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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为了完成近代中国自由概念的研究，我曾一头扎进近代思想史资料中。大概是读到《张荫桓日记》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种更大的收获。张氏日记中不仅含有晚清知识界使用“自由”的记录，而且录有一份完整的美国宪法译本。更重要的是，从时间推断，这份宪法译本最迟不晚于一八八一年完成。
我随即查阅关于近代美国宪法中译本的研究，发现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都是从二十世纪初谈起，根本无人提及蔡锡勇和他的《美国合邦盟约》。这意味着学界的美国宪法译本研究，至少缺失了二十年。接下来三四年时间，撰写博士论文之余，我便将研究精力都投入到蔡锡勇译本（以下简称“蔡氏译本”）研究，并于二0一一年将研究成果发表于桑兵主持的一个学术栏目。
七年过去，近日得桑兵指示，着手对原文进行修订之时，我依然对蔡氏译本激动不已。修订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蔡氏译本中隐含的历史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在这个缩影中，既可以看到帝国高层的麻木与迟钝，又可以看到新思想的传播与递进。
蔡锡勇不是一个普通人。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进入张之洞幕府，成为张之洞的左膀右臂，在两湖甚至两广地区，颇有声誉。张之洞每次遇到西洋法律问题，都是嘱托蔡锡勇查阅。张引以为傲的汉阳铁厂和自强学堂，都是交由蔡锡勇一手操办。但是，或许由于早年家境贫寒，抑或由于个人行事低调，蔡锡勇的早年履历，尤其翻译美国宪法一事，迟迟未被学界所了解。直到任青、马忠文整理出版《张荫桓日记》，才将此事拉入学界视线。
蔡锡勇生于一八四七年，福建龙溪县人。十七岁时，进入了广州同文馆，专攻英语。在那个时代，学习西方知识尚非正途，只有走投无路的贫寒子弟，才会奋力一搏，到船政学堂或同文馆中谋求生计。蔡锡勇大概就是其中一员。
一八七二年，在广州同文馆学习八年后，蔡錫勇被推荐至京师同文馆深造。次年，丁韪良便开始在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这恰好是在蔡锡勇入读期间。笔者猜测，很可能是丁韪良启发了他对西洋法律的兴趣。蔡锡勇自称，驻美期间常到美国国会和法院观摩，考察美国政教。如果没有早先的刺激，他恐怕不会有这样的兴致。
一八七八年，蔡锡勇迎来了人生中的一大转机。他被新任驻美、西、秘公使陈兰彬看中，担任驻华盛顿使馆翻译。其他的翻译，分别转往他处，只有蔡锡勇常驻华盛顿，且一驻三年。在此期间，蔡锡勇依旧低调，没有留下出洋日记，也没有在其他人的日记中留下痕迹。无论是陈兰彬日记，还是副使容闳日记，只是在无关紧要处，提过一两次蔡锡勇的名字。
没有人知道，蔡锡勇公务之余干了什么。他自己曾在速记学著作《传音快字》序中回忆：“余昔随陈荔秋副宪，出使美日秘三国，驻华盛顿四年，翻译之暇，时考察其政教风俗。尝观其议政事，判词讼，大庭广众，各持一说，反复辩论，杂还纷纭，事毕各散。”由此看来，作为中国速记学鼻祖的蔡锡勇，驻美时花费精力最多的，并不是如何创立中式速记，而是观摩西洋法政运作。
如果仅看蔡氏自述，外人可能觉得，蔡锡勇不过是一法政爱好者，走马观花看了几年美国法庭辩论而已，没有什么实质性成果。
可是，现有史料充分说明，蔡锡勇观摩美国国会议政和法院审判，不仅仅是走马观花。他真正做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完整翻译了美国宪法及其十五条修正案。当时，美国宪法修正案只有十五条。
现在想来，这件事很是令人奇怪。一个人在一八八一年甚至一八八。年，就全文翻译了美国宪法及其十五条修正案，可谓西学东渐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代表了日本新学大规模传人以前，中国知识界对西洋法律的最高翻译水平。无论对蔡氏本人还是对国家，这都是一件值得纪念之事。
可是，蔡锡勇似乎很少向外人道及。他的后人发表纪念文章时，似乎根本不知道其先祖的宪法翻译业绩。值得庆幸的是，学界不仅从《张荫桓日记》中得见蔡氏译本，李文杰从北大收藏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中，也发现了陈兰彬一八八一年附奏的蔡氏译本。还有学者从广东名士汪琼文集中，发现了蔡氏译本。
