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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1岁的父亲站在沈阳火车站前,望着不断走出车站的伤兵,满眼疑惑:是谁把这些日本兵打残的呢?那些挎着胳膊、拄着拐的伤兵昂首挺胸,唱着军歌走过广场,一副不可一世的的样子。缺胳膊少腿很牛吗?父亲不解,更没想到若干年后他也成了铁路工人。那时,沈阳站不叫沈阳站,叫“奉天驿”。
父亲是新民县陈家洼人,10岁随祖父来奉天(今沈阳)投亲,讨生活。祖父在北市场卖豆腐,大伯跟洋服匠学裁缝,父亲就沿街做点儿小生意贴补家用。父亲冬天卖烧饼,夏天卖凉糕。烧饼是芝麻盐的烤饼,在北市场馒头坊上的;凉糕是芝麻白糖馅的,在西关进的。烧饼、凉糕都是七分钱进,卖一毛钱,一个挣三分。父亲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了,进完货,就挎着笼屉盒,沿着马路湾至火车站一路叫卖。那时日本人搞“粮食配给”,不允许中国老百姓吃大米白面。抓住了,按“经济犯”治罪。所以,父亲的生意虽小,却做得提心吊胆。
在这片管区有个外号叫“黑豆皮”的日本巡警,矮趴趴的个头儿,配上一张长满横肉的黑面皮,人凶得很。父亲被“黑豆皮”抓住过两次,没收了东西不说,还罚他下跪认罪。当父亲第三次被抓的时候,“黑豆皮”暴跳如雷,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破口大骂。骂着骂着,冷不防就踢了父亲一脚,踢在父亲肚子上,父亲疼的上不来气儿,也哭不出声来。“黑豆皮”仍不解气,哇哇叫着把烧饼倒进了垃圾箱,又踩烂了笼屉盒。
打那以后父亲再也不敢卖烧饼了,改糊火柴盒。所以父亲特别憎恨日本人。后来听说那些日本伤兵都是在关里被中国军队给打残的,父亲想,怎么不把“黑豆皮”派关里去呢,好让中国军队好好收拾下这瘪犊子。
父亲16岁那年进“满铁电池株式会社”做学徒,老板是日本人。八一五光复后,日本人走了,国民党接管沈阳的工业企业。由于内战,大部分工厂都停工了,铁西区一片沉寂。1949年随着沈阳冶炼厂(原来的奉天制炼厂)的大烟囱冒出滚滚浓烟,铁西的大部分企业也逐步复工,父亲的厂子改名叫铁道部沈阳铁路信号工厂。当工厂第一炉信号玻璃烧出来后,一些老工人都落泪了,说我们从今以后是在给自己的国家干活儿,不再是亡国奴了。父亲的师傅姓胡,是新中国第一代技术工人。父亲的师傅有三牛:技术牛,酒量牛,脾气牛。遇到原则上的事儿,管他是哪一级领导干部,谁的账也不买。虽然抗上,却备受尊敬,因为技术。八级工,大工匠,在企业是宝贝疙瘩。胡师傅平时言语金贵,喝完酒后就瞪着血红的眼珠子跟父亲喊:
“你给我听好了——技术,技术,还是技术!技术过硬,天王老子咱也不尿他!”
父亲讲,每逢此时他都作洗耳恭听状,心里却憋不住想乐。胡师傅说话带口音,把技术说成了鸡术。父亲记住了师傅的话,学习刻苦,连续17年被评为厂级先进生产者。
胡师傅长身量,红脸膛,说话粗门大嗓。小时候父亲经常领我去胡师傅家串门,师徒俩都喜欢喝一口,父亲常拎着一瓶散白酒,在他师傅家小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喝酒。胡师傅住的是日式平房,房子带飘窗,暖气,地板,管道煤气。我非常喜欢,就和父亲说,爸,我们家咋不住这样房子?父亲说,你胡大爷是八级大工匠,享受的是科长待遇。
我一直认为,父亲和胡大爷那一辈人在一起喝酒才叫真正的喝酒。师徒俩都是言语金贵的人,喝酒的时候谁也不看谁,端起酒盅,朝对方送一下,一扬脖,“吱儿——”地下去半盅,然后“嗨”地哈口气,夹一口菜在嘴里咯吱咯吱地嚼,或者抓几粒花生搓去皮,扔嘴里嘎嘣嘎嘣地咬。师徒俩很默契,都是笑眯眯的神情。当然,师徒俩也有喝掰的时候,有一次因为一个话题就杠上了,一般情况下父亲会先服软,给师傅个台阶下。但这次父亲犯了倔劲,一杠到底,胡师傅大怒,一脚踢翻了桌子,吼:滚,你给我滚,今后不要进我家的门!父亲也大怒,拂袖而去。
一晃过了小一个月,母亲在街上看到了胡大娘,母亲问,这师徒俩咋回事呀?咱家这位一到晚上就转磨磨,走出去,退回来,又走出去,又退回来。胡大娘哧哧笑,抬杠呗,俩人抬急眼了。咱家的也是,老抻着脖子往门口瞅,跟我叨咕,这小子不会真跟我断道了吧。母亲说,没事儿,他俩又不是头一回了。胡大娘说,是,咱家老胡抻不过他徒弟。
