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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阅读《世纪》2011年3期，看到沈艺先生所写《抗战时期的香港〈国民日报〉社》一文，引起了我当年在香港摆花街上工作和生活的一些回忆。
摆花街上的姐妹报
其实，当年在香港摆花街上除去《国民日报》外，另有几家报社也设在那里，例如沈文中提到的《华商报》以及我工作过的《光明报》等。此外，摆花街上还有一些私营的小印刷厂和排字房，他们承担着一些报纸、书刊的排字铸版一直到印刷出版的业务。当时的摆花街很像上海的望平街，俨然成了香港的小文化街。
我是1941年重庆白色恐怖严重后，从重庆《新蜀报》撤退隐居在重庆青年会宿舍，并于当年6或7月接到萨空了老师从香港发来的通知，潜离重庆去桂林，再经柳州、玉林到广州湾(即现湛江市)后，搭海轮赴香港的。到港后先去九龙弥敦道国际新闻社范长江老师处，然后由范长江告知萨空了，再由萨空了到国际社陪我去香港摆花街《光明报》报社报到的。由于我是单身，《光明报》在附近摆花街上设有单身宿舍，我也就立即得到了安身之处，一间宿舍两个床位，与我同宿舍的是报社副刊主编施白芜老师。
香港《光明报》在我报到前已先创刊，它也设在摆花街上，而且和《国民日报》在同一街面上。也是一幢三层楼的街面楼房。而《华商报》则设在摆花街的另一边，离我们《光明报》稍远些。
其实整个一条摆花街并不很长，三家报社的距离实际上是相当近的。不过三家报社虽都在一条街上，但由于政治背景各异，各自的言论立场却大不相同，特别是有关抗日战争国策等问题，彼此的报纸社论和副刊、短评等方面往往会论战不休，你来我往煞是热闹。各报同仁中，有的是老相识，有的还是新闻界有一定声望的人，可是因为政治因素，途中偶然相遇，竟视若无人，互不招呼。现在想来，也真有些何必当初之感。
《光明报》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组成后设在香港的机关报。报社内部组织有编辑部和经理部两个部门。其核心是报社社长梁漱溟，总编辑俞颂华，总经理萨空了。编辑部主要人员有国际版杨潮(即羊枣)，要闻版潘朗（他从香港撤退至重庆后，任《国讯》主编)，副刊主编施白芜（解放后在北京文联工作)，外勤记者谢加茵等。经理部配有一名副经理(姓名已忘，好像是梁漱溟的学生唐东久)，每日陪梁老上下班，到报社后就分管报社有关发行印刷等业务。
我是报社会计主任，负责报社财务工作（在我到港前，报社会计工作先由《华商报》的副经理兼会计主任王家振暂时代理的)。我的办公桌设在编辑部施白芜同志处，我们两人又同住在一个宿舍内。施老师看到我本职工作不重，也喜欢写写弄弄，于是就让我帮他做个副手，平时代他收发审看来稿来件，副刊稿件少的时候，就帮他搞些短文小件填填空白，两人配合得还相当不错。
《华商报》从政治背景看，似应为中共香港地下组织所创办，在当时香港报纸中，《华商报》和《光明报》形似姐妹报，两报的抗日反蒋主张是基本一致的。由于大后方国统区难以畅所欲言地办报，因此均在香港办报，而报纸的发行并不局限于香港，还以大后方民众为主要的读者群之一。
《华商报》的主办者是范长江老师，他是我步入新闻界的领路人，我们两人相识于重庆青年记者学会。《华商报》副刊主编是郁风。我和郁风大姐是初识，她是一位画家，又是一位很有文采的散文家，她编的副刊版面构思精巧，雅俗共赏。当她得知我有时也喜欢弄弄笔墨，就约我给她副刊写稿。在她鼓励下，我曾就那两次从玉林到广州湾的三天路程旅途，写成一组“西南行”通讯小品供她副刊试用。这通讯稿我是一稿两投，一稿给郁大姐，另一稿寄给上海《申报》赵君豪老师，供他在《申报》以特约通讯员名义刊用(赵是我1939年在上海读新闻专修班的老师)。《华商报》经理部方面我熟识的人不多，现在只记得王家振一人，他是萨空了老师的学生，广东人，当时是《华商报》的副经理兼会计主任，广东解放后曾任《南方日报》或《广州日报》的经理。
