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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伏北京，午后最高35℃，两个多小时查房后脱下防护服，王凌航早已浑身湿透。甩甩汗，他感叹：“刚查完房，又是一身巨汗。”
6月初，北京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又起，王凌航所在北京地坛医院承担确诊病人救治诊疗任务。因为发现早、北京市各界响应及时，此轮疫情中绝大多数确诊患者为轻型、普通型，收治在病房。但作为地坛医院感染病急诊科主任、发热门诊主任，王凌航还是每天查房，看看病人情况，“要掌握新冠病毒更多信息，不然心里不踏实”。
白衣执甲22年，王凌航曾在2003年抗击“非典”一线战斗，历经2008年手足口病、2010年H1N1、2013年H7N9等重大疫情，并曾作为国家卫生计生委抗击埃博拉专家援助几内亚……身为感染病急诊科主任，每遇新发突发传染病，他总顶在前沿的前沿，“感染病急诊科，職责所在”。
从二十三四岁血气方刚到年过不惑，两鬓略有斑白，王凌航对感染病尤其新发感染病穷追不舍的劲头从未改变。语速快且语气果断，谈专业滔滔不绝，涉及个人付出总是一语带过。
“医生也有‘蓝领’、‘白领’和‘金领’。‘金领’医生能够通过疾病诊疗，跳出疾病本身，从更高层面得出有益于医学发展和人类健康进步的见解及成果。做感染性疾病，要有国际化背景、视野和知识体系，才能更好适应当前传染病防控形势。”
未知病毒出现在2019岁尾。
12月底，一则“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聚集性肺炎病人”的新闻引起王凌航关注。几乎同时，大学同学微信群里，已陆续有同学接收确诊病人，或自己被感染。当时北京尚无疑似或确诊病例，职业敏感促使王凌航密切追踪，“同学知道我是感染病急诊科主任，就通过网络发CT片、病例等给我，一起探讨病程、症状和应对措施”。
大多数人在喜庆气氛中迎接新年时，王凌航和同学、同行们在找寻病毒真面目。他更加频繁地跟武汉同学沟通，“迫切想要了解武汉疫情中病人特征”。
1937年，冠状病毒首次从一种鸟类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中分离出来。冠状病毒，由R NA和N蛋白共同组成，结构简单却善变。人类冠状病毒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在普通感冒患者的呼吸道中发现，目前人类已知冠状病毒有6种，其中四种只引起普通感冒，另外两种则是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以及MERS-CoV（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它们曾入选为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病毒。武汉不明原因聚集性肺炎患者体内的病毒是人类历史上确定的第7种可感染人的冠状病毒（Human Coronavirus， HCoV），我国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
2020年1月1日，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李兴旺作为国家医疗专家组成员抵达武汉。一周后，地坛医院感染二科主任医师蒋荣猛作为国家卫健委第二批专家组成员奔赴武汉。他们与钟南山、李兰娟等专家一起在前方制定诊疗方案。王凌航留守北京，参与诊疗方案贯彻实施、修正更新、追踪病例等工作，并一步一步进行每一版最新诊疗方案解读。
人们喜迎春节，科学家们在破解病毒基因组。1月7日，中国研究者将新型冠状病毒全序列特征上传到NIH Gene Bank数据库和GISAID数据库供全球共享。五天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王凌航看到相关论文中写到，“在这些样本中都发现一种此前从未报告过、与SARS病毒核苷酸序列相似度达79%的冠状病毒”，又听说武汉感染新冠肺炎同学出现憋气等症状，他更加警觉。
1月本就是北京流感高发季，地坛医院感染病急诊科一天接诊百余位流感患者是常态。“当时对新冠肺炎症状、患者预后、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性等情况掌握不完全，科里有些年轻医护人员没参加过重大疫情防控，有点紧张”。王凌航感受到这种情绪，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武汉仓促应战，我们不能毫无准备”。1月18日早上，王凌航晨会时要求发热门诊医护人员提高接诊防护等级——穿隔离衣、戴帽子和医用N95口罩，马上通知马上落实，“在地坛医院，科室主任有权力提这个要求”。
两天后，1月20日2时44分，“@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官方微博发布：报告两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是北京首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两位患者是从湖北参加婚礼后返京的年轻夫妻，经地坛医院确诊后收入ICU负压病房。王凌航第一时间赶到，“真见到病例，心中更有数了”。