开工资那天晚上,父亲回家并没像往常那样急着喝酒吃饭,而是去商店灌了一瓶子散白酒,又买了一包油炸花生米。然后坐在那里不停地看表。没一会儿,胡大爷家的老闺女就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张叔,我爸让你上俺家喝酒去,说完又风风火火跑了。父亲立即眉开眼笑对我说,走,跟我去你胡大爷家。进了胡家,小方桌已在葡萄架下摆好,桌子上除了两盘毛菜外,还多了一盘香肠和一碗樱桃。胡师傅先罕见地起身迎了出来,我喊,胡大爷。胡师傅眉开眼笑地摸摸我的头说,臭小子,以后给我当儿子吧。
师徒俩落座,开喝。照例谁也不看谁,端起酒盅,朝对方送一下,一扬脖,“吱儿——”地下去半盅,然后“嗨”地哈口气。
胡师傅的酒量比父亲大,一顿能喝半斤,父亲也就是二两多。后来胡师傅的牙齿掉光了,吃不了菜就含着糖球喝酒,說起话来就含混不清。再后来胡师傅退休了,我们家分了新房子,搬离了老家属宿舍。父亲年纪大了,得了脑血栓,被栓住了一条胳膊一条腿,只能拄着棍儿走。患病前父亲曾去看过几次师傅,得病后就去不了了。父亲戒了酒,每天吃完饭就满院子溜达。
父亲摇摇晃晃地走过了80岁。2008年冬天,沈阳连下了几场大雪,积雪落满了卫工河道。父亲一到冬天就不出屋了,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我领着媳妇孩子去看父母,一进门就看见父亲在客厅里走步,父亲的背向左弯着,走的更慢了。孩子喊了一声,爷!父亲抬头看看,哎地应一声,又去走步。这有些反常,以往父亲看见孩子立马会眉开眼笑的。
进里屋后我问母亲,我爸咋啦?母亲说他师傅死啦,今天上午你马姨来串门儿时跟他说的。我问母亲,我胡大爷多大岁数?母亲说,84呗,比你爸大4岁。这时就听到父亲在客厅里喊着什么,声音很大,把大家吓一跳,母亲说你去看看老头子咋啦。
我来到客厅,看见父亲站在窗前默默地看着窗外。我问父亲,爸你刚才说啥?父亲回过头说,啥也没说。孩子说,您说了,声音可大了,我们都听见了。父亲想了想说,是说了,是列宁的话。我笑了,问,列宁的什么话呀?
父亲听了就站直身体,昂起头大声地说: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父亲是新民县陈家洼人,10岁随祖父来奉天(今沈阳)投亲,讨生活。祖父在北市场卖豆腐,大伯跟洋服匠学裁缝,父亲就沿街做点儿小生意贴补家用。父亲冬天卖烧饼,夏天卖凉糕。烧饼是芝麻盐的烤饼,在北市场馒头坊上的;凉糕是芝麻白糖馅的,在西关进的。烧饼、凉糕都是七分钱进,卖一毛钱,一个挣三分。父亲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了,进完货,就挎着笼屉盒,沿着马路湾至火车站一路叫卖。那时日本人搞“粮食配给”,不允许中国老百姓吃大米白面。抓住了,按“经济犯”治罪。所以,父亲的生意虽小,却做得提心吊胆。
在这片管区有个外号叫“黑豆皮”的日本巡警,矮趴趴的个头儿,配上一张长满横肉的黑面皮,人凶得很。父亲被“黑豆皮”抓住过两次,没收了东西不说,还罚他下跪认罪。当父亲第三次被抓的时候,“黑豆皮”暴跳如雷,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破口大骂。骂着骂着,冷不防就踢了父亲一脚,踢在父亲肚子上,父亲疼的上不来气儿,也哭不出声来。“黑豆皮”仍不解气,哇哇叫着把烧饼倒进了垃圾箱,又踩烂了笼屉盒。
打那以后父亲再也不敢卖烧饼了,改糊火柴盒。所以父亲特别憎恨日本人。后来听说那些日本伤兵都是在关里被中国军队给打残的,父亲想,怎么不把“黑豆皮”派关里去呢,好让中国军队好好收拾下这瘪犊子。
父亲16岁那年进“满铁电池株式会社”做学徒,老板是日本人。八一五光复后,日本人走了,国民党接管沈阳的工业企业。由于内战,大部分工厂都停工了,铁西区一片沉寂。1949年随着沈阳冶炼厂(原来的奉天制炼厂)的大烟囱冒出滚滚浓烟,铁西的大部分企业也逐步复工,父亲的厂子改名叫铁道部沈阳铁路信号工厂。当工厂第一炉信号玻璃烧出来后,一些老工人都落泪了,说我们从今以后是在给自己的国家干活儿,不再是亡国奴了。父亲的师傅姓胡,是新中国第一代技术工人。父亲的师傅有三牛:技术牛,酒量牛,脾气牛。遇到原则上的事儿,管他是哪一级领导干部,谁的账也不买。虽然抗上,却备受尊敬,因为技术。八级工,大工匠,在企业是宝贝疙瘩。胡师傅平时言语金贵,喝完酒后就瞪着血红的眼珠子跟父亲喊:
“你给我听好了——技术,技术,还是技术!技术过硬,天王老子咱也不尿他!”
