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宿迁市博物馆在宿迁黄墩镇曹甸村征集到一块清代碑刻，据村民介绍，此碑是20世纪60年代拆除清代利运闸时在运河淤土中发现的。此碑保存完整，青石质，碑体通高159厘米，宽50厘米，厚12厘米。碑首为圆弧形，居中篆刻一“寿”字，两侧刻有对称的花卉纹。碑底有榫头，缺底座。碑文阴刻楷书竖11行，计363字，周边连续“回”形纹，部分字迹漶泐。碑文抄录如下：
　　骆马湖形势如盘，近堤地高于湖心倍蓰，乃山水汎涨□时，湖半坡渐淤渐高，遂致二湾以下，？车头以上，堤东十余里转成漥下。夏秋之际，大雨时，行□然水国，居人苦之久矣。庚寅岁春，太学陆□□、□□□、贞茂才、宋会昌、乡耆曹怀恒等，目击其艰惑，□补救。察勘地势，惟于陆家防建筑涵洞，泄水入河最为便利。□□□□建，未敢自专，因面谒運河总厅武公峻峰斟酌行止，武公乃毅然自任代□请示上台。太学等又复禀县立案，当众俯准，并商同督办榷务姚公中英详明，拨给樁石许多。迄辛卯岁，□地各绅士捐筹款项，克日兴工，不及十旬全功完蒇，计费钱文一百六十千。督工者则□□□、□以□、□□□、□□□也；筹款者则张□□、陈士卿、袁永魁、□□□、刘广勤也。洞成，深三丈□二尺，闸板一块。河水大则下板以防泛溢，湖水大则启板以泄洪流。自是堤东一带可免雨水之患，共庆不淹之苦。何莫非姚、武两公作成以无既也，用勒诸石以志不忘。且俾后此之言水利者，因有所考证云尔。


　　大清光绪十九年岁次癸已正月榖旦立。
　　此清代涵洞所建地点位于中运河利运闸地段，据《清史稿·运河志》记载，利运闸建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地处窑湾与皂河之间的王集村北侧运河堤东。此段上承泇河，下接中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节点。《民国宿迁县志》卷三《山川志》载：“康熙十九年（1680）骆马湖淤，尝开此以通漕，乾隆二十九年（1764）浚，自此以上谓之泇河，以下谓之中河，实一河也。”这座涵洞为什么要修筑在运河东堤上？这先要了解一下骆马湖与中运河的关系，以及骆马湖的历史变迁。
　　从济运到内涝