兵临城下，将士却从容。“当时已有跨国病例出现，北京一定会出现感染者。”王凌航已做好新冠肺炎疾病特征、诊断标准、疑似病例判定标准等相关专业知识储备，且随着疫情发展和同行研究进展而不断更新。每天工作完成后，他要再读完当天看到的所有新冠肺炎论文和文献。第二天早上8点，他带着最新资料出现在晨会上。
1月23日，北京宣布确诊两例新冠肺炎病例后第四天，当天晚上，一位37岁女患者带着6岁孩子前来就诊，说“我刚从武汉回来，没什么感觉，看到北京有确诊病例，就想查查。”当班医生听到这些，立刻警觉起来，可这位女士没有任何症状，血象也正常，拿不准主意，马上向王凌航汇报。听到刚从武汉回来，又发现胸片“右下肺有淡得几乎看不出来的斑片状影”，王凌航果断拍板：按疑似病例收进病房。
经实验室检测，这两名患者新冠肺炎病毒核酸均为“阳性”。
1月24日，除夕前一天，王凌航在办公室支起一张行军床，枕戈待旦。“这不是单位要求，而是医生职责和本能。家人没意见，他们早都习惯了。疫情大过天。”
此时，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实验室工作人员杨思园犹豫着找到王凌航。他老早就买好除夕一早机票，打算去成都与父母、哥哥一家过个团圆年。“平时工作忙，一年到头也就春节团聚”，可眼看疫情蔓延，主任每天晨会带来最新研究进展，他又不放心离开。 王凌航说：“大战当前，票都退掉吧。”
这个2016年入职、第一次经历重大疫情防控的小伙子，马上打电话跟父母说明情况，随即在手机软件上退掉票。“他们知道我搞传染病工作，都支持”。
除夕凌晨1时20分到早上9时11分，王凌航十几个电话全打给同事，以精准研判病例。当时地坛医院还保持正常运转，没有腾空其他病区来收治新冠肺炎病人。“一间病房最多收治四名确诊患者，如果是疑似患者，在确诊前一间病房只能收治一名，单人单间隔离。整个病区满打满算只能收二十六七位患者”。王凌航心里反复盘算，如果诊断慢，或是出错，患者等待检测时单人单间隔离就是浪费资源，必须确诊快速、准确，“每一张床都很宝贵”。
王凌航不停接打电话时，杨思园和同样退票不回家的于凤婷也忙起来。担心疫情发展迅速，擠兑医疗资源，等不及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知，王凌航就想各种办法拿到试剂和病毒基因序列，在地坛医院P2+实验室启动新冠病毒核酸诊断预实验。实验室就设在感染急诊科旁边，也由王凌航担任主任。杨思园和于凤婷按照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求，用两天时间备齐负压实验室规划、检测体系建设和检测方案，完成核酸检测能力储备。
1月25日，大年初一22：40，实验室准备完成当晚，地坛医院检验科接到医院通知，第二天到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参加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培训。三天后，地坛医院P2+实验室正式启动核酸检测工作。杨思园和于凤婷作为内援加入核酸检测队伍，从科研人员变为检测员，成为疫情中距离病毒最近的人。同一间实验室，承担起与平日完全不同的功能。日常工作是科研，是探索，核酸检测是临床，要快速准确出结果。8小时一班，防护服全副武装，从2月至今，杨思园一直如此。
2月5日，王凌航在《中华实验和临床感染病杂志》（电子版）2月号上刊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特征及应对》，对疾病谱、疾病特征、疾病分型等进行系统阐述，文章发表一周，被引用超过3000次。
地坛医院是北京市首批拥有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资质的三家医院之一。“之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由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一套流程下来需要一两天，本院有能力检测，只需要六七个小时，大大压缩时间。疫情袭来时，时间就是生命。”
王凌航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同学分布在湖北省内各医院，武汉为多。眼看湖北疫情一阵紧似一阵，王凌航跟着揪心，“恨不能立刻披挂上阵奔湖北”。但李兴旺和蒋荣猛两位专家，已作为国家医疗专家组成员驰援武汉，王凌航受命坚守“地坛”，守住北京。
2月底，北京已连续多日无新增确诊病例。伴着春意大家心里都稍有放松，战疫却在此间打响。2月29日，北京出现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距离首都机场11公里的地坛医院，负责机场送达有症状人员的集中筛查和收治工作。王凌航带着感染病急诊科全员上阵，“当你穿上防护服，战斗就开始了”。他让现场医务人员在防护服胸前、手套上，贴上国旗，地坛医院院子里，国旗始终猎猎招展。王凌航说，“想让归国人员一进医院大门就能感受到，回家了，安全了”。
归国人员从机场源源不断送来，救护车穿梭不停，地坛医院在院子里搭起几十米长临时帐篷，每一顶帐篷前面都排着几十米长队伍，医院核酸检测员24小时倒班，昼夜不停为归国有症状人员进行咽拭子核酸检测。“从来没有见过地坛医院院子里这么拥挤吵闹，人山人海”，王凌航直言压力骤增。深夜，每顶帐篷前都亮着白花花的节能灯，一长串的灯亮晃得人心慌，“精神时刻绷得紧紧的”。
