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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楹联丛话》被称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联话著作”，而梁章钜也被称作“楹联学的开山鼻祖”，在他的努力之下，楹联不再只是散见于民间用于风俗习惯的表达亦或是实際需求的寄托的“俗文学”，而是慢慢变得有系统有理论支撑的文论体系。明清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很多文人在保全自己的状态下，通过自娱自乐，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美，让日常生活审美化了。众层化是明清大量文人汇集于基层，使得底边文化得到很大发展，所有这些都给与了梁章钜《楹联丛话》编写的养分，同时梁章钜在编纂过程中所形成的分类标准、创作方式及创作原则都对后世的楹联审美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梁章钜；《楹联丛话》；“差序混层”
作者简介：姚雨（1994-），女，回族，安徽人，苏州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诗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03
《楹联丛话全编》是“联话”体的创始人梁章钜父子所作全部联话的合集，包括四个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是梁章钜编的包括《楹联丛话》十二卷、《楹联续话》四卷、《楹联三话》二卷，而《楹联四话》六卷是梁章钜的第三子梁恭辰所编。其次，第二部分是梁章钜编的《巧对录》八卷和梁恭辰编的《巧对续录》二卷。再者，第三部分是梁章钜所写笔记《归田琐记》中第六卷收入的《楹联剩话》和《浪迹丛谈》第七卷收入的《巧对补录》。最后，第四部分是包括梁章钜《浪迹丛书》并其“续谈”“三谈”中的散见联话材料。
《楹联丛话》被称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联话著作”，而梁章钜也被称作“楹联学的开山鼻祖”，在他的努力之下，楹联不再只是散见于民间用于风俗习惯的表达亦或是实际需求的寄托的“俗文学”，而是慢慢变得有系统有理论支撑的文论体系。
在梁章钜的《楹联丛话》的自序中，他曾写道：“我朝圣学相嬗，念典日新，凡殿廷庙宇之间，各有御联悬挂。恭值翠华临莅，辄荷宸题；宠锡臣工，屡承吉语。天章稠叠，不啻云烂星敕。海内翕然向风，亦莫不缉颂剬诗，和声鸣盛。楹联之制，殆无有美富于此时者。伏思列朝圣藻，如日月之经天，自有金匮石室之司，非私家所宜撰辑。而名公巨卿，鸿儒名士，品题投赠，涣衍寰区，若非辑成一书，恐时过境迁，遂不无碎壁零玑之憾。窃谓刘勰《问心》，实文话所托始；钟嵘《诗品》，为诗话之先声。而宋王铚之《四六话》，谢伋之《四六谈麈》，国朝毛奇龄之《词话》，徐釻之《词苑丛谈》，部列区分，无体不备，遂为任彦昇《文章缘起》之所未赅。何独于楹联而寂寥罔述！因不揣固陋，创为斯编。”正因如此，联话这一文体开始有系统有理论地发展起来。
一、“时势造英雄”与“厚积薄发 ”——梁章钜《楹联丛话》编纂成书的内外部条件
梁章钜在《楹联丛话》自序中谈及，他认为楹联起源于五代“桃符”，孟蜀的“余庆”“长春”十字是最早有记录的联句开端。宋代虽然记载有关楹联的不多，但是诸如苏轼的诗话、笔记等文中亦或是朱熹也有撰语留存。这充分说明当时大贤儒士也常用楹联这一文体来表达或寄托情感和需求。元明以后，越来越多名儒贤士，包括赵孟頫、刘基、杨慎、唐寅、李东阳等都曾留下楹联著作，而且作品的内容不断丰富，不再是一开始风俗习惯、实际生活的寄托，也有了风景名胜、格言、祭祀、庙宇等诸多内容。
可楹联并没有像诗词那样，因为发展繁盛，所以很早就有了诗话、词话这样的文论专著。直至梁章钜时才最终完成《楹联丛话》，使得中国的楹联学正式有系统有理论可寻。
