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中国决定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建立一个投资25亿元的国家大剧院。与此同时公布了三条设计原则：第一，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大剧院；第二，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的大剧院；第三，一看就知道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剧院。随后，国际招标开始，全世界所有的设计事务所、大学、设计师，都可以参加竞标。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国内外就有众多的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参加竞标。国家组成了专家组，对这些方案进行分类、筛选，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顺利挑选出了60个设计方案。
　　但在讨论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方案时，专家组发生了重大的分歧。一批专家说：“这个方案太好了，一定要上报给中央领导看一看。”另一批专家说：“这个方案太不伦不类了，怎么可以上报啊?”见仁见智，争执不下。这时，专家组的一位领导建议：“把安德鲁的设计方案先报上去，请中央领导看一看再说。”
　　于是，专家组初选的61个方案都被做成了模型放入展厅，然后请中央领导参观后定夺。结果，中标的恰恰就是安德鲁的设计方案。
　　媒体公布了安德鲁的设计方案，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从高层学者到普通百姓，也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时成为在网络上争论不休的一个热点。
　　2000年，在北京召开两院院士大会期间，一位院士写了一封信，49位两院院士在信上签了名，然后把信上报中央领导。信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安德鲁的设计方案，理由是：完全不符合中央向全世界进行国际招标时提出的三条标准，特别是不符合后两条标准，“中国的大剧院”，“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剧院”。它与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建筑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体现的既不是我们中国的古典建筑美，风格与天安门城楼、飞檐翘壁、雕梁画栋完全不符；也不是我们中国的现代建筑美；也不是西方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简直什么都不是，形象比喻起来，这个所谓的“国家大剧院”倒像个巨大的“鸡蛋壳”。
　　此后一个月，中央领导又收到了一些来信，其中很多是赞成的，也包括很多院士。
　　中央领导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经过9个月充分的沟通、交流、论证以后，中央领导最后决策，还是采用了安德鲁的设计方案，并于2001年12月13日破土动工。
　　美国《时代》周刊对中央领导采用安德鲁设计方案的决策，做出了四个字的评价：实事求是。
　　那么，国家大剧院为什么又采用了安德鲁的设计方案?他到底赢在哪儿?
　　当世界多家媒体采访安德鲁时，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就是他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所说的一句话：“我敢于突破限制，我敢于用超越性思维打破框框。”同时，他还对这句话做了比较详细的解释。
　　他说，在这个方案之前，他也设计了很多方案，但觉得都不行。因为僵化地理解了三条设计原则，什么天圆地方啊，飞檐翘壁啊，设计思想受到了较大的局限。
　　后来他想，什么叫和谐?难道一模一样就是和谐吗?难道巨大的反差就不是和谐吗?中国人不是早就说过“和而不同”吗?事实上，人民大会堂与故宫就不一样，已经糅合了很多近现代的建筑风格，甚至包括前苏联的建筑风格。
　　最后他坚信，传统不是僵化的、不是静止的、不是不变的，而是发展的，是一个过程。不同的时代，就应有不同的建筑。任何一个民族最深刻的传统只能是两个字，那就是“创新”。
　　不难看出，安德鲁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之所以能胜出，关键就赢在两个字：“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