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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仅是一次意外事件而已。
可就是这样一次在大家看来是意外的事件，却让师傅丢掉了性命。井下的巷道内黑暗沉寂。不太爱言语的师傅，内心就像这深邃的巷道——向着生命本身的幽暗深邃延伸。现在他已是那个黑暗世界的永生者了。
讲述一个和煤矿有关的故事充满困难。但师傅穿过时间幕帐的了然目光，在默默给我鼓励。我获得了勇气。这勇气让我克服羞怯和恐慌，把我看进内心的记忆缓慢复制到语言的磁带上。它不需要屏幕，一截有着岁月反光的幽亮煤壁，正在把它凸现。生活原本就是这样的一座浮雕。我看见的记忆剖面像个窗口。它进入了叙事通道。一般来说，在井下正式开工作业前的二十几分钟，是一个采煤班组的调频时间。我的记忆搜索到这个波段。我看见十几盏矿灯在一条巷道里摇晃着迎面而来。它们晃动时，给人的感觉像是巷道里面灌满了水。而灯光最易制造水的假象。要不是伴着阵阵高筒胶靴的杂乱声响，这假象会更逼真。灯影不再晃荡时，它们在一个被称为“工具房”的地方停下。这是临时休息区。被矿工戏称为“战地”与“后方”的缓冲地带。
人们分散开，随意坐在巷道两边。有人扭灭了灯。有人把灯头捂在工服内。巷道内刚刚被破坏的黑暗又重新完整了。要不是有呼吸和其他轻微的窸窣声响摩擦着巷道内的黑暗，会让人误以为这是一个安恬无声的静谧世界。这只是假象。这种静谧不会持续五秒钟，就被闲不住的嘴巴打破。在井下，男人的嘴巴说出来的话都和女人有关。一开动起来，就刹不住车。两个男人开始在黑暗中相互咒骂。咒骂声越来越高。他们的嘴巴骂不动了，就同时扭亮灯，把灯光射向对方。这是在挑战。咒骂还在无声地继续。忽然两盏灯前后跃起，它们的光，像奓开毛的斗鸡，撞在一起。
黑暗被打碎了。更多的灯亮了。
很快，这些灯又一盏盏熄灭。黑暗复原，巷道里安静得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一再被记忆的场景，形同虚构。过几天，就会重演一遍。很多年后，我一直怀疑这发生在一个“缓冲地带”在调频时间内不断上演的人生剧情，是否真实存在过。
师傅从不参与这种活动。师父总是眯着眼，闪在人群的一边假寐。他一言不发。对身边的事不笑不恼，像隔离在这个昏昧龌龊的世界之外。没有人敢取笑他，更没有人敢不识趣地招惹他。在整个采煤区，师傅的威严让他就像某种低等动物的天敌。
起初，我也会加入到这无聊的话语滥交中。也会在集体施虐中，跟随众人把话语像大粪一般泼向班组内唯一的老实人大牛。有时，也和一些老工人没大没小地调笑、辱骂、相互作践。疯狂时，也会在“缓冲地带”内像一只斗鸡那样奓毛。等一切过去，会在内心灰暗的想象中，经历一种像自慰那般泄掉的疲惫和满足。后来，每当我在这调频时间噪音超标，师傅就会重新扭亮矿灯。他那矿灯的光，切开巷道内的黑暗，准确地找到我。它只亮一下，就灭了。几次之后，我就像一段失去波形的电波消失在那个调频波段。我是师傅的徒弟。
一年过后，调频时间还在它固定的波段上。而我，已成为一个像师傅那样沉寂安静的人。
和师傅接触时间愈久，愈发觉得师傅活得庄严神秘。在一个已不属于他的年代，他试图建立和保持严谨的内心生活，维护着在旁人看来一钱不值的尊严。他的业余时间都消耗在图书馆内。他自己有一套四十卷本的马列全集。这是那个时代留给他的唯一财产。那些有着精黑书脊、烫金字样的精装书肃穆地立在衣柜上层的隔板上。像是他的生活就遁身在这些有着无限奥义和神秘光芒的书页内。他阅读遍数最多的是《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列宁的《哲学笔记》。后来我想，他一定是被内心的迷茫和困顿折磨得走投无路，才逼迫自己进入到这书页中，去寻找出路。他勤奋地做笔记，借阅过的书满是折痕。那几本常读的书，都飞起毛边。书内，划满谨慎的波浪线和各种标记。他虔诚的样子，像背负着一个时代的罪。他从不和我过多交谈，也不在意我的好奇或是偶尔流露出来的不屑。他认为我年轻，该有自己的生活。但他也没有期望地告诫过我。他说，小左，你若是还想换一种方式活着，不像头猪，就得改变自己，劳动不可耻，靠劳动养活自己和家人也值得尊敬。但看不起自己的劳动还要作践自己，就不再是人的生活。
