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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标志着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失败。但是，也正是甲午战争的失败逼使沉睡的中国觉醒。中国从此开始了救亡图存的自强运动。
西方把日本近代化中的出色表现归之于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善于学习和摄取外来文化，这种解释是以“富国强兵”的价值观和单纯的经济增长作为评估的基准的。1938年，胡适在他用英文发表的《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认为，日本式的现代化处在统治阶级的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它是有秩序的、精打细算的、连续性的、稳定的、有效率的现代化”，但是，“日本的现代化并非没有很重大的不利之处。日本领导人在较早时期实现这一急速的转变，他们之中的最有远见者也只能看到与理解西方文明的某些表象。他们处心积虑要保存自己的民族遗产，加强国家与皇朝对人民的控制，因而小心翼翼地保护日本传统的大量成分，使之不致受到新文明的触染。人为地采用好战的现代化的强硬外壳来保护大量中世纪传统文化，在这其中不少东西具有原始性，孕育着火山爆发的深重危机。”
胡适预言的日本近代化的外壳中包藏的危险物果然像火山一样爆发，不仅炸毁了东亚各国近代化的初步建树，最后也炸毁了日本自己的近代化成果。这是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日本为了民族生存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明治维新，但是，军国主义膨胀起来的野心又严重拖累了日本。
恩格斯曾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因此，中日两国的近代化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改革内在动力的产生与持续
近代中国危机中的被动变革与日本明治维新的主动变革相比，清王朝的统治者在制度上的改革大大落伍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连续性是受一种无形的历史力量保障的，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无形权威是由人们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传统类型、风俗习惯、信念与传统来维系的。日本领导人充分调动了这些传统，整合资源，维持了转型时期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这与当年严复提出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的思想极为相合。而中国却在传统制度、思想和文化的桎梏下，没有激发出真正改革的内在动力与自主创新体制的能力，改革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禁锢下，已经严重扭曲形变。痛感改革是社会进步唯一出路的知识精英却在力挽狂澜时没有能力把握和控制改革的步伐与节奏，更没有可能认识到取道西方而创新于东方的“移植”与“嫁接”的衔合与统一。封建专制统治限定的改革是以维护封建王权为宗旨，而不是以社会进步为目标。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不可能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权力的失衡，权威的丧失，制度的禁锢，思想的保守，文化的束缚，最终导致清王朝成为跌倒的“泥足巨人”。因而，先进的生产力如果不能推进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改革的内在动力就永远无法真正出现。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外部刺激式”改革的悲剧根源所在。
改革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破旧”的压力来自统治集团的保守与惰性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所引发的国内局势的动荡或是受到外部世界的刺激和挑战；“立新”的动力来自冲破社会发展惯性所形成的变革力量。变革的压力是一个累积的过程，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如果疏导不及时就会带来危机，危机中的变革成败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因此，如何化解矛盾、处理危机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必须面对的风险和挑战，而能否成功应对，关键是统治集团的战略选择正确与否。战略的核心是抉择，抉择的关键是变革方式的选择，无论是渐进式变革、还是激进式变革，都一定要在统治集团的管控能力范围之内，统治权威的丧失将直接导致变革的失败，而成功驾驭危局的能力将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赢得强劲的动力和形成后发优势。因此，统治集团的素质与能力是改革能否获取内在动力的关键因素。
改革是战略选择不断修正和完善的过程。战略选择是以各自民族文化传统为积淀的统治者在历史客观条件下所作出的战略抉择。清朝前期的满清贵族锐意进取，突破自身原有落后的体制，开创出康乾盛世，而清朝晚期统治阶级的保守、落后和腐败在激进式变革的打击下，加速了统治权威的丧失，内忧外患最终导致了帝制崩溃、王朝解体的结局。改革的内在动力的产生与持續问题的解决不仅是统治精英的抉择与较量，而且，改革真正的持久动力来源于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尽管日本明治维新是一次资本主义变革，但是，其“富国强兵”的战略选择中所包含的“殖产兴业、振兴贸易”的经济政策和“扩充军备、抵御外侮”的国防战略是有其合理成分的，因此催生了民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的强烈愿望与热情，这为国家的发展和富强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之源。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仅仅是统治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的愿望，其改变也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而不是“制度”层面。没有动摇封建腐朽、没落的政治制度的根本，又没有民众的普遍参与和支持，失败就是其不可避免的结局。只有真正获取改革的内在动力，才能提高国家战略能力，增强国家管控能力，形成国家创新能力，也才能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潜力和坚实的基础。
政权的适应性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关系
