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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变形记》,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想到常规套路——异化,进而分析出文本里的两种异化:外在的形的异化,人身变甲虫;内在的心灵扭曲,人性极度的自私残酷。有的教辅资料这样表述:“小说描写人情的反差,揭示了人的异化、亲情的冷漠,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摧残人性的不合理性。”
这样的解读有两点不足。一、小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摧残人性的不合理性”,强调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化概念化的解读不仅陈旧狭隘,而且空洞干涩。小说创作的背景的确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但好的小说反映的人与社会问题,具有极强的普适性,摧残人性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而且,不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有人的异化,整个人类社会都有。这是横向考查。二、纵向来看,异化不只在格里高尔生活的时代,不只在卡夫卡生存的时代,也不只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早就存在,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表述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原始社会的人类开始有意识地用工具创造劳动产品,这既是改造自然社会的开始,也是人类异化的开始。随着社会发展,分工越来越细,异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劳动面前,人类早就感觉到不是越来越自由,相反是越来越被劳动对象所控制。现当代社会人的异化比之卡夫卡生存的时代,不是减弱了而是更强更甚。商纣享受酒池肉林是异化,刘伶醉卧酒瓮是异化,葛朗台为钱丧命是异化,范进因中举发疯也是异化,现代人因片刻停电不能上网而感觉百无聊赖,整天缩在水泥格子里不与他人接触同样是异化……是不是可以说,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一部异化史?异化一直存在,而且越来越被人们当作合理的存在。
感受到的并不一定能认识清楚。只有当19世纪哲学家艺术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后,人们对异化才有了更清楚明确的理解。部分教师只在教读《变形记》时才参照资料书介绍一点异化方面的知识,给学生的感觉好像是异化只存在于格里高尔的时代,只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这不符合学生的生活体验。人在外物面前的不自由,学生早已耳闻目睹并亲身体验到了。同时,过分注重意识形态和不与学生当下生活对接的解读,与“用教材教”的教学理论相抵触。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如果从《变形记》的解读中直接笼统地归纳出“人的异化”,就会让小说成为哲学论述,抽象的术语将掩盖鲜活的人物形象。“异化论”的好处是有哲理的高度,解读时结合文本细致地分析人物形象,抽象概念才会有血有肉。阴暗的人性是丑恶的,但人物形象更鲜活。我们不妨从四种残忍来解读人物形象,探究作者的意图。
一、格里高尔对自己的残忍
变形之后谁最痛苦?按常理,当然是格里高尔本人。我们来看看他在变形之后有什么反应。