清代那个特定的年代给予了梁章钜充分的养料与土壤以致其《楹联丛话》的最终成书。清代作为我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朝代，文学发展可以说到达一个顶峰。各类文体均有一个蓬勃的发展期，相较于前代，之于楹联这种可能以往只是被看做“民间文学”或者“俗文学”中一种底层民众用于寄托实际需求或表达风俗习惯的应用文体。虽也有当世名儒偶作之抒发情感，实则确是难登大雅之堂。但到了清代，人们的文学观念也有了很大改变。正如罗时进先生上课时时常提及明清文学的“差序混层”与“众层化写作”。“差序混层”即是明清时期文人身份与社会关系的流变。明清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很多文人在保全自己的状态下，通过自娱自乐，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美，让日常生活审美化了。众层化是明清大量文人汇集于基层，使得底边文化得到很大发展，也就是原来被认为是“俗文学”的很多内容，大量文人开始改变想法并投入其中开始创作发展。正因为这种文化观念意识的发展，才让梁章钜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收集整理最终完成《楹联丛话》，让曾被视为“小道”的联句，也有了较为理论化、系统化的文论梳理。
除此之外，前人已有的楹联理论也对梁章钜“联话”体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之所以把《楹联丛话》称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联话著作”，不仅仅是因为其汇集整理了历代楹联特别是清代楹联作品，更是因为其把楹联创作由实践创作上升至理论层面，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楹联理论体系。这其中不乏前人已有的楹联理论思想，宋僧人惠洪所撰《冷斋夜话》中记载：东坡曰：“世间之物，未有无对者，皆自然天成之象。虽文字之语尽然，但学者不思耳。”苏轼的“世间之物，未有无对”的观点，揭示了对联这种文学样式的哲学发展源头。其实在苏轼之前，南朝刘勰已然提出了“造物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在他看来客观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高下相须，自然相对”的。对偶便是表示客观事物对应与矛盾关系的表达。
再者清代楹联创作空前繁盛，同时也有不少名公巨卿不仅仅创作楹联也有了一定的理论支撑。
袁枚是清代楹联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位，不仅有《随园楹句》这样的联句作品集，同时其关于楹联的相关理论也记录在了其《随园诗话》中。其楹联理论观点有；一是认为“凡神庙匾对，难其用成语而有味。”也就是袁枚认为用在神庙中的楹联应该语言上尽可能使用成语，而在审美上则尽可能富有韵味。这里的“成语”指的是所用词语有出处，即见于古籍。在这一点上梁章钜是十分认同袁枚的观点并在《楹联丛话》中有所体现；二是要求楹联创作在内容上要做到“切”，即切合所描述的对象，这也是梁章钜《楹联丛话》中楹联理论最核心的理论思想部分。 纪昀则是清代楹联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大师。他最早提出的楹联起源说并对其进行了考证，认为楹联源于桃符，孟蜀“余庆”“长春”一联最古。其还提出“世间书籍中语，无不可成偶者”，表现了汉语言文字的内在特性以及楹联可以产生发展的關系源头。同时更重要的是梁章钜是纪昀的学生，那么纪昀关于楹联理论的这些思路不可能不对梁章钜的联句理论产生深远影响。
而梁章钜本人的“厚积薄发”也是其能最终完成《楹联丛话》的重要内部因素。
梁章钜可谓家学渊源，祖上自明开始中举不断，算得上是书香门第，所以梁的教育在当时来说是相当深厚的。与此同时，梁章钜一路以来也是授业名师众多，包括陆锡熊、郑苏年、林茂春、纪昀、翁方纲等人，在梁章钜学术成长道路上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中的纪昀、翁方纲、阮元等人更是当时的楹联大家，因而梁章钜能在后世楹联学上获得如此大的影响也是件顺理成章之事了。再者梁章钜也算是游历天下。梁章钜不仅仅是文人，“楹联学的开山鼻祖”其也是深受百姓爱戴的官员，他是坚定的抗英禁烟派代表人物。其辞官归田后也闲不下来，在子女的陪伴下游历山川湖海，在其笔记《归田琐记》、《浪迹丛谈》里均有体现。开阔的眼界使得他的楹联理论也更多深度和底蕴，同时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二、“海纳百川又系统有序”——梁章钜《楹联丛话》的编撰旨趣