很多待检测人员从国外一路辗转回来，舟车劳顿，十几个小时没吃没喝，因为疫情精神高度紧张，好不容易落地，又因有症状被送到传染病院……队伍里经常有恐慌、抱怨情绪。王凌航每天拿着扩音器，在等待核酸检测人群中穿行，一会儿扯着嗓子疏导秩序，讲政策；一会儿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耐心疏导，“筛查过程至少6至8小时，将心比心，大家的焦虑我都理解”。
面前越来越多归国人员待检测，“时刻面对几百人”，身边是从1月12日北京出现首个新冠肺炎疑似病例以来，已连续奋战48天的医院同事。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已具备大流行特征，同一天，北京首都机场开辟国际航班停靠专区。次日，北京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决定启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作为首都机场疫情高发国家入境北京旅客转运集散地。3月16日0时起，所有境外进京人员均转运至集中隔离点，进行14天隔离观察。地坛医院单日筛查人数突破300例。“连吃口饭都不踏实，因为你在吃饭时，你的兄弟在替你战斗”。
疫情不断变化，随之而来应对政策、隔离措施，甚至往返医院和隔离点之间车辆保障都跟着变。动态疫情防控下，王凌航手机每天都被打得滚烫，还是有大量问题迎面扑来，等他一一解决。他给大家下命令，“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应万变：不论各方面情况怎样变，临床医务人员立场不能变，百密不能有一疏；也不能急躁，随机应变处理问题”。
理解大家焦虑心情，王凌航内心承受着最大压力。持续高压下，王凌航血压飙升至160，头重脚轻，好像头上扣了口锅，心脏却咚咚咚狂跳。坚持两天后，他被告知必须马上接受手术，否则随时可能因阵发性心动过速猝死。
心脏射频消融手术后，王凌航被院领导强制休息。他没有回家，在办公室里补看关于疫情的专业论文。到晚上实在忍不住，王凌航偷偷溜到感染急诊门口，南门院子里依旧灯火通明，救护车川流不息，归国人员还在不断被送来进行核酸检测，他的兄弟们仍然紧张忙碌、扩音器里喊人的声音越发嘶哑……他站在那里，久久凝视。 三天后，王凌航重返筛查现场。
至3月23日0时（北京时间）起，新的防控措施出台，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均须从天津等12个指定第一入境点入境。王凌航和同事战斗告一段落。“我们核心工作是不漏检，守好第一道防线。我们做到了。坚持奋斗的每一天，我们都在创造历史。”
1998年，王凌航大学毕业，进入北京地坛医院，被分配到普通感染内科。北京地坛医院前身是1946年设立的北平市传染病医院，是北京第一所传染病专科医院，也是中国最早的国立传染病学科医院之一，承担除结核病以外37种法定传染病诊治任务。
从分配到普通传染内科第一天起，王凌航就开始找寻属于内科医生的价值感。他想起大学时一位老师说过，“外科大夫靠手艺，内科大夫靠思维。除常规诊疗操作外，最重要就是能对病情准确判断”。他还记得大学时有位病理学老师讲，“所有分科里，有一个科室很有成就感，就是传染科。比如一个患流行性脑膜炎的孩子，来时可能昏迷、血压不稳，经过一晚上青霉素治疗，第二天就神奇地站在你面前。很多传染病有特效治疗，掌握之后很快就能治好病人。”这让王凌航着迷。在科室丁静秋主任引导下，王凌航刻苦补学传染病学知识。
一次值夜班，王凌航收治一位从非洲回来的患者，刚来时有点发烧，但意识清醒。晚上九点多，患者出现“命名性失语”。“比如你拿出钢笔问他，这是干什么的？他知道是写字。你再问这叫什么，他却答不出叫钢笔。”王凌航想起丁主任说过“西非回来首先考虑疟疾、疟疾、疟疾”，赶紧给患者验血，血液中发现大量疟原虫。患者当时已经不能口服药，王凌航就给插了胃管，又找来一个小碗把抗疟药片研磨好，用生理盐水搅拌成匀浆，再通过胃管输进患者胃里。“本来可以找护士做这些，又想自己守着患者观察药效，索性一个人完成。”第二天一早，病人醒来，“命名性失语”症状消失。丁主任查房后不吝表扬这个年轻人，“小王晚上没叫二线，自己就把患者病情搞得挺清楚，治疗也及时，效果挺好。小王不错！”王凌航说那种成就感刻骨铭心，热情和使命感瞬间被激发。
普通传染内科两年，王凌航把该看的专业书看完，“好好学习，进步神速”，对常见传染病诊疗驾轻就熟。他发现自己面对重症传染病救治时还有太多不足，在轮岗时主动申请到感染病重症监护病房工作。五年ICU住院医生涯，危重症救治专业知识在王凌航心中织成一张大网，病人哪里出问题，他都能够迅速对号入座解决。地坛医院郭利民时任重症监护室主任，“技术非常好，要求也很高”，重症病人肾透析时，他亲自配置透析处方。王凌航看着学着，还觉得不够，2001年报考北大医學院肾内科硕士研究生。凭着一股子热情，王凌航在北大医院肾内科主任王梅出诊时跑到门诊部，自我介绍后说：“王主任，我要考您的研究生。”在王凌航记忆中，自己当时有些夸海口，王梅听后看着这个干劲儿冲天的小伙子，颇为惊讶。考研成绩优异，王凌航顺利进入王梅导师门下，专攻血液净化方向。
大半年时间，王凌航每天早上6点半到北大医院透析室，一边管理慢性肾病患者作血液透析，一边收集数据搞研究。
2003年春天，地坛医院ICU主治医师王凌航挺在北京抗击“非典”最前沿。“当时还是愣头小伙子，难免手忙脚乱。现在不会了。”
