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产权改革在股份制的基础上正在实验多种形式，如国有股减持、期权制、MBO、职工持股等，在实践中，所有这些改革都遇到了两难问题。
　　我国产权改革有两个关键问题必须搞清楚，一个是理论问题，另一个是操作问题。
　　产权改革无疑是2003年的热门话题。
　　自2002年12月开始实施《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来，上市公司的MBO便如火如荼展开，与此热相呼应的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热潮。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近期对3129位企业经营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调查中39.8％的国企热衷出售。对于国有企业的出售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已有6.1％的国有企业“已经出售”或“正在出售”,33.7％的企业打算出售。在准备出售的企业中，职工持股和管理层收购（MBO）方式名列前茅。企业经营者热衷通过企业产权的变革来建立经营者激励和约束机制。
　　事实上，MBO在中国的主流意识中已被推崇为产权改革的先进方式。2003年初，在我国1200多家上市公司中，涉及国有资产的有900多家，其中200多家计划实施MBO。MBO热同样在大量的非上市公司中涌动。
　　2003年4月,在财政部发给原国家经贸委企业司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的复函》的建议下，MBO被暂停审批，持续升高的温度暂时冷却。
　　多少年以来，试图从产权的角度来诠释中国企业面临的经营管理问题似乎已成为一些主流学者的思维定势，似乎一俟产权明晰，就可自发解决经营管理者的激励与能力问题，使企业走出困境。由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决策层都将产权改革视为国企脱困的出路。
　　但是，为什么美国企业没有大的产权问题仍然会出现经营问题甚至信用危机？为什么民营企业产权明晰，却摆脱不了经营管理水平低下的困境？东欧、俄罗斯实行全民配股的激进的私有化改革却出现了少数财阀控制国民经济的超级垄断现象？这说明，如果企业改革仅仅着眼于产权问题，不一定是一个最优的方式。
　　针对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一系列问题，于中宁先生提出了跳跃性产权改革的思路，这是个新思路，在国内还从未展开过探讨，本刊就此对他进行了采访。
　　
　　重新审视产权改革
　　
　　《经济导刊》：目前，很多企业都在设计MBO和期权制，是否产权改革将会成为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
　　于中宁：我国的产权改革在股份制基础上正在试验多种形式，如国有股减持、期权制、MBO、职工持股等等，然而所有这些改革在实践中都遇到了两难问题。
　　一方面，产权改革需要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但资本市场由于没有信用，资金无法进入；另一方面，产权改革需要设计一个公正而有效率的方案，但在内部人控制下，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方案，也无法得到健全的资本市场的监督。结果是产权改革成了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牺牲品，从这里面既不可能得到公正，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率的激励。
　　根本的问题在于内部人控制机制和不健全的市场制度对于产权改革的制约。
　　我国产权改革有两个关键问题必须搞清楚，一个是理论问题，另一个是操作问题。
　　理论上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产权改革目标到底是要实行哪一种产权形式。
　　资本主义并不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斯密、马克思时期的业主自营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以后，又经历了三个时期。首先是私人大股东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然后是公众持股的所谓公众资本主义时期，现在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机构持股者代表公众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时期。当然，这里的机构持股者指的是共同基金、养老基金这一类公共基金,而不是母公司。
