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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由各个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包括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等。其中，经济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经济治理对其他方面的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和传递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因此，政治经济学，是我们深入领悟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的重要视角。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根据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规律做出的重大选择和理论创新。经济方面的治理能力，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治理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治理必然影响其他各方面的治理，同时，各个方面的治理也必须与经济治理协同推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复合概念，有着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因此，经济治理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内在要求，既要满足市场经济的治理要求，如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也要满足社会主义的治理要求，如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实现两个方面治理要求的有机统一。毋庸讳言，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上，我们始终面临着两个方面的矛盾冲突，不断面对新的挑战。因此，经济治理也必然更多地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展是硬道理，中国选择市场经济是为了更好更快发展；而经济治理的作用，就是要通过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合力，实现既能充分释放经济活力，又能保持良好的经济秩序，使经济发展活而不乱。经济发展与经济治理始终是一对相伴而行的概念。经济治理主要体现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上。
人民利益至上：经济治理的根本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治理也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经济治理离不开治理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一人民利益至上的思想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也体现出共产党人不变的价值观，因此也是经济治理的根本原则。
习近平同志在当选为总书记之际向世人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以后不断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 “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切实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 “人民群众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牵挂。” “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从政治经济学看，人民利益至上的观点，揭示的正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有过专门的表述。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不会随体制的改变而消失，改变的只是实现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基本经济规律必然对其他经济规律起到制约和导向作用。人民利益至上，必然主导着经济治理的方向和全部内容。
掌握实情、直面问题：经济治理的初始点
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鲜明的作风，也是经济治理的初始点。
治理，就是冲着解决问题来的。经济治理首先必须掌握真实的情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有13亿人口，治理不易，光是把情况了解清楚就不易。我常说，了解中国是要花一番功夫的，只看一两个地方是不够的。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13亿人口，了解中国要切忌‘盲人摸象’”。
掌握实情的基础上，必须直面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一口气点出了一系列现存问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医药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经济治理的对象。只有问题明确了，治理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在勇于直面问题的同时，还必须从理论上弄清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找到病根才能药到病除，抓住根本经济治理才能真正见效。
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经济治理的着力点
认真逐条分析问题的成因，可以发现问题生成于体制机制存在弊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因此，经济治理的着力点就应该放在规范市场秩序、统一市场规则、消除市场垄断、保护市场竞争，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上。
财税体制是经济体制的核心体制，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政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也与财税体制不健全有关。因此，财税体制的改革是经济治理的重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并且从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改革就是使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伴随着经济治理，必然是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
“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经济治理的核心
经济治理的核心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市场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
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存在不少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经济治理就是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主体释放更大的经济活力。
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所在。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严格依法行政，切实履行职责，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
从政治经济学看，市场与政府作用有机结合、实现活而不乱的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和市场失灵。首先，市场的活力来自竞争，但竞争必然引起集中，集中则可能导致垄断，垄断一旦出现，必然限制竞争。因此，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都会依靠政府的力量限制垄断、保护竞争。因此，想要市场的活力，就离不开政府对市场秩序的保护。其次，市场在自然资源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改善、贫富差距的缩小、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上的功能是失灵的，对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调节是滞后的。只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把握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市场经济，政府的作用就是要有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经济治理的根据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一贯主张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强调“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因此，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成为经济治理的根据和指南。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十三五”规划的制定；从提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到优化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及具体指导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部署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的治国理政大思路。