自那年4月21日起，北京“非典”病人波峰不断往上走，地坛医院5天内收治176例病人，占北京市“非典”病人数五分之一。当时地坛医院一台CT机都没有，时任院党委书记刘建英回忆，“设备和人员都不够用，救治压力非常大”。在外就读在职研究生的医务人员纷纷主动回来，到一线参加救护。4月27日，王凌航也从北大医院赶回参战，换上防护服进入重症监护室，负责诊疗本院五位感染“非典”肺炎护士。院领导要求治疗不能出问题，心理也不能出问题。王凌航闷在防护服里跟同事三班倒守在病房，不分昼夜，为昏迷病人进行深静脉导管，持续监测、调整呼吸机参数，“没日没夜地干，没有一个临阵退缩，最终这几位护士痊愈”。
直到此时，王凌航父母才知道地坛医院是传染病医院，儿子在传染病医院工作，而且在抗击“非典”一线，是电视新闻报道中那些穿着白色防护服、戴着护目镜与病毒短兵相接的战士之一。
经过抗击“非典”考验，王凌航体会到传染病医生的职业责任感和荣誉感，感染科重症监护室历练，又让他“内心增添帮助危重症患者与死神抗争的底气”。硕士毕业后，他婉拒导师直接转博的建议，回到地坛医院感染科。
“非典”后，传染病工作受到重视，地坛医院硬件设施“鸟枪换炮”，整体实力提升。2006年，王凌航受命赴法国勒芒医院进修气管镜检查技术三个月，回地坛医院建立气管镜检查室，为艾滋病合并肺部机会致病病原感染的检测提供有力平台，迄今完成镜下检查400余例。
2008年9月24日，投资10亿元建成的地坛医院新院正式启用，地坛医院成为北京市首家整体迁出五环的市属医院。200多间负压病房随时待命，应对突发传染病疫情。第二年五一小长假期间，甲型H1N1流感防控警报在北京拉响，5月16日，一例发热病人咽拭子标本流感病毒核酸检测发现甲型H1N1流感病毒可疑阳性，从美国回来的18岁患者已在地坛医院住院，地坛医院新院投入使用不到一年就迎来硬仗。王凌航再次披挂上阵。此后，他还多次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国内传染病防控工作。
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带来一场瘟疫灾难。作为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第三批赴几内亚医疗人员，王凌航参加抗击埃博拉战斗。在几内亚期间，王凌航发挥英语和法语双语优势，参与7期世界卫生组织区域性抗击埃博拉协调会，与参会各国代表及当地卫生主管、协调官员交流，了解第一手疫情信息。王凌航说，中国在塞拉利昂建设移动检测实验室等工作都在世卫组织会上被提到和肯定，切身感受到祖国强大，承担了更多的国际责任。
历经2003年“非典”、2008年手足口病、2009年甲型H1N1流感等重大疫情，一直在临床一线的王凌航开始透过疾病本身，探寻医学与生命科学深层要义。2010年，地坛医院与英国牛津大学开展合作共建，从院内选拔一名医生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任感染一科副主任王凌航脱颖而出，到牛津大学攻读临床免疫学博士。
来到牛津，最大困难在于他发现自己难以用专业词汇与导师、同学完整讨论交流，甚至不会用实验室最简单的加样枪，这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压力最大时，他曾怀念“舒适区”，又立刻告诉自己不能后退，当他“故作镇定地站在大家面前做完第一次全英文实验室报告”，自信开始慢慢建立。
王凌航研究免疫遗传因素对疾病特征影响，将艾滋病患者感染后基因序列测定作为研究重点，通俗讲就是“同样感染艾滋病毒，有人很快发病，有人长时间不发病，如果病毒相同，那么人体内哪些免疫因素决定每个人疾病表征不同”。他几次回国实地采集样本，在连续失败之后，找到分离两种相似度高达97%以上的基因全长测序的新方法，共发现12条新的KIR3DL1等位基因，这一发现丰富KIR基因数据库，填补该领域空白。
博士四年，王凌航说自己世界观得到重塑。他不再轻易相信结论，而是借助常识判断，运用逻辑分析，经过专业考量，再选择相信与否。他也不再固守结论和经验，而是在技术快速发展中，运用信息不断更新自己，“建立一套新思维模式”。
还有对医学科学精神理解的升华。在临床，王凌航眼中患者是个体，他喜欢守在病床边看治疗效果。读博士时，王凌航感受到另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突破临床层面，应该用哪些手段和方法将临床观察到的问题再往前推进一步？“这突破了我治好一个病人之后，大家高兴地庆祝一下的层面，而是上升到宏观，思考临床个案对这一疾病整体诊疗能够贡献什么”。
获得博士学位，王凌航重返地坛医院，并在感染中心建立P2+实验室，将科学探索精神带到更多临床医生身边。实验员杨思园眼中，王主任充满职业激情，总有好的科研想法。比如流感季，一些病人化验流感病毒结果呈阳性，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有流感症状，但流感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王主任会从患者临床特点让我们设计其他模型进行研究，总之不能轻易放过”。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王凌航回家次數屈指可数，“孩子在家实在情绪烦躁时，我就回去陪一下，一起看个电影聊聊天，然后再回来，一般也就半天时间”。他心思都在疫情上。在新冠肺炎疫情国家诊疗方案基础上，王凌航参与制定“北京方案”。他和年轻医生说，诊疗方案只是纲领，要学会独立思考，要一个病例一个病例地研究探索，“通过临床患者探寻疾病本质，通过疾病诊疗想到医学本身，通过对疾病研究推动人类健康事业发展”。
