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生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中国梦。我的文学梦原本深埋，人到中年心血来潮，竟也热爱做起了小说。然而，我的热爱越多，读写越多，疑惑越多，对小说究竟为何物，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中间走过哪些曲折，心中并无整体把握，对两千年来小说流变，特别是近百年新小说发展进程亦缺乏清晰的脉络。于是，我花一番功夫，渴望触碰到小说的体温和灵魂，以期有豁然开朗的读写。在古诗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道出了俯仰天地的快意，然而，攀登的过程无疑是艰难的，攀登者当然希冀得到研究者拨云见日的指导。
研究界对中国文学分期通常的看法是：1840年以前为古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为近代文学，1919年至1949年为现代文学，1949年至今为当代文学。其中，1978年之后又称新时期文学，2000年之后称新世纪文学，2017年之后或称新时代文学。作为本次研究对象的新小说当然不例外。
本文对中国新小说百年发展史做一探微，共分6个单元：中国小说发展简史；“五四时期”、建国前后、新时期小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先锋主义、娱乐主义；新小说现实主义主流及其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小说的创作、评论和阅读生态；小说的危机与未来。其中某些提法，或有不同之处，欢迎大家共同探讨。
一.中国小说发展简史
中国小说起源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自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天有多高盘古就有多高，天有多少岁盘古就有多少岁；女娲日遇七十二变，挥鞭抟土溅泥成人；及至共工怒触不周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由神话而传说，代代心口相授，终而落笔成文。古人的想象已近于小说。此类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最早散见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汇编整理的《山海经》一书。“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之由起，其实为文章之渊源也”（鲁迅语）。
到了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载：“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又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稗”为田间杂草，稗官即小官，是相对于史官而言的。古时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谈的小话，谓之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记载这些小话的文字就是小道，小技，或谓之小说，都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不入流，不入史，不登大雅之堂，与《诗三百》所谓“国风”、今人所谓“采风”意思差不多。
由于《诗三百》这部诗歌总集是由孔子编纂的，因此汉代以后被儒家奉为经典定名《诗经》。孔子曾说过：“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大约自汉而后，国民之风录入诗，正事录入史，而逸事则为小说了。
刘向《列仙传》多为神仙记，是否托名伪作，久已不可考。汉末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人多抱厌世主义，佛道盛行，庙宇巍然，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东晋时干宝作《搜神记》专为志怪，南朝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专为志人。晋代名士放浪形骸，纵酒高歌，扪虱而谈，玄学盛行，如刘伶纵酒裸衣高呼“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服”之类。天神，地祗，人鬼，中间夹一巫。巫即“万有神教”，可有求必应。巫通鬼神，玄而又玄。
唐传奇可谓真正的小说。写时事，篇幅长，故事曲折，多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对后世小说影响甚大，特别是开元、天宝以后，作者蔚起，做小说的人益多，如元稹《崔莺莺传》，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宋代“话本”兴起，市井通俗小说一为娱心，二为劝善，三为通鉴，怎么说就怎么写了。“说三分”，“唐僧取经”，“水浒英雄”开始流传。有陈寿《三国志》做主干，裴松之《三国志注》做枝蔓，宋“说话人”评书讲演，到元末明初由罗贯中添枝加叶增删连缀，遂有今天我们看到的《三国演义》，随后又有《水浒传》《西游记》等。《金瓶梅》，酒囊饭袋思淫欲也；《聊斋志异》，花妖狐媚多粉黛也；《儒林外史》，文人士林多讥讽也；《红楼梦》，富贵荣华终一梦也；《三侠五义》，侠武豪俊除强暴也；《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骂腐朽而追思富强也，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清小说至此蔚为大观。
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晚清戊戌维新梁启超号召“小说革命”，实为新小说造一先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诞生。至此，白话文取代文言，新文化取代旧文化，新小说取代旧小说，小说由小道变大道，成为时代的重要文体，至今已走过百年历程。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新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建国前后”是小说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改革开放40年“新时期小说”是又一个高潮。
“五四时期”指“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30年时间。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为救国救民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文艺发挥了启蒙先锋作用，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文艺家。其中以小说闻名的有鲁迅、茅盾、老舍、巴金，以及沈从文、钱钟书、丁玲、张爱玲等人。当然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很长。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家。他们的代表作品流芳后世，被后来者奉为经典，虔诚地给予推崇，膜拜，解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余响缭绕。
“建国前后”指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至建国17年这20多年的时间。在小說上成就突出的有柳青、赵树理、周立波和孙犁。这4人被誉为描写新农村生活的“四大名旦”和“四杆铁笔”。姚雪垠凭《李自成》蜚声文坛。还有吴强、杜鹏程、曲波、杨沫、梁斌、罗广斌、杨益言等人。其代表作即“青山保林，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分别指杜鹏程《保卫延安》，周立波《山乡巨变》，曲波《林海雪原》，杨沫《青春之歌》；“三红一创”分别指吴强《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红岩》，梁斌《红旗谱》，柳青《创业史》）。大约还可以加上一个汪曾祺，我们将在“自由主义”中说到他。 改革开放40年的“新时期小说” 距离我们最近。大国盛世人才辈出，文艺繁荣佳构如林。京津冀的汪曾祺、王蒙、刘心武、阿城、张抗抗、史铁生、毕淑敏、铁凝、王朔、刘震云、曹文轩，江浙沪的王安忆、叶兆言、余华、苏童、麦家、格非、毕飞宇，山东的莫言、张炜，陕西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东北的迟子建，四川的阿来，河南的二月河、李佩甫、阎连科，湖北的方方、池莉、熊召政，湖南的古华、唐浩明、韩少功，香港的金庸、古龙，台湾的琼瑶、白先勇，新生代的徐则臣、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蒋方舟等，更有茁壮成长并逐渐崭露头角的90后一代，可谓群星闪耀，触手可及。或许还说不上高峰耸立，但江河淮汉之姿、三山五岳之势已形成。“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老中青们同台竞技，集大成者为时不远，又或许就在你我身边。
二.“五四时期”、建国前后、新时期小说
中国新小说发端于“五四运动”，但以梁启超“小说革命”为先导。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统治每况愈下，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动政治改良运动。作为政治改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良主义文学运动水涨船高。1902年梁启超率先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号召“小说界革命”。随之夏曾佑的《小说原理》，狄平子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王无生的《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陶佑曾的《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徐念慈的《余之小说观》等文先后发表，都强调小说改造社会、教育民众的启蒙作用。
在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为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傳新思想的重要载体。小说由“小道中的小说”变身为“大道中的大说”。同时，魏源、严复等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翻译和介绍了不少西方作品。由于商业都市兴起，印刷业发达，报纸期刊创办，小说大量生产，空前繁荣。“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等名目应运而生。小说家的社会地位也得以提高。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性小说一经问世就受到普遍的欢迎。
爆发于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派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又一次重大突围，是一次追求进步、科学、民主的革命运动，是一次摧枯拉朽的崭新的文化革命。改良主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舆论先导铺垫，辛亥革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民主政治铺垫，西方翻译文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文艺文体铺垫，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思想理论铺垫，它们共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阔了视野，输送了营养，铺筑了路基。
“五四运动”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革命旗手，以胡适、鲁迅为文艺先驱，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胡适率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并创作发表了第一首白话新诗。陈独秀撰文《文学革命论》以为声援。鲁迅刊发了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两千多年来人吃人的封建社会发出了第一声呐喊。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结成的统一战线。“五四”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急剧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陈独秀、李大钊坚持革命理想。胡适、周作人走进研究室，走向自由主义。胡适自语“历史癖太深故不能做革命的事业”。周作人则大谈“人的文学”与“平民的文学”。满纸庸俗趣味的鸳鸯蝴蝶派继续做着粉饰太平的美梦，既不合时宜，也毫无出路。在文艺创作领域，只有鲁迅继续扛着文艺救国的大旗在战斗。