他说这话时，像个阅尽人世沧桑的工人哲学家。
师傅的话没错。但对正处于青春期荷尔蒙过度膨胀的我来说，却一点儿意义都没有。我的内心没有那样的精神高点。我确实想脱离煤黑子的队伍。但我并不想关心劳动是否可耻或是光荣。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快速脱离井下，不再干采煤工这个我不喜欢的活儿。它是一个让我感到羞耻的职业。我想找一份清闲的工作，下班后穿戴整齐，撺掇几个哥们儿，骑上自行车，到距煤矿几公里外的矿区大街上去喝啤酒、泡妞。我厌恶每天升井后在镜子中看到的那张脸。它在一群人的面目上得到复制，像是一个底片冲洗出来的。它的皮层上沾满煤渍和汗渍，油黑、脏污。眼白和牙齿像刚烧过的石灰，干白、吓人。下嘴唇向外翻着下贱的粉干色。挂在空洞的眼眶内的黑眼珠，转動着被榨干思想的麻木和疲惫。我害怕这样的一张脸会在一面镜子似的岁月里跟随我一生。
我讨厌这张脸。我想摆脱它的纠缠时，就强迫自己回到童年。我的故乡在冀东平原的一根脚趾上。我以为我会像祖辈一样在那里活到安静的离去。但十岁时的一次迁徙，让我离开它，来到煤矿。对那次迁徙，我没有太深的印象。若是有，也只和一列破败的绿皮火车有关。它那样子像个跋涉过太多岁月的乡下老人。在记忆中，我牵着母亲的衣角，小心踏进它向站台敞开的一扇门。然后像被吞掉一般，躲在它身体的某个角落里。我很害怕。身边有太多陌生的人，太多陌生的脸，太多陌生的眼睛和嘴巴。还有热乎乎的呛人的陌生气味。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人被吞进火车的肚子里，像是看见一条刚刚吞吃了田鼠的蛇。我觉得火车的肚子也在奇怪地肿胀、蠕动。它就要被撑破了。但这时，火车带着我内心的一声尖叫开动了。我闭上眼睛，死死抓住母亲，在令我眩晕的一阵晃动中，想象着我的双脚在离开地面行走。它让我感到了神奇。我睁开眼，就兴奋地看见一幅新世界的画卷在打开。努力喘着粗气的火车，在向前，向前。而很多事物却在向后，快速地离它而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偏执地认为，我那少得可怜的童年记忆，就是这样被火车的车轮辗过后，抛掉了。 我在想出事那天的事。我记得出事那天，师傅和我上早班。在那种三班倒的机械生活中，我最讨厌上早班。被动早起，让我有一种被生活施暴的受虐感。师傅没有这样的感觉。他的脑子里有一台闹钟，会准时唤醒他。每天，师傅洗漱完毕，在去食堂吃饭前，才叫醒我。他这样做，能让我在被窝里多睡一刻钟。这已是习惯。我也不记得为此曾感激过他。师傅说，人年轻时，身体内有睡虫，所以贪觉恋床。我就想，我身体内的睡虫一定多得像蚂蚁，它们沿着遍布身体的血管四处乱爬，随时准备把我送进睡眠状态。我还在想另一件事，那天，天上是否有星星。我是否看到了启明星。一般来说，换好工装后，在向井口走去的途中，我都要抬头看一会儿天上的星星。然后，再让目光找到启明星。在我的记忆里，只要抬头，我就会在黎明的水印中看到它。启明星就挂在形状像金字塔的矸石山的山尖一侧。看到了它，我就觉得这一天有了希望。