楹联起源于何时，这是梁章钜《楹联丛话》必须要面对并解决的问题。其老师纪昀率先考虑了这一问题并且在他的考证下得出了楹联起源于五代后蜀主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因为师承的关系，所以梁章钜也基本认可这一观点。因而在《楹联丛话》卷一开篇便说道：“尝闻纪文达师言：楹联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由于纪昀是当时名儒也是四库全书编纂的负责人，所以人们对于其考证得出的观点还是普遍认同的。虽然从后世的考证来看楹联源于五代有些为时已晚，但在当时因为师承关系以及有限的资料能考证出这些已经不易。同时梁章钜在不断研究楹联理论的过程中也对于老师的观点表达了疑惑并没有一味追随老师的观点，这也让后世考证有了道理。
梁章钜《楹联丛话》最重要的不仅汇集了历代楹联和清代繁盛的楹联著作，同时他是有系统有理论的对其进行了分门别类，使其系统化、体系化了。
楹联分类这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首先梁章钜确定了楹联的类数和类目。从五代两宋以来卷帙浩繁的楹联作品，梁章钜把它们分成了十类，包括：第一曰故事，第二曰应制，第三庙祀，第四曰廨宇，第五曰胜迹，第六曰格言，第七曰佳话，第八曰挽词，第九曰集句，第十曰杂缀，附之谐语。并且对于应制、庙祀、胜迹、挽词、集句等类别的起源和演变进行了说明。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楹联分类的标准，他认为：“条其义类，次其先后”。也就是说根据楹联的内容还有意义对于楹联进行分类。当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梁章钜也没有一味死板教条化的使用这一分类手法，像第九类“集句”中便是从楹联的写作手法对楹联进行分类。集句是把有关诗词、文章或者其他方面可以形成对仗而且意思也较为连贯的现成句子摘录下来再有机组成对联的写作方式。或许在今天看来梁的楹联分类方式是存在很大缺陷，诸如庙祀、廨宇、胜迹其实可以合并为一类“名胜古迹类”，但在当时看来，这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发展成果。他开始让浩如烟海的楹联作品有类可寻，有法可依。这是《楹联丛话》的巨大贡献。
同时梁章钜的楹联理论也是深受前代诗话、词话等文论的影响。正如其在自序中说到：“窃谓刘勰《问心》，实文话所托始；钟嵘《诗品》，为诗话之先声。而宋王铚之《四六话》，谢伋之《四六谈麈》，国朝毛奇龄之《词话》，徐釻之《词苑丛谈》，部列区分，无体不备，遂为任彦昇《文章缘起》之所未赅。何独于楹联而寂寥罔述！因不揣固陋，创为斯编。”其中诗话对于其影响最为深远。具体来说，首先是写作模式。诗话作为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论诗体裁，其写作模式包括内容、形式和风格。内容上是“诗”的“话”与“论”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诗本事与诗论的和谐统一；形式上则为一条条内容不一定有关联的论事条目组成，它们短小精悍，语言富有弹性；再则风格上它不是严肃慎重的而是像随笔一样诙谐自然。梁章钜写作《楹联丛话》之前已有大量诗话问世，所以其自然而然深受其影响。所以比较之下给联话下个定义便是：以楹联这种文学样式为对象的一种文论体裁，是联之“话”与“论”的有机结合，即联本事与联论的统一。并且《楹联丛话》的材料来源是多途径的，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有现实的也有历史上的，像两宋苏轼、朱熹再到袁枚等人他们的楹联材料都散见于各类诗话之中。同时毕竟联话体无先例可寻，所以它的很多学术用语以及概念都是模仿诗话而来。
梁章钜在编纂《楹联丛话》的过程中也总结出包括创作方式、创作原则等方面，首先，创作方式上梁章钜认为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包括：一是“自制”即完全使用自己的言语来创制楹联；二是“集句”就是讲他人写作的现成句子摘录下来有机组合成联句，这样的联句被称为“集句联”亦或是“集联”，还分为集诗句、集词句和集文句等。三是“单题”与“合题”，最常见的是“单题”即一人独立完成楹联的上下句而“合题”则是一人创作上联，一人创作下联。
再者创作原则上梁章钜最看重的便是创新原则。他积极倡导创新，反对雷同抄袭。这也是中国文论史上永恒的主题。他首先在楹联史上竖起了创新的旗帜。他认为主要是在语言和立意上创新。语言上，其也有很多要求，包括：语言要形象具体，言之有物不能空发议论；语言要有味蕴藉不能浮于表面。
三、“源远流长又泽被后世”——梁章钜《楹联丛话》的史料价值