日本明治新政权是在美国炮舰政策的胁迫下开始进行维新变革，其政权自建立起就具有强烈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而正是这种危机意识最终使日本避免了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命运，并在与西方的接触和对抗的过程中，不断吸收西方的先进科技和制度文明，完成国家转型，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但是，日本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保留了大和民族的“魂”——“武士道”精神，使日本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之路。日本的侵略扩张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在日本岛国地缘条件下的、岛国心态影响下、岛国战略思维导引下所作出的战略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矛盾，并通过“战争富国”，为日本经济的第一次腾飞奠定了基础。
改革的成败与政权的适应性紧密相关，政权的适应性与历史稳定性也同样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从日本明治政府决策者摆脱民族危机的战略选择可以看出，改革内在动力的产生是一个国家应对危机、走出困境的最好办法。因此，政权的适应性就成为一个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日本是在美国炮舰政策的压力下被迫开国。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既面临德川幕府的腐败统治所造成的封建社会的内部危机，又面临西方列强的外部压力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因此，明治政权在“王政复古”的名义下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也就是反封建的斗争，其中最能表现其改革决心的就是革除武士的特权。中下级武士出身的明治政府领导人在取得政权之后，并未对封建武士采取庇护政策，当他们感到庞大的封建俸禄已经成为“殖产兴业”的绊脚石时，就不惜冒武士阶级强烈反抗的风险，及时、断然地取消了武士特权。明治领导人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迅速完成西方国家花费一两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工业化，果断打碎闭关锁国的桎梏，大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文化以及各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己所用，并通过国家权力加速原始积累和推进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明治政府在扶植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始终是资本主义经济主体的一部分，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自由资本主义自发地进行和发展经济活动，而是利用天皇专制行使国家权力，由国家组织、指导和推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因而形成了日本工业化的特殊道路和模式。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朝野有识之士一致深感自己的国家落后于欧美，产生了一切学习西方的急切心情，提出了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全盘学习欧洲的“欧化主义”口号，甚至一度轻视日本固有的文化遗产。明治政府推行过直接抄袭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和技术的“移植主义”经济政策。这种不加选择地移植和引进导致国库金银大量外流、国内纸币暴跌、金银行价暴涨、抢购黄金成风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日本政府和企业界人士感到这种无选择、无止境“直抄”的移植主义政策将会造成国家破产，因此，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有选择地引进最急需、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结合日本的特点和社会经济的需要，明治政府果断提出发展经济的“国产奖励政策”，放弃一切学习都出国的“外国万能主义”，调整货币与金融政策，限制外国货进口，压制民间对外国货的消费，奖励国产产品出口。至此，日本纠正了“直抄”西方的移植主义政策，开始执行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现实主义经济政策。明治政府这一根本政策上的修正和改变，符合日本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对发展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国家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维护和统一
一个国家的内部安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很多方面，无论是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还是文化安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安全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有具体的安全指标，而各项安全指标的制定要有弹性和灵活性，必须随着变化的世界和国情而变化。
清朝前期之所以能够实现“国富民治”、“守土御侮”、“持盈保泰”，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雄踞东亚、独立发展。只要清朝的皇帝能够把国家内部的安全维护好，外部的威胁是可控的，而内部安全的维护靠的只是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因此，康雍乾政权在“安邦固本”的战略思想指导下，采取了“裕民”政策，实现了“家给人足”、“国富兵厚”。康熙朝之所以能够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抗击沙俄、征讨噶尔丹，完成国家的统一和对边疆地区进行有效的政治管辖和军事控制，无疑都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的前提下，解除了国家的内忧外患。尽管到了乾隆朝，乾隆仍能完成其自称的“十全武功”，但是，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已远远不及康熙朝。康熙在战乱后恢复封建经济，给当时的社会注入了活力与生命力，而乾隆朝的“承平日久”，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与耕地面积之间的矛盾，以及更为严厉的闭关政策，禁海、禁教、禁止对外贸易，以及大兴“文字狱”等一系列措施，导致清朝已经失去了前期的锐意进取、创造性和建设性，其主动选择的余地也在渐渐缩小。尽管是相同的战略思想，但是已显出颓势。在西方世界一日千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和制度文明的冲击下，天朝大国则在固步自封、盲目因循守旧的制度桎梏中一步步走到了尽头。