那像是人生的固定点。它在帮我找到某个方向。在那样一个反复被记忆的时间里，人群汇成熙攘的人流，在晨曦中向着井口走去。他们拥进一扇门，出现在灯光明亮的候车室内。那是一个狭小的空间，由于聚集许多等待下井的人，空气中便浮动着肮脏的工装被汗水反复浸沤过的腥臭味儿。它浓得呛人。罐笼（一种看上去像是制作粗糙简易的电梯）上升到载人平台，滑动栅栏门打开，二十几个人鱼贯而入，把它塞满。滑动栅栏门又重新闭合，运行指示灯亮起，罐笼微微一沉，然后开始下滑。它不见了。眼前闪出一个升腾着水汽的黑洞，它通往几百米深处地心世界。
我也在记忆中没有边界地下沉。
我看见裹在人群中的我，有点儿孤单——不是我现在的样子。我迈着有些迟缓的脚步，走在一群晃动的影子里。但我已下到地层深处，头顶上已经没有了天空和星星。不久，那些在身边纷乱拥挤的灯影，也散失了。
它们被无数条黑暗的巷道吞没了。
再记起那天的情景时，我和师傅已行走在通往一个井下作业地区的巷道里。它有一个奇怪的编号：一二二○九。那些狭窄的巷道在黑暗中相互交错通连。
我站在那个场景的剖面之外，再次看到师傅和我——在一条巷道内，那动画般晃动的灯影，彼此重叠、复制，又分开。像等待最后完成的作品。
听老工人说，师傅下井当徒工那会儿，徒弟还经常挨骂、挨揍。但师傅很少挨揍。他是最早出徒的个别徒工。师傅初中毕业，是他们那一批工人中的“知识分子”。他很快就出人头地。一场运动，又把他推上人生的峰顶。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有一张能让词语变成刀子的嘴。于是他就写过很多大字报、参加过无数次忠于真理的荒谬论战。高音喇叭经常广播师傅在那个时代被放大的激情。运动升级时，他也参加了武斗，但手还算干净，没有沾上死人的血。随着一个人生命的离世，一场运动也像吹爆的气球结束了。时代换过面孔后，开始拨乱反正。师傅被隔离审查。他为自己申辩过。但后来师傅就沉默了。那个时代错了，这是结论。他被打回人生的原点。这时，我参加工作来到西大峪煤矿的采煤区。新工人要配师傅，我成了他的徒弟。我记得老班长徐堂说，小左，好好跟你师傅学。新工人培训完，老班长徐堂特意把我调到他的采煤班组。他说他看好我。在我眼里，他更像个父亲。我觉得一个男人，在他的一生，会不断遇到像父亲的人。死亡是男人的最后一个父亲。
师傅是活在我思想天空中的另类父亲。
记忆略过了那天开工前的调频时间。它会产生太多的噪音干扰记忆。我重新回到一条剖面图似的巷道里，注视着两盏矿灯的移动。师傅和我——正拿着劳动工具顺着风的方向向工作面行走。师傅手里拎着一把镐、两把磅锤。磅锤一把是长柄的，用来放倒支架；一把短柄，用来打牢重新升起的支架。这是一种循环推进的原始作业方式。我肩上背着四副连接梁的纯钢梁销、一个紧柱器，手里抓着两张铁锹。我们已经进入到金属支架支护的密集区域。师傅走在前面，我像他叮当乱响的影子，跟在后面。要向上走了。向上走，就能进入到工作面内。我们在一个转折处转身向上走。工作面——是采煤作业的场所，它要比运输巷道更开阔一些，它的空间内生长着一排排钢铁支架的森林。它们给人提供那种安全感。
采空区内传来“嘎嘣”一声响动。它来得突兀、虚无。
刚下井时，这种响动常让我产生幻觉，像是整个工作面的空间会在这声响迸溅的瞬间集体下挫。人受到惊吓，就不由得跟着矮身，像是要躲过命运的挤压。时间一久，我就在习惯和麻木中把这响声当作是这个黑暗世界的一种玩笑。它也害怕寂寞。我也常把它想象成一种愤怒。那天，我没看见死神是如何先我们一步溜进工作面的。也不知道它在黑暗中使用了怎样的隐身术，站准一个位置。我们头顶上的矿灯，照不亮它。但它出现时，就击倒了师傅。
我们还在往上走。采空区又爆出一声“嘎嘣”的尖锐炸响。我和师傅都已习惯——我也说过，它是这个黑暗世界的花招。它的把戏并不多。我们都没理会，继续向画着标记符号“5”的那个属于我们的作业号段前行。工作面有十四度的坡，我们从下向上走，就有点儿吃力。那样子，像人生随时都可能发生无法预防的倾斜。已经走过三个号段。再过一个号段，就到了我们的工作地点。它是一段不长的距离。就在矿灯照亮的前方。
“嘎嘣！”采空区又响了一下。它像鼓声。很多年之后，我的记忆里一直萦绕着这种不祥的响动。