梁章钜父子倾尽心力完成的《楹联丛话全编》之所以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联话专著”，是因为其在“探源”、分类条目以及创作方式、创作原则并且对于历代楹联有了分析评价，这些都为日后楹联学的发展树立了具体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梁章钜通过《楹联丛话》使得曾被视为“民间文学”或者“俗文学”中一种底层民众用于寄托实际需求或表达风俗习惯的应用文体。虽也有当世名儒偶作之抒发情感，实则确是难登大雅之堂。联句此前一直被视为“小道”，在梁之后，其被系统化、理论化，有了自己一套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后来逐渐发展，也算是清代文学繁盛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梁章钜在《楹联丛话》中除了为中国楹联学提供了开山之作，同时他也提出了楹联的审美标准，即“工切”，这也是影响后世的评判标准。《楹联丛话》卷九“佳话”载：梁山舟学士九十诞辰，夫妻齐眉清健，“张岐山赠寿联云：‘人近百年尤赤子；天留二老看元孙。’时人称其工切。”
首先“工切”中的“工”指的是楹联形式上的要求，即对仗工整。在梁《楹联丛话》中“工”包括一是擅长之意，二是佳、妙，三则是对仗工整之意。梁章钜认为“对仗工整”首先是上下联词类要相当，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等；再者上下俩联平仄须和谐。联句的平仄运用是很重要的一门学问，包括句脚和句中俩部分的平仄运用。在对仗工整的基础之上，梁还提出了“工巧”、“工妙”以及“工敏”等更多的审美范畴。
再者“工切”中的“切”指的是楹联内容上的要求，即要求楹联的题目、内容以及其吟咏的对象必须相符合、统一，不能离题。这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价值取向。同时梁章钜也赋予了“切”更深层次的审美内涵，包括要切其地，即楹联所写必须符合实际发生的环境；要切其事，即楹联所写之事必须有例可查，不是虚构出来的；要切其人，即楹联所写之人与所写语境、事实均相符合才可。同时也赋予了“切”审美上的内涵，衍生出“典切”“雅切”等意味，即楹联内容不仅要切地切事切人同时审美上也要丰富起来。
梁章钜《楹联丛话》汇集历代楹联并将楹联这一“联话”体系统化、理论化整理出来形成楹联学，使得我国文学理论体系得以丰富也保留了诸多佳作，让当时用于寄托需求、表达情感的“小道”亦已成为经典。
参考文献：
[1]白化文、李鼎霞点校《楹联丛话全篇》，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
[2]周振蒲著《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
[3]袁枚著《随园诗话》，王英志校点，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关键词：梁章钜；《楹联丛话》；“差序混层”
作者简介：姚雨（1994-），女，回族，安徽人，苏州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诗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03
《楹联丛话全编》是“联话”体的创始人梁章钜父子所作全部联话的合集，包括四个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是梁章钜编的包括《楹联丛话》十二卷、《楹联续话》四卷、《楹联三话》二卷，而《楹联四话》六卷是梁章钜的第三子梁恭辰所编。其次，第二部分是梁章钜编的《巧对录》八卷和梁恭辰编的《巧对续录》二卷。再者，第三部分是梁章钜所写笔记《归田琐记》中第六卷收入的《楹联剩话》和《浪迹丛谈》第七卷收入的《巧对补录》。最后，第四部分是包括梁章钜《浪迹丛书》并其“续谈”“三谈”中的散见联话材料。
《楹联丛话》被称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联话著作”，而梁章钜也被称作“楹联学的开山鼻祖”，在他的努力之下，楹联不再只是散见于民间用于风俗习惯的表达亦或是实际需求的寄托的“俗文学”，而是慢慢变得有系统有理论支撑的文论体系。
在梁章钜的《楹联丛话》的自序中，他曾写道：“我朝圣学相嬗，念典日新，凡殿廷庙宇之间，各有御联悬挂。恭值翠华临莅，辄荷宸题；宠锡臣工，屡承吉语。天章稠叠，不啻云烂星敕。海内翕然向风，亦莫不缉颂剬诗，和声鸣盛。楹联之制，殆无有美富于此时者。伏思列朝圣藻，如日月之经天，自有金匮石室之司，非私家所宜撰辑。而名公巨卿，鸿儒名士，品题投赠，涣衍寰区，若非辑成一书，恐时过境迁，遂不无碎壁零玑之憾。窃谓刘勰《问心》，实文话所托始；钟嵘《诗品》，为诗话之先声。而宋王铚之《四六话》，谢伋之《四六谈麈》，国朝毛奇龄之《词话》，徐釻之《词苑丛谈》，部列区分，无体不备，遂为任彦昇《文章缘起》之所未赅。何独于楹联而寂寥罔述！因不揣固陋，创为斯编。”正因如此，联话这一文体开始有系统有理论地发展起来。