　　这四个时期，是一个产权制度的连续进步的过程，每个时期都解决了前一个时期产生的一些问题，随之又产生了新问题。业主自营式企业解决不了规模问题；私人大股东控股产生了垄断问题；公众持股产生了内部人控制问题；机构大股东有可能产生最合理的产权方式。
　　经历了美国企业信用危机之后，2003年以来，证券交易委员会、证券交易所，特别是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持股者，提出了企业治理结构的一系列新的规范。机构持股者在近几个月否定了一大批企业董事会的改选名单，这在企业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这是机构持股者继90年代初大批解雇首席执行官后，对企业的治理结构采取了更为主动的行动。这些行动有可能为建立新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的关系打下基础。
　　我国在产权改革之际，一定要弄清楚我们需要的到底是哪一种产权形式。毫无疑问，我们不应该回到业主自营式企业的阶段，也不应该产生类似美国19世纪和俄国现在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我国的产权改革，最低目标应该是进入公众持股的公营公司阶段，最优是直接进入机构大股东控股的阶段，实现跳跃性的产权改革。
　　这样说并不是排斥业主自营式的小企业，而是就我国国有企业的关键部分而言。
　　问题在于，我们的经济学是建立在业主自营式企业经济的基础上的，我们的理论界还需要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做更深入的研究，才能了解这些阶段的优点和不足，以便进行我们自己的企业制度设计，并找出最优实现途径。
　　


　　《经济导刊》：产权理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于中宁：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与市场制度和治理结构虽然不归属于一个层面，却是紧密联系的。产权制度向下和它的基础——市场制度发生联系，向上和治理结构发生联系，治理结构之上才是激励机制。
　　因此，当我们考虑产权问题时，特别是当我们从激励的角度考虑产权问题时，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市场制度问题、治理结构问题、甚至激励方式本身。由此，产权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与市场制度、治理结构等配套改革，我们不能把一个系统割裂开来，只考虑其中的一个问题。
　　先说市场制度。竞争的市场制度是企业制度的基础，没有一个良性的竞争的市场制度，企业改制不见得能起多大作用，相反，它可能会诱导私人企业家大量投机。这几年，我看到许多原本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放弃了创新和发展的正途，在资本市场搞投机，就很能说明问题。
　　另一方面，竞争的市场制度会使一些没有改制的企业家获得施展才能的舞台，像海尔、长虹等企业，他们是在获得了巨大经营成功之后，才有了改制的资本。在我国，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已经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虽然对这些企业和企业家还存在一个公正回报的问题，但充分说明了竞争的市场制度对企业改善经营的根本作用。
　　同样，我国一些垄断行业经过改制，引进竞争之后，企业状况也都发生了明显好转，这也说明竞争的市场制度对企业具有最根本的激励作用。
　　我国市场制度的建设明显滞后。在产品市场上，具有带头和规范市场作用的商业连锁经营始终得不到强有力的资金和业务支持；在资本市场上，具有规范市场作用的中介机构始终不能得到放手发展；在知识资本和创新市场上，资源至今仍垄断在国家手中；在人力资本市场上，始终没有形成公平的交易规则。
　　市场制度建设滞后的一个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市场信誉不彰，大量的资源由于得不到信用担保，不能进入市场。国有股减持就面临这样一个难题。
　　从产权改革的途径上讲，国有股减持，全面实现公众持股，并由有信誉的基金代表公众持股，使国有公司转变为能够得到机构大股东有效监督的公营公司，这是最好的产权改革方案。而这条路就是被市场制度建设滞后堵住了。
　　要说明的是，我不同意有些人提出来的对原股东进行补偿，实现国有股减持的方案。因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根本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国家给予市场过高期望，一个是由中介机构组成的竞争的市场化的信用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而补偿延续加重了第一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二个问题，这不是从市场制度、市场结构的角度来解决问题的办法。解决的办法是加快发展审计机构、评级机构、研究分析机构和各种形式的基金，尽快建立竞争基础上的资本市场信用制度体系，从而吸引国内外的资金尽快进入市场。
