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意外地获得外祖父——辛亥革命烈士章培余的遗文《民生说》，随后又获得国史馆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珍藏的第一千五百七十六号档案，名称为“革命先进殉难抚恤案章培余等七员”的卷宗，这两件珍宝使我非常的激动和震惊。我的母亲是遗腹子，在外祖父二十九岁壮烈牺牲后六个月出生，她没有兄弟姐妹，外祖父牺牲后孤女寡母尝尽人世艰辛，经历战乱逃亡，长年在生存线上挣扎，穷困颠簸，不要说保存烈士遗物，就连一张烈士的照片也未能保存住。今年母亲去世已逾二十年，我作为母亲的长女也年近古稀，能获得外祖父的资料可谓弥足珍贵。《民生说》一文来源于开封冯氏藏报人家三代珍藏一百年的《开封民立报》，冯家人以极大的慷慨提供烈士后裔阅读复制，令人感动不已；烈士抚恤案资料是1928年广州国史档案馆保存，1947年先后分批转移至台湾，十分感谢海峡两岸朋友相助，使我得到当年国民政府总统府立案的外祖父为辛亥革命烈士的殉难抚恤卷宗。
　　章烈士培余，字读三，自谓痴人，笔名亚痴，生于1884年，牺牲于1913年7月13日，享年二十九岁，同盟会员，祖籍浙江绍兴。因其父章炳仁任清朝河南巡抚“文案师爷”而移居开封，幼读私塾，后毕业于开封法政学堂，该校是中国同盟会机关部之一。章培余受父亲的熏陶，对法学和历史用心探讨，生长于清朝末年的他耳闻目睹了清朝政治的腐败，很容易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民主共和”等政治主张。他积极参加1911年同盟会开封组织的光复河南义举，在进行革命发动工作中深感对民众进行法制教育的必要性，故联合同志组织创办“河南法政专门学校”。中华民国二年（1913），河南《实业报》登载的他创办法政学校的启示曰：“介于一般人民，素受专制，不识法律，深以为憾。兹特邀集同志，组织法政专门学校，俾期养成法政人才，刻已呈请民政局、教育司司长筹备处立案。该校内容系分法律本科、政治别科、法律补习科。想有志于法学者，自必欣欣然有所期矣！”
　　袁世凯窃权后，将河南作为封建复辟的基地，1912年3月派其表弟张镇芳任河南都督，镇压革命。同年8月，孙中山先生写信经曾可楼转陈伯昂，指示他在开封创建国民党河南支部，并创办该支部机关报——《开封民立报》。章培余、陈伯昂、罗飞生等一道积极参与创办该报，担任记者。1913年5月20日《开封民立报》创刊，创刊号为红字标题，第一篇本报发刊与旨趣，是亚痴即章培余所写。该报始终针对现实，坚持鲜明的民主革命立场，强烈反对袁世凯的卖国独裁和专制暴行，对其明讽暗刺，深刻揭露。因此，该报成了袁、张之流的眼中钉、肉中刺，非欲除之而后快。但是报人们不畏袁、张的反革命气焰，愈战愈强，由最初每日发行两千份，到后来发行七千份，为1913年7月以后全国爆发的以讨袁为宗旨的“二次革命”做了舆论准备。1913年7月28日《开封民立报》被张镇芳派军警武力查封，该报仅存在七十天，但这正可以说明《开封民立报》在河南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为打击袁氏反革命政权，辛亥革命领导人黄兴指示要在河南搞一个大的革命行动，以配合赣、皖、粤的反袁力量，河南的革命党人联合《开封民立报》的同志，密谋策划爆炸河南火药局，“预备将省城火药库炸完，将来南北决裂，易于内应”。
　　章培余烈士在开封是一个大家庭，父母、弟、妹及妹妹的婆家、堂兄弟均在开封。其妻身孕已有三个月，他深知危险在即，就将她送回娘家河南卫辉府，毅然担负起爆炸火药局的直接组织工作。和当时众多的家在外府，本人只身在省垣闹革命的同志相比，烈士做出这一举动，需要有更大的牺牲。1913年7月1日晚十点河南火药局爆炸成功，开封全城震动，全国革命党人欢欣鼓舞，各界予以密切关注，上海《民立报》、北京《民立报》进行了跟踪报导，这次爆炸不啻吹响了全国讨袁的进军号。袁非常愤怒，派韩春林到豫调查，张镇芳一面“电请辞职”，一面严饬缉捕涉案人员。7月3日烈士在袁宅街家中被捕，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保存的第三百零七号案卷纪录，火药局的具体爆炸事宜，烈士及其他《民立报》人并未直接参加，他们是发动人力车工人所为。
　　在本案被审讯的五人中，章烈士唯一身兼《开封民立报》记者和爆炸火药库人员双重身份。张镇芳之流想从他身上得到更多情报，对他提审拷打的次数最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审讯笔录也证明了这点，他的笔录字数最长，被记录“不知道”的地方最多，每一个“不知道”都有一阵拷打在后等着，但最终仍然只能记录“不知道”。他没有暴露参与爆炸案的上级领导及《开封民立报》的领导。据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文史资料披露，火药库爆炸前多次、多人开会研讨，研究的过程他很清楚，但被捕后最终一个人承担了这一事件的全部责任，使得至今火药局爆炸事件的组织领导进程仍然是一个谜，致使一些回忆录众说纷纭。由审讯笔录可知，烈士付酬金给雇佣的人力车夫，他应该是知道人力车夫姓名的，但在审讯中他仍用不知道姓名作回答，袁、张的爪牙最后只有根据他们在章烈士家中搜出的日记内容审案定刑的。通观烈士的供词没有一句对别人不利的话，可以感受到烈士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全他人的人格魅力，我们愈深入研究愈能体会到烈士自我牺牲、舍生取义的坚韧精神。从当时全国的形势看，火药库爆炸案是河南“二次革命”中的大事，使袁、张之流恼羞成怒，对本案的用刑应该是“二次革命”开封血案中最严重的之一，对章培余的用刑更是重中之重。笔者1982年第一次看到审讯笔录时，一种严刑拷打的血腥信息扑面而来，使我浑身颤抖血往上涌，几乎晕厥，不忍卒读。