我们终于可以板上钉钉地说，蔡锡勇驻美期间确实翻译了美国宪法及其十五条修正案。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已经完全改变了对西洋的看法。像文祥、张树声等人甚至意识到，西洋富强之本不在器技而在制度。个别得以游历西洋的士人，更是亲身体会西洋法度，得出了泰西“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的论断。清廷高层也鼓励翻译国际法著作，极力寻求与西洋各国的相处之道。
但是，西洋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和法度，如何才能够具体地把握西洋制度和法度，仍然是一个问题。绝大多数士人心中的“西洋”，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具体在什么位置，都不一定清楚。
来华传教士仍是西学东渐的主力。他们翻译国际法，翻译西洋实学，力图让中国人认识西洋文明之昌盛。不过，受限于学识以及出发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传教士译著，很少能触及西洋政治原理。少数几部国际法和历史著作，仅零星介绍了一下美国宪法。
在这种语境下，是什么因缘促使蔡锡勇翻译了美国宪法？
根据李文杰的研究，蔡锡勇翻译美国宪法，乃是受陈兰彬之命所为。一八八0年，美国丹佛发生排华风潮，一名华人被害，多名华人损失惨重。陈兰彬作为中国公使，依据中美《天津条约》，要求美国惩办凶手，但是却遭到美国国务院拒绝。他们表示，美国宪法高于对外条约，而宪法禁止联邦政府干涉各州内政。陈兰彬由此受到刺激，命令蔡锡勇翻译美国宪法。
就逻辑而言，这个推理完全可以成立。号称维护民权的美国政府，在外国人死于非命之后，竟然表示无权干涉，这对浸染于儒家“为民做主”传统的陈兰彬来说，该是多么难以理解。为了弄清原委，也为了便于以后解决问题，他命令蔡锡勇直接翻译美国宪法，应是分内之事。
但是，这里面仍然存在其他可能性。第一，现存总理衙门清档中，陈兰彬没有任何只言片语解释美国宪法译本的缘由。由于部分档案信息遗失，李文杰推测陈兰彬的解释可能遗失了。但这也仅仅是推测。第二，陈兰彬不像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西洋政治和法度拥有浓厚兴趣，他担任驻美、西、秘公使，纯粹是阴差阳错。而且，从其力促清廷撤回留学生一事来看，陈兰彬对西洋知识的重要性，基本没有预感。第三，陈兰彬在出使日记中没有提及翻译美国宪法事。按理来说，如果陈兰彬意识到美国宪法的重要性，并且将译本上报朝廷，这是为已增添光彩的事，应该在日记中略述一二。很可惜，日记只字未提。 从蔡锡勇个人角度来看，翻译美国宪法倒是顺理成章。前文已说过，蔡锡勇在京师同文馆期间，很可能已经受到丁韪良熏陶，而对西洋法律产生兴趣，所以驻华盛顿期间，经常光顾国会和法院，观摩美国政教法度。无论美国国会议政还是法院审判，都会经常提到宪法，宪法就是他们的“上帝”。蔡锡勇在观摩过程中受到反复的思想刺激，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美国宪法，亦是完全可能之事。
如果是这样，那翻译美国宪法就是蔡锡勇个人所为，陈兰彬并未参与，而且他可能也没觉得这事有多重要，因而只是向总理衙门附上了文本，未做任何解释或保举。总理衙门收到译本后，也没有给予任何反馈。按照这个推测，很多事情都解释得通。
当然，无论是蔡锡勇个人所为，还是受陈兰彬之命所为，一个完整的美国宪法及其十五条修正案译本，最迟在一八八一年九月份已经完成了。传教士林乐知的译本，大约同时面世；辗转来自日本的译本，要到大约二十年后才出现。在西学东渐史上，尤其在近代中国宪法翻译史上，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对于清廷来说，美国宪法同样意义重大。只有通过美国宪法文本，清廷才能准确了解美国的政治结构和权力运行逻辑，才能了解美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特殊关系，才能知道如何有针对性地与美国打交道。现在回过头来看，清廷应该仔细研读这份译本。
然而，蔡氏译本送交总理衙门后，几乎没有引发任何反响。
陈兰彬未在日记中提到，未在向总理衙门的信函中专门保举，回国后似乎也未做任何的推介。接到附件的总理衙门，按照规矩抄录了副本，至于有没有向上递交，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能确定的是，包括总理衙门以上的清廷高层，似皆未给过任何反馈。一八八一年，即陈兰彬递交总理衙门的当年，《西國纪事汇编》曾予以报道，并猜测其“想邀懋赏”。可是，清廷不仅没有懋赏，连个回音都没有。