我们还在向上走。
“嘎嘣！”“嘎嘣！”连续两下声响过后，师傅警惕了。他停下脚步，腾出一只手，抓紧一根金属点柱，侧身，向采空区看去。他很专注。那是一个职业鉴定师的目光。他在与黑暗中的虚无事物对峙。我后来猜想，在那一刻，师傅一定在想象中和死神交换过目光。他无所畏惧。我还想，死神躲过师傅的目光后，就卑鄙地采取了行动。它吹响了一声黑哨。还制造出一种像是意外的假象。那时，师傅正准备轉身离开。他应该再等一下。只需再坚持一秒钟。
但他转身了。
“嘎嘣！”又是一声尖锐的脆响。但接连这声脆响——中间相隔不够四分之一拍节的空隙内，又跟起一声带着金属颤音的刺响。它撕裂空气，发出像高音和弦般的尖利滑音。一根梁销难以承受巨大顶压的挤压，它飞出卡槽，在瞬间击中了师傅。
师傅像弯曲的光瘫软一地。
那一刻，我头上的矿灯在惊慌中找到师傅的脸。血从太阳穴的位置向下渗流。很慢。像是它经过的每一寸皮肤都在挽留。师傅没留下一点儿挣扎的迹象。也没留下一句话。
师傅从不属于他的时代中解脱出来。
但师傅的死是个意外。所有当事人都这样认为。最终事故分析报告也给出这样的结论：意外伤亡。
在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经常会遇到一种不可预知或是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每个生命都有可能成为这种力量的试验品。我是这场“意外”唯一的现场证人。在一次次的调查问话中，面对那些脸，我只是不停地重复叙述那个我根本没有可能看清——但已发生的短暂过程。一切来得太突然，也太快了。我的思想无法从两次声响挤压过的黑暗缝隙中挣脱出来。
它把我困在了那里。
左马右各：本名骆同彦。现供职于某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一基层煤矿。在《青年文学》《湖南文学》《上海文化》《飞天》《阳光》《中国散文》等报刊发表过小说、文学评论和散文。
可就是这样一次在大家看来是意外的事件，却让师傅丢掉了性命。井下的巷道内黑暗沉寂。不太爱言语的师傅，内心就像这深邃的巷道——向着生命本身的幽暗深邃延伸。现在他已是那个黑暗世界的永生者了。
讲述一个和煤矿有关的故事充满困难。但师傅穿过时间幕帐的了然目光，在默默给我鼓励。我获得了勇气。这勇气让我克服羞怯和恐慌，把我看进内心的记忆缓慢复制到语言的磁带上。它不需要屏幕，一截有着岁月反光的幽亮煤壁，正在把它凸现。生活原本就是这样的一座浮雕。我看见的记忆剖面像个窗口。它进入了叙事通道。一般来说，在井下正式开工作业前的二十几分钟，是一个采煤班组的调频时间。我的记忆搜索到这个波段。我看见十几盏矿灯在一条巷道里摇晃着迎面而来。它们晃动时，给人的感觉像是巷道里面灌满了水。而灯光最易制造水的假象。要不是伴着阵阵高筒胶靴的杂乱声响，这假象会更逼真。灯影不再晃荡时，它们在一个被称为“工具房”的地方停下。这是临时休息区。被矿工戏称为“战地”与“后方”的缓冲地带。
人们分散开，随意坐在巷道两边。有人扭灭了灯。有人把灯头捂在工服内。巷道内刚刚被破坏的黑暗又重新完整了。要不是有呼吸和其他轻微的窸窣声响摩擦着巷道内的黑暗，会让人误以为这是一个安恬无声的静谧世界。这只是假象。这种静谧不会持续五秒钟，就被闲不住的嘴巴打破。在井下，男人的嘴巴说出来的话都和女人有关。一开动起来，就刹不住车。两个男人开始在黑暗中相互咒骂。咒骂声越来越高。他们的嘴巴骂不动了，就同时扭亮灯，把灯光射向对方。这是在挑战。咒骂还在无声地继续。忽然两盏灯前后跃起，它们的光，像奓开毛的斗鸡，撞在一起。
黑暗被打碎了。更多的灯亮了。
很快，这些灯又一盏盏熄灭。黑暗复原，巷道里安静得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一再被记忆的场景，形同虚构。过几天，就会重演一遍。很多年后，我一直怀疑这发生在一个“缓冲地带”在调频时间内不断上演的人生剧情，是否真实存在过。