鲁迅的方向代表革命文学的方向。鲁迅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虽然个子矮小，但是战斗精神不小，而且极大而强。他身上具有彻底反封建的民族觉醒意识。他参与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批判与揭露现实，讽刺与感伤并重，直面现实，警醒民众，展现了强烈的革命激情。他自己的创作，前期重小说，后期重杂文，揭出病苦，引起疗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自此“文人无用”一跃而为“有用的文人”。单单凭此一点，鲁迅就已名垂不朽。
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小说，有《呐喊》的狂人，也有《彷徨》的看客。此外，还有茅盾所著《子夜》的民族资本家，巴金《家》里的革命与爱情，老舍描写北平胡同口的《骆驼祥子》，沈从文呈现湘西《边城》的美丽忧愁，钱钟书忧世伤生的《围城》，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等等。鲁迅用文艺医治国民的精神病，茅盾大规模描写中国的现实，巴金鼓励青年们追求新生活，老舍同情小市民的悲惨遭遇，钱钟书吐露文化人的时运不济，而沈从文偏爱吟唱田园的牧歌。他们的小说给人的大抵感受，有一个调侃的说法：沈从文是迷恋美女的，张爱玲是迷恋美男的，钱钟书是迷恋同侪的，丁玲女士是迷恋自己的。或者换句话说，鲁迅惯于用痛恨来表达爱，沈从文用忧愁来表达美，钱钟书用讽刺来表达清醒，张爱玲的岁月既不静好也不安稳，而是笼罩着冷艳的悲凉。
建国前后近30年的小说，整体上延续了左联一脉。时值抗日民族战争的危难时刻，中华儿女情绪高涨，军事抵抗之外，文艺首当其冲。一方面国统区的文艺死水微澜，另一方面解放区的文艺活泼生动。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批文艺家，取得了以歌颂革命与英雄为主的工农兵文学的大丰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孙犁《荷花淀》等，并因此而形成了两个略显不同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与荷花淀派。山药蛋派写乡土人，记乡土事，说乡土话，大众化的民俗化的乡土气息特别浓厚。荷花淀派也写乡土，但充满诗意，男女老幼，美景良辰，被誉为“诗意小说”，很多作品中洋溢着乐观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建国前后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倡导为革命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为工农兵的根本利益服务，成为紧密配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新中国成立后，小说始终保持着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步调一致的大方向。“青山保林，三红一创”，在一代又一代的民众心中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新时期小说紧随改革开放的步伐。4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文艺繁荣品类多样。在小说领域，作家多，作品多，读者亦众。80年代的文艺复兴是对十年浩劫所造成的割裂与摧残进行的自觉弥补与缝合，正如春韭割而复生长势愈旺。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其实大多是知青文学，而且以小说为主要选项。这些知青小说，要么是知青写的，要么是写知青的，要么是知青写知青的。当年知青们从四面八方上山下乡，奉献青春建设祖国，早已成为那个时代最壮丽的风景。刘心武、卢新华、冯骥才、周克芹，茹志娟、张一弓、王蒙，阿城、韩少功、路遥、王安忆，都写出了重要的知青小说。“饑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知青小说言为心声，文为事作，汪洋恣肆，不可抑止。
90年代市场经济确立，中国社会文化面临全面而深刻的转型期：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外、农耕与商业、计划与市场，观念冲突，碰撞激烈，犬牙交错，相互啮合。知青小说你方唱罢，先锋小说狂飙登场，新写实派异军突起。以马原、洪峰、残雪、格非、余华、苏童、叶兆言为代表的现代先锋派，在叙事模式和创作技巧上，模仿现代，反叛传统，毫无顾忌地进行“以形式为内容”的创新。以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规避意识形态语言，强化平民化视角，坚持感情去化的零度写作，醉心于寻找生活的原生态。
与改革开放同步，港澳台文艺之风吹到内地。在小说方面，以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以琼瑶、亦舒为代表的言情小说，以梁凤仪为代表的商业小说，都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进入新世纪，网络文学崛起，一大批80后90后在网络上野蛮生长。魔幻、玄幻、科幻，情场、官场、商场，耽美、穿越、架空，琳琅满目。尤其在资本助推下，网络IP被大量改编为影视剧，一个比一个生猛神话，一个比一个跑量圈粉，抢走年轻人碎片化的阅读时间。娱乐至死的流行文化谁可阻挡？
当然，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在民间酝酿已久的底层文学、都市文学、非虚构文学，包括网络文学，在新时代主旋律话语情境下开始向现实回归，表现时代精神，提倡宏大叙事，关注小人物，弘扬人本主义皆为应有之义。
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先锋主义、娱乐主义
中国新小说关于流派的说法舶来于欧洲。在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后，作为某种文艺思潮而存在的流派名称始露端倪。不过文艺思潮和流派名称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或者根本就是两回事。文艺思潮与文学艺术一起生而俱来，但作为一种流派名称却一直到18世纪末才出现。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源于德国、兴于英国、盛于法国的浪漫主义小说，留名后世的作家包括雨果和歌德。浪漫主义从内心感觉出发，热烈追求理想世界，继承了中世纪骑士精神，是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文学产物。
到了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欧洲又开始兴起批判现实主义。著名作家包括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美国的马克·吐温。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认为物质是独立于心灵之外的存在，强调用写实和批判的语调，描述自然与生活的逼真性，从而塑造典型形象典型性格。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堪为代表。
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主义开始出现并强烈反叛现实主义，而后迅速崛起的后现代主义又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其实原本就是一个主义，他们都注重内心的自我个体意识，作品中充满荒谬，虚无，混乱，悲观。如卡夫卡的《变形记》把人当作甲虫来写，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则披上了一层魔幻色彩。
后现代主义比现代主义反叛得更彻底、更无序、更绝望。他们认为现实生活就是一堆杂乱无序的乱麻，人类置身其中不过是一种被科学笼罩的、被时间碎片化的无奈。所以，后现代主义作家在作品中一般不评价，只展示，谓之零度写作，单纯强调创作或阅读的仪式感，愉悦就好，娱乐至死更好，而无关其他，也无所谓其他。因而后现代主义的作家是混乱的，作品也是混乱的，找不到秩序，分不清主流，理不出头绪，有时就只能付之于意识流或象征派。
中国新小说受欧洲文艺流派的西风东渐，具有几种流派的显性特征：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先锋主义、娱乐主义。先锋主义无疑特指现代主义。娱乐主义即所谓后现代主义。愚以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说法不准确。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以风格流派来归类，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却以时间概念来归类，显然不甚妥当。本文在此提出一个新说法：后现代主义因其娱乐性特质我们且不妨称之为“娱乐主义”（下文即沿用此说）。
中国新小说的浪漫主义代表作不多。“五四”时期郭沫若的诗歌属于浪漫主义，建国前后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小说具有浓厚的革命浪漫主义气质，此外几无代表作。这与新中国在建设的上升期突然遭遇了十年“文革”有关。大批理想主义者分外向往的乌托邦瞬间坍塌，讴歌未来的浪漫被迫止步。不过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网络原创小说中，人们似乎又看到了某些浪漫主义的身影。
现实主义是中国百年新小说的主流。从晚清梁启超“小说革命”伊始，到“五四”时期以鲁迅、矛盾、巴金、老舍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到建国前后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到改革开放40年的新时期小说，都以现实主义为主流。此外，建国前后描写革命战争的小说如曲波的《林海雪原》、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包括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以及后来的二月河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唐浩明的《曾国藩》、熊召政的《张居正》，秉持的都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手法。现实主义小说我将在下一个章节中详细说明。
这里着重谈谈自由主义小说。自由主义从“五四”传统分化出来，独立于现实主义而存在，缘于自由主义具有某种天然的疏远政治的倾向，当然同时也暴露出自由主义献身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并进而表现在他们所标榜的创作自由的立场上必然削弱的现实批判精神。在新中国统一意识形态语境下，自由主义要么自动变异，要么无疾而终。胡适、周作人离开，张爱玲出国，钱钟书寄情于学术，沈从文转入研究领域。只有汪曾祺是个例外，改革开放后重新拿起笔，以一己之力撑起自由主义的脸面，复活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坛。 谈到自由主义小说的代表作，无论如何绕不开沈从文的《边城》，钱钟书的《围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汪曾祺的《受戒》。撇开主义不论，单就他们小说中所描摹的现实生活来说，张爱玲是流连世俗的，沈从文是向往田园的，钱钟书是忧世伤生的，汪曾祺也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
譬如《围城》。有人说钱钟书借“方鸿渐的围城”阐释了“生活是荒谬的”这一哲学命题，充满自由主义兴味。其实《围城》从某些侧面揭露了“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包涵着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表达了作者对时局的无奈和痛恨，显现出一种典型的现实主义特质。只是批判性可能没那么强。荒谬是一个哲学命题，挣扎也是一个哲学命题。荒谬和挣扎都是一种现实存在，并不会因为现实美好或糟糕而增一分或减一毫。生命还有意义，挣扎还有价值。不挣扎才会归于虚无缥缈的荒谬。而《围城》的意义就在于这种挣扎。这正如方鸿渐的围城。方鸿渐被鲍小姐诱惑，怕苏文纨，爱唐晓芙，却稀里糊涂娶了孙柔嘉。而孙柔嘉呢，只想把方鸿渐和她自己关在一个笼子里。可是方鸿渐偏偏是个爱挣扎的主。从国内到国外，从上海到内地，回到上海又准备动身去重庆谋赵辛楣的职，他哪里有玩世不恭之心呢，分明是时局不利罢了。《围城》予人内心升腾的只有欲罢不能的挣扎欲望，而绝无放任自流束手待毙的虚无荒谬。
《受戒》源于43年前的一个旧梦，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真实，极简，朦胧，像清水一样柔，像处子一样美。故事虽与时代现实不搭边，却极包容，读之便能会心其妙，油然而生美好的向往。“过去的伟大与目前的堕落”不是悄然间叩问了你的魂灵么？！什么是宗教？宗教是世俗的安放。什么是世俗？世俗是宗教的念想。世俗和宗教原本是一对邻居，都是为了吃饭的干活。《受戒》与《边城》最大的不同：一个心是悬着的，散发出淡淡的忧伤；一个心是妥帖的，隐含着美美的期待。一个地方，一段情缘，一片净土，一点亮光，借助平白如话的还原，汪曾祺延续了他所师承的香火。谁忍心打破此刻的安宁呢？
