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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1岁的父亲站在沈阳火车站前，望着不断走出车站的伤兵，满眼疑惑：是谁把这些日本兵打残的呢？那些挎着胳膊、拄着拐的伤兵昂首挺胸，唱着军歌走过广场，一副不可一世的的样子。缺胳膊少腿很牛吗？父亲不解，更没想到若干年后他也成了铁路工人。那时，沈阳站不叫沈阳站，叫“奉天驿”。
父亲是新民县陈家洼人，10岁随祖父来奉天（今沈阳）投亲，讨生活。祖父在北市场卖豆腐，大伯跟洋服匠学裁缝，父亲就沿街做点儿小生意贴补家用。父亲冬天卖烧饼，夏天卖凉糕。烧饼是芝麻盐的烤饼，在北市场馒头坊上的；凉糕是芝麻白糖馅的，在西关进的。烧饼、凉糕都是七分钱进，卖一毛钱，一个挣三分。父亲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了，进完货，就挎着笼屉盒，沿着马路湾至火车站一路叫卖。那时日本人搞“粮食配给”，不允许中国老百姓吃大米白面。抓住了，按“经济犯”治罪。所以，父亲的生意虽小，却做得提心吊胆。
在这片管区有个外号叫“黑豆皮”的日本巡警，矮趴趴的个头儿，配上一张长满横肉的黑面皮，人凶得很。父亲被“黑豆皮”抓住过两次，没收了东西不说，还罚他下跪认罪。当父亲第三次被抓的时候，“黑豆皮”暴跳如雷，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破口大骂。骂着骂着，冷不防就踢了父亲一脚，踢在父亲肚子上，父亲疼的上不来气儿，也哭不出声来。“黑豆皮”仍不解气，哇哇叫着把烧饼倒进了垃圾箱，又踩烂了笼屉盒。
打那以后父亲再也不敢卖烧饼了，改糊火柴盒。所以父亲特别憎恨日本人。后来听说那些日本伤兵都是在关里被中国军队给打残的，父亲想，怎么不把“黑豆皮”派关里去呢，好让中国军队好好收拾下这瘪犊子。
父亲16岁那年进“满铁电池株式会社”做学徒，老板是日本人。八一五光复后，日本人走了，国民党接管沈阳的工业企业。由于内战，大部分工厂都停工了，铁西区一片沉寂。1949年随着沈阳冶炼厂（原来的奉天制炼厂）的大烟囱冒出滚滚浓烟，铁西的大部分企业也逐步复工，父亲的厂子改名叫铁道部沈阳铁路信号工厂。当工厂第一炉信号玻璃烧出来后，一些老工人都落泪了，说我们从今以后是在给自己的国家干活儿，不再是亡国奴了。父亲的师傅姓胡，是新中国第一代技术工人。父亲的师傅有三牛：技术牛，酒量牛，脾气牛。遇到原则上的事儿，管他是哪一级领导干部，谁的账也不买。虽然抗上，却备受尊敬，因为技术。八级工，大工匠，在企业是宝贝疙瘩。胡师傅平时言语金贵，喝完酒后就瞪着血红的眼珠子跟父亲喊：
“你给我听好了——技术，技术，还是技术！技术过硬，天王老子咱也不尿他！”
父亲讲，每逢此时他都作洗耳恭听状，心里却憋不住想乐。胡师傅说话带口音，把技术说成了鸡术。父亲记住了师傅的话，学习刻苦，连续17年被评为厂级先进生产者。
胡师傅长身量，红脸膛，说话粗门大嗓。小时候父亲经常领我去胡师傅家串门，师徒俩都喜欢喝一口，父亲常拎着一瓶散白酒，在他师傅家小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喝酒。胡师傅住的是日式平房，房子带飘窗，暖气，地板，管道煤气。我非常喜欢，就和父亲说，爸，我们家咋不住这样房子？父亲说，你胡大爷是八级大工匠，享受的是科长待遇。
我一直认为，父亲和胡大爷那一辈人在一起喝酒才叫真正的喝酒。师徒俩都是言语金贵的人，喝酒的时候谁也不看谁，端起酒盅，朝对方送一下，一扬脖，“吱儿——”地下去半盅，然后“嗨”地哈口气，夹一口菜在嘴里咯吱咯吱地嚼，或者抓几粒花生搓去皮，扔嘴里嘎嘣嘎嘣地咬。师徒俩很默契，都是笑眯眯的神情。当然，师徒俩也有喝掰的时候，有一次因为一个话题就杠上了，一般情况下父亲会先服软，给师傅个台阶下。但这次父亲犯了倔劲，一杠到底，胡师傅大怒，一脚踢翻了桌子，吼：滚，你给我滚，今后不要进我家的门！父亲也大怒，拂袖而去。
一晃过了小一个月，母亲在街上看到了胡大娘，母亲问，这师徒俩咋回事呀？咱家这位一到晚上就转磨磨，走出去，退回来，又走出去，又退回来。胡大娘哧哧笑，抬杠呗，俩人抬急眼了。咱家的也是，老抻着脖子往门口瞅，跟我叨咕，这小子不会真跟我断道了吧。母亲说，没事儿，他俩又不是头一回了。胡大娘说，是，咱家老胡抻不过他徒弟。