香港《光明报》和《华商报》每日出版发行量均不大，两报广告收入也不多，但办报经费勉强可维持，所以仍能出版至日寇攻陷香港时才分别停刊。两报停刊后，员工根据组织安排分别隐匿民间，我和施白芜老师先被安排在摆花街附近的一家饮食店，帮助打杂、洗菜、洗碗等。不多久，我又被单独安排到香港下环附近一条小路上的一家杂货店居住。
穿越层层封锁线从香港撤退至内地
在日寇攻陷香港大约一个多月后，因粮食恐慌，日寇当局开始大量疏散人口，组织上乘机分批安排我们撤退。我和施白芜老师是得到叶以群同志的通知撤退的。两人先由藏匿的住所撤到中环胡李话道一幢小楼房，在那里见到了《华商报》的王家振一家人(他和夫人及姨妹)，后又有《光明报》的谢加茵，作家华嘉(解放后曾任广州文联负责人)，彼此蒙难重见，自有一番欢庆，握手拥抱不已。当天我们就住在这幢小楼内。翌日一早，大家按通知分头到香港西南侧的一个渡口等候渡船。在那里我们又见到了国际社的黎溯、唐海以及生活书店的赵晓恩和孙明心一家人。
我们这一批是组织安排撤退的，在人员集中后，先渡船去了香港岛对面的大洪岛，在那住了两天，然后才搭乘大渔船寻机越过日寇海上封锁线，偷渡到了澳门。到澳门后，我们一批人没有集中住在一起，分散居住于相距不远的几个澳门小旅店里。澳门当时是葡萄牙属地，日寇势力尚未进入，可以在澳门市内自由走动。所以我们这一批人不仅经常在一起，而且有一次还碰见了金仲华先生，他是由吴梅同志陪同由香港潜来澳门的。
香港撤退至澳门的人员怎样继续撤退，当时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乘船去广州湾，再由广州湾去内地；另一条是穿越日寇两条陆上封锁线前往内地。我们一批人是走陆路，穿越日寇两条陆上封锁线去内地的。为了继续撤退，我们一批人在澳门生活得十分紧张。首先是要兑换小面额钞票。当初香港撤退时，组织上分配给每人一张港币五百元大票，要兑成小票才方便市面应用。但澳门市面上大票调小票的兑换店也很难兑换这样的大票，又容易引人注目。只能到大赌场里先调换为赌场筹码，然后在赌场里出场时再用筹码调换成小票。为此我们一伙分别去过几次大赌场，也经此活动过了一把出入赌场的瘾。
另一项紧张活动是要设法取得通行证。越过日寇两条陆上封锁线，需要每人自己去日寇特务机关驻澳门的联络站办理通行证。而怎样向日寇特务机关申报通行证，需要根据各人自身条件设法解决。我因为年轻，广东话能讲但讲不多，也不像本地人，所以我编的申请理由是，声称自己原来在香港一家杂货店工作，老板是台山人，这次去老板台山家乡找老板解决生活的。结果我的申请竟被最早通过，拿到了通行证。当时去日寇特务机关驻澳门站申请办通行证的人每天有几百个，大部分是香港来澳门后要求转去日占区各地的。我们这一批共有男女十四人，申办通行证的时间是早上七点钟开始，我们每天都是天不亮就去日寇特务机关驻澳门站排队等候开门。有的人不一定能一次通过，要反复再去。所以为了通行证就前后花了三四天才得以全部解决，弄得人人疲倦不堪。
我们撤退的具体路线是由澳门跨过封锁线，进入日寇敌占的江门，再由江门穿越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封锁线到达广东肇庆。我们到达肇庆后，印象中好像《华商报》的华嘉和《光明报》的谢家茵两人先后分头离开大伙，各自去了广东的其他城镇。其他的人一起到广西梧州市(当时称苍梧)，然后搭船到柳州。《光明报》的施白芜老师到柳州后也和我们分手，离开我们转经贵阳去了重庆。余下的人搭湘桂线火车到达桂林，桂林市当时是香港文化界撤退内地的集合地点。
就这样我在香港结束了《光明报》的工作，转辗回到内地，开始在国统区大后方的新工作。
