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的职业生涯有43年工龄，换过许多工作岗位，直到2015年退休，我印过个人的名片共有28张，但我最珍视的一张名片，是我的第一张名片，现已微微泛黄，是40年前印制的。
提起这件事，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故事至今历历如昨，值得回忆。
1
40年前，24岁的我刚从南京化工学院毕业，回到常州光明塑料厂技术科工作，因机缘巧合，我参与和见证了一场我国与世界500强之一的公司发生的贸易争端案。
1978年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刚起步，那个时候，中国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国家几乎对所有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大宗商品实行专营，直接由中央有关部委掌控，省和市这两级都没有外贸进出口经营权，只有统计、上报、分配、计划的权利。就进口大宗商品——化工塑料原材料而言，全国统一由国家物资总局扎口全国的计划，然后委托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英文简称SINOCHEM）统一进口。中化总公司通常一年分二次，把全国计划进口的原材料与国外公司签订进口合同。因为是全国的进口计划，又是半年一订，因此，每一批进口原料的数量总是很大，外国公司与我们做的是“国家级买卖”，又适逢中国要改革开放，对中国巨大的市场预期充满憧憬，所以他们都非常重视每笔进口业务。
那年秋季，中化总公司向英国壳牌跨国石油公司（英文简称SHELL） 进口了一大批聚丙烯塑料原料，品种是薄膜级KY6100。该原料进口以后，发往全国的薄膜生产企业使用，但使用不久，全国都陆续反映该材料有问题，破膜现象严重，成品率较低。中化总公司接到全国上报的反映，经与国家物资总局和经贸部商定，于是就向英国壳牌公司正式提出索赔。对于英国壳牌公司来讲，他们是堂堂老牌的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他们生产销售的薄膜级KY6100原料，发往世界上许多国家使用，但都没有因为产品有问题而被索赔，所以英国壳牌公司感到非常纳闷，难以接受。但他们极其重视这一事件，于是就派出壳牌公司的副总裁威廉姆斯先生（Mr. Williams Vice President英国人）作为全权代表，另外有售后服务技术部总监邱福尔先生（Mr. Churfoell Technical director英国人）和中国事务专家商务助理王志文先生（Mr. Colvin Wanda Business Assistant荷兰人），他们一行三人代表团来到中国，全权协调解决这一索赔事件。
英方代表团来到中国后，经协商和我方的安排，先到北京，然后分别到杭州、上海、苏州、无锡等地，进行技术服务和技术交流谈判，在以上五个城市一路过来以后，我方在技术交流谈判上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按计划的安排，第六和第七站分别是常州和南京，这是最后两站，如果最后这两站再没有技术性突破，那么下一步汇集在北京的商务索赔谈判，中方就會非常被动，因为商务谈判是依靠技术交流谈判为支撑的。
2
1978年的国庆节过后没几天，我参加了由市里组织召开的专门会议，会上详细讲述和讨论有关这一贸易争端事宜，布置接待英方代表团的各项具体任务，并且着重强调在常州这一站技术交流谈判的重要性，会上还传达常州分管副市长段辉鹏对这项工作的具体指示，他要求做好接待，认真应对，务必在常州取得技术性突破。在这次会议上，我被授命为这次常州站技术谈判的“技术主谈”，既然是技术主谈，必须要有个技术头衔，于是我被临时授命为“工程师”（在1978年，全国还没有完全恢复工程技术职称的评定）并且决定为我印制技术交流谈判用的名片。
40年前，中国还不流行用名片，整个常州市也没有专门印制名片的设备和商店，于是就把这个“艰巨任务”交给轻工业局的人民印刷厂，由他们负责印制。人民印刷厂接到这个任务，由专门技术人员负责，在印制四尺整张的大设备上进行中英文排版，那时厂里的中文字模基本是齐全的，但英文字模的选择就很少，只能将就使用，厂里通过多次试印，才把我的名片印好，然后还要再经过第二道工序进行整张分切，这样，这一“艰巨任务”才告完成，完成后即通知我去人民印刷厂领取名片。我去厂里领取后，负责人员还领我到印刷车间现场参观，我看到印刷的机器上还留着整张名片的样板，他们给我讲印制过程中的有关情况，我才知道，手中此物来之不易，想着我即要担当的“技术主谈”，看着我名片上“工程师”的头衔，我蓦然感到，这盒名片的分量将有多么沉重。