师傅从不参与这种活动。师父总是眯着眼，闪在人群的一边假寐。他一言不发。对身边的事不笑不恼，像隔离在这个昏昧龌龊的世界之外。没有人敢取笑他，更没有人敢不识趣地招惹他。在整个采煤区，师傅的威严让他就像某种低等动物的天敌。
起初，我也会加入到这无聊的话语滥交中。也会在集体施虐中，跟随众人把话语像大粪一般泼向班组内唯一的老实人大牛。有时，也和一些老工人没大没小地调笑、辱骂、相互作践。疯狂时，也会在“缓冲地带”内像一只斗鸡那样奓毛。等一切过去，会在内心灰暗的想象中，经历一种像自慰那般泄掉的疲惫和满足。后来，每当我在这调频时间噪音超标，师傅就会重新扭亮矿灯。他那矿灯的光，切开巷道内的黑暗，准确地找到我。它只亮一下，就灭了。几次之后，我就像一段失去波形的电波消失在那个调频波段。我是师傅的徒弟。
一年过后，调频时间还在它固定的波段上。而我，已成为一个像师傅那样沉寂安静的人。
和师傅接触时间愈久，愈发觉得师傅活得庄严神秘。在一个已不属于他的年代，他试图建立和保持严谨的内心生活，维护着在旁人看来一钱不值的尊严。他的业余时间都消耗在图书馆内。他自己有一套四十卷本的马列全集。这是那个时代留给他的唯一财产。那些有着精黑书脊、烫金字样的精装书肃穆地立在衣柜上层的隔板上。像是他的生活就遁身在这些有着无限奥义和神秘光芒的书页内。他阅读遍数最多的是《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列宁的《哲学笔记》。后来我想，他一定是被内心的迷茫和困顿折磨得走投无路，才逼迫自己进入到这书页中，去寻找出路。他勤奋地做笔记，借阅过的书满是折痕。那几本常读的书，都飞起毛边。书内，划满谨慎的波浪线和各种标记。他虔诚的样子，像背负着一个时代的罪。他从不和我过多交谈，也不在意我的好奇或是偶尔流露出来的不屑。他认为我年轻，该有自己的生活。但他也没有期望地告诫过我。他说，小左，你若是还想换一种方式活着，不像头猪，就得改变自己，劳动不可耻，靠劳动养活自己和家人也值得尊敬。但看不起自己的劳动还要作践自己，就不再是人的生活。
他说这话时，像个阅尽人世沧桑的工人哲学家。
师傅的话没错。但对正处于青春期荷尔蒙过度膨胀的我来说，却一点儿意义都没有。我的内心没有那样的精神高点。我确实想脱离煤黑子的队伍。但我并不想关心劳动是否可耻或是光荣。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快速脱离井下，不再干采煤工这个我不喜欢的活儿。它是一个让我感到羞耻的职业。我想找一份清闲的工作，下班后穿戴整齐，撺掇几个哥们儿，骑上自行车，到距煤矿几公里外的矿区大街上去喝啤酒、泡妞。我厌恶每天升井后在镜子中看到的那张脸。它在一群人的面目上得到复制，像是一个底片冲洗出来的。它的皮层上沾满煤渍和汗渍，油黑、脏污。眼白和牙齿像刚烧过的石灰，干白、吓人。下嘴唇向外翻着下贱的粉干色。挂在空洞的眼眶内的黑眼珠，转動着被榨干思想的麻木和疲惫。我害怕这样的一张脸会在一面镜子似的岁月里跟随我一生。
我讨厌这张脸。我想摆脱它的纠缠时，就强迫自己回到童年。我的故乡在冀东平原的一根脚趾上。我以为我会像祖辈一样在那里活到安静的离去。但十岁时的一次迁徙，让我离开它，来到煤矿。对那次迁徙，我没有太深的印象。若是有，也只和一列破败的绿皮火车有关。它那样子像个跋涉过太多岁月的乡下老人。在记忆中，我牵着母亲的衣角，小心踏进它向站台敞开的一扇门。然后像被吞掉一般，躲在它身体的某个角落里。我很害怕。身边有太多陌生的人，太多陌生的脸，太多陌生的眼睛和嘴巴。还有热乎乎的呛人的陌生气味。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人被吞进火车的肚子里，像是看见一条刚刚吞吃了田鼠的蛇。