“格里高尔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看到了“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和许多条细得可怜的腿。格里高尔倒还平静,他没有痛哭没有恐惧,没有呼天抢地,也没有万念俱灰,只当他看到窗外阴暗的天气,想到旅行推销工作,心情才变得“十分忧郁”。接下来,他想“再睡一会儿,把这一切晦气事统统忘了吧”。因腰部有从未有过的疼痛而睡不着,满脑子是做旅行推销员的苦和累,包括奔波的苦,饮食之差,交情泛泛,睡眠不足,老板刻薄等等。之后他竟然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甚至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饥饿感”。后来面对母亲的惊恐、父亲恶狠狠的拳头,“他分明意识到自己是唯一保持着镇静的人”。
真是匪夷所思!最应该痛苦的人却是最冷静的,我们只能说格里高尔的心“在别处”。心在哪儿?在推销员工作,在家庭的债务及家人的生活前景之中。只有把自己不当人的人才“心中只有他人唯独没有自己”。这不是残忍又是什么?对自己的残忍让他忽视了变形的身心之痛。
因古怪的外形吓着家人,格里高尔一直自责自贱自虐。第一次爬出自己的房间,为了早点从惊惧的家人面前消失,他尽可能迅速,以致“一边腰部完全擦伤,洁白的门上留下了难看的斑点”。考虑到父母的心情,格里高尔不愿大白天在窗户附近露面,结果他只能整天平静地僵卧在地板上。第二次出来,不仅吓昏了母亲,也激怒了妹妹,“受到了自责和忧愁的压抑”,格里高尔开始了自虐式的爬行。“他到处爬,他在墙上、家具上和房间天花板上爬,最后在绝望中,他觉得整个房间已经开始绕着他旋转起来,便掉下来摔在那张大桌子的中央。”听到妹妹提议赶走他,格里高尔不由自主地再一次爬出来,他实在不想吓到任何人,更不想吓到妹妹。他明白他的举动又一次不合时宜后转身回房,因为伤残,动作更加迟缓,力不从心的懊恼使得“他多次抬起头来并用头撞击地面”。
一方面是因吓着家人而内疚,另一方面是对家人的残忍毫无怨恨。格里高尔像个圣人。只有对自己无情才能做到包容别人对自己的无情。只有对他人爱到极致,才能对自己残忍到极致。只有对他人宽容到极致,才能对自己苛刻到极致。
二、家人对格里高尔的残忍
母亲、父亲、妹妹,谁最疼格里高尔?表面上看是妹妹。只有妹妹敢进入格里高尔的房间,只有她来打扫,来送食。但妹妹的勇敢可能只是因为她“还是个孩子”,“说到底也许只是由于少不更事才承担了一项如此艰难的任务吧”。最疼格里高尔的人还是母亲。变形的第一天早上,母亲第一次看见,她向格里高尔走过去两步然后倒在地上。这向前的两步,表露了她不愿相信这是事实,倒地是因为着实被吓坏了,也因为心疼而受不了打击。当父亲挥着手杖和报纸驱赶格里高尔时,母亲不忍心看,“她把手伸到窗户外捂住了自己的脸”。14天的时间里,母亲“倒是相当早地就想来看望格里高尔”,她被家人强力拖住时大喊:“让我去看格里高尔,他是我的不幸的儿子呀,你们难道不明白我必须去看他吗?”在父亲用苹果轰炸格里高尔时,只有母亲扑过来请求饶他一命。
这位家里最疼儿子的人,对甲虫格里高尔的态度却是最复杂的。曾经怀着十分强烈的愿望见儿子,一走到格里高尔的门口就“闷声不响”了;一见到儿子,不是吓瘫了就是吓昏了。而且,当妹妹说“我们仁至义尽”想赶走甲虫时,母亲“用手捂住嘴干咳起来”假装没听见。格里高尔死后,老妈子来清理尸体,母亲做了一个仿佛想拉住扫帚的动作,但最终还是停下了。随后,她露出“一丝忧郁的笑容”。最疼格里高尔的人却是他死后第一个现出笑容的人。
那个体态臃肿、行动迟缓、近四五年坐享其成的老父亲,在儿子变形后,倒是主动承担起家庭支柱的责任。可惜这一主心骨的镇定、勇敢、果断主要表现在对待格里高尔这只甲虫身上。每次甲虫吓着了家人,都是他凶神恶煞地出面收拾,不是“发了狂”地发出嘘嘘声,就是恶狠狠地挥拳头,要么挥动手杖,要么砸苹果。
父亲的冷酷残忍对格里高尔来说并不吃惊,因为格里高尔“从他开始新生活的第一天便知道,父亲认为对他只有采取极端严厉的态度”。挥拳头也好,砸苹果也罢,不过是父亲严厉作风的延续——因为一以贯之,刺激伤害也就最小。
对格里高尔伤害最大的无疑是妹妹。
17岁的妹妹曾是格里高尔最感亲近的人。她与忙碌劳累的格里高尔不一样,与老迈迟缓的父母不一样,她充满了青春活力。格里高尔乐意看到她“睡得安安稳稳,穿得漂漂亮亮,参加一些不太花钱的活动”。这个沉寂的家里,唯有妹妹充满生气与活力,她是格里高尔的希望。因此,格里高尔秘密盘算着,并想法子筹钱打算送她去音乐学院。正因为格里高尔最疼妹妹,变形之后他唯一想到会因此伤心的只会是妹妹——“她聪明,当格里高尔还心平气和地仰卧着的时候她就已经哭了”。