6月初，北京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又起，王凌航所在北京地坛医院承担确诊病人救治诊疗任务。因为发现早、北京市各界响应及时，此轮疫情中绝大多数确诊患者为轻型、普通型，收治在病房。但作为地坛医院感染病急诊科主任、发热门诊主任，王凌航还是每天查房，看看病人情况，“要掌握新冠病毒更多信息，不然心里不踏实”。
白衣执甲22年，王凌航曾在2003年抗击“非典”一线战斗，历经2008年手足口病、2010年H1N1、2013年H7N9等重大疫情，并曾作为国家卫生计生委抗击埃博拉专家援助几内亚……身为感染病急诊科主任，每遇新发突发传染病，他总顶在前沿的前沿，“感染病急诊科，職责所在”。
从二十三四岁血气方刚到年过不惑，两鬓略有斑白，王凌航对感染病尤其新发感染病穷追不舍的劲头从未改变。语速快且语气果断，谈专业滔滔不绝，涉及个人付出总是一语带过。
“医生也有‘蓝领’、‘白领’和‘金领’。‘金领’医生能够通过疾病诊疗，跳出疾病本身，从更高层面得出有益于医学发展和人类健康进步的见解及成果。做感染性疾病，要有国际化背景、视野和知识体系，才能更好适应当前传染病防控形势。”
“大战当前，票都退掉吧”
未知病毒出现在2019岁尾。
12月底，一则“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聚集性肺炎病人”的新闻引起王凌航关注。几乎同时，大学同学微信群里，已陆续有同学接收确诊病人，或自己被感染。当时北京尚无疑似或确诊病例，职业敏感促使王凌航密切追踪，“同学知道我是感染病急诊科主任，就通过网络发CT片、病例等给我，一起探讨病程、症状和应对措施”。
大多数人在喜庆气氛中迎接新年时，王凌航和同学、同行们在找寻病毒真面目。他更加频繁地跟武汉同学沟通，“迫切想要了解武汉疫情中病人特征”。
1937年，冠状病毒首次从一种鸟类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中分离出来。冠状病毒，由R NA和N蛋白共同组成，结构简单却善变。人类冠状病毒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在普通感冒患者的呼吸道中发现，目前人类已知冠状病毒有6种，其中四种只引起普通感冒，另外两种则是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以及MERS-CoV（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它们曾入选为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病毒。武汉不明原因聚集性肺炎患者体内的病毒是人类历史上确定的第7种可感染人的冠状病毒（Human Coronavirus， HCoV），我国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
2020年1月1日，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李兴旺作为国家医疗专家组成员抵达武汉。一周后，地坛医院感染二科主任医师蒋荣猛作为国家卫健委第二批专家组成员奔赴武汉。他们与钟南山、李兰娟等专家一起在前方制定诊疗方案。王凌航留守北京，参与诊疗方案贯彻实施、修正更新、追踪病例等工作，并一步一步进行每一版最新诊疗方案解读。
人们喜迎春节，科学家们在破解病毒基因组。1月7日，中国研究者将新型冠状病毒全序列特征上传到NIH Gene Bank数据库和GISAID数据库供全球共享。五天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王凌航看到相关论文中写到，“在这些样本中都发现一种此前从未报告过、与SARS病毒核苷酸序列相似度达79%的冠状病毒”，又听说武汉感染新冠肺炎同学出现憋气等症状，他更加警觉。
1月本就是北京流感高发季，地坛医院感染病急诊科一天接诊百余位流感患者是常态。“当时对新冠肺炎症状、患者预后、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性等情况掌握不完全，科里有些年轻医护人员没参加过重大疫情防控，有点紧张”。王凌航感受到这种情绪，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武汉仓促应战，我们不能毫无准备”。1月18日早上，王凌航晨会时要求发热门诊医护人员提高接诊防护等级——穿隔离衣、戴帽子和医用N95口罩，马上通知马上落实，“在地坛医院，科室主任有权力提这个要求”。
两天后，1月20日2时44分，“@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官方微博发布：报告两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是北京首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两位患者是从湖北参加婚礼后返京的年轻夫妻，经地坛医院确诊后收入ICU负压病房。王凌航第一时间赶到，“真见到病例，心中更有数了”。
兵临城下，将士却从容。“当时已有跨国病例出现，北京一定会出现感染者。”王凌航已做好新冠肺炎疾病特征、诊断标准、疑似病例判定标准等相关专业知识储备，且随着疫情发展和同行研究进展而不断更新。每天工作完成后，他要再读完当天看到的所有新冠肺炎论文和文献。第二天早上8点，他带着最新资料出现在晨会上。