我觉得火车的肚子也在奇怪地肿胀、蠕动。它就要被撑破了。但这时，火车带着我内心的一声尖叫开动了。我闭上眼睛，死死抓住母亲，在令我眩晕的一阵晃动中，想象着我的双脚在离开地面行走。它让我感到了神奇。我睁开眼，就兴奋地看见一幅新世界的画卷在打开。努力喘着粗气的火车，在向前，向前。而很多事物却在向后，快速地离它而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偏执地认为，我那少得可怜的童年记忆，就是这样被火车的车轮辗过后，抛掉了。 我在想出事那天的事。我记得出事那天，师傅和我上早班。在那种三班倒的机械生活中，我最讨厌上早班。被动早起，让我有一种被生活施暴的受虐感。师傅没有这样的感觉。他的脑子里有一台闹钟，会准时唤醒他。每天，师傅洗漱完毕，在去食堂吃饭前，才叫醒我。他这样做，能让我在被窝里多睡一刻钟。这已是习惯。我也不记得为此曾感激过他。师傅说，人年轻时，身体内有睡虫，所以贪觉恋床。我就想，我身体内的睡虫一定多得像蚂蚁，它们沿着遍布身体的血管四处乱爬，随时准备把我送进睡眠状态。我还在想另一件事，那天，天上是否有星星。我是否看到了启明星。一般来说，换好工装后，在向井口走去的途中，我都要抬头看一会儿天上的星星。然后，再让目光找到启明星。在我的记忆里，只要抬头，我就会在黎明的水印中看到它。启明星就挂在形状像金字塔的矸石山的山尖一侧。看到了它，我就觉得这一天有了希望。
那像是人生的固定点。它在帮我找到某个方向。在那样一个反复被记忆的时间里，人群汇成熙攘的人流，在晨曦中向着井口走去。他们拥进一扇门，出现在灯光明亮的候车室内。那是一个狭小的空间，由于聚集许多等待下井的人，空气中便浮动着肮脏的工装被汗水反复浸沤过的腥臭味儿。它浓得呛人。罐笼（一种看上去像是制作粗糙简易的电梯）上升到载人平台，滑动栅栏门打开，二十几个人鱼贯而入，把它塞满。滑动栅栏门又重新闭合，运行指示灯亮起，罐笼微微一沉，然后开始下滑。它不见了。眼前闪出一个升腾着水汽的黑洞，它通往几百米深处地心世界。
我也在记忆中没有边界地下沉。
我看见裹在人群中的我，有点儿孤单——不是我现在的样子。我迈着有些迟缓的脚步，走在一群晃动的影子里。但我已下到地层深处，头顶上已经没有了天空和星星。不久，那些在身边纷乱拥挤的灯影，也散失了。
它们被无数条黑暗的巷道吞没了。
再记起那天的情景时，我和师傅已行走在通往一个井下作业地区的巷道里。它有一个奇怪的编号：一二二○九。那些狭窄的巷道在黑暗中相互交错通连。
我站在那个场景的剖面之外，再次看到师傅和我——在一条巷道内，那动画般晃动的灯影，彼此重叠、复制，又分开。像等待最后完成的作品。
听老工人说，师傅下井当徒工那会儿，徒弟还经常挨骂、挨揍。但师傅很少挨揍。他是最早出徒的个别徒工。师傅初中毕业，是他们那一批工人中的“知识分子”。他很快就出人头地。一场运动，又把他推上人生的峰顶。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有一张能让词语变成刀子的嘴。于是他就写过很多大字报、参加过无数次忠于真理的荒谬论战。高音喇叭经常广播师傅在那个时代被放大的激情。运动升级时，他也参加了武斗，但手还算干净，没有沾上死人的血。随着一个人生命的离世，一场运动也像吹爆的气球结束了。时代换过面孔后，开始拨乱反正。师傅被隔离审查。他为自己申辩过。但后来师傅就沉默了。那个时代错了，这是结论。他被打回人生的原点。这时，我参加工作来到西大峪煤矿的采煤区。新工人要配师傅，我成了他的徒弟。我记得老班长徐堂说，小左，好好跟你师傅学。新工人培训完，老班长徐堂特意把我调到他的采煤班组。他说他看好我。在我眼里，他更像个父亲。我觉得一个男人，在他的一生，会不断遇到像父亲的人。死亡是男人的最后一个父亲。
师傅是活在我思想天空中的另类父亲。
