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监管资本套利产生于巴塞尔协议资本监管框架的缺陷，其根源是银行最优资本和监管资本要求的不一致。在新巴塞尔协议框架下仍然面临监管资本套利的问题。监管资本套利在对银行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我国应从短期、中期和长期对我国银行业的贤本管理和监管分阶段进行改革。
[关键词]监管资本套利 巴塞尔协议 证券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5)06—0099—03
[作者简介]刘百花(1976－)，女，河南平顶山人，经济学博士，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理论。
所谓监管资本套利(Regulatory CapitalArbitFage，缩写为RCA)，就是银行通过证券化和其它金融创新，在几乎没有相应降低银行的总经济风险的情况下人为提高资本充足率。
一、监管资本套利动因分析
1988年下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统—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Basel I)。协议没定8％的自有资本对加权信用风险资产的最低比率。在Basel I框架下，银行用两种方法提高资本充足率，即提高资本金(提高分子)或减少总加权风险资产(降低分母)。除了这两种传统调整，银行还可以通过形式上的调整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形式上调整包括两种：伪造分子中的资本，或运用技术调整降低分母中的风险。前者可在符合会计准则或监管政策的条件下，减少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后者即监管资本套利。市场分析报告表明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洲银行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和监管资本套利有关的证券化，其中美国银行主要采用资产支持证券(ABSs)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项目(ABCPs)形式，日本和欧洲银行主要通过抵押贷款证券(CLOs)和银行发起的资产支持商业票据项目(ABCPs)。
为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2004年6月26日公布的《统一资本度量和资本标准——修订框架》(Baselll)中，对仅以减少资本为目的的证券化交易施以更高惩罚。作为对信用风险的监管资本要求的反应，银行同样可将监管资本套利活动应用于非信用风险，如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因而在新巴塞尔协议框架下，银行也同样能够通过监管资本套利降低监管资本要求。图1反映了新巴塞尔协议颁布前后银行监管资本套利的主要形式变化。
在远程发行中，SPE代替银行发起标的资产证券，由于银行不持有标的资产，所以银行的信用支持被视为直接信用替代，其监管资本要求等于MPCL的8％。远程发行采用的工具是贷款支持商业票据(ABCP)。表2给出了相应的银行和SPE的资产负债表。
通过远程发行，银行的总资本充足率从基本情况下的12．0％提高到15．0％其中一级资本充足率从11．0％提高到13．8％。通过业务运作，银行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而没有相应的增加资本。
BaselⅡ努力使采用内部评级法的银行的监管资本要求和它们自身的经济资本更一致，但事实上许多国际大银行已经通过监管资本套利做到了。
2．监管资本套利活动有利于改进贷款行为的低效率。在Basel 1监管框架下，高质量贷款和低质量贷款被赋予相同的风险权重。如果不能够进行资本套利，受到资本约束的银行就只能减少一部分贷款发放。因为高质量贷款收益率较低，银行将首先减少高质量贷款。通过监管资本套利，银行规避了监管资本要求高于银行经济资本造成对银行贷款行为的扭曲，能够改进贷款市场的低效率。
三、对我国银行业资本管理和监管的启示
针对我国银行业的现状，结合前面有关监管资本套利对银行影响的分析，笔者认为应该分阶段对我国银行业的资本管理和监管进行改革。
1．在短期，我国可通过资产证券化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
2002年12月31日，我国政府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有学者估计，在未来四五年内，国有银行必须每年获得2700亿元至3000亿元左右的注资，才有可能满足巴塞尔协议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钟伟，2004)。现在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收益很难用于增加资本金。如果用财政注资，资金数目庞大难以实现(王大用，2004)。
在此情况下，我国可以参照国外大银行的做法，建立起不良资产定价机制，设立SFE，经过谨慎周密的资产价值分析、变现能力和进度分析，使不良资产价值与资产支持证券的价值相匹配，将不良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证券化既可以降低国有银行的加权风险资产，又可以避免监管资本套利使银行资产平均风险降低的负面效应。
2.在中期，我国商业银行应在科学度量资产风险的基础上合理进行资本配置
许多国际大银行已开始建立自己的内部风险度量与资本配置模型，以弥补巴塞尔协议的不足。其中以J．P．摩根的Credit Metrics信用风险管理系统最为引人注目。此外还有KMv公司建立的以期权理论为基础的KMV模型，麦肯锡公司的Credit Fortfol{o View模型，以及瑞士信贷银行的Credit Risk等。
与先进的国际性银行相比，我国银行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内部评级制度。无论在评级方法、数据的采集，还是在对评级结果的检验、评级工作的组织及评级体系的适用性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内部评级在信用风险管理和度量方面的作用。我国必须参照国际性银行的方法，建立起符合自己客户特征和业务特征的内部评级体系。
3．在长期，从银行监管的角度讲，应该逐渐使监管更充分反映银行风险，而不是一味提高资本充足率
监管资本套利活动凸现了将风险的监管度量和银行的真正经济风险统一的重要性。由于缺乏一致性，金融创新和监管资本套利增加趋于使监管资本标准更加扭曲，对有更多机会的大银行尤其如此。
无论是从目前的资本监管还不能真正控制银行风险而言，还是从监管资本套利对整个经济体系都是低效率而言，银行资本监管都应将目标确定为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统一。因此，在银行业加强风险度量和管理、完善资本配置的同时，我们要在利用银行业风险管理进一步改革资本标准方面投入同样的努力，这样才有可能提高资本监管效率。