1月23日，北京宣布确诊两例新冠肺炎病例后第四天，当天晚上，一位37岁女患者带着6岁孩子前来就诊，说“我刚从武汉回来，没什么感觉，看到北京有确诊病例，就想查查。”当班医生听到这些，立刻警觉起来，可这位女士没有任何症状，血象也正常，拿不准主意，马上向王凌航汇报。听到刚从武汉回来，又发现胸片“右下肺有淡得几乎看不出来的斑片状影”，王凌航果断拍板：按疑似病例收进病房。
经实验室检测，这两名患者新冠肺炎病毒核酸均为“阳性”。
1月24日，除夕前一天，王凌航在办公室支起一张行军床，枕戈待旦。“这不是单位要求，而是医生职责和本能。家人没意见，他们早都习惯了。疫情大过天。”
此时，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实验室工作人员杨思园犹豫着找到王凌航。他老早就买好除夕一早机票，打算去成都与父母、哥哥一家过个团圆年。“平时工作忙，一年到头也就春节团聚”，可眼看疫情蔓延，主任每天晨会带来最新研究进展，他又不放心离开。 王凌航说：“大战当前，票都退掉吧。”
这个2016年入职、第一次经历重大疫情防控的小伙子，马上打电话跟父母说明情况，随即在手机软件上退掉票。“他们知道我搞传染病工作，都支持”。
除夕凌晨1时20分到早上9时11分，王凌航十几个电话全打给同事，以精准研判病例。当时地坛医院还保持正常运转，没有腾空其他病区来收治新冠肺炎病人。“一间病房最多收治四名确诊患者，如果是疑似患者，在确诊前一间病房只能收治一名，单人单间隔离。整个病区满打满算只能收二十六七位患者”。王凌航心里反复盘算，如果诊断慢，或是出错，患者等待检测时单人单间隔离就是浪费资源，必须确诊快速、准确，“每一张床都很宝贵”。
王凌航不停接打电话时，杨思园和同样退票不回家的于凤婷也忙起来。担心疫情发展迅速，擠兑医疗资源，等不及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知，王凌航就想各种办法拿到试剂和病毒基因序列，在地坛医院P2+实验室启动新冠病毒核酸诊断预实验。实验室就设在感染急诊科旁边，也由王凌航担任主任。杨思园和于凤婷按照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求，用两天时间备齐负压实验室规划、检测体系建设和检测方案，完成核酸检测能力储备。
1月25日，大年初一22：40，实验室准备完成当晚，地坛医院检验科接到医院通知，第二天到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参加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培训。三天后，地坛医院P2+实验室正式启动核酸检测工作。杨思园和于凤婷作为内援加入核酸检测队伍，从科研人员变为检测员，成为疫情中距离病毒最近的人。同一间实验室，承担起与平日完全不同的功能。日常工作是科研，是探索，核酸检测是临床，要快速准确出结果。8小时一班，防护服全副武装，从2月至今，杨思园一直如此。
2月5日，王凌航在《中华实验和临床感染病杂志》（电子版）2月号上刊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特征及应对》，对疾病谱、疾病特征、疾病分型等进行系统阐述，文章发表一周，被引用超过3000次。
地坛医院是北京市首批拥有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资质的三家医院之一。“之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由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一套流程下来需要一两天，本院有能力检测，只需要六七个小时，大大压缩时间。疫情袭来时，时间就是生命。”
“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应万变”
王凌航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同学分布在湖北省内各医院，武汉为多。眼看湖北疫情一阵紧似一阵，王凌航跟着揪心，“恨不能立刻披挂上阵奔湖北”。但李兴旺和蒋荣猛两位专家，已作为国家医疗专家组成员驰援武汉，王凌航受命坚守“地坛”，守住北京。
2月底，北京已连续多日无新增确诊病例。伴着春意大家心里都稍有放松，战疫却在此间打响。2月29日，北京出现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距离首都机场11公里的地坛医院，负责机场送达有症状人员的集中筛查和收治工作。王凌航带着感染病急诊科全员上阵，“当你穿上防护服，战斗就开始了”。他让现场医务人员在防护服胸前、手套上，贴上国旗，地坛医院院子里，国旗始终猎猎招展。王凌航说，“想让归国人员一进医院大门就能感受到，回家了，安全了”。
归国人员从机场源源不断送来，救护车穿梭不停，地坛医院在院子里搭起几十米长临时帐篷，每一顶帐篷前面都排着几十米长队伍，医院核酸检测员24小时倒班，昼夜不停为归国有症状人员进行咽拭子核酸检测。“从来没有见过地坛医院院子里这么拥挤吵闹，人山人海”，王凌航直言压力骤增。深夜，每顶帐篷前都亮着白花花的节能灯，一长串的灯亮晃得人心慌，“精神时刻绷得紧紧的”。
