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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裂缝》，是文史专家雷颐发表于多家媒体的美文随笔的最新结集。这些美文随笔眼光独到，总能于常人并不在意的历史裂缝中，捕捉到极具穿透性的智慧光芒。
大清王朝的末世残局
大清王朝回光返照式的“同治中兴”，直接归功于曾国藩拼死镇压洪秀全的太平军，进而开启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然而，正当竭诚报国的曾国藩功成名就的时候，幕客赵烈文为他预测了大清王朝的历史宿命：“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扑，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赵烈文说出这番话的时间是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元1867年7月21日。一年之后，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第一次觐见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直到此时他才真正明白，朝廷中确实是已经“抽心一烂”，连一名足以力挽狂澜的皇室成员和忠良大臣都找不到。44年后的1911年，一场规模不大的武昌起义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辛亥革命，中国社会随之陷入“方州无主，人自为政”的军阀混战之中。
继曾国藩之后勉强支撑大清王朝末世残局的，是他早年的幕僚李鸿章。李鸿章的淮系之所以能够替代曾国藩、曾国荃的湘系，就在于他比曾氏兄弟更加善于把握历史大势：“历史大势证明，华洋杂处的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洋人在中国政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谁能掌控上海，谁就财大气粗；谁能与洋人打交道，谁就举足轻重。”
在当年的大清王朝中，李鸿章的聪明才智堪称是首屈一指。然而，他个人的聪明才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积贫积弱的大清王朝起死回生。在一次又一次的外交谈判中，政治强人李鸿章不得不在有“理”无“力”的被动无奈中委曲求全、丧权辱国。
左宗棠是继曾国藩、曾国荃之后的湘系核心。1874年日本侵占台湾的炮声，惊醒了老大自居的大清王朝，李鸿章适时提出暂缓西征、全力经营海防与海军的建议。远在西北的左宗棠在答复总理衙门的咨询时，坚决主张水陆并重，一边收复新疆，一边加强海防。经过反复协商，清政府确立了海防、塞防并重的方针政策，从而确保了新疆地区的及时收复。雷颐为此写下了充满智慧的一段话：“一些重要问题，并不能只由‘有关’官员参加讨论，因为‘有关’人员往往会只想到自己的利益。相反，看似‘无关’人员也同样参与讨论，他们的意见应同样受到重视。……重大问题往往事关全局，所以应当全局讨论。”
政学两界的旧人旧事
中国自古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作为文史专家的雷颐，从来不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于中国历史的旧人旧事。在他的笔下，既涉及到林则徐、郭嵩焘、梁启超、胡适、蒋介石、宋美龄、竺可桢、顾颉刚、储安平等中国名人，也涉及到胡佛、麦克阿瑟、海涅、托斯卡尼尼、爱伦堡、卡夫卡等世界名人。
《“臣不得不死”——封建专制下的君臣关系》，既是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反思，更是对中国社会整个的道德伦理的拆穿揭发。
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攻打洋人、镇压“洋教”，招来八国联军的武装侵略。一旦遭遇真正的洋枪洋炮，义和团自欺欺人的神通广大、刀枪不入再也没有用武之地。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不思悔改，反而一边针对“崇正辟邪”、“忠君卫道”的义和团实施血腥镇压，一边把全部罪责推卸给朝廷大臣：“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就这样，“臣不得不死”的纲常伦理，又一次演变为自以为绝对正确的专制皇权对于本国本土的大臣与民众的一网打尽。
1927年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10天后，一直崇拜王国维的后辈学者顾颉刚，在《悼静安先生》一文写下了几近残酷的盖棺之论：“他觉得自己读书多，闻见广，自视甚高，就不愿和民众接近了。……到现在宁可以身殉辫，这就是他不肯自居于民众，故意立异、装腔作势，以鸣其高傲、以维持其士大夫阶级的尊严的确据。这种思想是我们绝对不能表同情的。……士大夫阶级的架子害死了王国维！我们应该打倒士大夫阶级！我们不是士大夫！我们都是民众！”
比起顾颉刚，他的精神导师、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及其政学两界的同人团队，更为彻底地走出了旧式文人的“士大夫”情结，从而与最高统治者蒋介石初步形成了相对独立、平等相待的良性互动关系。雷颐在《学术与政治——1940年中研院院长补选记》中，介绍了蔡元培逝世之后，政学两界围绕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补选问题展开的一场人事之争。蒋介石从“政治”角度考虑院长人选，初步圈定国民党元老顾孟余，从而破坏了学术独立的既有规则。学界人士为此强烈反弹，蒋介石迫于民意压力，只好尊重规则，圈定朱家骅为院长人选，大致保持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相对独立的平衡关系。