蔡锡勇随同陈兰彬回国时，留下一份译本在华盛顿使馆，以供后来者查阅参考。此后十余年问，郑藻如、张荫桓和崔国因先后担任驻美、西、秘公使。按照常理，他们三人都可得见蔡氏译本。然而，郑藻如和崔国因遗留下来的文字，都没有提及。只有一八八六年到任的张荫桓，看到蔡氏译本后如获至宝。他在日记中称自己在国内从未见过这个译本，也没有见过类似的译本，故全文照录，以资考核。
一八九0年初，张荫桓卸任归国，奉命将出使日记抄录进呈。这意味着，光绪皇帝有机会读到蔡氏译本。如果陈兰彬所递交的译本也上达天听，这就是光绪皇帝第二次看到蔡氏译本。当然，有机会看到张荫桓出使日记的，绝不止皇帝一个人。
根据马忠文的研究，张荫桓在一八八五和一八八九年回乡时，可能就结识了康有为。一八九四年康有为进京参加会试时，两人关系已非同寻常。以当时康有为对西学的关注，有可能阅读张荫桓日记。及至一八九六年，张荫桓以《三洲日记》为名将出使日记在京刊行，以张氏在朝中的影响力，应该会引起京城士人传阅。蔡氏译本从而有机会经由张氏日记，进入更多人的眼帘。
其实，蔡氏译本在南方的传播，较北方时间更早。蔡锡勇回国后，受到张之洞赏识，并于一八八四年随张入粤。两年后，张之洞成立“办理洋务处”时，蔡氏已经升至广东知府。蔡氏由此在两广地区积累起一定声誉，其宪法译本也逐渐为外人所知。
一八八五年，曾先后协助刘坤一、张树声办理洋务的汪瑔，刻印了读书笔记《旅谭》。他在这本书中，竟然同样抄录了蔡氏译文。录文前有按语日：“厦门蔡毅若太守锡勇尝随陈荔秋副宪兰彬出使米利坚国，居米都三年，得华盛顿立国之初与各部所立合邦盟约，译以汉文，余尝取观之，其立国规模约略已具，因录于此，为志岛夷者考订焉。”汪瑔所阅览的，不可能是呈送总理衙门本，也不可能是张荫桓日记抄本（张还没有去美国）。唯一的可能，是蔡锡勇本人携带了一份抄本至广东。汪琼看到的是蔡锡勇所带译本。
汪琮是何许人也？他是汪精卫的叔父、朱执信的外祖父。其文集中收录的蔡氏译本，很可能会借此关系，进入汪、朱两大同盟会旗手的眼帘。以汪氏在广东的影响力，他的文集应该有较多的传阅度，蔡氏译本还可能被广东洋务之士所了解。
此后十余年间，蔡锡勇由广东而追随张之洞入职湖北。如果他随身携带了译本，两湖地区的士大夫，亦应有机会阅览。事实上，接下来会分析，蔡锡勇很可能真的携至湖北一份。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五日，蔡氏译本得以在报刊面世。当日，上海《时务报》全文刊发了蔡氏译本。按照时间来说，此前一年，张荫桓《三洲日记》刚刚刊行于北京，《时务报》主持人从中得见蔡氏译本并照录发表，完全有可能。但是仔细对照《时务报》版本与《三洲日记》版本，就会发现两者略有差异，前者更像是后者的修订版。
鉴于一八九七年十一月的《时务报》，已经完全由汪康年主持，而汪康年又曾在张之洞幕府工作，与蔡锡勇属于同僚，相互熟识，他从蔡锡勇处直接获得宪法译本的可能性更大。蔡锡勇携带译本多年，或许早就进行了修订，因而才使得《时务报》版较张荫桓日记版本更为精确。
从历史发展来看，蔡氏译本对近代中国的实际影响，应该并不算大。无论朝廷重臣还是驻外公使，甚至包括地方洋务派，都有机会通过奏本或抄本，看到蔡译美国宪法。但令人惋惜的是，很少有人能像张荫桓那样，意识到蔡氏译本的重要性，并试图以此去了解美国的权力运作逻辑。等到清末立宪，朝廷急于参考西洋宪法时，日本法政学说已经风行华夏，蔡氏译本彻底失去了贡献力量的机会。
不过，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蔡氏译本并不会因未受朝廷关注，而失去其特有的思想意义。思想史既是思想被实践的历史，也是思想自身演进的历史。蔡氏译本在前一个链条中黯淡无光，在后一个链条上却熠熠生辉。而且，将时间段拉得越长，它的光辉越明亮。
自隋唐以降，中国知识界便调转目光，向着心性深处行进，酝酿出一套“内圣之学”。两宋之际，皇帝尊重士大夫，“内圣之学”还能以治国平天下为落脚处，到了朱元璋废除丞相，切断“得君行道”之路，儒家士大夫干脆将说教对象，从天下国家转向了个人和社会。由此，儒家学说变得越来越“非政治化”，越来越“内在化”。天下体系、制度设计、权力运作，在知识人的头脑中渐行渐远。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士大夫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刺激，开始回归经世致用之学。有人甚至上接顾炎武、黄宗羲之学，重新关注制度设计。不过，受客观条件限制，他们对制度的思考，很难脱出传统窠臼，只能在封建与郡县的二元对立中打转转。思想最前沿者，也不过由西方“民主”制度，忆及上古三代之遗意，试图探求一种避免君权独断的制度安排。对于西洋“民主”制度到底如何运行，根本没人说得清。事实上，即使有人想说清，也不知到哪里去寻找知识依据。