一个国家的内外安全紧密相连，同样，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也息息相关。日本通过发展来维护安全，并在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促进国家的发展。日本明治维新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其实就是日本安全与发展的國防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与外交政策。“国富”需要靠“强兵”，“强兵”需要靠经济实力作支撑，因此，要“殖产兴业，振兴贸易”，发展经济要靠知识，因此，“文明开化”就是“拓新知于海外”、“求知识于世界”，只有学习先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科技文明，才能达成本国的强大与振兴。体现了“以西方文明为目标”，“创东洋道德为本位”的“嫁接”与“移植”能力，其经世致用的原则与融入世界的能力，构筑了日本“积极防御”的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的统一。
但是，发展不等于安全，安全也不等于发展。战争可以富国，战争也可以亡国。清朝之败，败在无知；日本之败，败在无畏。危机感与忧患意识的缺失导致了中华民族经历百余年屈辱的沉痛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因此，奋起的绝不仅仅是武器装备的近代化，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与振兴。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衍生的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带给日本的是滚滚而来的战争横财，但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换来的是日本国家“软实力”的下降。“软实力”也是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硬指标。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安全，已不仅靠军事实力来支撑，更需要的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兼顾。
大清王朝过于把先人战胜明王朝的胜利归结于一场军事胜利，而没有意识到虽然同样是封建体制，但满清所以战胜明朝，是一个较为廉洁、简捷、有力的体制对一个昏庸、腐朽、无能体制的政治胜利。明清两朝前期都迎来了封建社会的盛世与辉煌。但是，封建王朝在执政后期的政治文化惰性和旧体制改革内在动力的缺乏，加之世界大势的变化和晚明与晚清经济的衰退，最终导致晚明战场上的军事挫败与晚清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屡战屡败的后果。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能否把握历史的发展机遇，既需要国家制定有前瞻性的国家战略，也需要强有力的统治集团来引领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并根据发展变化的国际大势和本国的具体国情及时调整发展方向，并在发展中时刻提防内外各种干扰因素对战略机遇期的影响和破坏。因此，地缘环境中的趋利避害，历史文化传统中的扬弃，战略选择中的“择其善而从之”，是今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责任编辑 王浩钟）
西方把日本近代化中的出色表现归之于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善于学习和摄取外来文化，这种解释是以“富国强兵”的价值观和单纯的经济增长作为评估的基准的。1938年，胡适在他用英文发表的《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认为，日本式的现代化处在统治阶级的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它是有秩序的、精打细算的、连续性的、稳定的、有效率的现代化”，但是，“日本的现代化并非没有很重大的不利之处。日本领导人在较早时期实现这一急速的转变，他们之中的最有远见者也只能看到与理解西方文明的某些表象。他们处心积虑要保存自己的民族遗产，加强国家与皇朝对人民的控制，因而小心翼翼地保护日本传统的大量成分，使之不致受到新文明的触染。人为地采用好战的现代化的强硬外壳来保护大量中世纪传统文化，在这其中不少东西具有原始性，孕育着火山爆发的深重危机。”
胡适预言的日本近代化的外壳中包藏的危险物果然像火山一样爆发，不仅炸毁了东亚各国近代化的初步建树，最后也炸毁了日本自己的近代化成果。这是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日本为了民族生存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明治维新，但是，军国主义膨胀起来的野心又严重拖累了日本。
恩格斯曾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因此，中日两国的近代化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改革内在动力的产生与持续
近代中国危机中的被动变革与日本明治维新的主动变革相比，清王朝的统治者在制度上的改革大大落伍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连续性是受一种无形的历史力量保障的，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无形权威是由人们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传统类型、风俗习惯、信念与传统来维系的。日本领导人充分调动了这些传统，整合资源，维持了转型时期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这与当年严复提出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的思想极为相合。而中国却在传统制度、思想和文化的桎梏下，没有激发出真正改革的内在动力与自主创新体制的能力，改革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禁锢下，已经严重扭曲形变。痛感改革是社会进步唯一出路的知识精英却在力挽狂澜时没有能力把握和控制改革的步伐与节奏，更没有可能认识到取道西方而创新于东方的“移植”与“嫁接”的衔合与统一。封建专制统治限定的改革是以维护封建王权为宗旨，而不是以社会进步为目标。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不可能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权力的失衡，权威的丧失，制度的禁锢，思想的保守，文化的束缚，最终导致清王朝成为跌倒的“泥足巨人”。因而，先进的生产力如果不能推进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改革的内在动力就永远无法真正出现。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外部刺激式”改革的悲剧根源所在。