3
人生的许多事情，有许多说不清的机缘与巧合，而这其中，就有所谓因果的关系吧。1978年初，常州石油化工厂要投资建设聚丙烯材料项目，经南京化工设计院协调，这一设计项目立为南京化工学院高分子专业的毕业设计课题，我作为高分子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学校指定我担任课题组长（另有其他几个项目的课题组长都是由学校老师担任）与班级另外5位同学一起，参加常州石化厂聚丙烯材料项目的设计工作，常州石化厂指定技术副厂长顾焕炳（后来任常州化工局副局长、总工程师）负责安排指导我们课题组的具体工作与任务。我带领设计课题组在常州石化厂待了近半年，于当年7月中旬顺利完成有关设计项目，并做成毕业设计论文报告交给学校，学校把这份报告送给南京化工设计院评估，得到非常高的评价，报告作为学校的优秀毕业论文存档，我也受到学校的表扬。
我从南京化工学院毕业回光明塑料厂工作，才两个月，居然碰上这样一个特殊的重要任务，要与英国壳牌公司技术交流谈判，要与英方代表团的技术专家较量一番，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但凑巧的是，我正好刚刚完成聚丙烯塑料生产项目的毕业设计课题，我对这一材料的生产制造工艺技术路线和技术标准数据，对国际上生产聚丙烯材料各大公司的制造方式，即所谓“上游技术”，一清二楚、烂熟于心。另外，我高中毕业后即在光明塑料厂技术科工作两年，工作期间参与了产品技术革新，搞的恰恰就是聚丙烯塑料薄膜生产加工的项目，因此对聚丙烯原料加工成型的技术，即所谓“下游技术”，我是属于本行，非常熟悉。再则，从英国壳牌公司进口的KY6100聚丙烯原料，光明塑料厂使用以后，开始也出现全国反映的类似问题，但我们后来找到了解决的方案，而这一方案，就是按照我的建议试验操作成功的。所以，我虽然是初出茅庐，但我对迎接这一技术交流谈判，心中是有底气有把握的，对常州这一站取得技术性的突破，我是有信心的。 4
1978年10月11日，对常州光明塑料厂来讲，也是历史性的一天。在此之前，工厂从来没有接待过外宾，工厂中许多人甚至都没有见过外宾。为了做好接待工作，工厂根据市领导的要求，做了精心准备，全厂的房屋墙壁用白石灰水作了粉刷，全厂进行了打扫，整洁了环境，行政楼腾出办公室做接待室，会议室的桌上专门铺上台布，窗户上挂好窗帘，厂长茅建华还专门指派销售科长薛寿南，让他用工厂卡车特意赴上海购买了一套沙发（当时常州市场上居然还买不到沙发 ） ，这样一来，工厂焕然一新，全厂上下隆而重之来迎接特殊的外宾——英国壳牌公司代表团。
上午10点左右，工厂来了两辆小车一辆客车，全体人员一下车，三位老外一看就知道是英方代表团人员，其他20位都是中方人员，怎么会来这么多中方人员呢？我们一时也搞不清楚，幸亏我们的会议室还算大，添加了几张边座凳子，这样就可以坐三十多人。光明塑料厂参加接待会谈的一共六人：厂长茅建华、技术科主管沈莉莉、质量主管俞莺莺、聚丙烯车间主任朱银秀，厂办负责人余亮华，还有我。全体人员到会议室就座以后，由中化总公司王照方处长主持会议，他先作自我介绍，然后就介绍英方代表团三人，其余人员一律没有介绍。我们厂里与会的六位，王处长请厂长茅建华作介绍，介绍到我的时候，我递上自己的名片，与三位英方人员交换，三位老外拿了我的名片，用一种不同的眼光仔细打量我，我感到，也许在他们眼里，我这个“技术主谈”太年轻了。
英方代表团在常州一共三天，第一天主要在光明塑料厂聚丙烯薄膜生产车间进行技术操作试验。英方技术部总监邱福尔，身材魁梧，留着像恩格斯那样的大胡子，他在车间里高温的机器设备上，忙碌地調试各台设备的控制系统，然后详细地做好记录，这样反复试验，观察KY6100原料生产薄膜的情况，经过大半天的操作试验，薄膜的破膜现象略有改善，成品率也略有提升，但总体情况还达不到满意的状态，与聚丙烯薄膜生产的技术标准还有差距。邱福尔先生忙乎了大半天，我们看他确实有点累了，他的大胡子上都滴满汗水，威廉姆斯和王志文用不着动手，他们站在车间旁边观察等待，偶尔走动，一派绅士风度。