在我看来，蔡氏本人虽然不能算思想家，但是他一八八0或一八八一年翻译的美国宪法，却是对这种制度取向思考的极大推进。
首先，蔡氏译本呈现了一种新型的现代政治话语。在其之前，传教士已经从事了半个多世纪的英文译介，构建了半个多世纪的翻译话语。他们编写字典、翻译文章、撰写论著、培养学生，逐步形成了一套描述西洋政治的中文表达。来自同文馆系统的蔡锡勇，就是这个知识生产链条上的一环。而且，从他所使用的译语来看，蔡锡勇已经有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越老师辈的传教士，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现代政治表达。
比较最能说明问题。一八八一年夏，传教士“大佬”林乐知同样翻译了美国宪法及修正案。两相对照，林氏译文拘泥于中文传统表达，格义比附的色彩十分严重；蔡氏译本则充分吸收最新翻译实践，如“国会”“生命”“家产”“人民应享之权利”“自由”“总统”“上下议院”等用语，风格更为明快，语义更加准确，已经初步形成了脱离“西学中源”论的政治话语。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提示我们，早在日本新学语汇大规模人华前二十年，中国知识界实际上已经具备了现代政治话语雏形。
其次，蔡氏译本呈现了一种具象化、可操作的民主。传统士大夫更倾向于认为，西洋民主不过是中国上古“圣人之治”的翻版，并无特别之处。传教士撰写的美国简史，仅提供了模糊的民主轮廓；京师同文馆翻译的国际法著作，更多介绍国际交往规则，偶尔介绍西洋民主政治。两者都无法有效纠正士大夫对西洋民主的想象。
蔡氏译本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既不是作者的想象，也不是对西洋论著的再转述，而是对美国立国之本的直接传递。这个传递不仅折射出西洋民主原理，还具体呈现了美国民主的机构设置、职责界定、权力运行和相互监督。西洋民主不再是一种模糊的想象，而是一种具体的实在，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政治的权力运作体系。
最后，蔡氏译本呈现了一种迥异的国一民关系。自古以来，如何处理君民关系，便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论题。从理想出发，他们多坚持民贵君轻，民为水君为舟；出于现实考虑，他们又不得不承认三纲五常，强调君为主民为奴。两千多年来，中国士大夫纠结于两者之间，内心痛苦而又找不到出口。即使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少數开明之士认识到西洋民主有可取之处，亦不过追求君民平衡或君民相济而已。没有人想象得出，民众可以拥有载于法律条文的自由权利，还不能遭受政府任意侵犯。
蔡氏译本所包含的十五条美国宪法修正案，恰恰是一个明确范例。根据该译本，民间有“立教奉教”“言论著述、安分聚会、负屈请申”自由，“国会毋得立例拘制”；“民间身家、房屋、物业、契券、字据不得无故搜夺，如请搜检票，必须案出有因，又必具誓确实”；“罪犯既已办结，不得再拿惩办，并不得勒令犯人自供其罪指明刑鞫讯。除遵例办理外，不得杀害人之生命、拘制人之行藏、侵夺人之家产”；“凡在合众国内生长之人，及人籍于合众国，或其属地之人，即为合众国之民，亦即为所住此邦之民，无论何邦不得立例减少合众国人民应享之权利，并不得违背例章杀害人之生命、拘制人之行藏、侵夺人之家产，凡属合众国辖内之人，皆须遵例一体保护”。
这种话语表达和制度设计，在此前中国思想史上是未曾有过的。鸦片战争以后，虽然在华传教士撰写论著时，曾经引介过类似的主题，但是完整地将美国宪法修正案中的人民权利译为中文，并形成一种现代政治话语，蔡氏译本当属先行者。
一个文本、一种思想，无论多么有意义，如果不能在现实中发生效用，总让人觉得遗憾。因此，当今日我回过头再次审视蔡氏译本时，思考最多、感触最深的，还是它的现实影响。我一直在想，陈兰彬在美处理华人受害案时，明明已经吃过美国宪法的“亏”，为什么如此有意义的一份文本，没有引起清政府君臣注意？为什么没有成为晚清中国理解美国的一把钥匙？宪法是美国的根本大法和最高规范。要想理解美国，就必须深入了解以宪法为代表的法律体系和司法运作体系。但是，很可惜，自从鸦片战争伊始，晚清政府就一直沿袭传统，着重从“人”“情”角度揣摩美国，而不是从司法和制度角度理解美国。结果，晚清政府付出了重大代价，都无法找到与美国交涉的合理之道。