　　建立信用制度体系，除了尽快开放资本市场，允许国外有信誉的机构进入市场外，应建立中国人的资质审评制度，尽快让有经验有能力的人（比如在国外相应机构中工作过的中国人）创业。相比之下，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内封闭危害极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已经失去了很多时间，已经没有再耽误的资本了。
　　
　　《经济导刊》：产权制度改革与改变治理结构是什么关系？
　　于中宁：毫无疑问，产权制度是治理机制的基础。从根本上说，产权制度不理顺，治理机制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但是这并不是说治理机制对产权制度没有反作用，实际上MBO就是从治理机制的角度解决产权制度的方式。
　　我国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内部人”执掌了企业的大权，任何产权改革方案或激励机制方案都由他们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内部人的机会主义不可避免，机会主义行为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且这种流失决不会形成合理的激励机制，因为这些资产是被盗窃的。如果盗窃的成本很低，谁还愿意去干正事儿呢？
　　在这环境下就产生了两难：治理机制不调整好，产权制度改革不好；产权制度改革不好，好的治理机制建立不起来。怎么办？这就要寻找成本最低的改革方案。
　　到底是由改革产权制度来改变治理机制，再解决激励机制更有效，还是由中间突破，通过改变治理机制带动产权改革和激励机制改革更方便呢？
　　我认为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通过改变治理机制带动产权改革是更好的道路，这个观点我在1996年就提出过。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说，国有资产并非没有业主而是业主虚位。国资委的成立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途径。具体的说，就是由国资委向企业任命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一是代表所有者利益，二是由有声望的专业人士组成。
　　代表国家所有者利益的独立董事很容易向代表公众投资者利益转化，因为本质上这两者是没有差别的；独立董事由有声望的专业人士组成，这就使他们的声望成为他们工作的一种抵押品，如果他们与内部人合谋，他们长期获得的声望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当然，独立董事还是要有两个辅助条件，第一，他们必须在董事会中构成多数，而且审计委员会、报酬委员会必须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这是美国企业的经验；第二，他们还必须为企业的决策负法律责任，这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探索的新办法。
　　比如，像张瑞敏、柳传志、倪润峰、李东生等一大批优秀企业家，毫无疑问他们是关于企业的优秀的人力资本拥有者，像现在这样只让他们经营一个企业，实在是大大埋没了他们的人力资本，如果这些企业家都能在三至五个非相关企业中任独立董事，让他们监督企业的运行，他们的人力资本就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股东和国家都能从其中得到莫大益处。在美国一直是这样实行的，我不知道在中国为什么就做不成，反而让一些对企业毫无实际经验的人去滥竽充数。
　　以这样的独立董事为主的董事会，我相信他们能为企业产权改革找到最佳方案，而不是千篇一律，形成这样的董事会，成本很低，为什么这条路不可以一试呢？
　　无论是从市场制度，还是治理机制的角度进行产权改革都涉及到一个思路问题，这就是直线式思维还是复合式思维。照常理，产权改革从产权入手，天经地义，但是我们改换一个思路，就可能天宽地广，所以我希望无论是作为参谋者的经济学家，还是决策者的政治家都能够从多角度去思考产权问题，特别是，要认真研究美欧企业产权制度变化的轨迹，不要从本本出发，而是从企业发展的实际出发，探索中国企业产权改革的最优途径。
　　在产权改革中，股票期权制度和管理层收购（MBO）是两种重要的形式，这两种形式的成功实施与社会功能结合的配套完善密不可分。
　　
　　期权不是稻草
　　