如此心疼的人在格里高尔变形后,也的确表现出了冷静、勇敢和一定程度的关爱。是她打扫哥哥的房间,是她给哥哥送来饭食,是她想到了“要尽量为格里高尔在爬行时提供方便”。遗憾的是这难得的勇敢和关爱没有放“防腐剂”,十多天后,妹妹就对他举起拳头怒目而视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勇敢的人反而最胆小了。格里高尔听到妹妹说“我们必须设法摆脱他”的话,不由自主爬出来,母亲没被吓着,妹妹却尖叫起来,并且是夸张地奔向父亲的怀抱。之前好像是最心善的人,后来成了最先提出让格里高尔离开的人。
格里高尔死后,为了表示哀悼,“三个人都有点儿哭肿了眼睛”。好吧,照顾了,容忍了,哭过了,“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谁也不会对我们有丝毫的指责”。
那个最应该用母爱温暖儿子的人,却让儿子多次见到自己的丑陋给家人带来的惊惧,带给儿子最多的自责;那个在家庭变故面前最应该承担责任、力求拯救家庭的人,却是在灾难面前对儿子穷凶极恶的人;那个哥哥最心疼最爱的人却是伤害哥哥最深的人。那些惊惧,那些凶狠,那些尖叫与哭泣,让格里高尔变形后没有得到丝毫温暖。哪怕他自己对家人有一如既往的爱,也换不来点滴温情,最多只是容忍。长期的禁食和严重的躯体创伤,是格里高尔离开人世的外部原因,家人的厌弃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尤其是妹妹的提议、尖叫和哭泣,更是致命的伤害。
三、作者对人物的残忍
作家为了揭露表象背后鲜为人知的真相,反映人物真实的内心,常常采用让人物脱离生活常轨的办法。“只有打破了系统稳态才能使人物越出正常生活轨道,而人物一旦越出正常轨道,深层感情的秘密就可能以公开的形式暴露出来,这些感情如果不脱离正常轨道,只能永远隐藏在心灵深处,连人物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孙绍振:《审美形象的创造》,第641页)
这个家庭没有发生变故之前,像许多小市民家庭一样,经济上算不上宽裕,生活还算平静。父亲可以安闲地坐在早餐桌前一边看报纸一边吃饭,一吃好几个小时;妹妹可以穿得漂漂亮亮、睡得安安稳稳,参加一些不太花钱的活动;母亲的许多家务可以由年轻的女佣和老妈子代劳;一家人可以在饭后“轻松活泼的闲谈”,甚至可以有不定期的郊外散步。没有变故,各自内心的凶狠和残忍都有意无意地被掩盖了。有了变故,阴暗面就表露无遗。
令人意外的是,生活越出常轨后,除展示家人的残忍外,作品还为我们呈现了他们意外的收获。
父亲一改过去的慵懒,变得精神了,身板挺得直,头发梳得亮,衣服整齐得体。母亲给一家时装店缝内衣,虽然累了点,倒也体会到挣钱的喜悦。妹妹不再沉溺于个人世界,她懂事了,开始为家庭分忧,当上售货员,在晚上还学习速记和法语,生活有了目标。
更大的收获在于摆脱甲虫这个累赘后,生活重回正轨。父母看到以前那个“没有多大用处的”的女儿,如今变成了一个美丽的、丰满的少女了。他们还发现各自的工作“全都满不错”,感到“前景一点儿也不坏”。
“前景一点儿也不坏”的欣喜其实并不源自三人有发展前途的工作——三人的收入完全赶不上格里高尔做旅行推销员时的收入,辞退老妈子,更换寓所就是明证;也不是源自女儿那富有青春魅力的身体——女儿的身体当然不是因为甲虫的死掉才变得更有魅力,仅仅是因为他们丢掉了一个麻烦的、恶心的、恐怖的包袱。
心境决定一切。家人的幸福感源自心灵深处的冷酷。作者有意地用意外收获,用家人的欣喜来衬托内心的阴暗。
要反映人性的阴暗,其实可以不必这么极端,不必让人变成甲虫。比如让格里高尔突然丢掉工作,或者再残酷一点,让他残障而生活不能自理。但作者不这么“温情”,他就是要让家人的生活面目全非,而面目全非的好处是人的内心清晰可见。
四、作者对读者的残忍
表面上是作者对格里高尔及家人的残忍,其实也是对读者的残忍。读过小说,我们都会追问自己:假如某一天我们的家人变成甲虫,我们会不会是父亲、母亲、妹妹那样的角色?有人说人变甲虫只在艺术世界里才会发生,那好吧,退一步,我们会不会对重病在身、生活不能自理的家人的态度从悲伤到冷漠,从冷漠到厌弃,从厌弃到诅咒?会不会因累赘的消失而感觉自己的生活重回“艳阳天”?谁敢拍胸脯说:“我一定……”“久病床前无孝子”,有多少人逃得脱这样的诅咒?