（《张荫桓日记》，任青、马忠文整理，上海书店二00四年第一版，中华书局二0一五年第二版）
我随即查阅关于近代美国宪法中译本的研究，发现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都是从二十世纪初谈起，根本无人提及蔡锡勇和他的《美国合邦盟约》。这意味着学界的美国宪法译本研究，至少缺失了二十年。接下来三四年时间，撰写博士论文之余，我便将研究精力都投入到蔡锡勇译本（以下简称“蔡氏译本”）研究，并于二0一一年将研究成果发表于桑兵主持的一个学术栏目。
七年过去，近日得桑兵指示，着手对原文进行修订之时，我依然对蔡氏译本激动不已。修订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蔡氏译本中隐含的历史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在这个缩影中，既可以看到帝国高层的麻木与迟钝，又可以看到新思想的传播与递进。
一鲜为人知的蔡锡勇
蔡锡勇不是一个普通人。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进入张之洞幕府，成为张之洞的左膀右臂，在两湖甚至两广地区，颇有声誉。张之洞每次遇到西洋法律问题，都是嘱托蔡锡勇查阅。张引以为傲的汉阳铁厂和自强学堂，都是交由蔡锡勇一手操办。但是，或许由于早年家境贫寒，抑或由于个人行事低调，蔡锡勇的早年履历，尤其翻译美国宪法一事，迟迟未被学界所了解。直到任青、马忠文整理出版《张荫桓日记》，才将此事拉入学界视线。
蔡锡勇生于一八四七年，福建龙溪县人。十七岁时，进入了广州同文馆，专攻英语。在那个时代，学习西方知识尚非正途，只有走投无路的贫寒子弟，才会奋力一搏，到船政学堂或同文馆中谋求生计。蔡锡勇大概就是其中一员。
一八七二年，在广州同文馆学习八年后，蔡錫勇被推荐至京师同文馆深造。次年，丁韪良便开始在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这恰好是在蔡锡勇入读期间。笔者猜测，很可能是丁韪良启发了他对西洋法律的兴趣。蔡锡勇自称，驻美期间常到美国国会和法院观摩，考察美国政教。如果没有早先的刺激，他恐怕不会有这样的兴致。
一八七八年，蔡锡勇迎来了人生中的一大转机。他被新任驻美、西、秘公使陈兰彬看中，担任驻华盛顿使馆翻译。其他的翻译，分别转往他处，只有蔡锡勇常驻华盛顿，且一驻三年。在此期间，蔡锡勇依旧低调，没有留下出洋日记，也没有在其他人的日记中留下痕迹。无论是陈兰彬日记，还是副使容闳日记，只是在无关紧要处，提过一两次蔡锡勇的名字。
没有人知道，蔡锡勇公务之余干了什么。他自己曾在速记学著作《传音快字》序中回忆：“余昔随陈荔秋副宪，出使美日秘三国，驻华盛顿四年，翻译之暇，时考察其政教风俗。尝观其议政事，判词讼，大庭广众，各持一说，反复辩论，杂还纷纭，事毕各散。”由此看来，作为中国速记学鼻祖的蔡锡勇，驻美时花费精力最多的，并不是如何创立中式速记，而是观摩西洋法政运作。
如果仅看蔡氏自述，外人可能觉得，蔡锡勇不过是一法政爱好者，走马观花看了几年美国法庭辩论而已，没有什么实质性成果。
可是，现有史料充分说明，蔡锡勇观摩美国国会议政和法院审判，不仅仅是走马观花。他真正做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完整翻译了美国宪法及其十五条修正案。当时，美国宪法修正案只有十五条。
现在想来，这件事很是令人奇怪。一个人在一八八一年甚至一八八。年，就全文翻译了美国宪法及其十五条修正案，可谓西学东渐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代表了日本新学大规模传人以前，中国知识界对西洋法律的最高翻译水平。无论对蔡氏本人还是对国家，这都是一件值得纪念之事。
可是，蔡锡勇似乎很少向外人道及。他的后人发表纪念文章时，似乎根本不知道其先祖的宪法翻译业绩。值得庆幸的是，学界不仅从《张荫桓日记》中得见蔡氏译本，李文杰从北大收藏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中，也发现了陈兰彬一八八一年附奏的蔡氏译本。还有学者从广东名士汪琼文集中，发现了蔡氏译本。
我们终于可以板上钉钉地说，蔡锡勇驻美期间确实翻译了美国宪法及其十五条修正案。
二翻译美国宪法的缘由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已经完全改变了对西洋的看法。像文祥、张树声等人甚至意识到，西洋富强之本不在器技而在制度。个别得以游历西洋的士人，更是亲身体会西洋法度，得出了泰西“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的论断。清廷高层也鼓励翻译国际法著作，极力寻求与西洋各国的相处之道。