20世纪80年代知青文学稍后，中国出现了反传统的艺术潮流，文艺界称之为先锋主义。马原以颠覆传统的叙事模式开启了先锋小说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一意孤行的狂欢与探索。洪峰、残雪、格非等不甘其后。先锋作家都是些聪明人，笨拙之人做不了先锋。先锋热衷于搞搞新意思，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律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奉卡夫卡、马尔克斯为神。遗憾的是，先锋主义模仿有余，创新不足。“以形式为内容”，为先锋而先锋，学到了形式而忘记了内容，不能不说先锋们的确跑偏了。如果一味玩弄技巧势必出路渺茫，最终逃不脱热闹一阵又复归找寻回家的路，重返现实主义发掘生活关爱灵魂的传统。“我就是那个汉人马原”也不过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沃尧“我佛山人”的翻版，其实就从传统中来。从思想和艺术的标准来看，小说如山水，山挺拔之，水环绕之，山环水抱，藏风聚气，方为佳境。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来看，小说如美人，外形甜美，内蕴气质，清俊丰韵，妩媚妖娆，自然倾慕者众。虽然近些年先锋探索归于沉寂，但是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先锋，都渴望能够拥有把玩于心的先锋明珠。
娱乐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都与现实主义扯不清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不妨将之视为现实主义的一条旁支。三者之間最大的不同，一言以蔽之：现实主义从现实生活出发，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自由主义从“自我”出发，为人性，为存在，为审美，乐于将独特的个体禀赋融入到作品之中；而娱乐主义眼中的现实生活是无规则、无边界、无所谓的。娱乐主义者留不住芳华，耐不住寂寞，藏不住失望，挡不住绝望，将小说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又美其名曰至高无上的时尚文化。娱乐至死是他们最醒目的标签。我读故我酷，我写故我在。而无关乎娱乐主义的温床是否切合中国既多元化又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环境。娱乐主义的消费市场极其庞大，继而在某种程度上张扬了他们的主义。早期张恨水们的鸳鸯蝴蝶，后来的琼瑶言情，金庸武侠，以及新世纪崛起的类型化网络小说，大抵可归此类。（关于娱乐主义参见笔者外一篇《娱乐至死的小说》）
四.新小说现实主义主流及其代表作
中国古典文学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源流。《山海经》神话传说、《诗经》、汉乐府、《汉书·艺文志》街谈巷语、《世说新语》志人小说、杜甫诗歌、唐宋八大家、宋话本市井小说、元曲、以《三国演义》《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小说、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代表的晚清小说、清诗黄遵宪等，基本上坚持了现实主义传统。而屈原宋玉之楚辞、汉赋、建安文学、唐诗李白、唐传奇小说、宋词苏轼辛弃疾、宋诗陆游、清诗龚自珍等，其人其文比较注重瑰奇想象，热衷抒发独特情感，颇多浪漫主义色彩。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浪漫主义诗歌有不少，比如以郭沫若《女神》为代表的白话新诗，以贺敬之《回延安》为代表的革命抒情诗，而小说则较多的延续了现实主义文脉。现实主义小说以鲁迅、矛盾、巴金、老舍等为开拓者，以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为传承者，以刘心武、古华、阿城等为寻思者，以路遥、陈忠实、莫言、贾平凹、余华、毕飞宇等为担当者，以马原、王朔、刘震云等为探索者，未来也必将在新时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涌现出一批集大成者。
百年新小说现实主义主流及其代表作主要有：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柳青的《创业史》，古华的《芙蓉镇》，阿城的《棋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贾平凹的《秦腔》，余华的《活着》，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王安忆的《长恨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阎连科的《日光流年》，阿来的《尘埃落定》，李佩甫的《羊的门》，毕飞宇的《推拿》等等。正在崛起的高盛创业小说可谓后起之秀。
现实主义小说首先着眼于正在发生的现实，同时也不吝描述过往的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向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此即“史诗”之谓也。作家若钟情于史实则历史味较重，若致力于愿景则多浪漫之风，若对现实生活轻描淡写而着意探讨人性的存在则趋向自由主义，若混迹于甚至游戏于现实则注定蹈入娱乐主义。这主要取决于作家怎样看世界，当然更离不开时代环境的诱因或意识形态的主导。鲁迅的狂人阿Q，茅盾的吴大老板林小老板，巴金的高家三兄弟，老舍的骆驼祥子和月牙儿，都取自那个时代活生生的现实。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受够了两千年人吃人封建压迫的狂人能不“发狂”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Q给得了他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么？正传者，主流也，而非旁流末流。祥子和月牙儿同属此类。倒是高老太爷、吴荪甫原本富贵人物，却也终究逃不脱破败的命运。非惟人力，实乃世态。“五四”时期这批作家们勇于触碰现实，敢于发出声音，通过小说挖掘现实困境塑造时代灵魂，正是了不起的文人担当。在我们这个商业时代依然显得难能可贵。（参见笔者外一篇《重新发现茅盾<子夜>的价值》） 被新时期文学奉为史诗之作的《白鹿原》，不妨在此做一简单比较。因为陈忠实也书写了辛亥革命前后那段历史。如果说黑娃仿佛于阿Q，则白嘉轩无异于赵老太爷。黑娃的革命更彻底，白嘉轩的统治更顽固。一生娶过七房女人的白嘉轩腰杆挺得太硬太直似乎显得着墨过多，风流浪荡的弱女子田小娥呢，又似乎显得着笔过狠。然则《白鹿原》的典型意义不在于揭露，而在于用转换了的不一样的视角扫描黄土高原上的风云变幻，借以表达乡村秩序的历史循环。柳青的《创业史》就完全不同。陈忠实唱了一曲挽歌，柳青鼓足了劲在建设。同样在山陕地界，视野再看大一点，小二黑的思想早解放了，包袱早卸下了，小芹早娶到手了；可是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还在苦难的生活中爬行。这不正是陈忠实着力在《白鹿原》中所揭示的历史循环的怪圈么？
现实主义小说关注人类的大命运，也不忘关怀生活中的小人物。《白鹿原》雄阔地展现了“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嘉轩不容怀疑终将被祠堂供奉代代相传，注定上不了家谱只能上耻辱柱的田小娥是否也让人叹惜？对十年“文革”浩劫的反思，《芙蓉镇》这个“小社会”坦然做到了，然而芙蓉姐的命运确是很多农妇曾经有过的痛。《推拿》里一群盲人在盲人店里推拿，“在小说中过日子”，也各自拥有他们的光荣梦想与喜乐悲欢。历史进程无疑是由人类这个宏大群体共同推进的，然而人类文明源自一个一个小人物蚁聚。
生活是小说的永恒母题，小说是生活的逼真表现。莫言的《红高粱》和余华的《活着》作为新时期经典而存在。“余司令”“我奶奶”“土匪种”的英雄本色，“福贵”“家珍”“凤霞”“有庆”“二喜”“苦根”还有那头也叫“福贵”的老牛的劳动者本色，他们不为谁而活，就为活着而活。命运的伪饰一旦撕开，只有赤裸的底色露出来。尽管这底色不免透着狠毒，也并不总是让人愉悦。小说首先是灵魂的艺术，然后才是叙述的艺术。对莫言颠覆性的叙述语言，一般读者开始的时候可能很不适应，慢慢地也就嚼出味道来了。余华这人很有一套。他从先锋探索得出一条重要经验：作家不说话，让人物说话，作家只听和写。“我奶奶”如果还活着还会像红高粱一样红，福贵如果还活着一定得继续承受苦难，就像也叫“福贵”的那头老牛一样至死方休。
现实主义要描写现实，无论礼赞抑或暴露。“为了救中国”是“五四”时期面临的最大社会现实，“建设新中国”是建国前后面临的最大社会现实，那么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什么才是最大的社会现实？——当然首先是中国人的中国梦！新时代的中国梦！在这个中国梦的新时代，人与自然又博弈又融合的新时代，全球化、城市化、网络化、智能化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商业文明、生态文明、科技文明交相辉映的新时代，无论是众志成城的大梦，还是白手起家的小梦，无论是四海升平的好梦，还是沧海一粟的碎梦，有太多中国人（包括英雄人物也包括小人物）的中国故事值得去大写特写。有思想、有阅历、有创意、有悲悯的小说家们生逢其时，大有用武之地，正可大刀阔斧地展现雄心和抱负。为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活就是一汪永不枯竭的源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毫无疑问，新时代的小说家尤其是70后的小说家们，他们最荣耀的历史使命就是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梦。把这个节点写下来，你也将成为经典。
先锋主义和娱乐主义也是关注现实生活的。但是先锋派和娱乐派们往往漠视现实生活的合理性又或者不合理性。马原的小说只着眼于“叙述圈套”的狂欢而毫不在意生活的逻辑。王朔惯于嘲弄现实，带点鲁迅遗风，少不得会骂人。可在这个和平盛世，批判的火候不好拿捏，否则既不合时宜更不讨巧。相较而言，刘震云的风格更温和一些，调侃得清醒。正如王蒙发力的意识流，虽然不大招人待见，但也不怎么招人烦厌。格非近年的代表作《望春风》先锋和现实杂糅，通篇用“性”来结构儒里赵村农人与农人的关系，好像除了“性”再也找不到其他瓜葛，我们在此调侃一下，格非所中马尔克斯魔幻的流毒不可谓不深。“四大名著”都有情色，却并不见色情，更符合国人口味。因为中国人向来偏爱人的社会性，看不惯动物本能。何如李佩甫的《羊的门》塑造一个集传统文化、民间智慧、地域特征和时代精神融为一体的中原强者形象？这些真是太符合河南的地域特色和国情了，其中是非，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非虚构文学正在还原更加逼真的现实。人们感叹“虚构比现实更乏力”，似乎非虚构小说比虚构小说更出彩。诚然，极目所见，新闻、音乐、美术、视频、人工智能，因其周期短、传播快、现场构思能力强，正在抢夺着、挤压着小说作家的使命，正在摧毁着、颠覆着小说文本的生命。而小说家及其小说呢，虽然具有深挖、深邃、深远的长期效益，但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总是显得慢半拍甚至极为滞后，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因此作家不满意，读者不满意，社会不满意。而万物互联时代已来临，世间所有的物质和精神，变化在加快，变异在滋生，变体在萌芽。小说也囊括其中。在极其有限的生命时间内，在日益拥挤的生命空间内，小说家们是领跑、并跑、跟跑，还是被超越、甩开、淘汰？这是一场时间与速度的竞跑，也是一场生命与意志的较量，更是一场责任与担当的考验。70后80后90后的小说家们将别无选择，要么积极应战，要么仰天喟叹。是低头忍辱渐趋边缘化，还是振兴山河笑傲江湖，全看你们的笔杆子了。
现实主义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不断发展持续丰富。“五四”时期主义与艺术之争、建国前后革命与自由之论，新时期以来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民族文学与先锋文学、文艺宣传与商业娱乐的轮番博弈，贯穿了新小说百年历史。然而无论在“五四”运动、建国前后、改革开放新时期，现实主义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时代使命的选择，也是作家自觉的选择，譬如在革命战争时期枉谈自由就显得不合时宜。但是目前社会形势已发生变化。企业成为基本单元，商业成为时代重心，商业文明成为人们心中最大的愿望和追求。文学乃人学，商业亦人学，文学应充分关注并深刻反映这种商业现实以及生活在这种商业现实之中的人的精神问题。近些年自由主义回暖，先锋主义探索，娱乐主义泛滥，某种程度上印证着这种有着多元价值取向的商业社会的现实存在。现实主义体现时代精神，弘扬重大主题，关怀小人物命运。无论乡土文学还是都市文学，无论底层文学还是精英文学，无论从火热的现实还是无奈的现实出发，无论塑造英雄人物还是工农商学兵小人物形象，完全可以汲取自由主义人性论、先锋主义叙述模式、娱乐主义市场经验等有益成分，从而让现实主义更好更快地丰富、丰满、丰盈起来。新时代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做弱女子，不做大小姐，不做贵妇人，要做人见人爱的新时代女性，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人人敬佩之，敬重之，敬仰之，绝无非分之想，绝无性骚扰之忧，从而自动聚合最广大的读者群众发挥其引领作用。 其实自由主义的人性论与现实主义的主旋律并不矛盾，或者根本就是同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面对这个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作家尤其应该提倡：为人性，不为物欲；为灵魂，不为俗世。毕竟人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文学包含着永久性的人性命题。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对人性的包容就是对多元价值观的包容。人死了人性还在，怕就怕人还在人性却湮灭了。西方小说家热衷于追问自我存在，喜欢用爱诠释一切，上帝是神，爱是世俗，除了上帝爱是最高信仰，也是战胜一切的力量。这种独立个体意识，一切不能左右我心，《红楼梦》中早就有了，实在并非什么新东西。《红楼梦》既反映了社会现实又融入了作者个体情感是一种综合意识（包括中国作家特别看重的社会意识）。“五四”启蒙文学，建国前后文学，80年代知青文学，先锋主义个体觉醒，新世纪网络文学原创娱乐之风，都说明了这一点，只是文艺界目前还未作出创造性的明确论断。