（作者为原上海《解放日报》老报人）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摆花街上的姐妹报
其实，当年在香港摆花街上除去《国民日报》外，另有几家报社也设在那里，例如沈文中提到的《华商报》以及我工作过的《光明报》等。此外，摆花街上还有一些私营的小印刷厂和排字房，他们承担着一些报纸、书刊的排字铸版一直到印刷出版的业务。当时的摆花街很像上海的望平街，俨然成了香港的小文化街。
我是1941年重庆白色恐怖严重后，从重庆《新蜀报》撤退隐居在重庆青年会宿舍，并于当年6或7月接到萨空了老师从香港发来的通知，潜离重庆去桂林，再经柳州、玉林到广州湾(即现湛江市)后，搭海轮赴香港的。到港后先去九龙弥敦道国际新闻社范长江老师处，然后由范长江告知萨空了，再由萨空了到国际社陪我去香港摆花街《光明报》报社报到的。由于我是单身，《光明报》在附近摆花街上设有单身宿舍，我也就立即得到了安身之处，一间宿舍两个床位，与我同宿舍的是报社副刊主编施白芜老师。
香港《光明报》在我报到前已先创刊，它也设在摆花街上，而且和《国民日报》在同一街面上。也是一幢三层楼的街面楼房。而《华商报》则设在摆花街的另一边，离我们《光明报》稍远些。
其实整个一条摆花街并不很长，三家报社的距离实际上是相当近的。不过三家报社虽都在一条街上，但由于政治背景各异，各自的言论立场却大不相同，特别是有关抗日战争国策等问题，彼此的报纸社论和副刊、短评等方面往往会论战不休，你来我往煞是热闹。各报同仁中，有的是老相识，有的还是新闻界有一定声望的人，可是因为政治因素，途中偶然相遇，竟视若无人，互不招呼。现在想来，也真有些何必当初之感。
《光明报》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组成后设在香港的机关报。报社内部组织有编辑部和经理部两个部门。其核心是报社社长梁漱溟，总编辑俞颂华，总经理萨空了。编辑部主要人员有国际版杨潮(即羊枣)，要闻版潘朗（他从香港撤退至重庆后，任《国讯》主编)，副刊主编施白芜（解放后在北京文联工作)，外勤记者谢加茵等。经理部配有一名副经理(姓名已忘，好像是梁漱溟的学生唐东久)，每日陪梁老上下班，到报社后就分管报社有关发行印刷等业务。
我是报社会计主任，负责报社财务工作（在我到港前，报社会计工作先由《华商报》的副经理兼会计主任王家振暂时代理的)。我的办公桌设在编辑部施白芜同志处，我们两人又同住在一个宿舍内。施老师看到我本职工作不重，也喜欢写写弄弄，于是就让我帮他做个副手，平时代他收发审看来稿来件，副刊稿件少的时候，就帮他搞些短文小件填填空白，两人配合得还相当不错。
《华商报》从政治背景看，似应为中共香港地下组织所创办，在当时香港报纸中，《华商报》和《光明报》形似姐妹报，两报的抗日反蒋主张是基本一致的。由于大后方国统区难以畅所欲言地办报，因此均在香港办报，而报纸的发行并不局限于香港，还以大后方民众为主要的读者群之一。
《华商报》的主办者是范长江老师，他是我步入新闻界的领路人，我们两人相识于重庆青年记者学会。《华商报》副刊主编是郁风。我和郁风大姐是初识，她是一位画家，又是一位很有文采的散文家，她编的副刊版面构思精巧，雅俗共赏。当她得知我有时也喜欢弄弄笔墨，就约我给她副刊写稿。在她鼓励下，我曾就那两次从玉林到广州湾的三天路程旅途，写成一组“西南行”通讯小品供她副刊试用。这通讯稿我是一稿两投，一稿给郁大姐，另一稿寄给上海《申报》赵君豪老师，供他在《申报》以特约通讯员名义刊用(赵是我1939年在上海读新闻专修班的老师)。《华商报》经理部方面我熟识的人不多，现在只记得王家振一人，他是萨空了老师的学生，广东人，当时是《华商报》的副经理兼会计主任，广东解放后曾任《南方日报》或《广州日报》的经理。