但是，西洋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和法度，如何才能够具体地把握西洋制度和法度，仍然是一个问题。绝大多数士人心中的“西洋”，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具体在什么位置，都不一定清楚。
来华传教士仍是西学东渐的主力。他们翻译国际法，翻译西洋实学，力图让中国人认识西洋文明之昌盛。不过，受限于学识以及出发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传教士译著，很少能触及西洋政治原理。少数几部国际法和历史著作，仅零星介绍了一下美国宪法。
在这种语境下，是什么因缘促使蔡锡勇翻译了美国宪法？
根据李文杰的研究，蔡锡勇翻译美国宪法，乃是受陈兰彬之命所为。一八八0年，美国丹佛发生排华风潮，一名华人被害，多名华人损失惨重。陈兰彬作为中国公使，依据中美《天津条约》，要求美国惩办凶手，但是却遭到美国国务院拒绝。他们表示，美国宪法高于对外条约，而宪法禁止联邦政府干涉各州内政。陈兰彬由此受到刺激，命令蔡锡勇翻译美国宪法。
就逻辑而言，这个推理完全可以成立。号称维护民权的美国政府，在外国人死于非命之后，竟然表示无权干涉，这对浸染于儒家“为民做主”传统的陈兰彬来说，该是多么难以理解。为了弄清原委，也为了便于以后解决问题，他命令蔡锡勇直接翻译美国宪法，应是分内之事。
但是，这里面仍然存在其他可能性。第一，现存总理衙门清档中，陈兰彬没有任何只言片语解释美国宪法译本的缘由。由于部分档案信息遗失，李文杰推测陈兰彬的解释可能遗失了。但这也仅仅是推测。第二，陈兰彬不像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西洋政治和法度拥有浓厚兴趣，他担任驻美、西、秘公使，纯粹是阴差阳错。而且，从其力促清廷撤回留学生一事来看，陈兰彬对西洋知识的重要性，基本没有预感。第三，陈兰彬在出使日记中没有提及翻译美国宪法事。按理来说，如果陈兰彬意识到美国宪法的重要性，并且将译本上报朝廷，这是为已增添光彩的事，应该在日记中略述一二。很可惜，日记只字未提。 从蔡锡勇个人角度来看，翻译美国宪法倒是顺理成章。前文已说过，蔡锡勇在京师同文馆期间，很可能已经受到丁韪良熏陶，而对西洋法律产生兴趣，所以驻华盛顿期间，经常光顾国会和法院，观摩美国政教法度。无论美国国会议政还是法院审判，都会经常提到宪法，宪法就是他们的“上帝”。蔡锡勇在观摩过程中受到反复的思想刺激，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美国宪法，亦是完全可能之事。
如果是这样，那翻译美国宪法就是蔡锡勇个人所为，陈兰彬并未参与，而且他可能也没觉得这事有多重要，因而只是向总理衙门附上了文本，未做任何解释或保举。总理衙门收到译本后，也没有给予任何反馈。按照这个推测，很多事情都解释得通。
当然，无论是蔡锡勇个人所为，还是受陈兰彬之命所为，一个完整的美国宪法及其十五条修正案译本，最迟在一八八一年九月份已经完成了。传教士林乐知的译本，大约同时面世；辗转来自日本的译本，要到大约二十年后才出现。在西学东渐史上，尤其在近代中国宪法翻译史上，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对于清廷来说，美国宪法同样意义重大。只有通过美国宪法文本，清廷才能准确了解美国的政治结构和权力运行逻辑，才能了解美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特殊关系，才能知道如何有针对性地与美国打交道。现在回过头来看，清廷应该仔细研读这份译本。
三蔡氏译本的传播之旅
然而，蔡氏译本送交总理衙门后，几乎没有引发任何反响。
陈兰彬未在日记中提到，未在向总理衙门的信函中专门保举，回国后似乎也未做任何的推介。接到附件的总理衙门，按照规矩抄录了副本，至于有没有向上递交，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能确定的是，包括总理衙门以上的清廷高层，似皆未给过任何反馈。一八八一年，即陈兰彬递交总理衙门的当年，《西國纪事汇编》曾予以报道，并猜测其“想邀懋赏”。可是，清廷不仅没有懋赏，连个回音都没有。