第二天开始，我们就在工厂的会议室进行技术交流谈判，英方是邱福尔技术主谈，王志文做翻译。邱福尔介绍了KY6100聚丙烯原料的技术特性、该材料的成型加工工艺要求、成型加工设备及模具的技术参数标准，以及温度自动控制系统的要求等。他的介绍归结起来所表明的意见就是：他们的聚丙烯KY6100牌号是质量非常好的原料，之所以在中国薄膜加工生产过程中出现问题，主要是我们的加工成型设备和模具，以及温控自动系统存在落差，造成适应性和稳定性差，因此是我们的技术问题，而不是他们原料的技术问题。邱福尔谈完以后，就轮到我出场了，当时常州外贸局的章树国（后来担任常州外经委副主任）做翻译，但这一天的技术交流谈判，我没有需要他做翻译，因为涉及的都是化工和塑料，设备与模具等非常专业的技术词汇，我直接用英文与邱福尔讨论交流了近一天，其间我还用中文把主要内容穿插讲给全体与会人员听，让他们知道我们谈些什么。我从“上游技术” 领域的理论知识，一点一点地剖析英方给出的KY6100原料的技术指标，另外，我询问许多英方没有提供的KY6100原料的其他技术指标，如：“结晶度指标”“分散度指标”“分子量分布系数指标”等等，我之所以谈这些技术指标，就是要说明它们与薄膜成型加工工艺控制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薄膜成品得率的关系。在交流谈判中我才知道，英方的邱福尔其实不是“上游技术” 的专家，他对我提出和询问的许多问题，不能圆满回答，有的甚至不知道，他被我问得脸上冒汗，汗滴到大胡腮上，但他非常认真地记下了我询问的所有问题。当天晚上吃完晚饭以后，邱福尔先生要我陪同他到常州邮电局，他要和英国公司总部通电话。
1978年的常州，外宾住在化龙巷的常州宾馆，这是常州唯一最好的涉外宾馆，但那个年代宾馆还不能直接打国际长途，要打国际长途电话必须到邮电大楼去排队，由邮电局接线员拨通了以后，再到指定的电话间接听。我陪邱福尔在邮电大楼待了近两个小时，在回宾馆的路上，邱福尔一直沉默，陷入沉思。一路上，一些市民从邮电大楼一直跟着我们到化龙巷宾馆门口，老百姓看到大胡子的黄发碧眼的老外，确实觉得稀奇的。
第三天上午，我们继续交流谈判，邱福尔简单作说明，但没有要领，谈不出新内容。然后是我谈，我反过来列举了意大利海蒙特石化公司和日本三井公司聚丙烯原料的技术数据，然后从上游生产的技术路线上，反证与加工设备和模具以及温控系统的适应性与稳定性问题，我的观点是：我们的机器设备与模具及温控系统的落差不是关键，关键恰恰是上游技术路线的差别，英国壳牌公司的技术路线是“气相法”，这种方法生产的聚丙烯原料，用俗话讲就是“易过敏、很娇气、水土不服”，而意大利海蒙特石化公司和日本三井公司的是“本体法”，这种方法生产的聚丙烯原料通用性、适应性强。为了证明我的观点，当天下午我们重回到聚丙烯薄膜生产车间，按照我们的解决方案，分别把意大利海蒙特石化公司的聚丙烯原料和日本三井公司的聚丙烯原料与KY6100按一定的比例掺和，然后进行操作试验，结果证明薄膜的破膜现象逐渐消失，成品得率恢复正常。
操作试验结束后，我们再次回到会议室，休整半个小时继续开会，会上王照方处长讲话，他说：按上级工作计划的安排和要求，常州这一站是三天时间，本来下一站是南京，但经商议以后，南京这一站就不去了，下一站直接回北京，先休整几天，然后进行商务磋商，最后他代表中化总公司对常州这一站工作的安排表示感谢。英方威廉姆斯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表达了他对中国贸易和聚丙烯塑料前景的期待和展望，对英国壳牌公司商业信誉和技术路线的信心，也对中国塑料成型加工装备的发展提出看法，最后对常州光明塑料厂的接待安排和工作配合表示感谢。会议结束时，中英双方互赠纪念礼品，光明塑料厂厂长茅建华代表厂方赠送给英方的礼物是常州宫梳名篦，英方威廉姆斯先生赠送给我方的礼物是袖珍薄型太阳能计算器。 5
这次英国壳牌公司代表团三人在常州三天，第一天第二天晚上都是中方宴请，当时常州宾馆没有像样的宴会厅，宴会安排在近园的西野草堂内，宴请当时不用席卡，后来我们才知道，中方来的20人中间，有国家很多部门的人员，有省、市两级相关部门的配套人员，当时情况就是这样，接待几个外国人，我们各级部门的有关人员要跟上一批， 随着中国不断改革开放，现在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谈到那次宴会宴请的标准，当时常州一般婚宴是30元一桌，常州宾馆涉外标准最高，是80元～100元一桌。第三天英方要答谢回请中方所有成员，王志文一早与常州宾馆联系后，给宾馆提出200元一桌的标准，这一要求结果把常州宾馆的负责人和厨师难倒了，因为当时常州的菜品和食材比较简单，做不出那样高价的菜来，宾馆也是国有企业，他们老实巴交，诚信经营，恪守国家当年外事工作的要求：“外事无小事，有事要请示”，后来他们经请示省外办，省外办立即安排南京饭店的厨师，携食材配料赶来常州，宴会才达到标准。