　　1999年我国十五届四中全会上，确定了可以试行经理厂长持有股权等分配方式，许多地方及企业都已逐步推广股票期权激励，并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运行框架。从试点的情况看，存在很多难点问题，例如对经理层人力资本产权的认同度不高;国企高管人员绝大多数仍为主管部门行政任命，不能形成统一的竞争性经理市场;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残缺等，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对期权有正确的认识。 　　


　　《经济导刊》：在美国企业股票期权制度现状如何？
　　于中宁：期权制的基点是激励未来，它奖励的是对企业发展有作用的人。股票期权激励是企业资产所有者对经营者实行的一项长期的报酬制度。它授予经理人员在某一特定时间以某一特定价格购买或出售本公司股票的权利。
　　期股制对成长型公司特别有效，因为职工致富快。最著名的实例是微软、英特尔和沃尔玛，这三个公司都在本行业内创造了人员流动率最低，成长最快，成本控制最严的业绩。微软处于人员素质很高的软件行业，沃尔－玛特则处于人员素质较低的零售业，英特尔既有高素质研发队伍、又有庞大的制造队伍，因而处于中间，这三个公司的实践说明期权激励计划是普遍有效的。
　　1998年，在美国高层经理薪酬结构中，基本工资为36％，奖金为15％，股票期权为38％，其他收入11％。现在这一制度已呈现出全球化趋势，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许多企业都已实行了这一制度，如在日本就有包括索尼、日本电气公司等在内的160家上市公司对其高层经理实施了股票期权激励。
　　2002年，美国企业信用危机之后，期权成了众矢之的，像微软这样最早实行期权并且非常成功的企业都已经放弃了期权制，这说明期权制要么需要进行重大的改革，要么它已进入末路。
　　
　　《经济导刊》：安然事件后，有些人认为期股制是企业新腐败的根源，一些著名的企业家对此也是持有非议的，核心问题在哪里？
　　于中宁：美国政策研究所和联合争取公平经济组织的调查发现，高级经理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从1980年的42比1扩大到1998年的419比1。90年代是差距扩大的主要十年，主要原因是高级经理人员的期股制，因为由于股价的大幅上涨，公司领导人的大部分年收入都来自优先认股权。
　　1998年，《财富》杂志刊登了一组文章，引用巴菲特等人的话抨击了目前普遍实行的期股制，指出它是使大批平庸的首席执行官们大发其财的捷径。文章指出：“当前一哄而起的做法是牺牲股东的利益来奖励平庸的业绩。例如：百事可乐首席执行官罗杰·恩里科（Roger Enrico）自1996年以来从所得到的186.4万份购股权上获利1700万美元，而百事可乐只给了股东们48％的回报，比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低25个百分点。”文章还引用巴菲特的话说：“如果股市很旺，没有大脑的人也能获利。‘既使你能力十分低下，但当利率大幅下调，你根本无需提高企业的水平就能赚到大钱，’巴菲特说。‘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应得到奖励。’他讥讽道，就连一只既游不动又叫不响的瘦鸭子在涨水的池塘里也能浮得高高的。”
　　为什么一个公认的好主意变成了公开报怨的对象？这里面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经济界和决策者认真研究和汲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政策成功与否取决于对这个政策“度”的把握，《财富》和巴菲特们主要就是不满意期股制的这个“度”：到底什么样的业绩指标才有资格获得期股奖励？业绩指标定的过低，就会奖庸奖懒，过高，则起不到激励作用。从美国企业的经验看，主要危险是业绩指标过低，CEO们的改革也是针对这个过低的“度”的。
　　但是，为什么业绩指标普遍过低？在这里，谁来制定业绩指标和如何制定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美国企业虽然早在80年代就普遍实行了独立董事制度，但是内部人行为作为一种长期的习惯被延续下来，美国的首席执行官们自己设立奖励标准奖励自己，独立董事们由于不希望被聘用的首席执行官被市场认为是低价者，由此产生了相互攀比的加价作用。也就是说，治理机制问题是使期股制走向末路的根本问题。
　　
　　《经济导刊》：实行期权制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请你谈谈如何进行这方面的制度设计？
　　于中宁：中国企业的内部人问题很严重，在这种治理结构下，能期望期股制产生作用吗？所以在中国实行期股制首先要解决治理结构问题。否则，期股制就会成为中国的内部人自己给自己发钱的又一种借口。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谈到的关于中国企业治理结构改革的思路问题。
　　
　　《经济导刊》：治理结构解决了由谁来制定业绩和奖励标准，制定业绩和奖励标准是否还应有一套科学的指标？
