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童谣伴随着我长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童年，正像那首歌中唱到的：“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成长在四合院里的老北京人，几乎都有唱着北京童谣长大的经历。
　　说起北京的童谣或叫儿歌（儿歌是“五四”时期歌谣运动开始后才普遍运用的名称），回忆起北京童谣的故事，还得从我出生的年代讲起。我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50年代流行最广的民谣是：“小汽车滴滴滴，里面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红旗，吓的美帝真着急……”至今使许多成长在五六十年代的老北京人记忆犹新，据说这也是在北京流传最广的民谣。每当我搜集到那一本本有关北京童谣的书，总是欢喜若狂，马上翻开读上两段，感觉倍儿亲切。那一句句、一行行的童谣在我脑海里回荡……犹记当年，夏天的树荫下，姥姥总是隔着我的小红兜兜，摸着我吃饱喝足的小肚，嘴里不停地哼着：“摩挲摩挲肚儿，开小铺儿，又卖油来又卖醋。”“水妞儿水妞儿，先出犄角后出头……”它们可能是我小时候最常听的童谣了。每天晚上，姥姥哄着我和弟弟一起入睡前，常哼哼着：“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口唱大戏。拉闺女接女婿，小外孙子也要去。不让他去他非得去，让他去他不去……”唱着唱着，姥姥也坐在床边打起了瞌睡。可即便如此，姥姥依然会一边打着瞌睡，一边坚持唱到我们入睡为止。
　　


　　说起儿时的童谣故事，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我家胡同里有个傻小子，生得细脖子大脑袋，外带前奔儿头，胡同里的小朋友常对着他唱：“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打伞，他有大奔儿头。”气得那傻小子一个劲地跳，追着我们满胡同地跑，可是，他越惱怒越追不着，气得干着急！
　　还有些童谣是专门用来作为跳皮筋儿的伴歌，记得在北京南城流传最广的是“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每当我哼起这首童谣，心中顿时涌起浓浓的温情。
　　老北京童谣中有一种属于另类，例如：“黄毛丫头去赶集，买个萝卜当鸭儿梨，咬一口齁辣的，谁让你黄毛丫头挑大的！”还有“数一数二数老张，老张的媳妇会打枪，枪对枪，杆儿对杆儿，不多不少十六点儿。”更有“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吗呀？点灯说话儿，熄灯做伴儿，明儿早晨起来梳小辫儿。”“一年级的小豆包儿，一打一蹦高儿。二年级的小地主，一打一跳舞。三年级的耍大刀，四年级的上子弹。五年级的一开枪，六年级的就滚蛋。”诸如此类的童谣。它们口口相传，源头不知。有人说这些另类的童谣，从文化内涵上分析没有什么教育意义，只是合辙押韵、朗朗上口。但我看来，这些童谣的内容多少反映着北京的地域文化、经济状况和历史传承。例如这一首童谣：“臭豆腐臭，酱豆腐香，谁买臭豆腐多给汤。”它反映的是老北京胡同中的叫卖文化。还有：“金箍棒，烧热炕，爷爷打鼓奶奶唱，一唱唱到大天亮。”“铁蚕豆，大把儿抓，娶了媳妇儿忘了妈。要妈就耍叉，耍叉就分家！”前一首反映的是说大鼓书的，后一首反映的是婆媳关系、孝道文化。再往前，追忆到解放前的抗战时期，当时老北京孩子们抽陀螺时常常唱的两句：“抽汉奸（即陀螺），抽汉奸，杂和面儿卖一千。”反映日寇统治时期物价飞涨，穷苦百姓借孩童之口发泄对现实不满的情绪。
　　


　　想当年，谁学到了一首别人都不会的童谣，那份骄傲劲头儿不得了。其实，童谣的广泛流传跟当时人们的文化消费有关。当年，没有游乐园，受经济所限，更不可能天天逛公园。孩子们没有更多的玩具，更没有电视、电脑……只能在胡同里坐着小板凳，玩着最“原始”的游戏，说说童谣，跳跳皮筋儿……童谣中独有的文字优美，至今回想起来还是那么妙趣横生，成为胡同里当年小伙伴聚会的谈资。
　　不知道如今京城现存的民谣还有多少人可以记起，可喜的是，我得知北京宣师一附小将童谣挖掘整理作为民间文学，申报了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得到了批准，为进一步发展和提倡现在的孩子们从小创作童谣做了件好事。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今天我回忆北京的老童谣是要让新童谣崛起，我们的文学工作者要辅导今天的孩子们多创作富有时代感、突出新意的北京新童谣！这就是我撰写此文的目的和初衷，温故而知新，传承是为了发展！要随时代脉搏反映孩子们的时代心声。让美好的童谣伴着孩子们度过美好的童年，让北京的孩子们在传唱优秀的北京童谣中健康成长。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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