　　幸而获得烈士在1913年所写的几篇文章，使笔者得以了解烈士能够抛弃富裕的家庭生活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不顾身后家庭艰辛、舍生取义的思想动力。笔者在《开封民立报》编辑主任罗飞声烈士长孙罗直那儿找到章烈士的六篇文章：1，1913.5.20《本报发刊与旨趣》；2，1913.5.21第二版《论独立与合群之关系》；3，1913.5.22第二版《民生说》；4，1913.5.26社论二《论民国之正式大总统》；5，1913.6.9社论二《论党祸之足以亡国》；6，1913.6.17社论二《说学生》。
　　上述六篇中今能得到全文的仅二、三、五等三篇。
　　《论党祸之足以亡国》一文传递出作者对政党领袖道德的忧虑。中华民国是“法定国非人定国”，本来法定国有政党是国家的补剂，是政府的后盾，起到促进政府进步的作用。让人忧虑的是执政党领袖的私心是有传染性的，“一、二枭桀飞扬跋扈，把党作为攫取权利的工具，驯致全国之人传染一致、私心滿腹，公道沉渊”。纵有主持公道的人也孤掌难鸣，久而久之造成党祸，殃及国家。
　　《论独立与合群之关系》一文表现出烈士用自然科学原理思考社会问题的特长，指出二十世纪初世界舞台有新的变化，“合群保种主义乃通行于欧美各国”，引申到我国推翻专制后政党林立，本可以伸张民权，以造就完全共和之民国。但出现了党派不顾国体大局，自侮自伐的局面，令人痛惜！
　　在此，笔者仅重点解读1913年5月22日登载的《民生说》。
　　《民生说》阐述了关于民生的七个观点。文章第一句话亮出本文的论点：“民生之机关恒塞于专制之下，而发达于共和之国。非共和之能达其生也。”下面从七个方面阐述本文论点：
　　一、“民自竞争其为生特籍共和以充其生，斯共和得而发达之，亦非专制以寄其生。”“民”在自然状态下竞争生存各自发展，这种发展只能在“共和”的国家体制下才能给予他们条件，“民”的这种发展也反过来促进共和国体的发达，专制政体绝不能形成这种互动互生的关系。
　　“民自放弃其为生，必附专制以寄其生，斯专制得而锢塞之”，“民”若放弃了自己发展的一份权利，必然会依附在专制体制上，在官僚专制机构里寄养以谋求个人的生存发展，这样专制体制将会更加阻止民生的发展。
　　二、“夫专制者非不汲汲于民生也，然生之聚之、孕而育之、长之养之、卵而翼之，皆所以厚一人之封殖，掌一人之权利而已。”本段，烈士用一系列排比句说明专制国体所以不能使“民生”发展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制度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加强和支撑一个人的权利。“惟其以天下奉一人，是故生之者即可杀之，不妨以一人之利害为斯民生杀之理由。君为刀俎、民为鱼肉，尚得为民有其生乎？”
　　三、“岂无发政施仁之主可以奠民生于不匮？”上有殷周、下有汉唐号称贤圣之君主，虽能使民休养生息，温煦百年，但仍有种种争权夺利的血腥事件发生。所以，“帝王金瓯之固皆不卹敛其脓血以铸成之，无他，专制以君为主体，所谓民者不过为造一人私产材料而已。故无论为暴主为贤君，其所以多狗斯民、牛马斯民则一也……鲁论中曾经指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礼经曰君者所养也，非养人者也”，在奴役民众上暴主和贤君是一致的，究其原因，是“皆以君为主体也，以君为主体则谈民生者特其附属品焉”。
　　四、“耳夫原其本始，积个人而社会，积社会而国家，民为天然之主体无疑也。”“民众”生存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民众放弃这一特权，不能抒发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能实现自己的生存权利，就如同待哺的婴儿不给他哺乳，婴儿会立刻死掉。烈士所言和英国人洛克1689年写在《政府论》中的观点是一致的：“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并使自己处于政府领导之下，其真正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所有物（property）即“人的生命（lives）、自由（liberties）和财产（Estates）。”烈士的论点也符合孙中山先生所言：“君主政权，系一人之主权，不听民意，故违公理，种种政策，莫不由一己之私，行一己之乐，不理民事，故此不能确立于世界。”