到了1951年5月31日，远在美国的胡适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其中对国民党进行了尖锐批评，并且明确建议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并且把国民党分化为相对独立的多个政党。这是局限于“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纲常伦理的传统“士大夫”，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政治诉求。
古今中外的历史裂缝
犹太血统的德语荒诞派小说家卡夫卡从来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他写于1917年的短篇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却从历史的裂缝中贯通揭穿了从秦始皇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历史。修建长城的命令，来自于被奉为神明的皇帝。至于为什么要修和如何去修，是平民百姓所不知道的。某些政府官员，“由于一场美好的晨梦的激发而心血来潮，匆匆召集一次会议，又草草作出决议，当晚就叫人击鼓将居民从床上催起，去执行那些决议，哪怕是仅仅为了搞一次张灯结彩，以欢庆一位昨天对主子们表示了恩惠的神明。而在明天，彩灯一灭，就立刻把他们鞭赶到黑暗的角落里去。”像这样的场景与其说是发生在几千年前的秦始皇时代，不如说是发生在卡夫卡去世之后的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时代。
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来自国际社会的舆论阳光和道义力量，往往会在相对落后也相对黑暗的专制国家产生意想不到的神奇作用。雷颐在《白修德与40年代“中原大饥荒”》一文中，介绍了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对于中国灾民的及时拯救。
1943年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报道，遭到国民政府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出，白修德申请前往调查。为了让全世界尽快了解发生在中国的人吃人、野狗吃死尸的严重饥荒，白修德绕开国民政府宣传部的新闻审查，直接把电报稿发给《时代》周刊的纽约总部。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蒋介石当局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减少灾民的死亡。几个月后，一名在灾区从事救灾工作的传教士给白修德寄来感谢信，其中写道：“灾荒完全是人为，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历史不曾走远，总有些人让你惦记，总有些事值得回味，总有些伤痛不该遗忘。”《历史的裂缝》一书讲述的是古今中外的旧人旧事，立脚点却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其中洞穿历史裂缝的智慧之光与理性之思，值得细心的读者刻骨铭心地反复品味。
大清王朝的末世残局
大清王朝回光返照式的“同治中兴”，直接归功于曾国藩拼死镇压洪秀全的太平军，进而开启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然而，正当竭诚报国的曾国藩功成名就的时候，幕客赵烈文为他预测了大清王朝的历史宿命：“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扑，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赵烈文说出这番话的时间是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元1867年7月21日。一年之后，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第一次觐见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直到此时他才真正明白，朝廷中确实是已经“抽心一烂”，连一名足以力挽狂澜的皇室成员和忠良大臣都找不到。44年后的1911年，一场规模不大的武昌起义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辛亥革命，中国社会随之陷入“方州无主，人自为政”的军阀混战之中。
继曾国藩之后勉强支撑大清王朝末世残局的，是他早年的幕僚李鸿章。李鸿章的淮系之所以能够替代曾国藩、曾国荃的湘系，就在于他比曾氏兄弟更加善于把握历史大势：“历史大势证明，华洋杂处的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洋人在中国政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谁能掌控上海，谁就财大气粗；谁能与洋人打交道，谁就举足轻重。”
在当年的大清王朝中，李鸿章的聪明才智堪称是首屈一指。然而，他个人的聪明才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积贫积弱的大清王朝起死回生。在一次又一次的外交谈判中，政治强人李鸿章不得不在有“理”无“力”的被动无奈中委曲求全、丧权辱国。
左宗棠是继曾国藩、曾国荃之后的湘系核心。1874年日本侵占台湾的炮声，惊醒了老大自居的大清王朝，李鸿章适时提出暂缓西征、全力经营海防与海军的建议。远在西北的左宗棠在答复总理衙门的咨询时，坚决主张水陆并重，一边收复新疆，一边加强海防。经过反复协商，清政府确立了海防、塞防并重的方针政策，从而确保了新疆地区的及时收复。雷颐为此写下了充满智慧的一段话：“一些重要问题，并不能只由‘有关’官员参加讨论，因为‘有关’人员往往会只想到自己的利益。相反，看似‘无关’人员也同样参与讨论，他们的意见应同样受到重视。……重大问题往往事关全局，所以应当全局讨论。”
政学两界的旧人旧事