开工资那天晚上，父亲回家并没像往常那样急着喝酒吃饭，而是去商店灌了一瓶子散白酒，又买了一包油炸花生米。然后坐在那里不停地看表。没一会儿，胡大爷家的老闺女就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张叔，我爸让你上俺家喝酒去，说完又风风火火跑了。父亲立即眉开眼笑对我说，走，跟我去你胡大爷家。进了胡家，小方桌已在葡萄架下摆好，桌子上除了两盘毛菜外，还多了一盘香肠和一碗樱桃。胡师傅先罕见地起身迎了出来，我喊，胡大爷。胡师傅眉开眼笑地摸摸我的头说，臭小子，以后给我当儿子吧。
师徒俩落座，开喝。照例谁也不看谁，端起酒盅，朝对方送一下，一扬脖，“吱儿——”地下去半盅，然后“嗨”地哈口气。
胡师傅的酒量比父亲大，一顿能喝半斤，父亲也就是二两多。后来胡师傅的牙齿掉光了，吃不了菜就含着糖球喝酒，說起话来就含混不清。再后来胡师傅退休了，我们家分了新房子，搬离了老家属宿舍。父亲年纪大了，得了脑血栓，被栓住了一条胳膊一条腿，只能拄着棍儿走。患病前父亲曾去看过几次师傅，得病后就去不了了。父亲戒了酒，每天吃完饭就满院子溜达。
父亲摇摇晃晃地走过了80岁。2008年冬天，沈阳连下了几场大雪，积雪落满了卫工河道。父亲一到冬天就不出屋了，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我领着媳妇孩子去看父母，一进门就看见父亲在客厅里走步，父亲的背向左弯着，走的更慢了。孩子喊了一声，爷！父亲抬头看看，哎地应一声，又去走步。这有些反常，以往父亲看见孩子立马会眉开眼笑的。
进里屋后我问母亲，我爸咋啦？母亲说他师傅死啦，今天上午你马姨来串门儿时跟他说的。我问母亲，我胡大爷多大岁数？母亲说，84呗，比你爸大4岁。这时就听到父亲在客厅里喊着什么，声音很大，把大家吓一跳，母亲说你去看看老头子咋啦。
我来到客厅，看见父亲站在窗前默默地看着窗外。我问父亲，爸你刚才说啥？父亲回过头说，啥也没说。孩子说，您说了，声音可大了，我们都听见了。父亲想了想说，是说了，是列宁的话。我笑了，问，列宁的什么话呀？
父亲听了就站直身体，昂起头大声地说：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父亲是新民县陈家洼人，10岁随祖父来奉天（今沈阳）投亲，讨生活。祖父在北市场卖豆腐，大伯跟洋服匠学裁缝，父亲就沿街做点儿小生意贴补家用。父亲冬天卖烧饼，夏天卖凉糕。烧饼是芝麻盐的烤饼，在北市场馒头坊上的；凉糕是芝麻白糖馅的，在西关进的。烧饼、凉糕都是七分钱进，卖一毛钱，一个挣三分。父亲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了，进完货，就挎着笼屉盒，沿着马路湾至火车站一路叫卖。那时日本人搞“粮食配给”，不允许中国老百姓吃大米白面。抓住了，按“经济犯”治罪。所以，父亲的生意虽小，却做得提心吊胆。
在这片管区有个外号叫“黑豆皮”的日本巡警，矮趴趴的个头儿，配上一张长满横肉的黑面皮，人凶得很。父亲被“黑豆皮”抓住过两次，没收了东西不说，还罚他下跪认罪。当父亲第三次被抓的时候，“黑豆皮”暴跳如雷，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破口大骂。骂着骂着，冷不防就踢了父亲一脚，踢在父亲肚子上，父亲疼的上不来气儿，也哭不出声来。“黑豆皮”仍不解气，哇哇叫着把烧饼倒进了垃圾箱，又踩烂了笼屉盒。
打那以后父亲再也不敢卖烧饼了，改糊火柴盒。所以父亲特别憎恨日本人。后来听说那些日本伤兵都是在关里被中国军队给打残的，父亲想，怎么不把“黑豆皮”派关里去呢，好让中国军队好好收拾下这瘪犊子。
父亲16岁那年进“满铁电池株式会社”做学徒，老板是日本人。八一五光复后，日本人走了，国民党接管沈阳的工业企业。由于内战，大部分工厂都停工了，铁西区一片沉寂。1949年随着沈阳冶炼厂（原来的奉天制炼厂）的大烟囱冒出滚滚浓烟，铁西的大部分企业也逐步复工，父亲的厂子改名叫铁道部沈阳铁路信号工厂。当工厂第一炉信号玻璃烧出来后，一些老工人都落泪了，说我们从今以后是在给自己的国家干活儿，不再是亡国奴了。父亲的师傅姓胡，是新中国第一代技术工人。父亲的师傅有三牛：技术牛，酒量牛，脾气牛。遇到原则上的事儿，管他是哪一级领导干部，谁的账也不买。虽然抗上，却备受尊敬，因为技术。八级工，大工匠，在企业是宝贝疙瘩。胡师傅平时言语金贵，喝完酒后就瞪着血红的眼珠子跟父亲喊：