香港《光明报》和《华商报》每日出版发行量均不大，两报广告收入也不多，但办报经费勉强可维持，所以仍能出版至日寇攻陷香港时才分别停刊。两报停刊后，员工根据组织安排分别隐匿民间，我和施白芜老师先被安排在摆花街附近的一家饮食店，帮助打杂、洗菜、洗碗等。不多久，我又被单独安排到香港下环附近一条小路上的一家杂货店居住。
穿越层层封锁线从香港撤退至内地
在日寇攻陷香港大约一个多月后，因粮食恐慌，日寇当局开始大量疏散人口，组织上乘机分批安排我们撤退。我和施白芜老师是得到叶以群同志的通知撤退的。两人先由藏匿的住所撤到中环胡李话道一幢小楼房，在那里见到了《华商报》的王家振一家人(他和夫人及姨妹)，后又有《光明报》的谢加茵，作家华嘉(解放后曾任广州文联负责人)，彼此蒙难重见，自有一番欢庆，握手拥抱不已。当天我们就住在这幢小楼内。翌日一早，大家按通知分头到香港西南侧的一个渡口等候渡船。在那里我们又见到了国际社的黎溯、唐海以及生活书店的赵晓恩和孙明心一家人。
我们这一批是组织安排撤退的，在人员集中后，先渡船去了香港岛对面的大洪岛，在那住了两天，然后才搭乘大渔船寻机越过日寇海上封锁线，偷渡到了澳门。到澳门后，我们一批人没有集中住在一起，分散居住于相距不远的几个澳门小旅店里。澳门当时是葡萄牙属地，日寇势力尚未进入，可以在澳门市内自由走动。所以我们这一批人不仅经常在一起，而且有一次还碰见了金仲华先生，他是由吴梅同志陪同由香港潜来澳门的。
香港撤退至澳门的人员怎样继续撤退，当时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乘船去广州湾，再由广州湾去内地；另一条是穿越日寇两条陆上封锁线前往内地。我们一批人是走陆路，穿越日寇两条陆上封锁线去内地的。为了继续撤退，我们一批人在澳门生活得十分紧张。首先是要兑换小面额钞票。当初香港撤退时，组织上分配给每人一张港币五百元大票，要兑成小票才方便市面应用。但澳门市面上大票调小票的兑换店也很难兑换这样的大票，又容易引人注目。只能到大赌场里先调换为赌场筹码，然后在赌场里出场时再用筹码调换成小票。为此我们一伙分别去过几次大赌场，也经此活动过了一把出入赌场的瘾。
另一项紧张活动是要设法取得通行证。越过日寇两条陆上封锁线，需要每人自己去日寇特务机关驻澳门的联络站办理通行证。而怎样向日寇特务机关申报通行证，需要根据各人自身条件设法解决。我因为年轻，广东话能讲但讲不多，也不像本地人，所以我编的申请理由是，声称自己原来在香港一家杂货店工作，老板是台山人，这次去老板台山家乡找老板解决生活的。结果我的申请竟被最早通过，拿到了通行证。当时去日寇特务机关驻澳门站申请办通行证的人每天有几百个，大部分是香港来澳门后要求转去日占区各地的。我们这一批共有男女十四人，申办通行证的时间是早上七点钟开始，我们每天都是天不亮就去日寇特务机关驻澳门站排队等候开门。有的人不一定能一次通过，要反复再去。所以为了通行证就前后花了三四天才得以全部解决，弄得人人疲倦不堪。
我们撤退的具体路线是由澳门跨过封锁线，进入日寇敌占的江门，再由江门穿越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封锁线到达广东肇庆。我们到达肇庆后，印象中好像《华商报》的华嘉和《光明报》的谢家茵两人先后分头离开大伙，各自去了广东的其他城镇。其他的人一起到广西梧州市(当时称苍梧)，然后搭船到柳州。《光明报》的施白芜老师到柳州后也和我们分手，离开我们转经贵阳去了重庆。余下的人搭湘桂线火车到达桂林，桂林市当时是香港文化界撤退内地的集合地点。
就这样我在香港结束了《光明报》的工作，转辗回到内地，开始在国统区大后方的新工作。
（作者为原上海《解放日报》老报人）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