中国自古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作为文史专家的雷颐，从来不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于中国历史的旧人旧事。在他的笔下，既涉及到林则徐、郭嵩焘、梁启超、胡适、蒋介石、宋美龄、竺可桢、顾颉刚、储安平等中国名人，也涉及到胡佛、麦克阿瑟、海涅、托斯卡尼尼、爱伦堡、卡夫卡等世界名人。
《“臣不得不死”——封建专制下的君臣关系》，既是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反思，更是对中国社会整个的道德伦理的拆穿揭发。
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攻打洋人、镇压“洋教”，招来八国联军的武装侵略。一旦遭遇真正的洋枪洋炮，义和团自欺欺人的神通广大、刀枪不入再也没有用武之地。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不思悔改，反而一边针对“崇正辟邪”、“忠君卫道”的义和团实施血腥镇压，一边把全部罪责推卸给朝廷大臣：“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就这样，“臣不得不死”的纲常伦理，又一次演变为自以为绝对正确的专制皇权对于本国本土的大臣与民众的一网打尽。
1927年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10天后，一直崇拜王国维的后辈学者顾颉刚，在《悼静安先生》一文写下了几近残酷的盖棺之论：“他觉得自己读书多，闻见广，自视甚高，就不愿和民众接近了。……到现在宁可以身殉辫，这就是他不肯自居于民众，故意立异、装腔作势，以鸣其高傲、以维持其士大夫阶级的尊严的确据。这种思想是我们绝对不能表同情的。……士大夫阶级的架子害死了王国维！我们应该打倒士大夫阶级！我们不是士大夫！我们都是民众！”
比起顾颉刚，他的精神导师、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及其政学两界的同人团队，更为彻底地走出了旧式文人的“士大夫”情结，从而与最高统治者蒋介石初步形成了相对独立、平等相待的良性互动关系。雷颐在《学术与政治——1940年中研院院长补选记》中，介绍了蔡元培逝世之后，政学两界围绕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补选问题展开的一场人事之争。蒋介石从“政治”角度考虑院长人选，初步圈定国民党元老顾孟余，从而破坏了学术独立的既有规则。学界人士为此强烈反弹，蒋介石迫于民意压力，只好尊重规则，圈定朱家骅为院长人选，大致保持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相对独立的平衡关系。
到了1951年5月31日，远在美国的胡适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其中对国民党进行了尖锐批评，并且明确建议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并且把国民党分化为相对独立的多个政党。这是局限于“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纲常伦理的传统“士大夫”，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政治诉求。
古今中外的历史裂缝
犹太血统的德语荒诞派小说家卡夫卡从来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他写于1917年的短篇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却从历史的裂缝中贯通揭穿了从秦始皇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历史。修建长城的命令，来自于被奉为神明的皇帝。至于为什么要修和如何去修，是平民百姓所不知道的。某些政府官员，“由于一场美好的晨梦的激发而心血来潮，匆匆召集一次会议，又草草作出决议，当晚就叫人击鼓将居民从床上催起，去执行那些决议，哪怕是仅仅为了搞一次张灯结彩，以欢庆一位昨天对主子们表示了恩惠的神明。而在明天，彩灯一灭，就立刻把他们鞭赶到黑暗的角落里去。”像这样的场景与其说是发生在几千年前的秦始皇时代，不如说是发生在卡夫卡去世之后的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时代。
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来自国际社会的舆论阳光和道义力量，往往会在相对落后也相对黑暗的专制国家产生意想不到的神奇作用。雷颐在《白修德与40年代“中原大饥荒”》一文中，介绍了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对于中国灾民的及时拯救。
1943年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报道，遭到国民政府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出，白修德申请前往调查。为了让全世界尽快了解发生在中国的人吃人、野狗吃死尸的严重饥荒，白修德绕开国民政府宣传部的新闻审查，直接把电报稿发给《时代》周刊的纽约总部。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蒋介石当局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减少灾民的死亡。几个月后，一名在灾区从事救灾工作的传教士给白修德寄来感谢信，其中写道：“灾荒完全是人为，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历史不曾走远，总有些人让你惦记，总有些事值得回味，总有些伤痛不该遗忘。”《历史的裂缝》一书讲述的是古今中外的旧人旧事，立脚点却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其中洞穿历史裂缝的智慧之光与理性之思，值得细心的读者刻骨铭心地反复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