一、“时势造英雄”与“厚积薄发 ”——梁章钜《楹联丛话》编纂成书的内外部条件
梁章钜在《楹联丛话》自序中谈及，他认为楹联起源于五代“桃符”，孟蜀的“余庆”“长春”十字是最早有记录的联句开端。宋代虽然记载有关楹联的不多，但是诸如苏轼的诗话、笔记等文中亦或是朱熹也有撰语留存。这充分说明当时大贤儒士也常用楹联这一文体来表达或寄托情感和需求。元明以后，越来越多名儒贤士，包括赵孟頫、刘基、杨慎、唐寅、李东阳等都曾留下楹联著作，而且作品的内容不断丰富，不再是一开始风俗习惯、实际生活的寄托，也有了风景名胜、格言、祭祀、庙宇等诸多内容。
可楹联并没有像诗词那样，因为发展繁盛，所以很早就有了诗话、词话这样的文论专著。直至梁章钜时才最终完成《楹联丛话》，使得中国的楹联学正式有系统有理论可寻。
清代那个特定的年代给予了梁章钜充分的养料与土壤以致其《楹联丛话》的最终成书。清代作为我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朝代，文学发展可以说到达一个顶峰。各类文体均有一个蓬勃的发展期，相较于前代，之于楹联这种可能以往只是被看做“民间文学”或者“俗文学”中一种底层民众用于寄托实际需求或表达风俗习惯的应用文体。虽也有当世名儒偶作之抒发情感，实则确是难登大雅之堂。但到了清代，人们的文学观念也有了很大改变。正如罗时进先生上课时时常提及明清文学的“差序混层”与“众层化写作”。“差序混层”即是明清时期文人身份与社会关系的流变。明清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很多文人在保全自己的状态下，通过自娱自乐，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美，让日常生活审美化了。众层化是明清大量文人汇集于基层，使得底边文化得到很大发展，也就是原来被认为是“俗文学”的很多内容，大量文人开始改变想法并投入其中开始创作发展。正因为这种文化观念意识的发展，才让梁章钜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收集整理最终完成《楹联丛话》，让曾被视为“小道”的联句，也有了较为理论化、系统化的文论梳理。
除此之外，前人已有的楹联理论也对梁章钜“联话”体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之所以把《楹联丛话》称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联话著作”，不仅仅是因为其汇集整理了历代楹联特别是清代楹联作品，更是因为其把楹联创作由实践创作上升至理论层面，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楹联理论体系。这其中不乏前人已有的楹联理论思想，宋僧人惠洪所撰《冷斋夜话》中记载：东坡曰：“世间之物，未有无对者，皆自然天成之象。虽文字之语尽然，但学者不思耳。”苏轼的“世间之物，未有无对”的观点，揭示了对联这种文学样式的哲学发展源头。其实在苏轼之前，南朝刘勰已然提出了“造物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在他看来客观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高下相须，自然相对”的。对偶便是表示客观事物对应与矛盾关系的表达。
再者清代楹联创作空前繁盛，同时也有不少名公巨卿不仅仅创作楹联也有了一定的理论支撑。
袁枚是清代楹联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位，不仅有《随园楹句》这样的联句作品集，同时其关于楹联的相关理论也记录在了其《随园诗话》中。其楹联理论观点有；一是认为“凡神庙匾对，难其用成语而有味。”也就是袁枚认为用在神庙中的楹联应该语言上尽可能使用成语，而在审美上则尽可能富有韵味。这里的“成语”指的是所用词语有出处，即见于古籍。在这一点上梁章钜是十分认同袁枚的观点并在《楹联丛话》中有所体现；二是要求楹联创作在内容上要做到“切”，即切合所描述的对象，这也是梁章钜《楹联丛话》中楹联理论最核心的理论思想部分。 纪昀则是清代楹联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大师。他最早提出的楹联起源说并对其进行了考证，认为楹联源于桃符，孟蜀“余庆”“长春”一联最古。其还提出“世间书籍中语，无不可成偶者”，表现了汉语言文字的内在特性以及楹联可以产生发展的關系源头。同时更重要的是梁章钜是纪昀的学生，那么纪昀关于楹联理论的这些思路不可能不对梁章钜的联句理论产生深远影响。