那次晚宴，常州市副市长段辉鹏来参加了，他在晚宴上看到我后与我很紧地握手，他说：“小张不错，为我们常州站争光了，你把这次技术交流談判的情况写一个总结报告给我。”可见他对常州站技术交流谈判的情况已经了解了。那晚宴会的气氛似乎很轻松，中方人员特别开心，宴会档次又这么高，且很圆满，英方也觉得很有面子，结束时，段副市长代表常州市政府给英方代表团赠送了一幅乱针绣礼品，英方威廉姆斯先生给段市长赠送的也是袖珍太阳能电子计算器，英方代表团三人还和段副市长及南京饭店的厨师拍照合影。
6
英方代表团走后当天，茅建华厂长在工厂会场召开全厂职工的会议，他向职工介绍英国壳牌公司来厂技术交流谈判的基本情况，另外他专门还给全厂职工展示了英方赠送的袖珍薄型太阳能计算器，他告诉大家：“今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会上给中国的数学神童史丰收赠送了大礼，这个大礼就是一个电子计算器，《人民日报》和全国许多报纸都做了大版文字报道，有的还刊登了史丰收手持计算器的照片，但从照片上看，史丰收的计算器不是薄型袖珍的，不是太阳能的，需要用电池，所以肯定没有这个好”。茅建华厂长讲了以后，就要求我给大家作演示，由工人们自由提出运算题目，在黑板上写下来，然后我就同步按计算器，得出的答案再写在黑板上，演示后工人们都感到非常新奇。以前，中国人都是用的算盘，看到有如此先进的器物，也真是算开眼界了。
第二天，我就把技术交流谈判的总结报告写好了，交给茅建华厂长看了一遍，他没有提出修改意见，他要我把计算器的英文说明书迅速译成中文，那天晚上我译到近十点钟，刚译好后茅建华厂长就来家找我，叫我当天晚上把总结报告和计算器的译文送到段副市长家去，他说段副市长在家等我，并告诉了我段副市长家的地址，于是我即寻到了化龙巷政府公寓里的段副市长家，段副市长见我来了，很客气地让我坐下，还倒了杯水给我喝，我把总结报告和计算器的英文译稿交给他，他便把总结报告拿起来认真地翻看，段市长看完我的总结报告后对我说：“明天你和茅建华厂长一起去北京，带上这份总结报告，交给中化总公司的王照方处长，你们可能要在北京待几天，你们见了王处长后就听他的安排。”
7
1978年10月17日，我和茅建华厂长一起到北京，我们到中化总公司找到了王照方处长，我把常州站技术交流谈判的总结报告交给了他，他把我们安排在中化公司的招待所住下，他关照我们明天留守在招待所，不要外出，因为明天他们和英国壳牌公司进行商务谈判，有可能随时要叫我们，听取我们的意见。
第二天我和茅建华厂长就在招待所没有出去，直到下午四点钟时分，中化公司的一位人员来招待所，他把我们领到中化公司谈判大楼的一间休息室，叫我们在那里等候，过了一会儿，王照方处长和另一人来到休息室，见了面王处长介绍说，这位就是中化总公司的副总裁陈浩然。陈总裁坐下来与我们简单寒暄以后，郑重其事地问我们：如果按照常州光明塑料厂的办法，把意大利海蒙特公司或日本三井公司的聚丙烯原料与英国壳牌公司KY6100聚丙烯原料按一定的比例搭配使用，是否确实可以解决KY6100原料薄膜成型加工的质量问题？如果这样搭配使用最低的比例是多少？我明确地告诉陈总裁：“上述原料按最低10%的比例，与KY6100搭配混合使用完全可以解决问题”，茅建华厂长接着补充说：“我们工厂后来就是照这个办法来处理的，我们厂第一批分配到的30吨KY6100原料，用掉2吨左右的意大利海蒙特公司的原料和1吨左右的日本三井公司的原料，现在这批30吨KY6100的原料基本上都加工完毕了”。陈总裁听完点点头，他说：“好的，我知道了，那么你们就先回招待所吧”。于是我和茅厂长又回到了招待所，六点钟，我和茅厂长正准备去吃晚饭，中化公司领我们去谈判大楼的那位同志又来了，他说陈浩然副总裁邀请你们吃晚饭，他把我们领到中化公司总部大楼旁边的—家宾馆——西苑宾馆，他让我们在宾馆大堂等候。