父亲讲,每逢此时他都作洗耳恭听状,心里却憋不住想乐。胡师傅说话带口音,把技术说成了鸡术。父亲记住了师傅的话,学习刻苦,连续17年被评为厂级先进生产者。
胡师傅长身量,红脸膛,说话粗门大嗓。小时候父亲经常领我去胡师傅家串门,师徒俩都喜欢喝一口,父亲常拎着一瓶散白酒,在他师傅家小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喝酒。胡师傅住的是日式平房,房子带飘窗,暖气,地板,管道煤气。我非常喜欢,就和父亲说,爸,我们家咋不住这样房子?父亲说,你胡大爷是八级大工匠,享受的是科长待遇。
我一直认为,父亲和胡大爷那一辈人在一起喝酒才叫真正的喝酒。师徒俩都是言语金贵的人,喝酒的时候谁也不看谁,端起酒盅,朝对方送一下,一扬脖,“吱儿——”地下去半盅,然后“嗨”地哈口气,夹一口菜在嘴里咯吱咯吱地嚼,或者抓几粒花生搓去皮,扔嘴里嘎嘣嘎嘣地咬。师徒俩很默契,都是笑眯眯的神情。当然,师徒俩也有喝掰的时候,有一次因为一个话题就杠上了,一般情况下父亲会先服软,给师傅个台阶下。但这次父亲犯了倔劲,一杠到底,胡师傅大怒,一脚踢翻了桌子,吼:滚,你给我滚,今后不要进我家的门!父亲也大怒,拂袖而去。
一晃过了小一个月,母亲在街上看到了胡大娘,母亲问,这师徒俩咋回事呀?咱家这位一到晚上就转磨磨,走出去,退回来,又走出去,又退回来。胡大娘哧哧笑,抬杠呗,俩人抬急眼了。咱家的也是,老抻着脖子往门口瞅,跟我叨咕,这小子不会真跟我断道了吧。母亲说,没事儿,他俩又不是头一回了。胡大娘说,是,咱家老胡抻不过他徒弟。
开工资那天晚上,父亲回家并没像往常那样急着喝酒吃饭,而是去商店灌了一瓶子散白酒,又买了一包油炸花生米。然后坐在那里不停地看表。没一会儿,胡大爷家的老闺女就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张叔,我爸让你上俺家喝酒去,说完又风风火火跑了。父亲立即眉开眼笑对我说,走,跟我去你胡大爷家。进了胡家,小方桌已在葡萄架下摆好,桌子上除了两盘毛菜外,还多了一盘香肠和一碗樱桃。胡师傅先罕见地起身迎了出来,我喊,胡大爷。胡师傅眉开眼笑地摸摸我的头说,臭小子,以后给我当儿子吧。
师徒俩落座,开喝。照例谁也不看谁,端起酒盅,朝对方送一下,一扬脖,“吱儿——”地下去半盅,然后“嗨”地哈口气。
胡师傅的酒量比父亲大,一顿能喝半斤,父亲也就是二两多。后来胡师傅的牙齿掉光了,吃不了菜就含着糖球喝酒,說起话来就含混不清。再后来胡师傅退休了,我们家分了新房子,搬离了老家属宿舍。父亲年纪大了,得了脑血栓,被栓住了一条胳膊一条腿,只能拄着棍儿走。患病前父亲曾去看过几次师傅,得病后就去不了了。父亲戒了酒,每天吃完饭就满院子溜达。
父亲摇摇晃晃地走过了80岁。2008年冬天,沈阳连下了几场大雪,积雪落满了卫工河道。父亲一到冬天就不出屋了,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我领着媳妇孩子去看父母,一进门就看见父亲在客厅里走步,父亲的背向左弯着,走的更慢了。孩子喊了一声,爷!父亲抬头看看,哎地应一声,又去走步。这有些反常,以往父亲看见孩子立马会眉开眼笑的。
进里屋后我问母亲,我爸咋啦?母亲说他师傅死啦,今天上午你马姨来串门儿时跟他说的。我问母亲,我胡大爷多大岁数?母亲说,84呗,比你爸大4岁。这时就听到父亲在客厅里喊着什么,声音很大,把大家吓一跳,母亲说你去看看老头子咋啦。
我来到客厅,看见父亲站在窗前默默地看着窗外。我问父亲,爸你刚才说啥?父亲回过头说,啥也没说。孩子说,您说了,声音可大了,我们都听见了。父亲想了想说,是说了,是列宁的话。我笑了,问,列宁的什么话呀?
父亲听了就站直身体,昂起头大声地说: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