我国港澳台地区文学，海外华语文学，古典的，民族的，民间的，其他艺术门类的，蓬勃发展，时有佳构，其相互影响与融合，也不断丰富发展着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是时代理想的先锋。时代赋能，人心所向。我手写我心，我心即民心，民心之中蕴含大量的文学，赋予小说家绝佳的创作机遇，就看谁能抓得住，并将之全景或碎片化地摹写出来，从而产生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作品、伟大的典型。譬如汉江荆江交汇，东江西江汇流，黄河长江入海，起初泾渭分明接着不分彼此而后浩浩荡荡同归大海，最后完成源于生活又回归生活的循环。当然，现实主义小说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应警惕“非学术”因素的影响。文艺越放越活。远的如百家争鸣诸子蔚起，近的有“五四”洪流名家辈出。南橘北枳，谓为信然。如果说历史像个可爱的小姑娘，可以让人随意打扮得花枝招展，那么文艺小说就像个調皮的小男孩，坐在室内总想把头探向窗外，心中默念那片自由自在的花园。
五.小说的创作、评论和阅读生态
在忽然做起小说的起笔之际，我初识“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著名文学批评家谢有顺先生关于小说的宏论，顿觉四海环宇神交已久。这句话就像一根木楔子牢牢嵌入心坎，仿佛孙大圣手握定海神针一般。算是心有灵犀吧，算是推崇激赏吧，期待这句话持续发扬光大。然而当今文坛相称之作似乎不多。目光还得首先回到经典之中，循经典寻找前贤跋山涉水走过的路。看看那些经典作品都写了什么，又是怎么一挥而就流传至今的。
每逢重大社会转型期，总有文化思潮涌动。“五四”运动再好不过地诠释了这一点。“五四”作家勇立时代洪流之巅，首当其冲，振臂呼号，多正面强攻，少迂回躲闪，泣血凝成传世之作。鲁迅是呐喊的，狂人是反抗的，阿Q是革命的，吕纬甫是彷徨的，祥林嫂是麻木的，孔乙己是迂腐的，为不幸的国人“揭出病痛，引起疗救”，一语点醒梦中人。社会病态，则国、家已至崩溃边缘。因此而有吴荪甫和林家铺子的破产、祥子和月牙儿的苦难、方鸿渐的挣扎，当然还有高老三的觉新，以及沈从文理想的边陲小城。反观当今作家总是害怕与时代同步，自觉引领浪潮消退，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第二天起床以后生活照常继续。当前站在时代前沿的不是作家而是企业家，文学正在丢掉其核心价值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徒呼新史诗而不得。春来秋去，韶华易逝，令人惊叹的大作品见不到了。一日三餐，平川跑马，高原触手可及，高峰望尘莫及。
“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 谢有顺的小说观是分外清醒的。笔者完全同意其对小说现状的观察、分析、解读，及其所倡导的观念、理想、信仰。现实主义小说写什么好呢？写俗世，写灵魂。怎么写呢？怎么来的就怎么写，怎么去的就怎么写。谢先生的大意即：小说家应成为你所写的生活的专家。从人物形象上来说，无论宏大叙事还是生活琐碎，无论农村主题还是都市主题，无论高大上的英雄还是蜷缩底层的小人物，打开一个小切口，分娩一个胖小子。莫言《红高粱》做到了，“我奶奶”一介女流血染一片高粱地；古华的《芙蓉镇》做到了，一个寡妇透视了一个时代；毕飞宇《青衣》做到了，一个戏子演绎了一段芳华；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做到了，一个农妇惊艳了一群官员。从小说结构上来说，《红高粱》叙述视角很特别，《青衣》断面交错而不混乱，《芙蓉镇》让一个一个人物轮流登场轮番表演，《我不是潘金莲》就颇显层层叠叠了。此外，贾平凹的庞大，王安忆的繁复，都各有千秋。从语言特色上来说，《阿Q正传》的白描，《围城》的譬喻，《边城》《受戒》的口语化，《白鹿原》的形象化，《小二黑结婚》的乡村俏皮话，《荷花淀》的诗意化，余华的冷扮相，刘震云的冷幽默，都让人看了还想看，读了还想读，赞了还想赞。大家何妨群起而效之？模仿之，创新之，践行之，或有与这个大时代相匹配的大作品出炉。
生活中蕴有小说。十九大报告说：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是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居住、环境等问题。这些有时火热有时无奈的生活，有时比天还大有时比芝麻还小的生活，既然完全向作家敞开，无需多言，作家也要以敞开的胸怀来拥抱它。热爱生活的有良知的作家们，天下有国，国内有家，家里有妈，因你的修养和胆识发现了某一个点，就深入其中各取所需吧。水草丰美之处，根深叶茂之地，人心所向。把握时代脉搏，布局故事结构，运用鲜活的语言，将你的思想情感倾注于人物身上，人物哭，你也哭，人物笑，你也笑，二者合体，情不自禁，然后通过一个个生动的细节让人物活起来，展现其鲜明的个性，完成你点石成金的魔法。从俗世到灵魂，集大成者不拘一格。让人心动的好小说总是洋溢着柴米油盐的烟火气。经典也许难以超越，也许就是为了让人超越。“作家最重要的能力还是把握现实的能力”（雷达语）。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斋里出不了好作品。不是书斋里好书不够多，而是书斋里地气不够多。体制内出不了好作品，不是体制内材料不够多，而是体制内材料不够活。生活的、生动的、生鲜的好作品，都是民间突突突生长出来的，野心勃勃的，摸爬滚打的，带着眼泪和血丝的，处女作的。接地气，活素材，好作品面世的不二法门。唯有在野外风尘仆仆的、风餐露宿的、风雨无阻的热爱生活派，能下这种蛋。 现在能下这种蛋并愿意下这种蛋的小说家，日益成了稀有动物。第一，不是素养不够而是土地贫瘠。文坛无论成熟作家还是基层作家，又或者老作家、中青年作家，一般情况下都各有师承，小圈子本无可厚非。问题是设若小圈子一贯自说自话，甚至摒弃其他流派，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相互融合将严重不足，自身也将趋于萎缩，更遑论传帮带基层未名作者了。第二，不是素养不够而是粮草不多。目前小说家收入分化严重：有主旋律背景的旱涝保收，坚持先锋探索的自生自灭，走市场路线的吃喝不愁，还有一大批基层作家无人理会。久而久之，创作之路无疑被边缘化，创作队伍势必作鸟兽散。自费出书就是一例。既然创作难、发表难、出版难，又何必花时间、花心血、花金钱呢？其实自费缘于忽视。作品是作家人格的化身，也是作家能量的化身，而能量需要不断补充营养。如果不能给新人以足够的尊重和报酬则他们很难坚持下去，损失的将是整个文学的未来。第三，不是素养不够而是批评乏力。在这个思想淡出文学、感官刺激盛行的商业时代，文学批评甚为落后于时代。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是必须坚持的。问题是如果思想贫乏谈何政治性呢？如果感官充斥又何言艺术性呢？结果就是虚假繁荣，有高原无高峰。批评哪有失语呢，批评一直都在。只是“寻美的批评”太少而“寻租的批评”太多而已。这些问题已引起业界高度重视。相信有理论创新、有独创表达的批评语言终将出现，文学批评也一定能做好“纲举目张”这篇大文章。毕竟文学批评如果写出来没人看，看不懂，总是硬伤。
如果作家队伍茂盛了，批评家队伍齐整了，小说还会有人看么？首先得平衡各方的话语权之争：大的方面，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商业资本的话语权，市民大众的话语权，必须协调。小的方面，作者的话语权，编者的话语权，评者的话语权，读者的话语权，必须兼顾。其次还得多问几个为什么：有了新闻还读书么？有了音乐还写诗么？有了影视还看小说么？忙于物质还精神么？忙于洗脑还洗心么？忙于吸收还倾吐么？第三还得抬头向前看：科技越来越发达了，网络越来越通畅了，机器人越来越聪明了，作家、批评家、读者的爱好越来越多元化了。怎么办？走走看。别忘了，肯定的，人们的知识水平上升了，生命健康意识上升了，生态环保意识上升了，世界和平意识上升了，人类文明意识上升了，与此同时，审美能力和欣赏水平肯定也上升了。这是对作家的挑战，对批评家的挑战，对读者的挑战，更是对小说未来的挑战。
六.小说的危机与未来
小说危机第一条：读者的阅读兴趣改变了，小说的阅读性弱势化了，文学逐渐被边缘化了，读者的确越来越少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电子科技发达，新世纪之后互联网日新月异。电影、电视、电脑、手机，抢占了人类大部分闲暇时间。人们的阅读载体变得更加多元化了，阅读兴趣也随之快速转移。新闻，直播，视频，电子书，甚至非虚构小说，其受众几乎覆盖了每一个人。作为虚构的语言文字而存在的小说，显然与精彩纷呈的时代渐行渐远。小说境况今不如昔，未来也极为堪忧，从主流沦为旁枝末节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那些热爱写作的人们丢掉纸笔到网上冲浪，网络文学几近于一统天下。因为有大数据支撑，现在全社会有多少人在写作，有多少人在阅读，很快将摸得一清二楚。商业文化盛行，娱乐主义泛滥，财富成了多数人心中的向往。文学影响力衰微，介入生活弱化，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了，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小说勾不起年轻人的阅读兴趣无异于形同虚设。现在谁还看小说呢？恐怕除了业内人士已经所剩无几了。尤其在年青一代心中，他们有偶像，无经典，有娱乐，无敬畏，对于小说，不是你选择他，而是他选择你，他们心仪的谁也改变不了，他们不感冒的十头牛也拉不回。小说莫可奈何！
小说危机第二条：科技来了，资本来了，人工智能来了，未来说不定人人都会写小说，也可能智能机器人将取代人类写小说，小说成为人类生活的基础IP，生活就是小说，小说也是生活。那么小说将何以存在呢？
目前小说与资本联姻，已成为影视基础IP。在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未来，小说与科技联姻成为生活的基础IP也绝非不可能。在未来社会，小说也许将从单纯的文字变成一串数字或者一张图像，成为人类记录生活、描绘梦想、抒发感情的工具。那创作小说的意义体现在哪儿呢？而阅读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或许是思想和灵魂的载体、工作和生活的习惯、信息和社交的方式。又或者只是作为一种打发时间的小爱好。各种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没有尽头。設若如此，那我们今天依然兴旺的小说又将何去何从呢？战争的本质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商业的本质是满足别人富足自己，唯独小说的本质是燃烧自己点亮别人。从此处出发，向来处寻，向去处去，我们不难找到小说安身立命的表态，吃喝拉撒的依附。小说予人走向未来的唯一使命就是让人从中汲取非凡的灵感和伟大的力量。如果人们阅读小说非但不能点亮自己，甚而眼前变得一团漆黑，即使再有悲悯之心的作家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也毫无价值。不是当官的料不必跻身官场，不是经商的料不必计较盈亏，不是做小说的料又何必附庸风雅呢？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科技发展了人类也捆绑了人类，科技虽然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惊喜，但也搅坏了人类的许多好梦。唯有好的小说可以解救人类灵魂并使之脱离苦海。
小说危机第三条：小说文体的内容和形式、小说的名称都可能会改变。就像目前演变的这样：诗歌打头阵，小说挑大梁，影视剧却后来居上。譬如：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量是越大还是越小呢？肯定是一直在增大。网络时代改变的，只是信息的讲述方式、承载媒体、传播渠道、接受和回馈方式等等。
未来智能机器人多了，代替了人类劳动，精神生活将成为人类最大追求。其中就包括文学和小说。人类届时在憧憬未来的同时，会更加怀念自己曾经走过的一切，就像我们现在怀念远古人类一样。我们置身于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理想光芒之中，正可发挥无限的想象力创造构建美好的未来。直到有一天政治文明、商业文明、科技文明、生态文明、太空文明相互和谐、融洽一体。到那时小说也将走完其历史征程。但是只要人类还在，小说将永远不死。现阶段为更好地满足大多数人的精神需求，小说家们还须有所担当，重构文学的良好生态，首先得有大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出来。明是非，正人心，存风骨。人们对于好作品的需求永远不会满足。其次要刮得起阅读之风，发挥好作品的自动引领和自动聚集作用，同时也让自己拥有了无可比拟的获得感和荣誉感。在未来智能机器时代，小说也许就叫“人说”——人类的小说；也许叫“主说”——主人的小说——主人您先歇歇吧，时间过得可真快，未来世界就让我们机器人来琢磨吧。