　　五、“斯民天然之特权，非君主所能夺之也，实由其甘自放弃不克自主耳。”烈士精辟地指出“有共和之国民，才能有共和之政权”。下面又用两个排比句强调：“有足以造就完全共和之国民，而后有圆满无缺共和之政体；夫苟共和之政体圆满无缺，而民生之机关亦必于是圆满无缺矣。”烈士的论点和孙中山先生的演说是一致的：“仆此解职，即愿为一人民事业之发起人。盖吾人为自由民，而自由民之事业甚多。且吾人困顿于专制政体之下，人格之丧失之久，从而规复之，需力绝钜，为时亦必多。仆不敏，请担任之。”孙中山先生甘愿放弃大总统的位置，欣然到民众中做发展民生的各项具体事情，足见先生能把民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没有丝毫的贪恋权位之心，因为先生能身体力行他所倡导的民生主义，使得国民党虽成立最晚又没有运动选民，但能在八十五个政党参加的议会选举中占得多数。孙先生深知我国国民困顿于专制体制下，已经丧失自己做主的人格太久了，为使国民恢复自己做主的人格“需力绝钜”。烈士追随孙先生的主张，在论文中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历代君王的愚民政策，尖锐地指出历代君王把神圣不可侵犯之“民”称作“群黎”（相聚成伙的人），称作“黔首”——老百姓，黔为黑色，称作“苍生”，这些称呼都是贬低“民众”的意思，使“民众”不知道自己应该拥有的权利，一代代地逐渐放弃了天然的神圣的权利，更不要说自己做主去实现自己的生存权利了！
　　六、阐述了以上五方面后，达到了本文的高潮，烈士用极简洁的语言解释“民生主义”的本质，在于“民之克自为生”的道理。他指出自有人类生存以来，如果“民”只知道依赖于专制权贵，必然会产生专制的国家体制；当“民”不依附于专制权贵，懂得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必然要求建立共和体制，所以共和的原动力在于“民”，烈士强调了民生主义所包含的人人参与政治的内容，响亮地提出“民实为促进共和之原动力”。同样，烈士的论点在孙中山先生的演讲中也能找到根据：“革命党为国民之先觉，奔走呼号，而国民甚少应之者，故民国不能成功，国民实不能辞其责。”梁启超先生1921年10月10日在天津学界“双十”国庆十周年会上的演讲也指出：“政治这样东西，不是一件矿物，也不是一个鬼神，离却人没有政治，造政治的横竖不过是人，所以人民对于政治，要他好他便好了，随他坏他便坏了。须知十年来的坏政治，大半是由人民纵坏。”这些演讲都说明只有全国人民都懂得行使民主权利，抒发自己的政治主张，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体，才能发展好“民生”。所以“民生主义”不仅仅是发展经济和实业，它需要良好的共和国体作支撑，否则就会造成经济越发展，社会问题越多的弊病。本文可贵之处在于道出了“民生主义”是在民主和民权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并且相互促进的真谛。
　　七、最后，烈士大胆地提出一个思考——国民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懂得“民生主义”，才能建成真正发展“民生”的共和国体，所以我们应扩大民生思想的宣传。如果人人都能把生来平等的生存权利自己掌握着，不依赖于别人，也不受别人的干涉，更不受别人的强行控制，那么，“极其为生能力必能达于圆满无缺之域”。民生的实力存在于共和国体之中，“今共和初建民气方扬，我国民能出其力以造时势，即不难充其力以竞生存，迎其机而导之，浚其源而开之”，因其利而扩张之，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振兴、一定会复兴。
　　《民生说》传递出烈士对新建的共和国体的美好憧憬，共和国体是支持“民生”的基石，因为共和国体是倡导民权和民主的国体，是倡导人人“克自为生”的国体，所以经济越发展，越能促进社会道德的良性循环，以社会道德的力量指导和推进国家体制去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尤其是贫富不均问题；反之，封建专制国体，“惟以一人之利害为斯民生杀之理由”，经济越发展，反而越促进社会道德的恶性循环，加重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
　　章培余烈士的《民生说》是他对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为建成真正的共和国体、为保护民生、为反对封建专制复辟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思想动力。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重温孙先生的“民生主义”，对于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辛亥革命将会有进一步认识。正如孙先生所说：“国民党成立以后，势力薄弱，又无运动，深恐不能取胜。此次选举议员，得占多数者，因有党德，合人民之公意耳。各党党纲大抵相同，我党则有一条民生主义，不使社会上有不平之事，是最紧要的。”可见“民生主义”是孙先生民主思想的重要内容！读这篇《民生说》，我们仍能感受到辛亥革命时期民主启蒙思想的光辉普及人心，让我们进一步体会到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还是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宋庆龄说得好，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场革命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清政府被推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