改革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破旧”的压力来自统治集团的保守与惰性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所引发的国内局势的动荡或是受到外部世界的刺激和挑战；“立新”的动力来自冲破社会发展惯性所形成的变革力量。变革的压力是一个累积的过程，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如果疏导不及时就会带来危机，危机中的变革成败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因此，如何化解矛盾、处理危机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必须面对的风险和挑战，而能否成功应对，关键是统治集团的战略选择正确与否。战略的核心是抉择，抉择的关键是变革方式的选择，无论是渐进式变革、还是激进式变革，都一定要在统治集团的管控能力范围之内，统治权威的丧失将直接导致变革的失败，而成功驾驭危局的能力将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赢得强劲的动力和形成后发优势。因此，统治集团的素质与能力是改革能否获取内在动力的关键因素。
改革是战略选择不断修正和完善的过程。战略选择是以各自民族文化传统为积淀的统治者在历史客观条件下所作出的战略抉择。清朝前期的满清贵族锐意进取，突破自身原有落后的体制，开创出康乾盛世，而清朝晚期统治阶级的保守、落后和腐败在激进式变革的打击下，加速了统治权威的丧失，内忧外患最终导致了帝制崩溃、王朝解体的结局。改革的内在动力的产生与持續问题的解决不仅是统治精英的抉择与较量，而且，改革真正的持久动力来源于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尽管日本明治维新是一次资本主义变革，但是，其“富国强兵”的战略选择中所包含的“殖产兴业、振兴贸易”的经济政策和“扩充军备、抵御外侮”的国防战略是有其合理成分的，因此催生了民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的强烈愿望与热情，这为国家的发展和富强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之源。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仅仅是统治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的愿望，其改变也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而不是“制度”层面。没有动摇封建腐朽、没落的政治制度的根本，又没有民众的普遍参与和支持，失败就是其不可避免的结局。只有真正获取改革的内在动力，才能提高国家战略能力，增强国家管控能力，形成国家创新能力，也才能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潜力和坚实的基础。
政权的适应性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关系
日本明治新政权是在美国炮舰政策的胁迫下开始进行维新变革，其政权自建立起就具有强烈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而正是这种危机意识最终使日本避免了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命运，并在与西方的接触和对抗的过程中，不断吸收西方的先进科技和制度文明，完成国家转型，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但是，日本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保留了大和民族的“魂”——“武士道”精神，使日本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之路。日本的侵略扩张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在日本岛国地缘条件下的、岛国心态影响下、岛国战略思维导引下所作出的战略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矛盾，并通过“战争富国”，为日本经济的第一次腾飞奠定了基础。
改革的成败与政权的适应性紧密相关，政权的适应性与历史稳定性也同样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从日本明治政府决策者摆脱民族危机的战略选择可以看出，改革内在动力的产生是一个国家应对危机、走出困境的最好办法。因此，政权的适应性就成为一个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日本是在美国炮舰政策的压力下被迫开国。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既面临德川幕府的腐败统治所造成的封建社会的内部危机，又面临西方列强的外部压力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因此，明治政权在“王政复古”的名义下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也就是反封建的斗争，其中最能表现其改革决心的就是革除武士的特权。中下级武士出身的明治政府领导人在取得政权之后，并未对封建武士采取庇护政策，当他们感到庞大的封建俸禄已经成为“殖产兴业”的绊脚石时，就不惜冒武士阶级强烈反抗的风险，及时、断然地取消了武士特权。明治领导人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迅速完成西方国家花费一两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工业化，果断打碎闭关锁国的桎梏，大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文化以及各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己所用，并通过国家权力加速原始积累和推进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明治政府在扶植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始终是资本主义经济主体的一部分，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自由资本主义自发地进行和发展经济活动，而是利用天皇专制行使国家权力，由国家组织、指导和推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因而形成了日本工业化的特殊道路和模式。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朝野有识之士一致深感自己的国家落后于欧美，产生了一切学习西方的急切心情，提出了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全盘学习欧洲的“欧化主义”口号，甚至一度轻视日本固有的文化遗产。明治政府推行过直接抄袭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和技术的“移植主义”经济政策。