小说有危机，危机孕新生。小说的未来，与人类同在。
研究界对中国文学分期通常的看法是：1840年以前为古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为近代文学，1919年至1949年为现代文学，1949年至今为当代文学。其中，1978年之后又称新时期文学，2000年之后称新世纪文学，2017年之后或称新时代文学。作为本次研究对象的新小说当然不例外。
本文对中国新小说百年发展史做一探微，共分6个单元：中国小说发展简史；“五四时期”、建国前后、新时期小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先锋主义、娱乐主义；新小说现实主义主流及其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小说的创作、评论和阅读生态；小说的危机与未来。其中某些提法，或有不同之处，欢迎大家共同探讨。
一.中国小说发展简史
中国小说起源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自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天有多高盘古就有多高，天有多少岁盘古就有多少岁；女娲日遇七十二变，挥鞭抟土溅泥成人；及至共工怒触不周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由神话而传说，代代心口相授，终而落笔成文。古人的想象已近于小说。此类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最早散见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汇编整理的《山海经》一书。“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之由起，其实为文章之渊源也”（鲁迅语）。
到了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载：“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又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稗”为田间杂草，稗官即小官，是相对于史官而言的。古时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谈的小话，谓之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记载这些小话的文字就是小道，小技，或谓之小说，都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不入流，不入史，不登大雅之堂，与《诗三百》所谓“国风”、今人所谓“采风”意思差不多。
由于《诗三百》这部诗歌总集是由孔子编纂的，因此汉代以后被儒家奉为经典定名《诗经》。孔子曾说过：“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大约自汉而后，国民之风录入诗，正事录入史，而逸事则为小说了。
刘向《列仙传》多为神仙记，是否托名伪作，久已不可考。汉末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人多抱厌世主义，佛道盛行，庙宇巍然，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东晋时干宝作《搜神记》专为志怪，南朝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专为志人。晋代名士放浪形骸，纵酒高歌，扪虱而谈，玄学盛行，如刘伶纵酒裸衣高呼“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服”之类。天神，地祗，人鬼，中间夹一巫。巫即“万有神教”，可有求必应。巫通鬼神，玄而又玄。
唐传奇可谓真正的小说。写时事，篇幅长，故事曲折，多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对后世小说影响甚大，特别是开元、天宝以后，作者蔚起，做小说的人益多，如元稹《崔莺莺传》，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宋代“话本”兴起，市井通俗小说一为娱心，二为劝善，三为通鉴，怎么说就怎么写了。“说三分”，“唐僧取经”，“水浒英雄”开始流传。有陈寿《三国志》做主干，裴松之《三国志注》做枝蔓，宋“说话人”评书讲演，到元末明初由罗贯中添枝加叶增删连缀，遂有今天我们看到的《三国演义》，随后又有《水浒传》《西游记》等。《金瓶梅》，酒囊饭袋思淫欲也；《聊斋志异》，花妖狐媚多粉黛也；《儒林外史》，文人士林多讥讽也；《红楼梦》，富贵荣华终一梦也；《三侠五义》，侠武豪俊除强暴也；《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骂腐朽而追思富强也，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清小说至此蔚为大观。
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晚清戊戌维新梁启超号召“小说革命”，实为新小说造一先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诞生。至此，白话文取代文言，新文化取代旧文化，新小说取代旧小说，小说由小道变大道，成为时代的重要文体，至今已走过百年历程。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新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建国前后”是小说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改革开放40年“新时期小说”是又一个高潮。
“五四时期”指“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30年时间。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为救国救民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文艺发挥了启蒙先锋作用，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文艺家。其中以小说闻名的有鲁迅、茅盾、老舍、巴金，以及沈从文、钱钟书、丁玲、张爱玲等人。当然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很长。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家。他们的代表作品流芳后世，被后来者奉为经典，虔诚地给予推崇，膜拜，解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余响缭绕。
“建国前后”指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至建国17年这20多年的时间。在小說上成就突出的有柳青、赵树理、周立波和孙犁。这4人被誉为描写新农村生活的“四大名旦”和“四杆铁笔”。姚雪垠凭《李自成》蜚声文坛。还有吴强、杜鹏程、曲波、杨沫、梁斌、罗广斌、杨益言等人。其代表作即“青山保林，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分别指杜鹏程《保卫延安》，周立波《山乡巨变》，曲波《林海雪原》，杨沫《青春之歌》；“三红一创”分别指吴强《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红岩》，梁斌《红旗谱》，柳青《创业史》）。大约还可以加上一个汪曾祺，我们将在“自由主义”中说到他。 改革开放40年的“新时期小说” 距离我们最近。大国盛世人才辈出，文艺繁荣佳构如林。京津冀的汪曾祺、王蒙、刘心武、阿城、张抗抗、史铁生、毕淑敏、铁凝、王朔、刘震云、曹文轩，江浙沪的王安忆、叶兆言、余华、苏童、麦家、格非、毕飞宇，山东的莫言、张炜，陕西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东北的迟子建，四川的阿来，河南的二月河、李佩甫、阎连科，湖北的方方、池莉、熊召政，湖南的古华、唐浩明、韩少功，香港的金庸、古龙，台湾的琼瑶、白先勇，新生代的徐则臣、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蒋方舟等，更有茁壮成长并逐渐崭露头角的90后一代，可谓群星闪耀，触手可及。或许还说不上高峰耸立，但江河淮汉之姿、三山五岳之势已形成。“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老中青们同台竞技，集大成者为时不远，又或许就在你我身边。
二.“五四时期”、建国前后、新时期小说
中国新小说发端于“五四运动”，但以梁启超“小说革命”为先导。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统治每况愈下，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动政治改良运动。作为政治改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良主义文学运动水涨船高。1902年梁启超率先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号召“小说界革命”。随之夏曾佑的《小说原理》，狄平子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王无生的《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陶佑曾的《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徐念慈的《余之小说观》等文先后发表，都强调小说改造社会、教育民众的启蒙作用。
在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为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傳新思想的重要载体。小说由“小道中的小说”变身为“大道中的大说”。同时，魏源、严复等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翻译和介绍了不少西方作品。由于商业都市兴起，印刷业发达，报纸期刊创办，小说大量生产，空前繁荣。“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等名目应运而生。小说家的社会地位也得以提高。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性小说一经问世就受到普遍的欢迎。
爆发于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派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又一次重大突围，是一次追求进步、科学、民主的革命运动，是一次摧枯拉朽的崭新的文化革命。改良主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舆论先导铺垫，辛亥革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民主政治铺垫，西方翻译文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文艺文体铺垫，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思想理论铺垫，它们共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阔了视野，输送了营养，铺筑了路基。
“五四运动”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革命旗手，以胡适、鲁迅为文艺先驱，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胡适率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并创作发表了第一首白话新诗。陈独秀撰文《文学革命论》以为声援。鲁迅刊发了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两千多年来人吃人的封建社会发出了第一声呐喊。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结成的统一战线。“五四”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急剧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陈独秀、李大钊坚持革命理想。胡适、周作人走进研究室，走向自由主义。胡适自语“历史癖太深故不能做革命的事业”。周作人则大谈“人的文学”与“平民的文学”。满纸庸俗趣味的鸳鸯蝴蝶派继续做着粉饰太平的美梦，既不合时宜，也毫无出路。在文艺创作领域，只有鲁迅继续扛着文艺救国的大旗在战斗。