格里高尔对自己的残忍叫人唏嘘,家人的残忍叫人愤怒。至于作者的残忍,从审美上讲,读者感受到的是高明的技巧;从生活角度考察,读者感觉到的是不寒而栗。
[作者通联:湖北巴东一中]
这样的解读有两点不足。一、小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摧残人性的不合理性”,强调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化概念化的解读不仅陈旧狭隘,而且空洞干涩。小说创作的背景的确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但好的小说反映的人与社会问题,具有极强的普适性,摧残人性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而且,不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有人的异化,整个人类社会都有。这是横向考查。二、纵向来看,异化不只在格里高尔生活的时代,不只在卡夫卡生存的时代,也不只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早就存在,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表述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原始社会的人类开始有意识地用工具创造劳动产品,这既是改造自然社会的开始,也是人类异化的开始。随着社会发展,分工越来越细,异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劳动面前,人类早就感觉到不是越来越自由,相反是越来越被劳动对象所控制。现当代社会人的异化比之卡夫卡生存的时代,不是减弱了而是更强更甚。商纣享受酒池肉林是异化,刘伶醉卧酒瓮是异化,葛朗台为钱丧命是异化,范进因中举发疯也是异化,现代人因片刻停电不能上网而感觉百无聊赖,整天缩在水泥格子里不与他人接触同样是异化……是不是可以说,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一部异化史?异化一直存在,而且越来越被人们当作合理的存在。
感受到的并不一定能认识清楚。只有当19世纪哲学家艺术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后,人们对异化才有了更清楚明确的理解。部分教师只在教读《变形记》时才参照资料书介绍一点异化方面的知识,给学生的感觉好像是异化只存在于格里高尔的时代,只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这不符合学生的生活体验。人在外物面前的不自由,学生早已耳闻目睹并亲身体验到了。同时,过分注重意识形态和不与学生当下生活对接的解读,与“用教材教”的教学理论相抵触。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如果从《变形记》的解读中直接笼统地归纳出“人的异化”,就会让小说成为哲学论述,抽象的术语将掩盖鲜活的人物形象。“异化论”的好处是有哲理的高度,解读时结合文本细致地分析人物形象,抽象概念才会有血有肉。阴暗的人性是丑恶的,但人物形象更鲜活。我们不妨从四种残忍来解读人物形象,探究作者的意图。
一、格里高尔对自己的残忍
变形之后谁最痛苦?按常理,当然是格里高尔本人。我们来看看他在变形之后有什么反应。
“格里高尔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看到了“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和许多条细得可怜的腿。格里高尔倒还平静,他没有痛哭没有恐惧,没有呼天抢地,也没有万念俱灰,只当他看到窗外阴暗的天气,想到旅行推销工作,心情才变得“十分忧郁”。接下来,他想“再睡一会儿,把这一切晦气事统统忘了吧”。因腰部有从未有过的疼痛而睡不着,满脑子是做旅行推销员的苦和累,包括奔波的苦,饮食之差,交情泛泛,睡眠不足,老板刻薄等等。之后他竟然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甚至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饥饿感”。后来面对母亲的惊恐、父亲恶狠狠的拳头,“他分明意识到自己是唯一保持着镇静的人”。