很多待检测人员从国外一路辗转回来，舟车劳顿，十几个小时没吃没喝，因为疫情精神高度紧张，好不容易落地，又因有症状被送到传染病院……队伍里经常有恐慌、抱怨情绪。王凌航每天拿着扩音器，在等待核酸检测人群中穿行，一会儿扯着嗓子疏导秩序，讲政策；一会儿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耐心疏导，“筛查过程至少6至8小时，将心比心，大家的焦虑我都理解”。
面前越来越多归国人员待检测，“时刻面对几百人”，身边是从1月12日北京出现首个新冠肺炎疑似病例以来，已连续奋战48天的医院同事。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已具备大流行特征，同一天，北京首都机场开辟国际航班停靠专区。次日，北京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决定启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作为首都机场疫情高发国家入境北京旅客转运集散地。3月16日0时起，所有境外进京人员均转运至集中隔离点，进行14天隔离观察。地坛医院单日筛查人数突破300例。“连吃口饭都不踏实，因为你在吃饭时，你的兄弟在替你战斗”。
疫情不断变化，随之而来应对政策、隔离措施，甚至往返医院和隔离点之间车辆保障都跟着变。动态疫情防控下，王凌航手机每天都被打得滚烫，还是有大量问题迎面扑来，等他一一解决。他给大家下命令，“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应万变：不论各方面情况怎样变，临床医务人员立场不能变，百密不能有一疏；也不能急躁，随机应变处理问题”。
理解大家焦虑心情，王凌航内心承受着最大压力。持续高压下，王凌航血压飙升至160，头重脚轻，好像头上扣了口锅，心脏却咚咚咚狂跳。坚持两天后，他被告知必须马上接受手术，否则随时可能因阵发性心动过速猝死。
心脏射频消融手术后，王凌航被院领导强制休息。他没有回家，在办公室里补看关于疫情的专业论文。到晚上实在忍不住，王凌航偷偷溜到感染急诊门口，南门院子里依旧灯火通明，救护车川流不息，归国人员还在不断被送来进行核酸检测，他的兄弟们仍然紧张忙碌、扩音器里喊人的声音越发嘶哑……他站在那里，久久凝视。 三天后，王凌航重返筛查现场。
至3月23日0时（北京时间）起，新的防控措施出台，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均须从天津等12个指定第一入境点入境。王凌航和同事战斗告一段落。“我们核心工作是不漏检，守好第一道防线。我们做到了。坚持奋斗的每一天，我们都在创造历史。”
干劲冲天的小伙子
1998年，王凌航大学毕业，进入北京地坛医院，被分配到普通感染内科。北京地坛医院前身是1946年设立的北平市传染病医院，是北京第一所传染病专科医院，也是中国最早的国立传染病学科医院之一，承担除结核病以外37种法定传染病诊治任务。
从分配到普通传染内科第一天起，王凌航就开始找寻属于内科医生的价值感。他想起大学时一位老师说过，“外科大夫靠手艺，内科大夫靠思维。除常规诊疗操作外，最重要就是能对病情准确判断”。他还记得大学时有位病理学老师讲，“所有分科里，有一个科室很有成就感，就是传染科。比如一个患流行性脑膜炎的孩子，来时可能昏迷、血压不稳，经过一晚上青霉素治疗，第二天就神奇地站在你面前。很多传染病有特效治疗，掌握之后很快就能治好病人。”这让王凌航着迷。在科室丁静秋主任引导下，王凌航刻苦补学传染病学知识。
一次值夜班，王凌航收治一位从非洲回来的患者，刚来时有点发烧，但意识清醒。晚上九点多，患者出现“命名性失语”。“比如你拿出钢笔问他，这是干什么的？他知道是写字。你再问这叫什么，他却答不出叫钢笔。”王凌航想起丁主任说过“西非回来首先考虑疟疾、疟疾、疟疾”，赶紧给患者验血，血液中发现大量疟原虫。患者当时已经不能口服药，王凌航就给插了胃管，又找来一个小碗把抗疟药片研磨好，用生理盐水搅拌成匀浆，再通过胃管输进患者胃里。“本来可以找护士做这些，又想自己守着患者观察药效，索性一个人完成。”第二天一早，病人醒来，“命名性失语”症状消失。丁主任查房后不吝表扬这个年轻人，“小王晚上没叫二线，自己就把患者病情搞得挺清楚，治疗也及时，效果挺好。小王不错！”王凌航说那种成就感刻骨铭心，热情和使命感瞬间被激发。
普通传染内科两年，王凌航把该看的专业书看完，“好好学习，进步神速”，对常见传染病诊疗驾轻就熟。他发现自己面对重症传染病救治时还有太多不足，在轮岗时主动申请到感染病重症监护病房工作。五年ICU住院医生涯，危重症救治专业知识在王凌航心中织成一张大网，病人哪里出问题，他都能够迅速对号入座解决。地坛医院郭利民时任重症监护室主任，“技术非常好，要求也很高”，重症病人肾透析时，他亲自配置透析处方。王凌航看着学着，还觉得不够，2001年报考北大医學院肾内科硕士研究生。凭着一股子热情，王凌航在北大医院肾内科主任王梅出诊时跑到门诊部，自我介绍后说：“王主任，我要考您的研究生。”在王凌航记忆中，自己当时有些夸海口，王梅听后看着这个干劲儿冲天的小伙子，颇为惊讶。考研成绩优异，王凌航顺利进入王梅导师门下，专攻血液净化方向。
大半年时间，王凌航每天早上6点半到北大医院透析室，一边管理慢性肾病患者作血液透析，一边收集数据搞研究。
帮助危重症患者与死神抗争
2003年春天，地坛医院ICU主治医师王凌航挺在北京抗击“非典”最前沿。“当时还是愣头小伙子，难免手忙脚乱。现在不会了。”