蔡锡勇随同陈兰彬回国时，留下一份译本在华盛顿使馆，以供后来者查阅参考。此后十余年问，郑藻如、张荫桓和崔国因先后担任驻美、西、秘公使。按照常理，他们三人都可得见蔡氏译本。然而，郑藻如和崔国因遗留下来的文字，都没有提及。只有一八八六年到任的张荫桓，看到蔡氏译本后如获至宝。他在日记中称自己在国内从未见过这个译本，也没有见过类似的译本，故全文照录，以资考核。
一八九0年初，张荫桓卸任归国，奉命将出使日记抄录进呈。这意味着，光绪皇帝有机会读到蔡氏译本。如果陈兰彬所递交的译本也上达天听，这就是光绪皇帝第二次看到蔡氏译本。当然，有机会看到张荫桓出使日记的，绝不止皇帝一个人。
根据马忠文的研究，张荫桓在一八八五和一八八九年回乡时，可能就结识了康有为。一八九四年康有为进京参加会试时，两人关系已非同寻常。以当时康有为对西学的关注，有可能阅读张荫桓日记。及至一八九六年，张荫桓以《三洲日记》为名将出使日记在京刊行，以张氏在朝中的影响力，应该会引起京城士人传阅。蔡氏译本从而有机会经由张氏日记，进入更多人的眼帘。
其实，蔡氏译本在南方的传播，较北方时间更早。蔡锡勇回国后，受到张之洞赏识，并于一八八四年随张入粤。两年后，张之洞成立“办理洋务处”时，蔡氏已经升至广东知府。蔡氏由此在两广地区积累起一定声誉，其宪法译本也逐渐为外人所知。
一八八五年，曾先后协助刘坤一、张树声办理洋务的汪瑔，刻印了读书笔记《旅谭》。他在这本书中，竟然同样抄录了蔡氏译文。录文前有按语日：“厦门蔡毅若太守锡勇尝随陈荔秋副宪兰彬出使米利坚国，居米都三年，得华盛顿立国之初与各部所立合邦盟约，译以汉文，余尝取观之，其立国规模约略已具，因录于此，为志岛夷者考订焉。”汪瑔所阅览的，不可能是呈送总理衙门本，也不可能是张荫桓日记抄本（张还没有去美国）。唯一的可能，是蔡锡勇本人携带了一份抄本至广东。汪琼看到的是蔡锡勇所带译本。
汪琮是何许人也？他是汪精卫的叔父、朱执信的外祖父。其文集中收录的蔡氏译本，很可能会借此关系，进入汪、朱两大同盟会旗手的眼帘。以汪氏在广东的影响力，他的文集应该有较多的传阅度，蔡氏译本还可能被广东洋务之士所了解。
此后十余年间，蔡锡勇由广东而追随张之洞入职湖北。如果他随身携带了译本，两湖地区的士大夫，亦应有机会阅览。事实上，接下来会分析，蔡锡勇很可能真的携至湖北一份。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五日，蔡氏译本得以在报刊面世。当日，上海《时务报》全文刊发了蔡氏译本。按照时间来说，此前一年，张荫桓《三洲日记》刚刚刊行于北京，《时务报》主持人从中得见蔡氏译本并照录发表，完全有可能。但是仔细对照《时务报》版本与《三洲日记》版本，就会发现两者略有差异，前者更像是后者的修订版。
鉴于一八九七年十一月的《时务报》，已经完全由汪康年主持，而汪康年又曾在张之洞幕府工作，与蔡锡勇属于同僚，相互熟识，他从蔡锡勇处直接获得宪法译本的可能性更大。蔡锡勇携带译本多年，或许早就进行了修订，因而才使得《时务报》版较张荫桓日记版本更为精确。
四思想史视野中的蔡氏译本
从历史发展来看，蔡氏译本对近代中国的实际影响，应该并不算大。无论朝廷重臣还是驻外公使，甚至包括地方洋务派，都有机会通过奏本或抄本，看到蔡译美国宪法。但令人惋惜的是，很少有人能像张荫桓那样，意识到蔡氏译本的重要性，并试图以此去了解美国的权力运作逻辑。等到清末立宪，朝廷急于参考西洋宪法时，日本法政学说已经风行华夏，蔡氏译本彻底失去了贡献力量的机会。
不过，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蔡氏译本并不会因未受朝廷关注，而失去其特有的思想意义。思想史既是思想被实践的历史，也是思想自身演进的历史。蔡氏译本在前一个链条中黯淡无光，在后一个链条上却熠熠生辉。而且，将时间段拉得越长，它的光辉越明亮。
自隋唐以降，中国知识界便调转目光，向着心性深处行进，酝酿出一套“内圣之学”。两宋之际，皇帝尊重士大夫，“内圣之学”还能以治国平天下为落脚处，到了朱元璋废除丞相，切断“得君行道”之路，儒家士大夫干脆将说教对象，从天下国家转向了个人和社会。由此，儒家学说变得越来越“非政治化”，越来越“内在化”。天下体系、制度设计、权力运作，在知识人的头脑中渐行渐远。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士大夫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刺激，开始回归经世致用之学。有人甚至上接顾炎武、黄宗羲之学，重新关注制度设计。不过，受客观条件限制，他们对制度的思考，很难脱出传统窠臼，只能在封建与郡县的二元对立中打转转。思想最前沿者，也不过由西方“民主”制度，忆及上古三代之遗意，试图探求一种避免君权独断的制度安排。对于西洋“民主”制度到底如何运行，根本没人说得清。事实上，即使有人想说清，也不知到哪里去寻找知识依据。