这种不加选择地移植和引进导致国库金银大量外流、国内纸币暴跌、金银行价暴涨、抢购黄金成风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日本政府和企业界人士感到这种无选择、无止境“直抄”的移植主义政策将会造成国家破产，因此，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有选择地引进最急需、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结合日本的特点和社会经济的需要，明治政府果断提出发展经济的“国产奖励政策”，放弃一切学习都出国的“外国万能主义”，调整货币与金融政策，限制外国货进口，压制民间对外国货的消费，奖励国产产品出口。至此，日本纠正了“直抄”西方的移植主义政策，开始执行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现实主义经济政策。明治政府这一根本政策上的修正和改变，符合日本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对发展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国家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维护和统一
一个国家的内部安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很多方面，无论是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还是文化安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安全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有具体的安全指标，而各项安全指标的制定要有弹性和灵活性，必须随着变化的世界和国情而变化。
清朝前期之所以能够实现“国富民治”、“守土御侮”、“持盈保泰”，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雄踞东亚、独立发展。只要清朝的皇帝能够把国家内部的安全维护好，外部的威胁是可控的，而内部安全的维护靠的只是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因此，康雍乾政权在“安邦固本”的战略思想指导下，采取了“裕民”政策，实现了“家给人足”、“国富兵厚”。康熙朝之所以能够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抗击沙俄、征讨噶尔丹，完成国家的统一和对边疆地区进行有效的政治管辖和军事控制，无疑都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的前提下，解除了国家的内忧外患。尽管到了乾隆朝，乾隆仍能完成其自称的“十全武功”，但是，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已远远不及康熙朝。康熙在战乱后恢复封建经济，给当时的社会注入了活力与生命力，而乾隆朝的“承平日久”，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与耕地面积之间的矛盾，以及更为严厉的闭关政策，禁海、禁教、禁止对外贸易，以及大兴“文字狱”等一系列措施，导致清朝已经失去了前期的锐意进取、创造性和建设性，其主动选择的余地也在渐渐缩小。尽管是相同的战略思想，但是已显出颓势。在西方世界一日千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和制度文明的冲击下，天朝大国则在固步自封、盲目因循守旧的制度桎梏中一步步走到了尽头。
一个国家的内外安全紧密相连，同样，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也息息相关。日本通过发展来维护安全，并在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促进国家的发展。日本明治维新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其实就是日本安全与发展的國防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与外交政策。“国富”需要靠“强兵”，“强兵”需要靠经济实力作支撑，因此，要“殖产兴业，振兴贸易”，发展经济要靠知识，因此，“文明开化”就是“拓新知于海外”、“求知识于世界”，只有学习先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科技文明，才能达成本国的强大与振兴。体现了“以西方文明为目标”，“创东洋道德为本位”的“嫁接”与“移植”能力，其经世致用的原则与融入世界的能力，构筑了日本“积极防御”的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的统一。
但是，发展不等于安全，安全也不等于发展。战争可以富国，战争也可以亡国。清朝之败，败在无知；日本之败，败在无畏。危机感与忧患意识的缺失导致了中华民族经历百余年屈辱的沉痛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因此，奋起的绝不仅仅是武器装备的近代化，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与振兴。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衍生的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带给日本的是滚滚而来的战争横财，但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换来的是日本国家“软实力”的下降。“软实力”也是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硬指标。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安全，已不仅靠军事实力来支撑，更需要的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兼顾。
大清王朝过于把先人战胜明王朝的胜利归结于一场军事胜利，而没有意识到虽然同样是封建体制，但满清所以战胜明朝，是一个较为廉洁、简捷、有力的体制对一个昏庸、腐朽、无能体制的政治胜利。明清两朝前期都迎来了封建社会的盛世与辉煌。但是，封建王朝在执政后期的政治文化惰性和旧体制改革内在动力的缺乏，加之世界大势的变化和晚明与晚清经济的衰退，最终导致晚明战场上的军事挫败与晚清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屡战屡败的后果。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能否把握历史的发展机遇，既需要国家制定有前瞻性的国家战略，也需要强有力的统治集团来引领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并根据发展变化的国际大势和本国的具体国情及时调整发展方向，并在发展中时刻提防内外各种干扰因素对战略机遇期的影响和破坏。因此，地缘环境中的趋利避害，历史文化传统中的扬弃，战略选择中的“择其善而从之”，是今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责任编辑 王浩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