鲁迅的方向代表革命文学的方向。鲁迅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虽然个子矮小，但是战斗精神不小，而且极大而强。他身上具有彻底反封建的民族觉醒意识。他参与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批判与揭露现实，讽刺与感伤并重，直面现实，警醒民众，展现了强烈的革命激情。他自己的创作，前期重小说，后期重杂文，揭出病苦，引起疗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自此“文人无用”一跃而为“有用的文人”。单单凭此一点，鲁迅就已名垂不朽。
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小说，有《呐喊》的狂人，也有《彷徨》的看客。此外，还有茅盾所著《子夜》的民族资本家，巴金《家》里的革命与爱情，老舍描写北平胡同口的《骆驼祥子》，沈从文呈现湘西《边城》的美丽忧愁，钱钟书忧世伤生的《围城》，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等等。鲁迅用文艺医治国民的精神病，茅盾大规模描写中国的现实，巴金鼓励青年们追求新生活，老舍同情小市民的悲惨遭遇，钱钟书吐露文化人的时运不济，而沈从文偏爱吟唱田园的牧歌。他们的小说给人的大抵感受，有一个调侃的说法：沈从文是迷恋美女的，张爱玲是迷恋美男的，钱钟书是迷恋同侪的，丁玲女士是迷恋自己的。或者换句话说，鲁迅惯于用痛恨来表达爱，沈从文用忧愁来表达美，钱钟书用讽刺来表达清醒，张爱玲的岁月既不静好也不安稳，而是笼罩着冷艳的悲凉。
建国前后近30年的小说，整体上延续了左联一脉。时值抗日民族战争的危难时刻，中华儿女情绪高涨，军事抵抗之外，文艺首当其冲。一方面国统区的文艺死水微澜，另一方面解放区的文艺活泼生动。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批文艺家，取得了以歌颂革命与英雄为主的工农兵文学的大丰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孙犁《荷花淀》等，并因此而形成了两个略显不同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与荷花淀派。山药蛋派写乡土人，记乡土事，说乡土话，大众化的民俗化的乡土气息特别浓厚。荷花淀派也写乡土，但充满诗意，男女老幼，美景良辰，被誉为“诗意小说”，很多作品中洋溢着乐观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建国前后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倡导为革命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为工农兵的根本利益服务，成为紧密配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新中国成立后，小说始终保持着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步调一致的大方向。“青山保林，三红一创”，在一代又一代的民众心中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新时期小说紧随改革开放的步伐。4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文艺繁荣品类多样。在小说领域，作家多，作品多，读者亦众。80年代的文艺复兴是对十年浩劫所造成的割裂与摧残进行的自觉弥补与缝合，正如春韭割而复生长势愈旺。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其实大多是知青文学，而且以小说为主要选项。这些知青小说，要么是知青写的，要么是写知青的，要么是知青写知青的。当年知青们从四面八方上山下乡，奉献青春建设祖国，早已成为那个时代最壮丽的风景。刘心武、卢新华、冯骥才、周克芹，茹志娟、张一弓、王蒙，阿城、韩少功、路遥、王安忆，都写出了重要的知青小说。“饑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知青小说言为心声，文为事作，汪洋恣肆，不可抑止。
90年代市场经济确立，中国社会文化面临全面而深刻的转型期：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外、农耕与商业、计划与市场，观念冲突，碰撞激烈，犬牙交错，相互啮合。知青小说你方唱罢，先锋小说狂飙登场，新写实派异军突起。以马原、洪峰、残雪、格非、余华、苏童、叶兆言为代表的现代先锋派，在叙事模式和创作技巧上，模仿现代，反叛传统，毫无顾忌地进行“以形式为内容”的创新。以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规避意识形态语言，强化平民化视角，坚持感情去化的零度写作，醉心于寻找生活的原生态。
与改革开放同步，港澳台文艺之风吹到内地。在小说方面，以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以琼瑶、亦舒为代表的言情小说，以梁凤仪为代表的商业小说，都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进入新世纪，网络文学崛起，一大批80后90后在网络上野蛮生长。魔幻、玄幻、科幻，情场、官场、商场，耽美、穿越、架空，琳琅满目。尤其在资本助推下，网络IP被大量改编为影视剧，一个比一个生猛神话，一个比一个跑量圈粉，抢走年轻人碎片化的阅读时间。娱乐至死的流行文化谁可阻挡？
当然，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在民间酝酿已久的底层文学、都市文学、非虚构文学，包括网络文学，在新时代主旋律话语情境下开始向现实回归，表现时代精神，提倡宏大叙事，关注小人物，弘扬人本主义皆为应有之义。
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先锋主义、娱乐主义
中国新小说关于流派的说法舶来于欧洲。在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后，作为某种文艺思潮而存在的流派名称始露端倪。不过文艺思潮和流派名称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或者根本就是两回事。文艺思潮与文学艺术一起生而俱来，但作为一种流派名称却一直到18世纪末才出现。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源于德国、兴于英国、盛于法国的浪漫主义小说，留名后世的作家包括雨果和歌德。浪漫主义从内心感觉出发，热烈追求理想世界，继承了中世纪骑士精神，是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文学产物。
到了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欧洲又开始兴起批判现实主义。著名作家包括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美国的马克·吐温。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认为物质是独立于心灵之外的存在，强调用写实和批判的语调，描述自然与生活的逼真性，从而塑造典型形象典型性格。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堪为代表。
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主义开始出现并强烈反叛现实主义，而后迅速崛起的后现代主义又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其实原本就是一个主义，他们都注重内心的自我个体意识，作品中充满荒谬，虚无，混乱，悲观。如卡夫卡的《变形记》把人当作甲虫来写，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则披上了一层魔幻色彩。
后现代主义比现代主义反叛得更彻底、更无序、更绝望。他们认为现实生活就是一堆杂乱无序的乱麻，人类置身其中不过是一种被科学笼罩的、被时间碎片化的无奈。所以，后现代主义作家在作品中一般不评价，只展示，谓之零度写作，单纯强调创作或阅读的仪式感，愉悦就好，娱乐至死更好，而无关其他，也无所谓其他。因而后现代主义的作家是混乱的，作品也是混乱的，找不到秩序，分不清主流，理不出头绪，有时就只能付之于意识流或象征派。
中国新小说受欧洲文艺流派的西风东渐，具有几种流派的显性特征：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先锋主义、娱乐主义。先锋主义无疑特指现代主义。娱乐主义即所谓后现代主义。愚以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说法不准确。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以风格流派来归类，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却以时间概念来归类，显然不甚妥当。本文在此提出一个新说法：后现代主义因其娱乐性特质我们且不妨称之为“娱乐主义”（下文即沿用此说）。
中国新小说的浪漫主义代表作不多。“五四”时期郭沫若的诗歌属于浪漫主义，建国前后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小说具有浓厚的革命浪漫主义气质，此外几无代表作。这与新中国在建设的上升期突然遭遇了十年“文革”有关。大批理想主义者分外向往的乌托邦瞬间坍塌，讴歌未来的浪漫被迫止步。不过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网络原创小说中，人们似乎又看到了某些浪漫主义的身影。
现实主义是中国百年新小说的主流。从晚清梁启超“小说革命”伊始，到“五四”时期以鲁迅、矛盾、巴金、老舍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到建国前后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到改革开放40年的新时期小说，都以现实主义为主流。此外，建国前后描写革命战争的小说如曲波的《林海雪原》、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包括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以及后来的二月河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唐浩明的《曾国藩》、熊召政的《张居正》，秉持的都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手法。现实主义小说我将在下一个章节中详细说明。
这里着重谈谈自由主义小说。自由主义从“五四”传统分化出来，独立于现实主义而存在，缘于自由主义具有某种天然的疏远政治的倾向，当然同时也暴露出自由主义献身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并进而表现在他们所标榜的创作自由的立场上必然削弱的现实批判精神。在新中国统一意识形态语境下，自由主义要么自动变异，要么无疾而终。胡适、周作人离开，张爱玲出国，钱钟书寄情于学术，沈从文转入研究领域。只有汪曾祺是个例外，改革开放后重新拿起笔，以一己之力撑起自由主义的脸面，复活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坛。 谈到自由主义小说的代表作，无论如何绕不开沈从文的《边城》，钱钟书的《围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汪曾祺的《受戒》。撇开主义不论，单就他们小说中所描摹的现实生活来说，张爱玲是流连世俗的，沈从文是向往田园的，钱钟书是忧世伤生的，汪曾祺也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
譬如《围城》。有人说钱钟书借“方鸿渐的围城”阐释了“生活是荒谬的”这一哲学命题，充满自由主义兴味。其实《围城》从某些侧面揭露了“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包涵着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表达了作者对时局的无奈和痛恨，显现出一种典型的现实主义特质。只是批判性可能没那么强。荒谬是一个哲学命题，挣扎也是一个哲学命题。荒谬和挣扎都是一种现实存在，并不会因为现实美好或糟糕而增一分或减一毫。生命还有意义，挣扎还有价值。不挣扎才会归于虚无缥缈的荒谬。而《围城》的意义就在于这种挣扎。这正如方鸿渐的围城。方鸿渐被鲍小姐诱惑，怕苏文纨，爱唐晓芙，却稀里糊涂娶了孙柔嘉。而孙柔嘉呢，只想把方鸿渐和她自己关在一个笼子里。可是方鸿渐偏偏是个爱挣扎的主。从国内到国外，从上海到内地，回到上海又准备动身去重庆谋赵辛楣的职，他哪里有玩世不恭之心呢，分明是时局不利罢了。《围城》予人内心升腾的只有欲罢不能的挣扎欲望，而绝无放任自流束手待毙的虚无荒谬。
《受戒》源于43年前的一个旧梦，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真实，极简，朦胧，像清水一样柔，像处子一样美。故事虽与时代现实不搭边，却极包容，读之便能会心其妙，油然而生美好的向往。“过去的伟大与目前的堕落”不是悄然间叩问了你的魂灵么？！什么是宗教？宗教是世俗的安放。什么是世俗？世俗是宗教的念想。世俗和宗教原本是一对邻居，都是为了吃饭的干活。《受戒》与《边城》最大的不同：一个心是悬着的，散发出淡淡的忧伤；一个心是妥帖的，隐含着美美的期待。一个地方，一段情缘，一片净土，一点亮光，借助平白如话的还原，汪曾祺延续了他所师承的香火。谁忍心打破此刻的安宁呢？