1978年，北京虽然有很多宾馆，但都还是比较老旧的，中化总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公司，在世界上也是赫赫有名，几乎每天要与外国公司打交道，所以国家专门在公司总部旁边造了一幢谈判大楼，不久又在谈判大楼北侧造了西苑宾馆。那次晚上陈浩然副总裁在西苑宾馆三楼的长城厅请我们吃饭，我和茅厂长感觉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那个宾馆的华丽和气派我俩情不自禁地暗暗赞叹，算是长见识了。一起陪同陈总裁来吃饭的还有王照方处长、蒋汝根副处长、彭琦明副处长，坐下来以后才知道蒋汝根副处长是常州武进人，而且和我同是鸣凰人，于是一开始气氛就很轻松，陈总裁显得非常高兴，他说今天晚上喝茅台，大家要尽兴，因为要庆祝一下与英国壳牌公司聚丙烯原料的贸易争端案总算是圆满解决了，从提出索赔以来拖了几个月，今天谈判结束，双方签约了，英国壳牌公司答应给予原料实物补偿性赔偿，（ 即按10%的总量比例） 两个月之内保证新一批原料运到中国上海港。陈总还说：这次英方能答应赔偿，是常州光明塑料厂立了汗马功劳，扭转了被动局面，所以他代表中化总公司向光明塑料厂表示感谢。 那天晚上，我们也不知道喝了多少茅台，我那时还不太会喝酒，也是第一次喝茅台，只觉得喝下去喉咙里是一条线，茅建华厂长那晚喝得比较多，他实在也是高兴了，他也会喝酒，陈总裁又多次劝说：“茅厂长你姓茅，你和国酒茅台是一家，你要多喝点”。茅厂长是性情中人，他确实喝了不少，但后来一点也没事，那个时候茅台是非常正宗的，决无假冒伪劣，喝多一点也许没有什么关系吧。第二天我们买了火车票就回常州了。
两个月以后，光明塑料厂收到了一卡车英国壳牌公司赔偿的聚丙烯原料3吨，这对光明塑料厂来说，实际上是额外收益，因为我们厂使用KY6100时，开始发现问题后我们迅速就解决了，所以几乎没有原料和产品的报废损失。
8
三个月后，轻工业部塑化局蔡明池处长专程来到常州，他住在公园宾馆招待所，茅建华厂长叫我立即去见他，我去宾馆见了蔡处长，蔡处长说：“10月中旬在常州的技术交流谈判活动，轻工业部塑化局的同志也去参加了，对你这位“技术主谈”的情况局里都了解了，现在国家有选拔赴美国研修生的计划，你作为轻工业部塑化局推荐人选，下周赴北京参加全国选拔考试”。
六个月后，即1979年9月，我参加全国选拔入围，在北京出国研修生外训班学习了半年。有一次星期天，我到中化公司蒋汝根处长家去拜访，他告诉我说：“上次10月18日和英国壳牌公司的商务谈判开始有点麻烦，后来中英双方都做了让步，谈判才取得了成功，现在英国壳牌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得很快，他们在北京饭店己开设了中国办事处”。我非常兴奋，第二天下午没课，我约外训班的孙庆海老师，与我一起到北京饭店拜访英国壳牌公司中国办事处。到北京饭店10楼找到了壳牌公司辦事处，进去以后我们自我介绍，王志文这时已经做了驻京办总经理，他客气地招待我们坐下，这时一个老外忽然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主动与我握手，我开始根本没有认出他来，后来仔细一看，我惊呆了，他就是壳牌公司技术部总监邱福尔！我瞪大眼睛用英文问他：“邱福尔先生，你的大胡子怎么不见了，为什么全剃光了，这样变得不像原来的你了！” 邱福尔先生耸了耸肩膀无奈的样子说：“ 要感谢你啊！” 我开始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王志文先生用中文委婉地给我讲：去年北京商务谈判他们回到英国以后，邱福尔就把胡子剃掉了，他说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留胡子了，他觉得他在常州丢了面子，他要与过去的他作一个告别，今年壳牌公司在中国开设办事处，他们两位都被派到中国来了，邱福尔就负责中国市场的售后技术服务。听了王志文的话，我感觉邱福尔是一位性格独特的人，在我眼里，他是留着大胡子英俊神气，魁梧潇洒的，现在的他，好像瘦小了，也少了威仪。
光阴似箭，世事如棋，四十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巨变，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塑料原料生产国和塑料成型加工生产国。今年全国各地以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一路走过来的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体会和经历。个人、社会、国家、世界，一切都在变化……
而我的第一张名片，虽然有点泛黄，但似乎没有什么变化……
提起这件事，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故事至今历历如昨，值得回忆。
1
40年前，24岁的我刚从南京化工学院毕业，回到常州光明塑料厂技术科工作，因机缘巧合，我参与和见证了一场我国与世界500强之一的公司发生的贸易争端案。