真是匪夷所思!最应该痛苦的人却是最冷静的,我们只能说格里高尔的心“在别处”。心在哪儿?在推销员工作,在家庭的债务及家人的生活前景之中。只有把自己不当人的人才“心中只有他人唯独没有自己”。这不是残忍又是什么?对自己的残忍让他忽视了变形的身心之痛。
因古怪的外形吓着家人,格里高尔一直自责自贱自虐。第一次爬出自己的房间,为了早点从惊惧的家人面前消失,他尽可能迅速,以致“一边腰部完全擦伤,洁白的门上留下了难看的斑点”。考虑到父母的心情,格里高尔不愿大白天在窗户附近露面,结果他只能整天平静地僵卧在地板上。第二次出来,不仅吓昏了母亲,也激怒了妹妹,“受到了自责和忧愁的压抑”,格里高尔开始了自虐式的爬行。“他到处爬,他在墙上、家具上和房间天花板上爬,最后在绝望中,他觉得整个房间已经开始绕着他旋转起来,便掉下来摔在那张大桌子的中央。”听到妹妹提议赶走他,格里高尔不由自主地再一次爬出来,他实在不想吓到任何人,更不想吓到妹妹。他明白他的举动又一次不合时宜后转身回房,因为伤残,动作更加迟缓,力不从心的懊恼使得“他多次抬起头来并用头撞击地面”。
一方面是因吓着家人而内疚,另一方面是对家人的残忍毫无怨恨。格里高尔像个圣人。只有对自己无情才能做到包容别人对自己的无情。只有对他人爱到极致,才能对自己残忍到极致。只有对他人宽容到极致,才能对自己苛刻到极致。
二、家人对格里高尔的残忍
母亲、父亲、妹妹,谁最疼格里高尔?表面上看是妹妹。只有妹妹敢进入格里高尔的房间,只有她来打扫,来送食。但妹妹的勇敢可能只是因为她“还是个孩子”,“说到底也许只是由于少不更事才承担了一项如此艰难的任务吧”。最疼格里高尔的人还是母亲。变形的第一天早上,母亲第一次看见,她向格里高尔走过去两步然后倒在地上。这向前的两步,表露了她不愿相信这是事实,倒地是因为着实被吓坏了,也因为心疼而受不了打击。当父亲挥着手杖和报纸驱赶格里高尔时,母亲不忍心看,“她把手伸到窗户外捂住了自己的脸”。14天的时间里,母亲“倒是相当早地就想来看望格里高尔”,她被家人强力拖住时大喊:“让我去看格里高尔,他是我的不幸的儿子呀,你们难道不明白我必须去看他吗?”在父亲用苹果轰炸格里高尔时,只有母亲扑过来请求饶他一命。
这位家里最疼儿子的人,对甲虫格里高尔的态度却是最复杂的。曾经怀着十分强烈的愿望见儿子,一走到格里高尔的门口就“闷声不响”了;一见到儿子,不是吓瘫了就是吓昏了。而且,当妹妹说“我们仁至义尽”想赶走甲虫时,母亲“用手捂住嘴干咳起来”假装没听见。格里高尔死后,老妈子来清理尸体,母亲做了一个仿佛想拉住扫帚的动作,但最终还是停下了。随后,她露出“一丝忧郁的笑容”。最疼格里高尔的人却是他死后第一个现出笑容的人。
那个体态臃肿、行动迟缓、近四五年坐享其成的老父亲,在儿子变形后,倒是主动承担起家庭支柱的责任。可惜这一主心骨的镇定、勇敢、果断主要表现在对待格里高尔这只甲虫身上。每次甲虫吓着了家人,都是他凶神恶煞地出面收拾,不是“发了狂”地发出嘘嘘声,就是恶狠狠地挥拳头,要么挥动手杖,要么砸苹果。
父亲的冷酷残忍对格里高尔来说并不吃惊,因为格里高尔“从他开始新生活的第一天便知道,父亲认为对他只有采取极端严厉的态度”。挥拳头也好,砸苹果也罢,不过是父亲严厉作风的延续——因为一以贯之,刺激伤害也就最小。
对格里高尔伤害最大的无疑是妹妹。
17岁的妹妹曾是格里高尔最感亲近的人。她与忙碌劳累的格里高尔不一样,与老迈迟缓的父母不一样,她充满了青春活力。格里高尔乐意看到她“睡得安安稳稳,穿得漂漂亮亮,参加一些不太花钱的活动”。这个沉寂的家里,唯有妹妹充满生气与活力,她是格里高尔的希望。因此,格里高尔秘密盘算着,并想法子筹钱打算送她去音乐学院。正因为格里高尔最疼妹妹,变形之后他唯一想到会因此伤心的只会是妹妹——“她聪明,当格里高尔还心平气和地仰卧着的时候她就已经哭了”。