20世纪80年代知青文学稍后，中国出现了反传统的艺术潮流，文艺界称之为先锋主义。马原以颠覆传统的叙事模式开启了先锋小说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一意孤行的狂欢与探索。洪峰、残雪、格非等不甘其后。先锋作家都是些聪明人，笨拙之人做不了先锋。先锋热衷于搞搞新意思，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律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奉卡夫卡、马尔克斯为神。遗憾的是，先锋主义模仿有余，创新不足。“以形式为内容”，为先锋而先锋，学到了形式而忘记了内容，不能不说先锋们的确跑偏了。如果一味玩弄技巧势必出路渺茫，最终逃不脱热闹一阵又复归找寻回家的路，重返现实主义发掘生活关爱灵魂的传统。“我就是那个汉人马原”也不过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沃尧“我佛山人”的翻版，其实就从传统中来。从思想和艺术的标准来看，小说如山水，山挺拔之，水环绕之，山环水抱，藏风聚气，方为佳境。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来看，小说如美人，外形甜美，内蕴气质，清俊丰韵，妩媚妖娆，自然倾慕者众。虽然近些年先锋探索归于沉寂，但是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先锋，都渴望能够拥有把玩于心的先锋明珠。
娱乐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都与现实主义扯不清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不妨将之视为现实主义的一条旁支。三者之間最大的不同，一言以蔽之：现实主义从现实生活出发，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自由主义从“自我”出发，为人性，为存在，为审美，乐于将独特的个体禀赋融入到作品之中；而娱乐主义眼中的现实生活是无规则、无边界、无所谓的。娱乐主义者留不住芳华，耐不住寂寞，藏不住失望，挡不住绝望，将小说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又美其名曰至高无上的时尚文化。娱乐至死是他们最醒目的标签。我读故我酷，我写故我在。而无关乎娱乐主义的温床是否切合中国既多元化又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环境。娱乐主义的消费市场极其庞大，继而在某种程度上张扬了他们的主义。早期张恨水们的鸳鸯蝴蝶，后来的琼瑶言情，金庸武侠，以及新世纪崛起的类型化网络小说，大抵可归此类。（关于娱乐主义参见笔者外一篇《娱乐至死的小说》）
四.新小说现实主义主流及其代表作
中国古典文学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源流。《山海经》神话传说、《诗经》、汉乐府、《汉书·艺文志》街谈巷语、《世说新语》志人小说、杜甫诗歌、唐宋八大家、宋话本市井小说、元曲、以《三国演义》《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小说、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代表的晚清小说、清诗黄遵宪等，基本上坚持了现实主义传统。而屈原宋玉之楚辞、汉赋、建安文学、唐诗李白、唐传奇小说、宋词苏轼辛弃疾、宋诗陆游、清诗龚自珍等，其人其文比较注重瑰奇想象，热衷抒发独特情感，颇多浪漫主义色彩。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浪漫主义诗歌有不少，比如以郭沫若《女神》为代表的白话新诗，以贺敬之《回延安》为代表的革命抒情诗，而小说则较多的延续了现实主义文脉。现实主义小说以鲁迅、矛盾、巴金、老舍等为开拓者，以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为传承者，以刘心武、古华、阿城等为寻思者，以路遥、陈忠实、莫言、贾平凹、余华、毕飞宇等为担当者，以马原、王朔、刘震云等为探索者，未来也必将在新时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涌现出一批集大成者。
百年新小说现实主义主流及其代表作主要有：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柳青的《创业史》，古华的《芙蓉镇》，阿城的《棋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贾平凹的《秦腔》，余华的《活着》，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王安忆的《长恨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阎连科的《日光流年》，阿来的《尘埃落定》，李佩甫的《羊的门》，毕飞宇的《推拿》等等。正在崛起的高盛创业小说可谓后起之秀。
现实主义小说首先着眼于正在发生的现实，同时也不吝描述过往的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向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此即“史诗”之谓也。作家若钟情于史实则历史味较重，若致力于愿景则多浪漫之风，若对现实生活轻描淡写而着意探讨人性的存在则趋向自由主义，若混迹于甚至游戏于现实则注定蹈入娱乐主义。这主要取决于作家怎样看世界，当然更离不开时代环境的诱因或意识形态的主导。鲁迅的狂人阿Q，茅盾的吴大老板林小老板，巴金的高家三兄弟，老舍的骆驼祥子和月牙儿，都取自那个时代活生生的现实。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受够了两千年人吃人封建压迫的狂人能不“发狂”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Q给得了他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么？正传者，主流也，而非旁流末流。祥子和月牙儿同属此类。倒是高老太爷、吴荪甫原本富贵人物，却也终究逃不脱破败的命运。非惟人力，实乃世态。“五四”时期这批作家们勇于触碰现实，敢于发出声音，通过小说挖掘现实困境塑造时代灵魂，正是了不起的文人担当。在我们这个商业时代依然显得难能可贵。（参见笔者外一篇《重新发现茅盾<子夜>的价值》） 被新时期文学奉为史诗之作的《白鹿原》，不妨在此做一简单比较。因为陈忠实也书写了辛亥革命前后那段历史。如果说黑娃仿佛于阿Q，则白嘉轩无异于赵老太爷。黑娃的革命更彻底，白嘉轩的统治更顽固。一生娶过七房女人的白嘉轩腰杆挺得太硬太直似乎显得着墨过多，风流浪荡的弱女子田小娥呢，又似乎显得着笔过狠。然则《白鹿原》的典型意义不在于揭露，而在于用转换了的不一样的视角扫描黄土高原上的风云变幻，借以表达乡村秩序的历史循环。柳青的《创业史》就完全不同。陈忠实唱了一曲挽歌，柳青鼓足了劲在建设。同样在山陕地界，视野再看大一点，小二黑的思想早解放了，包袱早卸下了，小芹早娶到手了；可是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还在苦难的生活中爬行。这不正是陈忠实着力在《白鹿原》中所揭示的历史循环的怪圈么？
现实主义小说关注人类的大命运，也不忘关怀生活中的小人物。《白鹿原》雄阔地展现了“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嘉轩不容怀疑终将被祠堂供奉代代相传，注定上不了家谱只能上耻辱柱的田小娥是否也让人叹惜？对十年“文革”浩劫的反思，《芙蓉镇》这个“小社会”坦然做到了，然而芙蓉姐的命运确是很多农妇曾经有过的痛。《推拿》里一群盲人在盲人店里推拿，“在小说中过日子”，也各自拥有他们的光荣梦想与喜乐悲欢。历史进程无疑是由人类这个宏大群体共同推进的，然而人类文明源自一个一个小人物蚁聚。
生活是小说的永恒母题，小说是生活的逼真表现。莫言的《红高粱》和余华的《活着》作为新时期经典而存在。“余司令”“我奶奶”“土匪种”的英雄本色，“福贵”“家珍”“凤霞”“有庆”“二喜”“苦根”还有那头也叫“福贵”的老牛的劳动者本色，他们不为谁而活，就为活着而活。命运的伪饰一旦撕开，只有赤裸的底色露出来。尽管这底色不免透着狠毒，也并不总是让人愉悦。小说首先是灵魂的艺术，然后才是叙述的艺术。对莫言颠覆性的叙述语言，一般读者开始的时候可能很不适应，慢慢地也就嚼出味道来了。余华这人很有一套。他从先锋探索得出一条重要经验：作家不说话，让人物说话，作家只听和写。“我奶奶”如果还活着还会像红高粱一样红，福贵如果还活着一定得继续承受苦难，就像也叫“福贵”的那头老牛一样至死方休。
现实主义要描写现实，无论礼赞抑或暴露。“为了救中国”是“五四”时期面临的最大社会现实，“建设新中国”是建国前后面临的最大社会现实，那么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什么才是最大的社会现实？——当然首先是中国人的中国梦！新时代的中国梦！在这个中国梦的新时代，人与自然又博弈又融合的新时代，全球化、城市化、网络化、智能化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商业文明、生态文明、科技文明交相辉映的新时代，无论是众志成城的大梦，还是白手起家的小梦，无论是四海升平的好梦，还是沧海一粟的碎梦，有太多中国人（包括英雄人物也包括小人物）的中国故事值得去大写特写。有思想、有阅历、有创意、有悲悯的小说家们生逢其时，大有用武之地，正可大刀阔斧地展现雄心和抱负。为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活就是一汪永不枯竭的源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毫无疑问，新时代的小说家尤其是70后的小说家们，他们最荣耀的历史使命就是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梦。把这个节点写下来，你也将成为经典。
先锋主义和娱乐主义也是关注现实生活的。但是先锋派和娱乐派们往往漠视现实生活的合理性又或者不合理性。马原的小说只着眼于“叙述圈套”的狂欢而毫不在意生活的逻辑。王朔惯于嘲弄现实，带点鲁迅遗风，少不得会骂人。可在这个和平盛世，批判的火候不好拿捏，否则既不合时宜更不讨巧。相较而言，刘震云的风格更温和一些，调侃得清醒。正如王蒙发力的意识流，虽然不大招人待见，但也不怎么招人烦厌。格非近年的代表作《望春风》先锋和现实杂糅，通篇用“性”来结构儒里赵村农人与农人的关系，好像除了“性”再也找不到其他瓜葛，我们在此调侃一下，格非所中马尔克斯魔幻的流毒不可谓不深。“四大名著”都有情色，却并不见色情，更符合国人口味。因为中国人向来偏爱人的社会性，看不惯动物本能。何如李佩甫的《羊的门》塑造一个集传统文化、民间智慧、地域特征和时代精神融为一体的中原强者形象？这些真是太符合河南的地域特色和国情了，其中是非，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非虚构文学正在还原更加逼真的现实。人们感叹“虚构比现实更乏力”，似乎非虚构小说比虚构小说更出彩。诚然，极目所见，新闻、音乐、美术、视频、人工智能，因其周期短、传播快、现场构思能力强，正在抢夺着、挤压着小说作家的使命，正在摧毁着、颠覆着小说文本的生命。而小说家及其小说呢，虽然具有深挖、深邃、深远的长期效益，但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总是显得慢半拍甚至极为滞后，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因此作家不满意，读者不满意，社会不满意。而万物互联时代已来临，世间所有的物质和精神，变化在加快，变异在滋生，变体在萌芽。小说也囊括其中。在极其有限的生命时间内，在日益拥挤的生命空间内，小说家们是领跑、并跑、跟跑，还是被超越、甩开、淘汰？这是一场时间与速度的竞跑，也是一场生命与意志的较量，更是一场责任与担当的考验。70后80后90后的小说家们将别无选择，要么积极应战，要么仰天喟叹。是低头忍辱渐趋边缘化，还是振兴山河笑傲江湖，全看你们的笔杆子了。
现实主义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不断发展持续丰富。“五四”时期主义与艺术之争、建国前后革命与自由之论，新时期以来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民族文学与先锋文学、文艺宣传与商业娱乐的轮番博弈，贯穿了新小说百年历史。然而无论在“五四”运动、建国前后、改革开放新时期，现实主义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时代使命的选择，也是作家自觉的选择，譬如在革命战争时期枉谈自由就显得不合时宜。但是目前社会形势已发生变化。企业成为基本单元，商业成为时代重心，商业文明成为人们心中最大的愿望和追求。文学乃人学，商业亦人学，文学应充分关注并深刻反映这种商业现实以及生活在这种商业现实之中的人的精神问题。近些年自由主义回暖，先锋主义探索，娱乐主义泛滥，某种程度上印证着这种有着多元价值取向的商业社会的现实存在。现实主义体现时代精神，弘扬重大主题，关怀小人物命运。无论乡土文学还是都市文学，无论底层文学还是精英文学，无论从火热的现实还是无奈的现实出发，无论塑造英雄人物还是工农商学兵小人物形象，完全可以汲取自由主义人性论、先锋主义叙述模式、娱乐主义市场经验等有益成分，从而让现实主义更好更快地丰富、丰满、丰盈起来。新时代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做弱女子，不做大小姐，不做贵妇人，要做人见人爱的新时代女性，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人人敬佩之，敬重之，敬仰之，绝无非分之想，绝无性骚扰之忧，从而自动聚合最广大的读者群众发挥其引领作用。 其实自由主义的人性论与现实主义的主旋律并不矛盾，或者根本就是同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面对这个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作家尤其应该提倡：为人性，不为物欲；为灵魂，不为俗世。毕竟人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文学包含着永久性的人性命题。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对人性的包容就是对多元价值观的包容。人死了人性还在，怕就怕人还在人性却湮灭了。西方小说家热衷于追问自我存在，喜欢用爱诠释一切，上帝是神，爱是世俗，除了上帝爱是最高信仰，也是战胜一切的力量。这种独立个体意识，一切不能左右我心，《红楼梦》中早就有了，实在并非什么新东西。《红楼梦》既反映了社会现实又融入了作者个体情感是一种综合意识（包括中国作家特别看重的社会意识）。“五四”启蒙文学，建国前后文学，80年代知青文学，先锋主义个体觉醒，新世纪网络文学原创娱乐之风，都说明了这一点，只是文艺界目前还未作出创造性的明确论断。