1978年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刚起步，那个时候，中国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国家几乎对所有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大宗商品实行专营，直接由中央有关部委掌控，省和市这两级都没有外贸进出口经营权，只有统计、上报、分配、计划的权利。就进口大宗商品——化工塑料原材料而言，全国统一由国家物资总局扎口全国的计划，然后委托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英文简称SINOCHEM）统一进口。中化总公司通常一年分二次，把全国计划进口的原材料与国外公司签订进口合同。因为是全国的进口计划，又是半年一订，因此，每一批进口原料的数量总是很大，外国公司与我们做的是“国家级买卖”，又适逢中国要改革开放，对中国巨大的市场预期充满憧憬，所以他们都非常重视每笔进口业务。
那年秋季，中化总公司向英国壳牌跨国石油公司（英文简称SHELL） 进口了一大批聚丙烯塑料原料，品种是薄膜级KY6100。该原料进口以后，发往全国的薄膜生产企业使用，但使用不久，全国都陆续反映该材料有问题，破膜现象严重，成品率较低。中化总公司接到全国上报的反映，经与国家物资总局和经贸部商定，于是就向英国壳牌公司正式提出索赔。对于英国壳牌公司来讲，他们是堂堂老牌的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他们生产销售的薄膜级KY6100原料，发往世界上许多国家使用，但都没有因为产品有问题而被索赔，所以英国壳牌公司感到非常纳闷，难以接受。但他们极其重视这一事件，于是就派出壳牌公司的副总裁威廉姆斯先生（Mr. Williams Vice President英国人）作为全权代表，另外有售后服务技术部总监邱福尔先生（Mr. Churfoell Technical director英国人）和中国事务专家商务助理王志文先生（Mr. Colvin Wanda Business Assistant荷兰人），他们一行三人代表团来到中国，全权协调解决这一索赔事件。
英方代表团来到中国后，经协商和我方的安排，先到北京，然后分别到杭州、上海、苏州、无锡等地，进行技术服务和技术交流谈判，在以上五个城市一路过来以后，我方在技术交流谈判上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按计划的安排，第六和第七站分别是常州和南京，这是最后两站，如果最后这两站再没有技术性突破，那么下一步汇集在北京的商务索赔谈判，中方就會非常被动，因为商务谈判是依靠技术交流谈判为支撑的。
2
1978年的国庆节过后没几天，我参加了由市里组织召开的专门会议，会上详细讲述和讨论有关这一贸易争端事宜，布置接待英方代表团的各项具体任务，并且着重强调在常州这一站技术交流谈判的重要性，会上还传达常州分管副市长段辉鹏对这项工作的具体指示，他要求做好接待，认真应对，务必在常州取得技术性突破。在这次会议上，我被授命为这次常州站技术谈判的“技术主谈”，既然是技术主谈，必须要有个技术头衔，于是我被临时授命为“工程师”（在1978年，全国还没有完全恢复工程技术职称的评定）并且决定为我印制技术交流谈判用的名片。
40年前，中国还不流行用名片，整个常州市也没有专门印制名片的设备和商店，于是就把这个“艰巨任务”交给轻工业局的人民印刷厂，由他们负责印制。人民印刷厂接到这个任务，由专门技术人员负责，在印制四尺整张的大设备上进行中英文排版，那时厂里的中文字模基本是齐全的，但英文字模的选择就很少，只能将就使用，厂里通过多次试印，才把我的名片印好，然后还要再经过第二道工序进行整张分切，这样，这一“艰巨任务”才告完成，完成后即通知我去人民印刷厂领取名片。我去厂里领取后，负责人员还领我到印刷车间现场参观，我看到印刷的机器上还留着整张名片的样板，他们给我讲印制过程中的有关情况，我才知道，手中此物来之不易，想着我即要担当的“技术主谈”，看着我名片上“工程师”的头衔，我蓦然感到，这盒名片的分量将有多么沉重。
3