　　骆马湖位于沂河下游南端，与中运河交汇处，湖区分属宿迁与新沂两境。原本骆马湖所在地区并不是湖泊，而是一片冲积平原。黄河没有改道夺泗入淮前，此处土地富饶。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金国将领完颜挞懒曾在此屯兵。南宋建炎二年（1128），黄河夺淮后，泥沙淤积，沂河下游被阻，骆马湖区域逐渐潴蓄。明代开通泇河，沂河和武河入泗受阻，在骆马湖低洼区域更加积蓄，原来的隅头、堰头、大江、骆马等几个零星湖泊汇成一片。骆马湖夏秋时，湖水暴涨，浩瀚无垠。但冬春时，湖水干涸，形成了季节性湖泊。骆马湖与泇运河隔堤相对。康熙二十五年（1686），治河名臣靳辅在清河县西仲庄黄河北岸，上接张庄运口及骆马湖清水开凿中河，共180里。康熙二十三年（1684），骆马湖在水涨时大约有八十里长，六七十里宽，当时的骆马湖一直承担着引湖水济运和蓄清刷黄的功能。后来湖区四周淤垫逐渐增高，地势如盘，湖水不断缩小，骆马湖水失去了济运功能。天气干旱时，湖底涸出。《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十五年（1810），……又该漕督奏称：骆马湖济运引渠日渐淤高，并请严禁私垦一节。”至道光年间（1821—1850），骆马湖淤塞已久，基本失去调蓄运河水位的作用，湖泊水域面积也大为减少，其周长仅余百里。沿堤居民已在骆马湖淤出的土地上开垦种植，并迁徙至湖内高地居住了。次年清丈，涸出一千八百九十二顷地亩。《光绪宿迁县志》载，同治时（1862—1874）每年夏秋时节，沂蒙山的洪水爆发，汇入骆马湖，湖内的滩地全部被淹，等到旱期秋冬季节湖内水势消退，湖内滩地复涸，百姓利用滩地种植小麦。至光绪四年（1878）垦田增至两千八百四十顷余。碑铭中所记述的二湾至？车头，是中运河沿堤居民稠密的地段。查阅相关的方志史料，仅此一线分布的村镇就有十余处。其中以？车头最为密集，至民国时，它已是窑湾与皂河之间最大的一个聚落，有200多户人家，成为这一带运河两岸唯一的集镇。
　　自咸丰五年（1855），黄河北徙，京杭大运河急剧衰落，航道淤塞萎缩，漕运终结。骆马湖这个蓄泄枢纽、济运水柜已丧失了保漕的作用。此时的骆马湖只是调蓄沂、泗来水，洪水泄后，湖底迅速涸出，四乡农民就能利用冬春抢种一季麦子。春夏大雨季节，中运河二湾以下的三湾、宋马路、小王集、王小庄、？车头以及向东的曹场、鲍场、陆圩、官阁、城上等村庄，方圆十余里的居民，自嘉庆以来就难逃内涝之患。据《徐州自然灾害史》与《宿迁气象志》记载，仅1850年至1899年这50年期间共发生水旱灾害44次，骆马湖地区几乎年年受灾。不仅湖内居民庐舍漂没，人畜无数葬身洪水，严重威胁着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从筑涵到民生
　　到清代晚期，随着人口的剧增，骆马湖临运乡镇内涝问题已是关切民生的大事。地方乡绅与辖地官署及运河督办共同协力在内涝严重的地段修筑涵洞，既符合体恤灾民的政策，又能抚慰民心。此次建造工程，组织了多方面的力量。碑铭中提及的上下姓名16人，首起太学生与乡绅5人，由他们建言献策，并察勘地势，议定建筑涵洞位置在王家沟。随后面呈运河总厅武泰定夺方案。武公又自任代禀上台，复经县署立案后当众批准。《民国宿迁县志》记载：“武泰，字峻峰，皂河镇人。轻财乐善，每岁暮，解囊济贫乏者约数百缗以为常。乡邻有争，竭力调解，遂四十年无讼事。初置田产悉与弟后，两姪贫，又分己产与之。由行伍任运汛把总，署宿汛千总，累保守备都司，赏蓝翎。年七十有六疾卒。”


　　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是姚中英，此人任中运河段榷关的督办要职。铭文中的榷务应指榷关机构，为中央派驻的管理机构。清代一段时间，淮安榷关设有三关，即板闸关（今淮安）、宿迁关（今宿迁）、海州关（今连云港），后二关下属淮安榷关。姚中英应该是光绪年间（1875—1908）宿迁关身份高的主管官员。他在察明事况后，多次拨给建筑涵洞所需的樁石，确保了工程得以实施。所以碑文结尾再次强调，如果没有姚、武二公允诺与支持，做成此事是不可能的。碑文还记录了督工者4人、筹款者5人，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从碑文还可以知道，太学生与地方乡耆筹划建涵提案是在光绪十六年（1890），于翌年（1891）按期兴工，不到百日全功告竣。共费钱文一百六十千。此涵洞开筑在利运闸对面的运河东堤之下，进深三丈零二尺（约10.67米），在堤内设闸板一块，“河水大则下板以防泛滥，湖水大则启板以泄洪流，自是堤东一带可免雨水之患”。从这段记载可以说明，建筑此座涵洞的功用，主要是为了宣泄骆马湖夏秋泛涨的洪水。它有效地缓解了骆马湖临运地区十几个村镇自嘉庆以来的内涝问题，给当地百姓的生产与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


　　1949—1958年，国家将骆马湖建为水库，湖区移民5万余人，滩地与村落均被淹没，包括此碑记述的二湾至？车头堤东一带村落。这座涵洞早已失去泄洪的作用，但至今仍淤埋在运河东堤下，成为历史的遗存。
　　（作者为宿迁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