记忆略过了那天开工前的调频时间。它会产生太多的噪音干扰记忆。我重新回到一条剖面图似的巷道里，注视着两盏矿灯的移动。师傅和我——正拿着劳动工具顺着风的方向向工作面行走。师傅手里拎着一把镐、两把磅锤。磅锤一把是长柄的，用来放倒支架；一把短柄，用来打牢重新升起的支架。这是一种循环推进的原始作业方式。我肩上背着四副连接梁的纯钢梁销、一个紧柱器，手里抓着两张铁锹。我们已经进入到金属支架支护的密集区域。师傅走在前面，我像他叮当乱响的影子，跟在后面。要向上走了。向上走，就能进入到工作面内。我们在一个转折处转身向上走。工作面——是采煤作业的场所，它要比运输巷道更开阔一些，它的空间内生长着一排排钢铁支架的森林。它们给人提供那种安全感。
采空区内传来“嘎嘣”一声响动。它来得突兀、虚无。
刚下井时，这种响动常让我产生幻觉，像是整个工作面的空间会在这声响迸溅的瞬间集体下挫。人受到惊吓，就不由得跟着矮身，像是要躲过命运的挤压。时间一久，我就在习惯和麻木中把这响声当作是这个黑暗世界的一种玩笑。它也害怕寂寞。我也常把它想象成一种愤怒。那天，我没看见死神是如何先我们一步溜进工作面的。也不知道它在黑暗中使用了怎样的隐身术，站准一个位置。我们头顶上的矿灯，照不亮它。但它出现时，就击倒了师傅。
我们还在往上走。采空区又爆出一声“嘎嘣”的尖锐炸响。我和师傅都已习惯——我也说过，它是这个黑暗世界的花招。它的把戏并不多。我们都没理会，继续向画着标记符号“5”的那个属于我们的作业号段前行。工作面有十四度的坡，我们从下向上走，就有点儿吃力。那样子，像人生随时都可能发生无法预防的倾斜。已经走过三个号段。再过一个号段，就到了我们的工作地点。它是一段不长的距离。就在矿灯照亮的前方。
“嘎嘣！”采空区又响了一下。它像鼓声。很多年之后，我的记忆里一直萦绕着这种不祥的响动。
我们还在向上走。
“嘎嘣！”“嘎嘣！”连续两下声响过后，师傅警惕了。他停下脚步，腾出一只手，抓紧一根金属点柱，侧身，向采空区看去。他很专注。那是一个职业鉴定师的目光。他在与黑暗中的虚无事物对峙。我后来猜想，在那一刻，师傅一定在想象中和死神交换过目光。他无所畏惧。我还想，死神躲过师傅的目光后，就卑鄙地采取了行动。它吹响了一声黑哨。还制造出一种像是意外的假象。那时，师傅正准备轉身离开。他应该再等一下。只需再坚持一秒钟。
但他转身了。
“嘎嘣！”又是一声尖锐的脆响。但接连这声脆响——中间相隔不够四分之一拍节的空隙内，又跟起一声带着金属颤音的刺响。它撕裂空气，发出像高音和弦般的尖利滑音。一根梁销难以承受巨大顶压的挤压，它飞出卡槽，在瞬间击中了师傅。
师傅像弯曲的光瘫软一地。
那一刻，我头上的矿灯在惊慌中找到师傅的脸。血从太阳穴的位置向下渗流。很慢。像是它经过的每一寸皮肤都在挽留。师傅没留下一点儿挣扎的迹象。也没留下一句话。
师傅从不属于他的时代中解脱出来。
但师傅的死是个意外。所有当事人都这样认为。最终事故分析报告也给出这样的结论：意外伤亡。
在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经常会遇到一种不可预知或是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每个生命都有可能成为这种力量的试验品。我是这场“意外”唯一的现场证人。在一次次的调查问话中，面对那些脸，我只是不停地重复叙述那个我根本没有可能看清——但已发生的短暂过程。一切来得太突然，也太快了。我的思想无法从两次声响挤压过的黑暗缝隙中挣脱出来。
它把我困在了那里。
左马右各：本名骆同彦。现供职于某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一基层煤矿。在《青年文学》《湖南文学》《上海文化》《飞天》《阳光》《中国散文》等报刊发表过小说、文学评论和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