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信访工作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也使得一些信访干部陷入困惑。信访压力居高不下,信访矛盾化解艰难,信访之路走向何方,信访改革的方向如何把握。
　　2009年4月出版的《半月谈》,刊载了一篇题为《一名乡镇干部的自述:信访成本为何这么高》的报道。在这篇报道里,这位乡镇党委副书记对新华社记者倾诉了他多年从事信访工作的烦恼。
　　首先是信访工作消耗的社会财富之多:
　　“我在乡镇工作十几个年头,从事信访工作6年多,10多年来在几个乡镇干过,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成长为分管信访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自从分管信访以来,我天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李水富(化名)是一名远近闻名的老上访户,至今未婚、无业。从17岁随父亲以“受迫害”为由上访,30多年来,他几乎每年都要在重大会议召开时(如中央、省、市级“两会”等)上访。他一旦进京,或到省上、市里,镇政府都要安排专人去接访,甚至中途截访。每次接访,我们都要安排两人以上去,到省城、北京来回一趟,每次差旅费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上万元。每年单是稳控他一个人的费用就多达数万元,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在我们镇,既有李水富这样的个体上访案件,还有诸如未转正的民办教师、对补偿不满意的拆迁户等集体上访案件,每到重大敏感日期,都需要专人监控。一旦失控,我们必须围追堵截,确保他们不进省上京,实在控制不住,一旦到了省城和北京,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信访登记机关‘销号’(不被上级机关记录),确保不被‘一票否决’。”
　　其次是“一票否决”苦了基层党委、政府:
　　“前几年,信访部门是个群众的出气筒、社会的减压器。自从实行了信访“一票否决”制,上级信访部门成了“香饽饽”,只是苦了最基层的乡镇党委、政府。有些群众上访,确实是由于个别政府部门或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的原因。有些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政治素质差,三言两语想把群众打发走,能一天解决的拖上一个月,更有甚者办事不公,恶语相加,激起了群众不满,造成上访案件。”
　　“由于信访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但是对不负责、不办理的上级机关和部门却没有实质性的处理措施。慑于上级‘一票否决’的威力,许多乡镇对上访人除了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围追堵截外,别无他法。有时,还得委曲求全,不得已做一些让老实人吃亏、‘会闹腾的’赚便宜的事来。”
　　最难解决的还是一些比较棘手的群体性上访涉法涉诉信访案件:
　　“在我们这里有一个村,村里有两大家族,每次村委会换届,双方都争得不可开交。许多村民认为上访就能解决问题,上访就能引起更高领导的重视,致使我们的工作天天忙于接访,许多日常的行政事务根本无法开展。”
　　从这位乡镇书记的感慨中,不难感受到基层信访干部承受的压力。2009年的夏天,悲剧性的极端事件,终于在湖北房县信访局长吕世品身上出现了。
　　2009年7月9日,湖北房县信访局长吕世品的女儿被上访者方勇杀害。作案后逃走的方勇,10天后被发现自杀于房县凤凰山上。1986年因故意杀人罪入狱的方勇,2006年7月出狱后靠低保和卖菜为生,3年来一直为恢复公职的事情上访。
　　自2007年开始担任湖北房县信访局局长的吕世品,曾5次接访方勇,并告诉他,其上访所提要求不符合相关政策,无法满足。
　　据称,出狱3年的方勇,上访就像上班一样准时。他的希望是恢复公职,理由是:他当初没有办理开除公职的手续。经监察局、县政府、十堰市政府三级复核,明确回复方勇的诉求不予支持,他依然每天到县政府上访。
　　《新京报》的报道中称,吕世品说,去年他曾经两次在全局的信访大会上讲,大家要互相照應,防止信访局出现血案。这句话主要针对方勇。“我早就知道,血案迟早会发生,只是谁第一个发生的问题”,在吕世品看来,不是发生在他身上,也会发生在全国其他3000个信访局长的某一个人身上。
　　这种悲剧,也发生在广西贵港市某地原信访办主任吴宗明身上。因为与当地政府的拆迁补偿条件谈不拢,最后被断电、断水、断路并强制拆迁。这个前信访办主任也被迫走上了上访之路。
　　“当时我们信访局在贵港市是先进单位,我个人也是先进工作者。”吴宗明说,他绝没想到,现在自己竟也成了上访人员。
　　“这件事首先反映出,身处体制内并不是抵御公权力侵犯的天然保护伞。在巨大的征地拆迁利益面前,现官员早已顾不上体恤前同僚。”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信访问题专家于建嵘如是评论此事:
　　“从道理上说,吴宗明在原信访办主任这一头衔之外,还是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他上访,也是公民在根据信访这一国家正式制度行使申诉、控告、检举等宪法权利,本不应该有值得特别关注之处。然而,信访办主任上访“可笑”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权益是否确实受到侵害,他是否能找到制度性的维权途径。否则而受损害的不仅是弱势群体,也会包括中产阶级、体制内人员、甚至前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