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人民的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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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1949年5月,陈毅出任首任上海市市长,秉持“建设人民的新上海”理念,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团结爱国工商业者,领导上海人民粉碎了敌人大封锁、大轰炸阴谋,维护了社会治安,安定了人民的生活,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建立新秩序,进而跨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下了不朽功勋。
  [关键词]陈毅;上海;接管;经济社会;人民城市
  2021年8月26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陈毅诞辰120周年。72年前,陈毅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率领百万大军解放了上海,并出任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上海市市长。他一切从实际出发,确定了“稳步前进,量力而行,实事求是”的接管方针,指出在接管上海的工作中,既不能采取性急的办法,也不能采取迁就的办法;要依据上海客观实际,稳步推进接管上海各项工作。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团结爱国工商业者,采取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为上海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为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新秩序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深刻揭示出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实践方向。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回顾陈毅为上海的接管和经济社会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对于上海建设新时代的人民城市意义重大。
  一、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上海解放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曾预言:共产党在军事上能攻占上海,但没有能力管理好上海,特别是经济方面管不好上海。陈毅在丹阳,以及进入上海后,不止一次地告诫同志们,上海是一只大“染缸”,解放上海后,接管上海、改造上海、建设新上海的任务更为艰巨,我们一定要把上海“染红”,绝不能被它“染黑”。这个意味深长的比喻,可以说是陈毅在上海开展工作的主导思想。正如他为纪念上海解放一周年所题写的:“上海人民按自己的意志,建设人民的新上海。”
  1949年5月28日,陳毅带领军管会所属军事、政治、财经、文教等各接管委员会的主要干部,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市长的身份,主持了接管旧上海市政府的仪式。从此,上海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面对国民党遗留的问题,陈毅认为,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上海的纺织厂纱锭占全国40%,贸易额占全国一半。上海工厂的烟囱若不冒烟,全国经济就将垮掉一半;上海市场一混乱,全国财经就会失去控制。陈毅认准一条,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坚决按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向华东局、向陈毅交代的接管方针办:集中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各党派,稳步前进。在接管初期日理万机、寝不安枕的紧张状况下,陈毅正是从这个大前提出发,亲自会见各界各方代表,进行政治“亮相”,政策交底。
  83万产业工人大军是建设新上海的主力。陈毅上任后参加的第一个集会,就是5月31日举行的上海工人纪念五卅运动的大会。他走上讲台第一句话便说:“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我们是归队来了!首先,让我代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向保护大上海的人民群众,致以热忱的感谢!”说完他向台下2000多名工人代表深深鞠了一躬。这句话充分体现了陈毅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进入城市后主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原则立场。陈毅在讲话中指出:“上海的解放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大改变,最主要所改变是工人阶级已取得领导地位,成了国家的主人翁,这改变是工人从五卅运动开始,努力了二十几年,才有今日的地位。为了要使新上海、新中国改观,工人们必须继续克服更大的困难,和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以及所有的工人阶级站在同一岗位和立场上,为主义奋斗,建设新中国。”
  陈毅非常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武装,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部分组成。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增加了军队的知识和政治上的敏感性,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的军队是愚蠢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同样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指出:“要改进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不要以外行充内行,干涉科学研究工作。要尊重原有的科学家、艺术家。”他还特别强调:“知识分子从事精神生产,很难以物质价值来计算和比较,所以对他们的生活待遇要有适当安排。”
  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人才荟萃的同时,情况也更加复杂,中共中央特任命陈毅亲自兼任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陈毅到达上海后的当天晚上,就召集军事、政务、财经、文教4个接管系统的干部开会,听取汇报并作了政策性指示。他对夏衍说:“明天起就开始接管,要注意‘先接后管’。你们文教的对象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教授、专家、文学家,所以情况不摸清楚不要乱管,先让他们安心,然后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千万不可居高临下。”
  6月5日,市政府邀请吴有训、周谷城、巴金、梅兰芳等160多位知名科学家、文学艺术家举行文化界人士座谈会,与会者名单是陈毅亲自参与制定的。他认为:“所有在上海的文化知识界代表人物,都要请到。当前最重要的事是团结。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内的和党外的,都要团结。在不团结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是吃过大亏的,现在胜利了,更要特别注意。”在座谈会上,陈毅和大家推心置腹,侃侃而谈,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他以自己知识分子的出身经历,鼓励大家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前进。他坦率地说,“我这个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个人的改变就经历了3个阶段:开头是地主家庭出身,信孔夫子那一套;后来接受了新思想,改信了‘德先生、赛先生’,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最后,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经过了矛盾、消沉、碰壁,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这种勇敢诚恳的自我解剖,实在是人们闻所未闻,并为之感佩至深。有人说这次座谈会之后,上海文化界就形成了“陈毅热”,可见影响之大。陈毅讲话后,有许多过去从不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学者也开始讲话了。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就在这次会上讲了国民党几次三番要把他送到台湾去,而终被他巧妙拒绝的故事。   上任头10天里,陈毅每天都要参加“大会”。他是有请必到,每到必讲,讲必痛快淋漓,生动有力,在宣传群众、促进上海的稳定和发展方面,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团结爱国工商业者