而梁章钜本人的“厚积薄发”也是其能最终完成《楹联丛话》的重要内部因素。
梁章钜可谓家学渊源，祖上自明开始中举不断，算得上是书香门第，所以梁的教育在当时来说是相当深厚的。与此同时，梁章钜一路以来也是授业名师众多，包括陆锡熊、郑苏年、林茂春、纪昀、翁方纲等人，在梁章钜学术成长道路上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中的纪昀、翁方纲、阮元等人更是当时的楹联大家，因而梁章钜能在后世楹联学上获得如此大的影响也是件顺理成章之事了。再者梁章钜也算是游历天下。梁章钜不仅仅是文人，“楹联学的开山鼻祖”其也是深受百姓爱戴的官员，他是坚定的抗英禁烟派代表人物。其辞官归田后也闲不下来，在子女的陪伴下游历山川湖海，在其笔记《归田琐记》、《浪迹丛谈》里均有体现。开阔的眼界使得他的楹联理论也更多深度和底蕴，同时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二、“海纳百川又系统有序”——梁章钜《楹联丛话》的编撰旨趣
楹联起源于何时，这是梁章钜《楹联丛话》必须要面对并解决的问题。其老师纪昀率先考虑了这一问题并且在他的考证下得出了楹联起源于五代后蜀主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因为师承的关系，所以梁章钜也基本认可这一观点。因而在《楹联丛话》卷一开篇便说道：“尝闻纪文达师言：楹联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由于纪昀是当时名儒也是四库全书编纂的负责人，所以人们对于其考证得出的观点还是普遍认同的。虽然从后世的考证来看楹联源于五代有些为时已晚，但在当时因为师承关系以及有限的资料能考证出这些已经不易。同时梁章钜在不断研究楹联理论的过程中也对于老师的观点表达了疑惑并没有一味追随老师的观点，这也让后世考证有了道理。
梁章钜《楹联丛话》最重要的不仅汇集了历代楹联和清代繁盛的楹联著作，同时他是有系统有理论的对其进行了分门别类，使其系统化、体系化了。
楹联分类这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首先梁章钜确定了楹联的类数和类目。从五代两宋以来卷帙浩繁的楹联作品，梁章钜把它们分成了十类，包括：第一曰故事，第二曰应制，第三庙祀，第四曰廨宇，第五曰胜迹，第六曰格言，第七曰佳话，第八曰挽词，第九曰集句，第十曰杂缀，附之谐语。并且对于应制、庙祀、胜迹、挽词、集句等类别的起源和演变进行了说明。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楹联分类的标准，他认为：“条其义类，次其先后”。也就是说根据楹联的内容还有意义对于楹联进行分类。当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梁章钜也没有一味死板教条化的使用这一分类手法，像第九类“集句”中便是从楹联的写作手法对楹联进行分类。集句是把有关诗词、文章或者其他方面可以形成对仗而且意思也较为连贯的现成句子摘录下来再有机组成对联的写作方式。或许在今天看来梁的楹联分类方式是存在很大缺陷，诸如庙祀、廨宇、胜迹其实可以合并为一类“名胜古迹类”，但在当时看来，这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发展成果。他开始让浩如烟海的楹联作品有类可寻，有法可依。这是《楹联丛话》的巨大贡献。
同时梁章钜的楹联理论也是深受前代诗话、词话等文论的影响。正如其在自序中说到：“窃谓刘勰《问心》，实文话所托始；钟嵘《诗品》，为诗话之先声。而宋王铚之《四六话》，谢伋之《四六谈麈》，国朝毛奇龄之《词话》，徐釻之《词苑丛谈》，部列区分，无体不备，遂为任彦昇《文章缘起》之所未赅。何独于楹联而寂寥罔述！因不揣固陋，创为斯编。”其中诗话对于其影响最为深远。具体来说，首先是写作模式。诗话作为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论诗体裁，其写作模式包括内容、形式和风格。内容上是“诗”的“话”与“论”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诗本事与诗论的和谐统一；形式上则为一条条内容不一定有关联的论事条目组成，它们短小精悍，语言富有弹性；再则风格上它不是严肃慎重的而是像随笔一样诙谐自然。梁章钜写作《楹联丛话》之前已有大量诗话问世，所以其自然而然深受其影响。所以比较之下给联话下个定义便是：以楹联这种文学样式为对象的一种文论体裁，是联之“话”与“论”的有机结合，即联本事与联论的统一。并且《楹联丛话》的材料来源是多途径的，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有现实的也有历史上的，像两宋苏轼、朱熹再到袁枚等人他们的楹联材料都散见于各类诗话之中。同时毕竟联话体无先例可寻，所以它的很多学术用语以及概念都是模仿诗话而来。