如此心疼的人在格里高尔变形后,也的确表现出了冷静、勇敢和一定程度的关爱。是她打扫哥哥的房间,是她给哥哥送来饭食,是她想到了“要尽量为格里高尔在爬行时提供方便”。遗憾的是这难得的勇敢和关爱没有放“防腐剂”,十多天后,妹妹就对他举起拳头怒目而视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勇敢的人反而最胆小了。格里高尔听到妹妹说“我们必须设法摆脱他”的话,不由自主爬出来,母亲没被吓着,妹妹却尖叫起来,并且是夸张地奔向父亲的怀抱。之前好像是最心善的人,后来成了最先提出让格里高尔离开的人。
格里高尔死后,为了表示哀悼,“三个人都有点儿哭肿了眼睛”。好吧,照顾了,容忍了,哭过了,“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谁也不会对我们有丝毫的指责”。
那个最应该用母爱温暖儿子的人,却让儿子多次见到自己的丑陋给家人带来的惊惧,带给儿子最多的自责;那个在家庭变故面前最应该承担责任、力求拯救家庭的人,却是在灾难面前对儿子穷凶极恶的人;那个哥哥最心疼最爱的人却是伤害哥哥最深的人。那些惊惧,那些凶狠,那些尖叫与哭泣,让格里高尔变形后没有得到丝毫温暖。哪怕他自己对家人有一如既往的爱,也换不来点滴温情,最多只是容忍。长期的禁食和严重的躯体创伤,是格里高尔离开人世的外部原因,家人的厌弃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尤其是妹妹的提议、尖叫和哭泣,更是致命的伤害。
三、作者对人物的残忍
作家为了揭露表象背后鲜为人知的真相,反映人物真实的内心,常常采用让人物脱离生活常轨的办法。“只有打破了系统稳态才能使人物越出正常生活轨道,而人物一旦越出正常轨道,深层感情的秘密就可能以公开的形式暴露出来,这些感情如果不脱离正常轨道,只能永远隐藏在心灵深处,连人物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孙绍振:《审美形象的创造》,第641页)
这个家庭没有发生变故之前,像许多小市民家庭一样,经济上算不上宽裕,生活还算平静。父亲可以安闲地坐在早餐桌前一边看报纸一边吃饭,一吃好几个小时;妹妹可以穿得漂漂亮亮、睡得安安稳稳,参加一些不太花钱的活动;母亲的许多家务可以由年轻的女佣和老妈子代劳;一家人可以在饭后“轻松活泼的闲谈”,甚至可以有不定期的郊外散步。没有变故,各自内心的凶狠和残忍都有意无意地被掩盖了。有了变故,阴暗面就表露无遗。
令人意外的是,生活越出常轨后,除展示家人的残忍外,作品还为我们呈现了他们意外的收获。
父亲一改过去的慵懒,变得精神了,身板挺得直,头发梳得亮,衣服整齐得体。母亲给一家时装店缝内衣,虽然累了点,倒也体会到挣钱的喜悦。妹妹不再沉溺于个人世界,她懂事了,开始为家庭分忧,当上售货员,在晚上还学习速记和法语,生活有了目标。
更大的收获在于摆脱甲虫这个累赘后,生活重回正轨。父母看到以前那个“没有多大用处的”的女儿,如今变成了一个美丽的、丰满的少女了。他们还发现各自的工作“全都满不错”,感到“前景一点儿也不坏”。
“前景一点儿也不坏”的欣喜其实并不源自三人有发展前途的工作——三人的收入完全赶不上格里高尔做旅行推销员时的收入,辞退老妈子,更换寓所就是明证;也不是源自女儿那富有青春魅力的身体——女儿的身体当然不是因为甲虫的死掉才变得更有魅力,仅仅是因为他们丢掉了一个麻烦的、恶心的、恐怖的包袱。
心境决定一切。家人的幸福感源自心灵深处的冷酷。作者有意地用意外收获,用家人的欣喜来衬托内心的阴暗。
要反映人性的阴暗,其实可以不必这么极端,不必让人变成甲虫。比如让格里高尔突然丢掉工作,或者再残酷一点,让他残障而生活不能自理。但作者不这么“温情”,他就是要让家人的生活面目全非,而面目全非的好处是人的内心清晰可见。
四、作者对读者的残忍
表面上是作者对格里高尔及家人的残忍,其实也是对读者的残忍。读过小说,我们都会追问自己:假如某一天我们的家人变成甲虫,我们会不会是父亲、母亲、妹妹那样的角色?有人说人变甲虫只在艺术世界里才会发生,那好吧,退一步,我们会不会对重病在身、生活不能自理的家人的态度从悲伤到冷漠,从冷漠到厌弃,从厌弃到诅咒?会不会因累赘的消失而感觉自己的生活重回“艳阳天”?谁敢拍胸脯说:“我一定……”“久病床前无孝子”,有多少人逃得脱这样的诅咒?
格里高尔对自己的残忍叫人唏嘘,家人的残忍叫人愤怒。至于作者的残忍,从审美上讲,读者感受到的是高明的技巧;从生活角度考察,读者感觉到的是不寒而栗。
[作者通联:湖北巴东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