人生的许多事情，有许多说不清的机缘与巧合，而这其中，就有所谓因果的关系吧。1978年初，常州石油化工厂要投资建设聚丙烯材料项目，经南京化工设计院协调，这一设计项目立为南京化工学院高分子专业的毕业设计课题，我作为高分子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学校指定我担任课题组长（另有其他几个项目的课题组长都是由学校老师担任）与班级另外5位同学一起，参加常州石化厂聚丙烯材料项目的设计工作，常州石化厂指定技术副厂长顾焕炳（后来任常州化工局副局长、总工程师）负责安排指导我们课题组的具体工作与任务。我带领设计课题组在常州石化厂待了近半年，于当年7月中旬顺利完成有关设计项目，并做成毕业设计论文报告交给学校，学校把这份报告送给南京化工设计院评估，得到非常高的评价，报告作为学校的优秀毕业论文存档，我也受到学校的表扬。
我从南京化工学院毕业回光明塑料厂工作，才两个月，居然碰上这样一个特殊的重要任务，要与英国壳牌公司技术交流谈判，要与英方代表团的技术专家较量一番，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但凑巧的是，我正好刚刚完成聚丙烯塑料生产项目的毕业设计课题，我对这一材料的生产制造工艺技术路线和技术标准数据，对国际上生产聚丙烯材料各大公司的制造方式，即所谓“上游技术”，一清二楚、烂熟于心。另外，我高中毕业后即在光明塑料厂技术科工作两年，工作期间参与了产品技术革新，搞的恰恰就是聚丙烯塑料薄膜生产加工的项目，因此对聚丙烯原料加工成型的技术，即所谓“下游技术”，我是属于本行，非常熟悉。再则，从英国壳牌公司进口的KY6100聚丙烯原料，光明塑料厂使用以后，开始也出现全国反映的类似问题，但我们后来找到了解决的方案，而这一方案，就是按照我的建议试验操作成功的。所以，我虽然是初出茅庐，但我对迎接这一技术交流谈判，心中是有底气有把握的，对常州这一站取得技术性的突破，我是有信心的。 4
1978年10月11日，对常州光明塑料厂来讲，也是历史性的一天。在此之前，工厂从来没有接待过外宾，工厂中许多人甚至都没有见过外宾。为了做好接待工作，工厂根据市领导的要求，做了精心准备，全厂的房屋墙壁用白石灰水作了粉刷，全厂进行了打扫，整洁了环境，行政楼腾出办公室做接待室，会议室的桌上专门铺上台布，窗户上挂好窗帘，厂长茅建华还专门指派销售科长薛寿南，让他用工厂卡车特意赴上海购买了一套沙发（当时常州市场上居然还买不到沙发 ） ，这样一来，工厂焕然一新，全厂上下隆而重之来迎接特殊的外宾——英国壳牌公司代表团。
上午10点左右，工厂来了两辆小车一辆客车，全体人员一下车，三位老外一看就知道是英方代表团人员，其他20位都是中方人员，怎么会来这么多中方人员呢？我们一时也搞不清楚，幸亏我们的会议室还算大，添加了几张边座凳子，这样就可以坐三十多人。光明塑料厂参加接待会谈的一共六人：厂长茅建华、技术科主管沈莉莉、质量主管俞莺莺、聚丙烯车间主任朱银秀，厂办负责人余亮华，还有我。全体人员到会议室就座以后，由中化总公司王照方处长主持会议，他先作自我介绍，然后就介绍英方代表团三人，其余人员一律没有介绍。我们厂里与会的六位，王处长请厂长茅建华作介绍，介绍到我的时候，我递上自己的名片，与三位英方人员交换，三位老外拿了我的名片，用一种不同的眼光仔细打量我，我感到，也许在他们眼里，我这个“技术主谈”太年轻了。
英方代表团在常州一共三天，第一天主要在光明塑料厂聚丙烯薄膜生产车间进行技术操作试验。英方技术部总监邱福尔，身材魁梧，留着像恩格斯那样的大胡子，他在车间里高温的机器设备上，忙碌地調试各台设备的控制系统，然后详细地做好记录，这样反复试验，观察KY6100原料生产薄膜的情况，经过大半天的操作试验，薄膜的破膜现象略有改善，成品率也略有提升，但总体情况还达不到满意的状态，与聚丙烯薄膜生产的技术标准还有差距。邱福尔先生忙乎了大半天，我们看他确实有点累了，他的大胡子上都滴满汗水，威廉姆斯和王志文用不着动手，他们站在车间旁边观察等待，偶尔走动，一派绅士风度。
第二天开始，我们就在工厂的会议室进行技术交流谈判，英方是邱福尔技术主谈，王志文做翻译。邱福尔介绍了KY6100聚丙烯原料的技术特性、该材料的成型加工工艺要求、成型加工设备及模具的技术参数标准，以及温度自动控制系统的要求等。他的介绍归结起来所表明的意见就是：他们的聚丙烯KY6100牌号是质量非常好的原料，之所以在中国薄膜加工生产过程中出现问题，主要是我们的加工成型设备和模具，以及温控自动系统存在落差，造成适应性和稳定性差，因此是我们的技术问题，而不是他们原料的技术问题。邱福尔谈完以后，就轮到我出场了，当时常州外贸局的章树国（后来担任常州外经委副主任）做翻译，但这一天的技术交流谈判，我没有需要他做翻译，因为涉及的都是化工和塑料，设备与模具等非常专业的技术词汇，我直接用英文与邱福尔讨论交流了近一天，其间我还用中文把主要内容穿插讲给全体与会人员听，让他们知道我们谈些什么。