[关键词]监管资本套利 巴塞尔协议 证券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5)06—0099—03
[作者简介]刘百花(1976－)，女，河南平顶山人，经济学博士，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理论。
所谓监管资本套利(Regulatory CapitalArbitFage，缩写为RCA)，就是银行通过证券化和其它金融创新，在几乎没有相应降低银行的总经济风险的情况下人为提高资本充足率。
一、监管资本套利动因分析
1988年下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统—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Basel I)。协议没定8％的自有资本对加权信用风险资产的最低比率。在Basel I框架下，银行用两种方法提高资本充足率，即提高资本金(提高分子)或减少总加权风险资产(降低分母)。除了这两种传统调整，银行还可以通过形式上的调整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形式上调整包括两种：伪造分子中的资本，或运用技术调整降低分母中的风险。前者可在符合会计准则或监管政策的条件下，减少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后者即监管资本套利。市场分析报告表明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洲银行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和监管资本套利有关的证券化，其中美国银行主要采用资产支持证券(ABSs)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项目(ABCPs)形式，日本和欧洲银行主要通过抵押贷款证券(CLOs)和银行发起的资产支持商业票据项目(ABCPs)。
为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2004年6月26日公布的《统一资本度量和资本标准——修订框架》(Baselll)中，对仅以减少资本为目的的证券化交易施以更高惩罚。作为对信用风险的监管资本要求的反应，银行同样可将监管资本套利活动应用于非信用风险，如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因而在新巴塞尔协议框架下，银行也同样能够通过监管资本套利降低监管资本要求。图1反映了新巴塞尔协议颁布前后银行监管资本套利的主要形式变化。
在远程发行中，SPE代替银行发起标的资产证券，由于银行不持有标的资产，所以银行的信用支持被视为直接信用替代，其监管资本要求等于MPCL的8％。远程发行采用的工具是贷款支持商业票据(ABCP)。表2给出了相应的银行和SPE的资产负债表。
通过远程发行，银行的总资本充足率从基本情况下的12．0％提高到15．0％其中一级资本充足率从11．0％提高到13．8％。通过业务运作，银行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而没有相应的增加资本。
BaselⅡ努力使采用内部评级法的银行的监管资本要求和它们自身的经济资本更一致，但事实上许多国际大银行已经通过监管资本套利做到了。
2．监管资本套利活动有利于改进贷款行为的低效率。在Basel 1监管框架下，高质量贷款和低质量贷款被赋予相同的风险权重。如果不能够进行资本套利，受到资本约束的银行就只能减少一部分贷款发放。因为高质量贷款收益率较低，银行将首先减少高质量贷款。通过监管资本套利，银行规避了监管资本要求高于银行经济资本造成对银行贷款行为的扭曲，能够改进贷款市场的低效率。
三、对我国银行业资本管理和监管的启示
针对我国银行业的现状，结合前面有关监管资本套利对银行影响的分析，笔者认为应该分阶段对我国银行业的资本管理和监管进行改革。
1．在短期，我国可通过资产证券化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
2002年12月31日，我国政府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有学者估计，在未来四五年内，国有银行必须每年获得2700亿元至3000亿元左右的注资，才有可能满足巴塞尔协议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钟伟，2004)。现在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收益很难用于增加资本金。如果用财政注资，资金数目庞大难以实现(王大用，2004)。
在此情况下，我国可以参照国外大银行的做法，建立起不良资产定价机制，设立SFE，经过谨慎周密的资产价值分析、变现能力和进度分析，使不良资产价值与资产支持证券的价值相匹配，将不良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证券化既可以降低国有银行的加权风险资产，又可以避免监管资本套利使银行资产平均风险降低的负面效应。
2.在中期，我国商业银行应在科学度量资产风险的基础上合理进行资本配置
许多国际大银行已开始建立自己的内部风险度量与资本配置模型，以弥补巴塞尔协议的不足。其中以J．P．摩根的Credit Metrics信用风险管理系统最为引人注目。此外还有KMv公司建立的以期权理论为基础的KMV模型，麦肯锡公司的Credit Fortfol{o View模型，以及瑞士信贷银行的Credit Risk等。
与先进的国际性银行相比，我国银行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内部评级制度。无论在评级方法、数据的采集，还是在对评级结果的检验、评级工作的组织及评级体系的适用性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内部评级在信用风险管理和度量方面的作用。我国必须参照国际性银行的方法，建立起符合自己客户特征和业务特征的内部评级体系。
3．在长期，从银行监管的角度讲，应该逐渐使监管更充分反映银行风险，而不是一味提高资本充足率
监管资本套利活动凸现了将风险的监管度量和银行的真正经济风险统一的重要性。由于缺乏一致性，金融创新和监管资本套利增加趋于使监管资本标准更加扭曲，对有更多机会的大银行尤其如此。
无论是从目前的资本监管还不能真正控制银行风险而言，还是从监管资本套利对整个经济体系都是低效率而言，银行资本监管都应将目标确定为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统一。因此，在银行业加强风险度量和管理、完善资本配置的同时，我们要在利用银行业风险管理进一步改革资本标准方面投入同样的努力，这样才有可能提高资本监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