他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特别强调：规划要先行，一张好的蓝图要一干到底，不能政府换届规划也换届，政贵有恒，一以贯之，要一茬接一茬接着干，干出来的都是实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是任何社会化生产不可改变的规律，能够改变的只是这个规律的实现形式。今天我们的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的政策正是这一规律使之。商品经济中，这个规律被蒙上了拜物教的神秘面纱，马克思预言只有物质生产过程“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才会把神秘的纱幕揭掉。他同时指出，“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改革开放前，我们忽视了这些物质条件，采取了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使发展陷入困境；改革开放后，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回到了发展史的自然过程。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减少这个过程的痛苦，同时，继续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顺应客观规律，驾驭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实现我们预定的目标，在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历史飞跃中不断有所前进。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就是这一探索的伟大创新。
满足感与获得感：经济治理的异化矫正
强调最终目标的实现，以最终效果检验经济治理的成败得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和独到风格。和以往只关注表面现象和沉醉于统计数字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总是不断强化对人民群众满足感和获得感的工作意识，并以此标准论英雄。在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准上，他尖锐地指出不能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针对人们普遍存在的高速增长热情，他指出要以平常心对待降速的新常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人民得实惠的增长。
其实，人类进行经济活动本来就是追求满足感和获得感。但资本主义经济却出现了严重的异化现象，经济活动逐步偏离人们的原始目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社会主义是自觉的，市场经济是自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该是“自觉+自发”的经济。但异化是人类社会的自发现象，只要有一定的条件，就会滋生、蔓延。只要搞市场经济，异化就不可避免。因此，自觉不能驯服自发，异化就会越来越严重，最终走上邪路。从政治经济学看，满足感和获得感的提出正是对种种异化的矫正，赋予经济治理以更深刻的功能。
联动集成、形成合力：经济治理的协同推进
经济治理必须考虑和其他方面治理的关联性，与生态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和政治治理联动集成、形成合力。
在经济治理与生态治理的协同推进上，针对体制不健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只管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破坏。因此，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
司法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部分。经济治理与政治治理的关系，主要反映在经济治理与依法治理的紧密结合、协同推进上。经济治理很大程度上直接表现为依法治理。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执行到市场规则、市场秩序的制定、形成，都必须有法律作为依据，也都要形成法律作为实现的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经济治理最终要表现为文化治理。所有的治理都表现为外在的强制，但所有的秩序最终要体现在人的行为上。人的行为，除外在的约束外，主要还是受内在动机的支配。外在的约束只有内化为人们的自觉，才能真正起到约束的作用。怎样才能使众多个人形成共同一致的行为准则呢？这就要靠文化治理。
从中国梦到五大发展理念，其实质就是在推动文化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认同和价值追求，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建立和形成所有市场主体的最大公约数，就是通过文化治理而实现经济治理的根本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今年五一劳动节，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特别呼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这些文化治理的落实，必将协同经济治理，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的良好秩序。
（作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
责任编辑：沈 聪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因此，政治经济学，是我们深入领悟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的重要视角。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根据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规律做出的重大选择和理论创新。经济方面的治理能力，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治理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治理必然影响其他各方面的治理，同时，各个方面的治理也必须与经济治理协同推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复合概念，有着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因此，经济治理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内在要求，既要满足市场经济的治理要求，如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也要满足社会主义的治理要求，如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实现两个方面治理要求的有机统一。毋庸讳言，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上，我们始终面临着两个方面的矛盾冲突，不断面对新的挑战。因此，经济治理也必然更多地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展是硬道理，中国选择市场经济是为了更好更快发展；而经济治理的作用，就是要通过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合力，实现既能充分释放经济活力，又能保持良好的经济秩序，使经济发展活而不乱。经济发展与经济治理始终是一对相伴而行的概念。经济治理主要体现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上。
人民利益至上：经济治理的根本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治理也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经济治理离不开治理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一人民利益至上的思想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也体现出共产党人不变的价值观，因此也是经济治理的根本原则。
习近平同志在当选为总书记之际向世人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以后不断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 “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切实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 “人民群众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牵挂。” “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从政治经济学看，人民利益至上的观点，揭示的正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有过专门的表述。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不会随体制的改变而消失，改变的只是实现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基本经济规律必然对其他经济规律起到制约和导向作用。人民利益至上，必然主导着经济治理的方向和全部内容。
掌握实情、直面问题：经济治理的初始点
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鲜明的作风，也是经济治理的初始点。
治理，就是冲着解决问题来的。经济治理首先必须掌握真实的情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有13亿人口，治理不易，光是把情况了解清楚就不易。我常说，了解中国是要花一番功夫的，只看一两个地方是不够的。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13亿人口，了解中国要切忌‘盲人摸象’”。
掌握实情的基础上，必须直面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一口气点出了一系列现存问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医药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经济治理的对象。只有问题明确了，治理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在勇于直面问题的同时，还必须从理论上弄清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找到病根才能药到病除，抓住根本经济治理才能真正见效。