　　于中宁：没错，首先是业绩标准。业绩标准最基本的指标是资本成本。在美国，一般情况下，资本成本是用标准普尔500种指数股的业绩来衡量的。
　　资本成本是一个机会成本的概念，意思是说我向标准普尔500指数股投资，假设年回报率为10％（实际计算通货膨胀率百年平均值为12％），而向某个企业投资年回报率为9％，那么我向这个企业投资便不会得到实际利益，这个企业的领导人就不应该得到奖励。
　　业绩标准还有其他的衡量方法，例如现金流的增长等等。
　　奖励标准则是依据市场人力资本定价标准进行加权平衡。在美国把这些标准综合起来的有一套方法叫做EVA（Economic Value Added，可译为“经济收益增长值”或“经济增值”），这套方法在美国实行了十多年，受到了企业的普遍欢迎，著名的管理专家德鲁克极为推崇，我认为中国应尽快全面普及EVA，和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结合起来，形成科学的激励制度，使中国企业的激励机制得到跳跃性发展。
　　另外，根据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还必须考虑实行期股制的有效途径，和大多数人的主张相反，我建议利用EVA先从非上市公司做起。利用财务手段建立起来的仿真股票可能比我们被大大扭曲了的股市真实得多，同时也为这些公司上市做了很好的财务准备。
　　最重要的，是着手从资本市场构成、产权制度和企业治理机制形成一套约束和激励相平衡的制度安排，让企业在健全的机制下自己制定有关政策，政府的职责是建立相关的法律环境。
　　中国企业的改革与发展需要制度、战略、市场和理论的四大突破，因为企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企业改革也必须是系统化的改革，如果不从整体创新去解决问题，期权制很可能变成企业改革的又一根稻草逐波而去。
　　
　　MBO呼唤规则
　　
　　西方MBO是企业进行重整或反收购的一种特殊的方式，而在中国，MBO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激励作用和产权制度变革意义。作为一种产权制度改革的探索，中国的MBO是经营者持股的深化和发展。
　　中国正在实践的MBO具有的内涵和外延表明，中国的MBO已经发生了变异。从本质上看，中国的MBO是经营者（管理层）获得股权的一种方式。但在当前的MBO实践中存在着不透明、不规范的现象。收购行为是否为内部交易，是否公平和公正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当前对MBO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收购主体如何产生，收购价格如何确定，收购资金来源，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规范性等方面，同时在操作层面存在一定的问题，于中宁就我们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阐释。
　　


　　《经济导刊》：在所有的产权改革中，最为敏感也最引人关注的要属MBO了，事实上相当多的企业对于MBO热情很高，您认为MBO属于哪一类的产权形式？
　　于中宁：在美国，MBO是管理者通过产权变更解决经营问题的一种手段。二次大战后，美国企业发展很快，60到70年代，有大量公司上市，这些公司普遍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股市的波动与企业的长期经营策略和目标常常发生冲突，有些金融家看到这个机会，创造了MBO的方法，管理者通过MBO可以摆脱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在管理层和收购伙伴实行产权收购后，进行了企业资产的战略性调整，经过几年后重新上市，企业的市值会大大的提高，企业的战略方向也得到了市场的支持。
　　MBO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高潮，90年代以后很少发生，据我掌握的资料，在90年代的资产重组交易中只有2％是MBO，这是因为MBO受到许多约束。
　　首先，MBO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它只适用于中小公司，美国80年代的几千起MBO平均每起只有一亿美元。在美国500强里只有纳比斯科经历过MBO，而且 MBO纳比斯科排名靠后，用的是已形成泡沫的垃圾债券资金。大公司实施MBO需要调动的资源太过庞大，风险难以预料。
　　另外，企业经营的问题不一定非通过产权变更来实现，美国的垃圾债券泡沫破灭以后，资本市场也无法再找到大量进行MBO的有效资金。
　　在中国，MBO是中小企业产权制度变革的方式之一，但是它遇到的问题首先仍然是治理机制问题，因为MBO的关键是定价，在定价过程中，管理者是信息承担者，由管理者自主定价，必然产生机会主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且也不可能产生有效激励，道理是一样的，盗窃资产如果成本低，谁愿意走正路呢？