梁章钜在编纂《楹联丛话》的过程中也总结出包括创作方式、创作原则等方面，首先，创作方式上梁章钜认为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包括：一是“自制”即完全使用自己的言语来创制楹联；二是“集句”就是讲他人写作的现成句子摘录下来有机组合成联句，这样的联句被称为“集句联”亦或是“集联”，还分为集诗句、集词句和集文句等。三是“单题”与“合题”，最常见的是“单题”即一人独立完成楹联的上下句而“合题”则是一人创作上联，一人创作下联。
再者创作原则上梁章钜最看重的便是创新原则。他积极倡导创新，反对雷同抄袭。这也是中国文论史上永恒的主题。他首先在楹联史上竖起了创新的旗帜。他认为主要是在语言和立意上创新。语言上，其也有很多要求，包括：语言要形象具体，言之有物不能空发议论；语言要有味蕴藉不能浮于表面。
三、“源远流长又泽被后世”——梁章钜《楹联丛话》的史料价值
梁章钜父子倾尽心力完成的《楹联丛话全编》之所以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联话专著”，是因为其在“探源”、分类条目以及创作方式、创作原则并且对于历代楹联有了分析评价，这些都为日后楹联学的发展树立了具体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梁章钜通过《楹联丛话》使得曾被视为“民间文学”或者“俗文学”中一种底层民众用于寄托实际需求或表达风俗习惯的应用文体。虽也有当世名儒偶作之抒发情感，实则确是难登大雅之堂。联句此前一直被视为“小道”，在梁之后，其被系统化、理论化，有了自己一套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后来逐渐发展，也算是清代文学繁盛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梁章钜在《楹联丛话》中除了为中国楹联学提供了开山之作，同时他也提出了楹联的审美标准，即“工切”，这也是影响后世的评判标准。《楹联丛话》卷九“佳话”载：梁山舟学士九十诞辰，夫妻齐眉清健，“张岐山赠寿联云：‘人近百年尤赤子；天留二老看元孙。’时人称其工切。”
首先“工切”中的“工”指的是楹联形式上的要求，即对仗工整。在梁《楹联丛话》中“工”包括一是擅长之意，二是佳、妙，三则是对仗工整之意。梁章钜认为“对仗工整”首先是上下联词类要相当，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等；再者上下俩联平仄须和谐。联句的平仄运用是很重要的一门学问，包括句脚和句中俩部分的平仄运用。在对仗工整的基础之上，梁还提出了“工巧”、“工妙”以及“工敏”等更多的审美范畴。
再者“工切”中的“切”指的是楹联内容上的要求，即要求楹联的题目、内容以及其吟咏的对象必须相符合、统一，不能离题。这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价值取向。同时梁章钜也赋予了“切”更深层次的审美内涵，包括要切其地，即楹联所写必须符合实际发生的环境；要切其事，即楹联所写之事必须有例可查，不是虚构出来的；要切其人，即楹联所写之人与所写语境、事实均相符合才可。同时也赋予了“切”审美上的内涵，衍生出“典切”“雅切”等意味，即楹联内容不仅要切地切事切人同时审美上也要丰富起来。
梁章钜《楹联丛话》汇集历代楹联并将楹联这一“联话”体系统化、理论化整理出来形成楹联学，使得我国文学理论体系得以丰富也保留了诸多佳作，让当时用于寄托需求、表达情感的“小道”亦已成为经典。
参考文献：
[1]白化文、李鼎霞点校《楹联丛话全篇》，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
[2]周振蒲著《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
[3]袁枚著《随园诗话》，王英志校点，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