  上海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最为集中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陈毅积极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和三中全会精神,努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以调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业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以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成员共同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成为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陈毅认真贯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对其私有的生产资料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对资产阶级实行教育改造,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进上海不久,陈毅就主持召开“产业界人士座谈会”,邀请荣毅仁、胡厥文等90多位上海最知名的产业界人士参加。陈毅说:“工商界的朋友们!”——“朋友”二字一出,会场气氛就松动起来了——“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16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让我们共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充满担忧的工商界代表们,听了这番诚恳、坦率的讲话后兴高采烈。有人说,想不到这位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陈毅将军是这样质朴豪爽、豁达大度而又谈笑风生、亲切动人。有人说,陈老总的讲话可以说是一次“开诚布公、推心置腹”的谈心。会后,拥有申新系统9个纱厂的荣毅仁兴冲冲回到公司,对正在等候消息的经理、厂长们宣布:“即日作好准备,迅速复工!”42年以后,荣毅仁在回忆陈毅时说:“这次会议使我开始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也开始认识了共产党人。”他评价陈毅:“是一位普通一兵式的司令员,一位深切了解群众的领导,一位富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
  这次座谈会后不久,荣毅仁就邀请陈毅等市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赴家宴。接到邀请时,陈毅正在市委开会,大家就议论起来。有几位同志主张不去,理由是怕在政治上划不清界线,丧失无产阶级立场。陈毅意味深长地说:“你们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蔣介石国民党,却怕几个资本家?!真是怪事!难道同他们吃饭就会丧失立场?难道你们就不能利用吃饭的时间向他们做工作?我带头,你们还不敢去吗?”陈毅短短几句话极具说服力,消除了许多同志做民族资本家统战工作的顾虑。许多民族资本家说,他们认识共产党,就是从认识陈毅市长开始的。
  陈毅十分重视动员民族资产阶级投入解放初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当时私营纺织业因劳资纠纷和资金缺乏而发生困难,陈毅亲自走访刘靖基等人,并指示银行低息贷款,通过总工会说服工人服从大局,妥善处理劳资纠纷。他还千方百计帮助永安纱厂将搁在日本、香港的300多万斤棉花和1万纱锭的纺机全部运到上海。
  经过陈毅的工作,解放前夕跑到香港等地的味精大王吴蕴初、火柴大王刘鸿生等人先后回到上海,而且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有的企业家将抽调出的资金又调回大陆,发展生产。1950年“二六”轰炸时,刘鸿生接到特务寄给他的一封信,里面附有一粒子弹。信中说:“刘鸿生,这就是你的下场!”刘鸿生当即写信给陈毅,并附上特务的威胁函件。他在信中写道:“陈市长,我过去跟国民党走了几十年,他们干尽了坏事;共产党、人民政府是太阳,我决心跟你们走!”这是上海爱国企业家的共同心声。此后,陈毅还通过访谈、家访、会议等多种形式做企业家的工作,给他们吃“定心丸”,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在陈毅的领导下,上海民族工商业界克服重重困难,开工开业,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是全面的,既注意调动他们参与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因素;又对他们唯利是图、损公肥私的消极方面展开批评与斗争,在斗争中掌握党的政策。
  1952年2月,在陈毅的领导下,上海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陈毅认为,上海的“五反”斗争,是全国“五反”斗争成功的关键。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未改变,“五反”斗争只是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中间的那些最坏的危害国计民生的部分,使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下,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使国家经济健康繁荣地发展。这是“五反”运动的根本目的。他对上海的民族工商业者在建设上海、发展上海经济方面的作用,有着透彻而充分的判断。在“五反”运动中,他亲自掌握上海具有代表性的303名资本家的情况,一方面启发和教育他们积极生产,遵循新上海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又帮助他们自觉参加“五反”运动。当运动进入处理阶段时,有些干部认为“资本家‘退赔’数字越大的,就越严重”,处理应从重。陈毅批评了这种意见。他说:“资本大,加工订货的数量大,从而,五毒退赔的数字也必然大。但是,决不能因此就把大中型资本家都划成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划分五类户也要辩证地看问题,要看情节是否极其恶劣。单纯看退赔数字去划分五类户,不利于党的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也不利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陈毅的这些话,大大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水平,使上海“五反”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团结了大多数民族工商业者,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巩固新生政权,稳定社会秩序
  旧上海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城市,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和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上海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能不能站稳脚跟,直接关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否取得彻底胜利、新中国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正如陈毅曾尖锐指出的:“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针对旧上海遗留的流氓帮会、盗匪恶霸和国民党散兵游勇趁新政权刚刚建立、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机,疯狂进行的各种破坏和捣乱活动,陈毅强调:“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如不投降,只有灭亡。”他明确要求解放军部队要一丝不苟地做好警备工作,“我们的人或民主人士如被打掉了,或是发生了抢劫,警备部队要负责任,那是警备部队的耻辱!要真正做到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民主人士的民主自由。驻沪部队要克服困难,完成警备任务。”1949年6月11日,上海成立军警民联合办事处,以统一协调各方力量搞好治安工作。上海警备部队和市公安局在市军管会的统一领导和全市人民的支持配合下,集中力量对各种反动分子发起强大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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