　　
　　《经济导刊》：在实施MBO的过程中什么因素最关键？
　　于中宁：定价，它直接影响到各方利益。这也是我国MBO中最容易遭人非议的方面。
　　定价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企业的真实市场价格。市场价格不等同于资产价格，我国的MBO案例许多是以资产价格甚至是更低的价格来操作的，这显然有失公允。
　　通用汽车资产价格有4000亿美元，而市场价格低的时候只有400亿美元；微软的资产价格是100多亿美元，而市场价格是5000亿美元。市场价格与资产价格差距很大，而且也不存在市场价格围绕资产价格波动的说法，两者是完全分离的。
　　二是溢价。收购价格往往应高于市场价格，最高的达60％，一般情况也在20％以上，溢价有两个主要来源，第一个是税收好处。管理层借贷收购，还贷时有税收优惠，它最终体现到收购价格上。第二个是股东与新投资者的讨价还价。有了溢价，交易各方，特别是股东才有了合理的回报，这样的收购才是一个合理的收购。没有溢价的收购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损害股东利益的收购，这样的交易在美国将会受到调查。
　　三是人力资本价格。好的企业，好的管理者起了很大作用，怎样给他们一个合理的回报并把这部分回报体现在价格中，既是符合公正原则的，又起到了继续激励他们的作用，因而符合效率原则。
　　
　　《经济导刊》：请详细讲一下这三方面定价方式。
　　于中宁：计算企业市场价格，有许多成熟的方法，各个投资银行都有自己的模型系统，总的来说，要考虑三个参照系，即平均市场、行业市场、新兴市场，要计算资本成本、现金流等，这些就不多说了。
　　当然中国企业的市场价格还需要考虑市场价格水分的问题，定价时需要将水分剔除。这是因为我国上市公司市盈率通常在30－60倍之间，市场价格同它们的内在价值相差太远。
　　计算溢价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往往根据市场情况来确定溢价率，我认为中国企业的溢价最少应在20％。
　　计算人力资本价格也非常重要。首先要计算资本价格，资本价格是指原始资本投入经过多年成长后的现值。资本投入增长是个资本成本概念，就是说把这些钱投入到一个加权平均的市场中应得的回报是多少，这同样要计算市场平均成长率、行业平均成长率和新兴市场平均成长率，然后得出一个加权平均值。经过复利计算可以得出资本价格，用企业的市场价格减去资本价格就是人力资本价格。
　　比如说一个企业原始资本投入是500万元，经过了20年，企业资产规模达到7000万元，给人力资本定价时，如果一个企业的合理成长率是15％，我们用复利计算，经过20年的发展，当初投入的500万，合理的资本价格应当是8000万元，而企业实际市场价格只有7000万。那么人力资本在这里的作用就是零甚至是负的。如果实际市场价格是1亿元，那么人力资本的价格就是3000万。
　　管理层实施收购的价格应该是实际市场价格减去人力资本价格加上市场溢价。
　　用这种方法进行测算，就会发现中国以往案例中多数人力资本定价过高，在相当多的企业中，人力资本的贡献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大。
　　
　　《经济导刊》：在您看来人力资本定价偏高原因出在哪里？
　　于中宁：知识上的原因是一个方面，对于资本市场上的一些新鲜事物大家还都比较陌生，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管理层是自己给自己定价，所有的操作都是在企业内部人的控制之下完成的，即便是有第三方，他们也是企业的受聘者，完全没有监督机制，这样的操作模式下，国有资产不流失才怪！
　　要解决产权问题，必须首先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即完善企业治理结构。
　　
　　《经济导刊》：MBO除了治理结构和定价问题之外，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于中宁：在美国MBO交易必须要有第三方参与，包括代表买卖双方的投资银行，而且为了获得资金上的支持，通常还会有评级机构的参与，同时这个交易还受到整个市场信用体制的监督，MBO便无法暗箱操作，透明度大大的提高了。
　　可见，无论是国有股减持，推行期股制，MBO或职工持股，市场制度的完善和治理结构的完善，都是需要给予极大关注的问题。
　　中国的实践证明，中国企业的产权改革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我们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系统的、多角度、多平台的思考和处理这个问题，才能得到最优方案。
　　 企业的健康发展取决于市场制度、产权制度、治理机制等多方面的均衡发展，仅去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畸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