我国港澳台地区文学，海外华语文学，古典的，民族的，民间的，其他艺术门类的，蓬勃发展，时有佳构，其相互影响与融合，也不断丰富发展着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是时代理想的先锋。时代赋能，人心所向。我手写我心，我心即民心，民心之中蕴含大量的文学，赋予小说家绝佳的创作机遇，就看谁能抓得住，并将之全景或碎片化地摹写出来，从而产生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作品、伟大的典型。譬如汉江荆江交汇，东江西江汇流，黄河长江入海，起初泾渭分明接着不分彼此而后浩浩荡荡同归大海，最后完成源于生活又回归生活的循环。当然，现实主义小说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应警惕“非学术”因素的影响。文艺越放越活。远的如百家争鸣诸子蔚起，近的有“五四”洪流名家辈出。南橘北枳，谓为信然。如果说历史像个可爱的小姑娘，可以让人随意打扮得花枝招展，那么文艺小说就像个調皮的小男孩，坐在室内总想把头探向窗外，心中默念那片自由自在的花园。
五.小说的创作、评论和阅读生态
在忽然做起小说的起笔之际，我初识“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著名文学批评家谢有顺先生关于小说的宏论，顿觉四海环宇神交已久。这句话就像一根木楔子牢牢嵌入心坎，仿佛孙大圣手握定海神针一般。算是心有灵犀吧，算是推崇激赏吧，期待这句话持续发扬光大。然而当今文坛相称之作似乎不多。目光还得首先回到经典之中，循经典寻找前贤跋山涉水走过的路。看看那些经典作品都写了什么，又是怎么一挥而就流传至今的。
每逢重大社会转型期，总有文化思潮涌动。“五四”运动再好不过地诠释了这一点。“五四”作家勇立时代洪流之巅，首当其冲，振臂呼号，多正面强攻，少迂回躲闪，泣血凝成传世之作。鲁迅是呐喊的，狂人是反抗的，阿Q是革命的，吕纬甫是彷徨的，祥林嫂是麻木的，孔乙己是迂腐的，为不幸的国人“揭出病痛，引起疗救”，一语点醒梦中人。社会病态，则国、家已至崩溃边缘。因此而有吴荪甫和林家铺子的破产、祥子和月牙儿的苦难、方鸿渐的挣扎，当然还有高老三的觉新，以及沈从文理想的边陲小城。反观当今作家总是害怕与时代同步，自觉引领浪潮消退，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第二天起床以后生活照常继续。当前站在时代前沿的不是作家而是企业家，文学正在丢掉其核心价值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徒呼新史诗而不得。春来秋去，韶华易逝，令人惊叹的大作品见不到了。一日三餐，平川跑马，高原触手可及，高峰望尘莫及。
“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 谢有顺的小说观是分外清醒的。笔者完全同意其对小说现状的观察、分析、解读，及其所倡导的观念、理想、信仰。现实主义小说写什么好呢？写俗世，写灵魂。怎么写呢？怎么来的就怎么写，怎么去的就怎么写。谢先生的大意即：小说家应成为你所写的生活的专家。从人物形象上来说，无论宏大叙事还是生活琐碎，无论农村主题还是都市主题，无论高大上的英雄还是蜷缩底层的小人物，打开一个小切口，分娩一个胖小子。莫言《红高粱》做到了，“我奶奶”一介女流血染一片高粱地；古华的《芙蓉镇》做到了，一个寡妇透视了一个时代；毕飞宇《青衣》做到了，一个戏子演绎了一段芳华；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做到了，一个农妇惊艳了一群官员。从小说结构上来说，《红高粱》叙述视角很特别，《青衣》断面交错而不混乱，《芙蓉镇》让一个一个人物轮流登场轮番表演，《我不是潘金莲》就颇显层层叠叠了。此外，贾平凹的庞大，王安忆的繁复，都各有千秋。从语言特色上来说，《阿Q正传》的白描，《围城》的譬喻，《边城》《受戒》的口语化，《白鹿原》的形象化，《小二黑结婚》的乡村俏皮话，《荷花淀》的诗意化，余华的冷扮相，刘震云的冷幽默，都让人看了还想看，读了还想读，赞了还想赞。大家何妨群起而效之？模仿之，创新之，践行之，或有与这个大时代相匹配的大作品出炉。
生活中蕴有小说。十九大报告说：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是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居住、环境等问题。这些有时火热有时无奈的生活，有时比天还大有时比芝麻还小的生活，既然完全向作家敞开，无需多言，作家也要以敞开的胸怀来拥抱它。热爱生活的有良知的作家们，天下有国，国内有家，家里有妈，因你的修养和胆识发现了某一个点，就深入其中各取所需吧。水草丰美之处，根深叶茂之地，人心所向。把握时代脉搏，布局故事结构，运用鲜活的语言，将你的思想情感倾注于人物身上，人物哭，你也哭，人物笑，你也笑，二者合体，情不自禁，然后通过一个个生动的细节让人物活起来，展现其鲜明的个性，完成你点石成金的魔法。从俗世到灵魂，集大成者不拘一格。让人心动的好小说总是洋溢着柴米油盐的烟火气。经典也许难以超越，也许就是为了让人超越。“作家最重要的能力还是把握现实的能力”（雷达语）。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斋里出不了好作品。不是书斋里好书不够多，而是书斋里地气不够多。体制内出不了好作品，不是体制内材料不够多，而是体制内材料不够活。生活的、生动的、生鲜的好作品，都是民间突突突生长出来的，野心勃勃的，摸爬滚打的，带着眼泪和血丝的，处女作的。接地气，活素材，好作品面世的不二法门。唯有在野外风尘仆仆的、风餐露宿的、风雨无阻的热爱生活派，能下这种蛋。 现在能下这种蛋并愿意下这种蛋的小说家，日益成了稀有动物。第一，不是素养不够而是土地贫瘠。文坛无论成熟作家还是基层作家，又或者老作家、中青年作家，一般情况下都各有师承，小圈子本无可厚非。问题是设若小圈子一贯自说自话，甚至摒弃其他流派，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相互融合将严重不足，自身也将趋于萎缩，更遑论传帮带基层未名作者了。第二，不是素养不够而是粮草不多。目前小说家收入分化严重：有主旋律背景的旱涝保收，坚持先锋探索的自生自灭，走市场路线的吃喝不愁，还有一大批基层作家无人理会。久而久之，创作之路无疑被边缘化，创作队伍势必作鸟兽散。自费出书就是一例。既然创作难、发表难、出版难，又何必花时间、花心血、花金钱呢？其实自费缘于忽视。作品是作家人格的化身，也是作家能量的化身，而能量需要不断补充营养。如果不能给新人以足够的尊重和报酬则他们很难坚持下去，损失的将是整个文学的未来。第三，不是素养不够而是批评乏力。在这个思想淡出文学、感官刺激盛行的商业时代，文学批评甚为落后于时代。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是必须坚持的。问题是如果思想贫乏谈何政治性呢？如果感官充斥又何言艺术性呢？结果就是虚假繁荣，有高原无高峰。批评哪有失语呢，批评一直都在。只是“寻美的批评”太少而“寻租的批评”太多而已。这些问题已引起业界高度重视。相信有理论创新、有独创表达的批评语言终将出现，文学批评也一定能做好“纲举目张”这篇大文章。毕竟文学批评如果写出来没人看，看不懂，总是硬伤。
如果作家队伍茂盛了，批评家队伍齐整了，小说还会有人看么？首先得平衡各方的话语权之争：大的方面，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商业资本的话语权，市民大众的话语权，必须协调。小的方面，作者的话语权，编者的话语权，评者的话语权，读者的话语权，必须兼顾。其次还得多问几个为什么：有了新闻还读书么？有了音乐还写诗么？有了影视还看小说么？忙于物质还精神么？忙于洗脑还洗心么？忙于吸收还倾吐么？第三还得抬头向前看：科技越来越发达了，网络越来越通畅了，机器人越来越聪明了，作家、批评家、读者的爱好越来越多元化了。怎么办？走走看。别忘了，肯定的，人们的知识水平上升了，生命健康意识上升了，生态环保意识上升了，世界和平意识上升了，人类文明意识上升了，与此同时，审美能力和欣赏水平肯定也上升了。这是对作家的挑战，对批评家的挑战，对读者的挑战，更是对小说未来的挑战。
六.小说的危机与未来
小说危机第一条：读者的阅读兴趣改变了，小说的阅读性弱势化了，文学逐渐被边缘化了，读者的确越来越少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电子科技发达，新世纪之后互联网日新月异。电影、电视、电脑、手机，抢占了人类大部分闲暇时间。人们的阅读载体变得更加多元化了，阅读兴趣也随之快速转移。新闻，直播，视频，电子书，甚至非虚构小说，其受众几乎覆盖了每一个人。作为虚构的语言文字而存在的小说，显然与精彩纷呈的时代渐行渐远。小说境况今不如昔，未来也极为堪忧，从主流沦为旁枝末节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那些热爱写作的人们丢掉纸笔到网上冲浪，网络文学几近于一统天下。因为有大数据支撑，现在全社会有多少人在写作，有多少人在阅读，很快将摸得一清二楚。商业文化盛行，娱乐主义泛滥，财富成了多数人心中的向往。文学影响力衰微，介入生活弱化，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了，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小说勾不起年轻人的阅读兴趣无异于形同虚设。现在谁还看小说呢？恐怕除了业内人士已经所剩无几了。尤其在年青一代心中，他们有偶像，无经典，有娱乐，无敬畏，对于小说，不是你选择他，而是他选择你，他们心仪的谁也改变不了，他们不感冒的十头牛也拉不回。小说莫可奈何！
小说危机第二条：科技来了，资本来了，人工智能来了，未来说不定人人都会写小说，也可能智能机器人将取代人类写小说，小说成为人类生活的基础IP，生活就是小说，小说也是生活。那么小说将何以存在呢？
目前小说与资本联姻，已成为影视基础IP。在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未来，小说与科技联姻成为生活的基础IP也绝非不可能。在未来社会，小说也许将从单纯的文字变成一串数字或者一张图像，成为人类记录生活、描绘梦想、抒发感情的工具。那创作小说的意义体现在哪儿呢？而阅读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或许是思想和灵魂的载体、工作和生活的习惯、信息和社交的方式。又或者只是作为一种打发时间的小爱好。各种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没有尽头。設若如此，那我们今天依然兴旺的小说又将何去何从呢？战争的本质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商业的本质是满足别人富足自己，唯独小说的本质是燃烧自己点亮别人。从此处出发，向来处寻，向去处去，我们不难找到小说安身立命的表态，吃喝拉撒的依附。小说予人走向未来的唯一使命就是让人从中汲取非凡的灵感和伟大的力量。如果人们阅读小说非但不能点亮自己，甚而眼前变得一团漆黑，即使再有悲悯之心的作家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也毫无价值。不是当官的料不必跻身官场，不是经商的料不必计较盈亏，不是做小说的料又何必附庸风雅呢？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科技发展了人类也捆绑了人类，科技虽然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惊喜，但也搅坏了人类的许多好梦。唯有好的小说可以解救人类灵魂并使之脱离苦海。
小说危机第三条：小说文体的内容和形式、小说的名称都可能会改变。就像目前演变的这样：诗歌打头阵，小说挑大梁，影视剧却后来居上。譬如：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量是越大还是越小呢？肯定是一直在增大。网络时代改变的，只是信息的讲述方式、承载媒体、传播渠道、接受和回馈方式等等。
未来智能机器人多了，代替了人类劳动，精神生活将成为人类最大追求。其中就包括文学和小说。人类届时在憧憬未来的同时，会更加怀念自己曾经走过的一切，就像我们现在怀念远古人类一样。我们置身于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理想光芒之中，正可发挥无限的想象力创造构建美好的未来。直到有一天政治文明、商业文明、科技文明、生态文明、太空文明相互和谐、融洽一体。到那时小说也将走完其历史征程。但是只要人类还在，小说将永远不死。现阶段为更好地满足大多数人的精神需求，小说家们还须有所担当，重构文学的良好生态，首先得有大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出来。明是非，正人心，存风骨。人们对于好作品的需求永远不会满足。其次要刮得起阅读之风，发挥好作品的自动引领和自动聚集作用，同时也让自己拥有了无可比拟的获得感和荣誉感。在未来智能机器时代，小说也许就叫“人说”——人类的小说；也许叫“主说”——主人的小说——主人您先歇歇吧，时间过得可真快，未来世界就让我们机器人来琢磨吧。
小说有危机，危机孕新生。小说的未来，与人类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