
从8个到17个，是不是常委人数增加的结果？
近年来，上海市委常委的数量并未增加。随着上海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城市治理越来越复杂，常委课题调研对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是“课题工作法”大行其道的主因。
沪上一位体制内观察家认为，决策风险越分散，政府对智库的需求就越小。但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治理难度倒逼治理能力与治理技术的提升，地方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步伐不会慢、进程不会变。
悄然发生变化的，是政府的治理方式与决策行为。因此，政府咨询服务也需适时而变，提供高质量的智库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