自那年4月21日起，北京“非典”病人波峰不断往上走，地坛医院5天内收治176例病人，占北京市“非典”病人数五分之一。当时地坛医院一台CT机都没有，时任院党委书记刘建英回忆，“设备和人员都不够用，救治压力非常大”。在外就读在职研究生的医务人员纷纷主动回来，到一线参加救护。4月27日，王凌航也从北大医院赶回参战，换上防护服进入重症监护室，负责诊疗本院五位感染“非典”肺炎护士。院领导要求治疗不能出问题，心理也不能出问题。王凌航闷在防护服里跟同事三班倒守在病房，不分昼夜，为昏迷病人进行深静脉导管，持续监测、调整呼吸机参数，“没日没夜地干，没有一个临阵退缩，最终这几位护士痊愈”。
直到此时，王凌航父母才知道地坛医院是传染病医院，儿子在传染病医院工作，而且在抗击“非典”一线，是电视新闻报道中那些穿着白色防护服、戴着护目镜与病毒短兵相接的战士之一。
经过抗击“非典”考验，王凌航体会到传染病医生的职业责任感和荣誉感，感染科重症监护室历练，又让他“内心增添帮助危重症患者与死神抗争的底气”。硕士毕业后，他婉拒导师直接转博的建议，回到地坛医院感染科。
“非典”后，传染病工作受到重视，地坛医院硬件设施“鸟枪换炮”，整体实力提升。2006年，王凌航受命赴法国勒芒医院进修气管镜检查技术三个月，回地坛医院建立气管镜检查室，为艾滋病合并肺部机会致病病原感染的检测提供有力平台，迄今完成镜下检查400余例。
2008年9月24日，投资10亿元建成的地坛医院新院正式启用，地坛医院成为北京市首家整体迁出五环的市属医院。200多间负压病房随时待命，应对突发传染病疫情。第二年五一小长假期间，甲型H1N1流感防控警报在北京拉响，5月16日，一例发热病人咽拭子标本流感病毒核酸检测发现甲型H1N1流感病毒可疑阳性，从美国回来的18岁患者已在地坛医院住院，地坛医院新院投入使用不到一年就迎来硬仗。王凌航再次披挂上阵。此后，他还多次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国内传染病防控工作。
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带来一场瘟疫灾难。作为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第三批赴几内亚医疗人员，王凌航参加抗击埃博拉战斗。在几内亚期间，王凌航发挥英语和法语双语优势，参与7期世界卫生组织区域性抗击埃博拉协调会，与参会各国代表及当地卫生主管、协调官员交流，了解第一手疫情信息。王凌航说，中国在塞拉利昂建设移动检测实验室等工作都在世卫组织会上被提到和肯定，切身感受到祖国强大，承担了更多的国际责任。
不轻信结论，不固守经验
历经2003年“非典”、2008年手足口病、2009年甲型H1N1流感等重大疫情，一直在临床一线的王凌航开始透过疾病本身，探寻医学与生命科学深层要义。2010年，地坛医院与英国牛津大学开展合作共建，从院内选拔一名医生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任感染一科副主任王凌航脱颖而出，到牛津大学攻读临床免疫学博士。
来到牛津，最大困难在于他发现自己难以用专业词汇与导师、同学完整讨论交流，甚至不会用实验室最简单的加样枪，这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压力最大时，他曾怀念“舒适区”，又立刻告诉自己不能后退，当他“故作镇定地站在大家面前做完第一次全英文实验室报告”，自信开始慢慢建立。
王凌航研究免疫遗传因素对疾病特征影响，将艾滋病患者感染后基因序列测定作为研究重点，通俗讲就是“同样感染艾滋病毒，有人很快发病，有人长时间不发病，如果病毒相同，那么人体内哪些免疫因素决定每个人疾病表征不同”。他几次回国实地采集样本，在连续失败之后，找到分离两种相似度高达97%以上的基因全长测序的新方法，共发现12条新的KIR3DL1等位基因，这一发现丰富KIR基因数据库，填补该领域空白。
博士四年，王凌航说自己世界观得到重塑。他不再轻易相信结论，而是借助常识判断，运用逻辑分析，经过专业考量，再选择相信与否。他也不再固守结论和经验，而是在技术快速发展中，运用信息不断更新自己，“建立一套新思维模式”。
还有对医学科学精神理解的升华。在临床，王凌航眼中患者是个体，他喜欢守在病床边看治疗效果。读博士时，王凌航感受到另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突破临床层面，应该用哪些手段和方法将临床观察到的问题再往前推进一步？“这突破了我治好一个病人之后，大家高兴地庆祝一下的层面，而是上升到宏观，思考临床个案对这一疾病整体诊疗能够贡献什么”。
获得博士学位，王凌航重返地坛医院，并在感染中心建立P2+实验室，将科学探索精神带到更多临床医生身边。实验员杨思园眼中，王主任充满职业激情，总有好的科研想法。比如流感季，一些病人化验流感病毒结果呈阳性，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有流感症状，但流感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王主任会从患者临床特点让我们设计其他模型进行研究，总之不能轻易放过”。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王凌航回家次數屈指可数，“孩子在家实在情绪烦躁时，我就回去陪一下，一起看个电影聊聊天，然后再回来，一般也就半天时间”。他心思都在疫情上。在新冠肺炎疫情国家诊疗方案基础上，王凌航参与制定“北京方案”。他和年轻医生说，诊疗方案只是纲领，要学会独立思考，要一个病例一个病例地研究探索，“通过临床患者探寻疾病本质，通过疾病诊疗想到医学本身，通过对疾病研究推动人类健康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