在我看来，蔡氏本人虽然不能算思想家，但是他一八八0或一八八一年翻译的美国宪法，却是对这种制度取向思考的极大推进。
首先，蔡氏译本呈现了一种新型的现代政治话语。在其之前，传教士已经从事了半个多世纪的英文译介，构建了半个多世纪的翻译话语。他们编写字典、翻译文章、撰写论著、培养学生，逐步形成了一套描述西洋政治的中文表达。来自同文馆系统的蔡锡勇，就是这个知识生产链条上的一环。而且，从他所使用的译语来看，蔡锡勇已经有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越老师辈的传教士，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现代政治表达。
比较最能说明问题。一八八一年夏，传教士“大佬”林乐知同样翻译了美国宪法及修正案。两相对照，林氏译文拘泥于中文传统表达，格义比附的色彩十分严重；蔡氏译本则充分吸收最新翻译实践，如“国会”“生命”“家产”“人民应享之权利”“自由”“总统”“上下议院”等用语，风格更为明快，语义更加准确，已经初步形成了脱离“西学中源”论的政治话语。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提示我们，早在日本新学语汇大规模人华前二十年，中国知识界实际上已经具备了现代政治话语雏形。
其次，蔡氏译本呈现了一种具象化、可操作的民主。传统士大夫更倾向于认为，西洋民主不过是中国上古“圣人之治”的翻版，并无特别之处。传教士撰写的美国简史，仅提供了模糊的民主轮廓；京师同文馆翻译的国际法著作，更多介绍国际交往规则，偶尔介绍西洋民主政治。两者都无法有效纠正士大夫对西洋民主的想象。
蔡氏译本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既不是作者的想象，也不是对西洋论著的再转述，而是对美国立国之本的直接传递。这个传递不仅折射出西洋民主原理，还具体呈现了美国民主的机构设置、职责界定、权力运行和相互监督。西洋民主不再是一种模糊的想象，而是一种具体的实在，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政治的权力运作体系。
最后，蔡氏译本呈现了一种迥异的国一民关系。自古以来，如何处理君民关系，便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论题。从理想出发，他们多坚持民贵君轻，民为水君为舟；出于现实考虑，他们又不得不承认三纲五常，强调君为主民为奴。两千多年来，中国士大夫纠结于两者之间，内心痛苦而又找不到出口。即使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少數开明之士认识到西洋民主有可取之处，亦不过追求君民平衡或君民相济而已。没有人想象得出，民众可以拥有载于法律条文的自由权利，还不能遭受政府任意侵犯。
蔡氏译本所包含的十五条美国宪法修正案，恰恰是一个明确范例。根据该译本，民间有“立教奉教”“言论著述、安分聚会、负屈请申”自由，“国会毋得立例拘制”；“民间身家、房屋、物业、契券、字据不得无故搜夺，如请搜检票，必须案出有因，又必具誓确实”；“罪犯既已办结，不得再拿惩办，并不得勒令犯人自供其罪指明刑鞫讯。除遵例办理外，不得杀害人之生命、拘制人之行藏、侵夺人之家产”；“凡在合众国内生长之人，及人籍于合众国，或其属地之人，即为合众国之民，亦即为所住此邦之民，无论何邦不得立例减少合众国人民应享之权利，并不得违背例章杀害人之生命、拘制人之行藏、侵夺人之家产，凡属合众国辖内之人，皆须遵例一体保护”。
这种话语表达和制度设计，在此前中国思想史上是未曾有过的。鸦片战争以后，虽然在华传教士撰写论著时，曾经引介过类似的主题，但是完整地将美国宪法修正案中的人民权利译为中文，并形成一种现代政治话语，蔡氏译本当属先行者。
一个文本、一种思想，无论多么有意义，如果不能在现实中发生效用，总让人觉得遗憾。因此，当今日我回过头再次审视蔡氏译本时，思考最多、感触最深的，还是它的现实影响。我一直在想，陈兰彬在美处理华人受害案时，明明已经吃过美国宪法的“亏”，为什么如此有意义的一份文本，没有引起清政府君臣注意？为什么没有成为晚清中国理解美国的一把钥匙？宪法是美国的根本大法和最高规范。要想理解美国，就必须深入了解以宪法为代表的法律体系和司法运作体系。但是，很可惜，自从鸦片战争伊始，晚清政府就一直沿袭传统，着重从“人”“情”角度揣摩美国，而不是从司法和制度角度理解美国。结果，晚清政府付出了重大代价，都无法找到与美国交涉的合理之道。
（《张荫桓日记》，任青、马忠文整理，上海书店二00四年第一版，中华书局二0一五年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