“你给我听好了——技术，技术，还是技术！技术过硬，天王老子咱也不尿他！”
父亲讲，每逢此时他都作洗耳恭听状，心里却憋不住想乐。胡师傅说话带口音，把技术说成了鸡术。父亲记住了师傅的话，学习刻苦，连续17年被评为厂级先进生产者。
胡师傅长身量，红脸膛，说话粗门大嗓。小时候父亲经常领我去胡师傅家串门，师徒俩都喜欢喝一口，父亲常拎着一瓶散白酒，在他师傅家小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喝酒。胡师傅住的是日式平房，房子带飘窗，暖气，地板，管道煤气。我非常喜欢，就和父亲说，爸，我们家咋不住这样房子？父亲说，你胡大爷是八级大工匠，享受的是科长待遇。
我一直认为，父亲和胡大爷那一辈人在一起喝酒才叫真正的喝酒。师徒俩都是言语金贵的人，喝酒的时候谁也不看谁，端起酒盅，朝对方送一下，一扬脖，“吱儿——”地下去半盅，然后“嗨”地哈口气，夹一口菜在嘴里咯吱咯吱地嚼，或者抓几粒花生搓去皮，扔嘴里嘎嘣嘎嘣地咬。师徒俩很默契，都是笑眯眯的神情。当然，师徒俩也有喝掰的时候，有一次因为一个话题就杠上了，一般情况下父亲会先服软，给师傅个台阶下。但这次父亲犯了倔劲，一杠到底，胡师傅大怒，一脚踢翻了桌子，吼：滚，你给我滚，今后不要进我家的门！父亲也大怒，拂袖而去。
一晃过了小一个月，母亲在街上看到了胡大娘，母亲问，这师徒俩咋回事呀？咱家这位一到晚上就转磨磨，走出去，退回来，又走出去，又退回来。胡大娘哧哧笑，抬杠呗，俩人抬急眼了。咱家的也是，老抻着脖子往门口瞅，跟我叨咕，这小子不会真跟我断道了吧。母亲说，没事儿，他俩又不是头一回了。胡大娘说，是，咱家老胡抻不过他徒弟。
开工资那天晚上，父亲回家并没像往常那样急着喝酒吃饭，而是去商店灌了一瓶子散白酒，又买了一包油炸花生米。然后坐在那里不停地看表。没一会儿，胡大爷家的老闺女就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张叔，我爸让你上俺家喝酒去，说完又风风火火跑了。父亲立即眉开眼笑对我说，走，跟我去你胡大爷家。进了胡家，小方桌已在葡萄架下摆好，桌子上除了两盘毛菜外，还多了一盘香肠和一碗樱桃。胡师傅先罕见地起身迎了出来，我喊，胡大爷。胡师傅眉开眼笑地摸摸我的头说，臭小子，以后给我当儿子吧。
师徒俩落座，开喝。照例谁也不看谁，端起酒盅，朝对方送一下，一扬脖，“吱儿——”地下去半盅，然后“嗨”地哈口气。
胡师傅的酒量比父亲大，一顿能喝半斤，父亲也就是二两多。后来胡师傅的牙齿掉光了，吃不了菜就含着糖球喝酒，說起话来就含混不清。再后来胡师傅退休了，我们家分了新房子，搬离了老家属宿舍。父亲年纪大了，得了脑血栓，被栓住了一条胳膊一条腿，只能拄着棍儿走。患病前父亲曾去看过几次师傅，得病后就去不了了。父亲戒了酒，每天吃完饭就满院子溜达。
父亲摇摇晃晃地走过了80岁。2008年冬天，沈阳连下了几场大雪，积雪落满了卫工河道。父亲一到冬天就不出屋了，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我领着媳妇孩子去看父母，一进门就看见父亲在客厅里走步，父亲的背向左弯着，走的更慢了。孩子喊了一声，爷！父亲抬头看看，哎地应一声，又去走步。这有些反常，以往父亲看见孩子立马会眉开眼笑的。
进里屋后我问母亲，我爸咋啦？母亲说他师傅死啦，今天上午你马姨来串门儿时跟他说的。我问母亲，我胡大爷多大岁数？母亲说，84呗，比你爸大4岁。这时就听到父亲在客厅里喊着什么，声音很大，把大家吓一跳，母亲说你去看看老头子咋啦。
我来到客厅，看见父亲站在窗前默默地看着窗外。我问父亲，爸你刚才说啥？父亲回过头说，啥也没说。孩子说，您说了，声音可大了，我们都听见了。父亲想了想说，是说了，是列宁的话。我笑了，问，列宁的什么话呀？
父亲听了就站直身体，昂起头大声地说：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