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经济治理的着力点
认真逐条分析问题的成因，可以发现问题生成于体制机制存在弊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因此，经济治理的着力点就应该放在规范市场秩序、统一市场规则、消除市场垄断、保护市场竞争，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上。
财税体制是经济体制的核心体制，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政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也与财税体制不健全有关。因此，财税体制的改革是经济治理的重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并且从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改革就是使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伴随着经济治理，必然是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
“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经济治理的核心
经济治理的核心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市场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
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存在不少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经济治理就是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主体释放更大的经济活力。
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所在。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严格依法行政，切实履行职责，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
从政治经济学看，市场与政府作用有机结合、实现活而不乱的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和市场失灵。首先，市场的活力来自竞争，但竞争必然引起集中，集中则可能导致垄断，垄断一旦出现，必然限制竞争。因此，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都会依靠政府的力量限制垄断、保护竞争。因此，想要市场的活力，就离不开政府对市场秩序的保护。其次，市场在自然资源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改善、贫富差距的缩小、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上的功能是失灵的，对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调节是滞后的。只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把握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市场经济，政府的作用就是要有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经济治理的根据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一贯主张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强调“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因此，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成为经济治理的根据和指南。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十三五”规划的制定；从提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到优化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及具体指导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部署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的治国理政大思路。他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特别强调：规划要先行，一张好的蓝图要一干到底，不能政府换届规划也换届，政贵有恒，一以贯之，要一茬接一茬接着干，干出来的都是实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是任何社会化生产不可改变的规律，能够改变的只是这个规律的实现形式。今天我们的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的政策正是这一规律使之。商品经济中，这个规律被蒙上了拜物教的神秘面纱，马克思预言只有物质生产过程“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才会把神秘的纱幕揭掉。他同时指出，“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改革开放前，我们忽视了这些物质条件，采取了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使发展陷入困境；改革开放后，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回到了发展史的自然过程。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减少这个过程的痛苦，同时，继续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顺应客观规律，驾驭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实现我们预定的目标，在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历史飞跃中不断有所前进。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就是这一探索的伟大创新。
满足感与获得感：经济治理的异化矫正
强调最终目标的实现，以最终效果检验经济治理的成败得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和独到风格。和以往只关注表面现象和沉醉于统计数字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总是不断强化对人民群众满足感和获得感的工作意识，并以此标准论英雄。在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准上，他尖锐地指出不能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针对人们普遍存在的高速增长热情，他指出要以平常心对待降速的新常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人民得实惠的增长。
其实，人类进行经济活动本来就是追求满足感和获得感。但资本主义经济却出现了严重的异化现象，经济活动逐步偏离人们的原始目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社会主义是自觉的，市场经济是自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该是“自觉+自发”的经济。但异化是人类社会的自发现象，只要有一定的条件，就会滋生、蔓延。只要搞市场经济，异化就不可避免。因此，自觉不能驯服自发，异化就会越来越严重，最终走上邪路。从政治经济学看，满足感和获得感的提出正是对种种异化的矫正，赋予经济治理以更深刻的功能。
联动集成、形成合力：经济治理的协同推进
经济治理必须考虑和其他方面治理的关联性，与生态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和政治治理联动集成、形成合力。
在经济治理与生态治理的协同推进上，针对体制不健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只管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破坏。因此，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
司法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部分。经济治理与政治治理的关系，主要反映在经济治理与依法治理的紧密结合、协同推进上。经济治理很大程度上直接表现为依法治理。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执行到市场规则、市场秩序的制定、形成，都必须有法律作为依据，也都要形成法律作为实现的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经济治理最终要表现为文化治理。所有的治理都表现为外在的强制，但所有的秩序最终要体现在人的行为上。人的行为，除外在的约束外，主要还是受内在动机的支配。外在的约束只有内化为人们的自觉，才能真正起到约束的作用。怎样才能使众多个人形成共同一致的行为准则呢？这就要靠文化治理。
从中国梦到五大发展理念，其实质就是在推动文化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认同和价值追求，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建立和形成所有市场主体的最大公约数，就是通过文化治理而实现经济治理的根本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今年五一劳动节，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特别呼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这些文化治理的落实，必将协同经济治理，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的良好秩序。
（作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
责任编辑：沈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