我从“上游技术” 领域的理论知识，一点一点地剖析英方给出的KY6100原料的技术指标，另外，我询问许多英方没有提供的KY6100原料的其他技术指标，如：“结晶度指标”“分散度指标”“分子量分布系数指标”等等，我之所以谈这些技术指标，就是要说明它们与薄膜成型加工工艺控制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薄膜成品得率的关系。在交流谈判中我才知道，英方的邱福尔其实不是“上游技术” 的专家，他对我提出和询问的许多问题，不能圆满回答，有的甚至不知道，他被我问得脸上冒汗，汗滴到大胡腮上，但他非常认真地记下了我询问的所有问题。当天晚上吃完晚饭以后，邱福尔先生要我陪同他到常州邮电局，他要和英国公司总部通电话。
1978年的常州，外宾住在化龙巷的常州宾馆，这是常州唯一最好的涉外宾馆，但那个年代宾馆还不能直接打国际长途，要打国际长途电话必须到邮电大楼去排队，由邮电局接线员拨通了以后，再到指定的电话间接听。我陪邱福尔在邮电大楼待了近两个小时，在回宾馆的路上，邱福尔一直沉默，陷入沉思。一路上，一些市民从邮电大楼一直跟着我们到化龙巷宾馆门口，老百姓看到大胡子的黄发碧眼的老外，确实觉得稀奇的。
第三天上午，我们继续交流谈判，邱福尔简单作说明，但没有要领，谈不出新内容。然后是我谈，我反过来列举了意大利海蒙特石化公司和日本三井公司聚丙烯原料的技术数据，然后从上游生产的技术路线上，反证与加工设备和模具以及温控系统的适应性与稳定性问题，我的观点是：我们的机器设备与模具及温控系统的落差不是关键，关键恰恰是上游技术路线的差别，英国壳牌公司的技术路线是“气相法”，这种方法生产的聚丙烯原料，用俗话讲就是“易过敏、很娇气、水土不服”，而意大利海蒙特石化公司和日本三井公司的是“本体法”，这种方法生产的聚丙烯原料通用性、适应性强。为了证明我的观点，当天下午我们重回到聚丙烯薄膜生产车间，按照我们的解决方案，分别把意大利海蒙特石化公司的聚丙烯原料和日本三井公司的聚丙烯原料与KY6100按一定的比例掺和，然后进行操作试验，结果证明薄膜的破膜现象逐渐消失，成品得率恢复正常。
操作试验结束后，我们再次回到会议室，休整半个小时继续开会，会上王照方处长讲话，他说：按上级工作计划的安排和要求，常州这一站是三天时间，本来下一站是南京，但经商议以后，南京这一站就不去了，下一站直接回北京，先休整几天，然后进行商务磋商，最后他代表中化总公司对常州这一站工作的安排表示感谢。英方威廉姆斯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表达了他对中国贸易和聚丙烯塑料前景的期待和展望，对英国壳牌公司商业信誉和技术路线的信心，也对中国塑料成型加工装备的发展提出看法，最后对常州光明塑料厂的接待安排和工作配合表示感谢。会议结束时，中英双方互赠纪念礼品，光明塑料厂厂长茅建华代表厂方赠送给英方的礼物是常州宫梳名篦，英方威廉姆斯先生赠送给我方的礼物是袖珍薄型太阳能计算器。 5
这次英国壳牌公司代表团三人在常州三天，第一天第二天晚上都是中方宴请，当时常州宾馆没有像样的宴会厅，宴会安排在近园的西野草堂内，宴请当时不用席卡，后来我们才知道，中方来的20人中间，有国家很多部门的人员，有省、市两级相关部门的配套人员，当时情况就是这样，接待几个外国人，我们各级部门的有关人员要跟上一批， 随着中国不断改革开放，现在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谈到那次宴会宴请的标准，当时常州一般婚宴是30元一桌，常州宾馆涉外标准最高，是80元～100元一桌。第三天英方要答谢回请中方所有成员，王志文一早与常州宾馆联系后，给宾馆提出200元一桌的标准，这一要求结果把常州宾馆的负责人和厨师难倒了，因为当时常州的菜品和食材比较简单，做不出那样高价的菜来，宾馆也是国有企业，他们老实巴交，诚信经营，恪守国家当年外事工作的要求：“外事无小事，有事要请示”，后来他们经请示省外办，省外办立即安排南京饭店的厨师，携食材配料赶来常州，宴会才达到标准。
那次晚宴，常州市副市长段辉鹏来参加了，他在晚宴上看到我后与我很紧地握手，他说：“小张不错，为我们常州站争光了，你把这次技术交流談判的情况写一个总结报告给我。”可见他对常州站技术交流谈判的情况已经了解了。那晚宴会的气氛似乎很轻松，中方人员特别开心，宴会档次又这么高，且很圆满，英方也觉得很有面子，结束时，段副市长代表常州市政府给英方代表团赠送了一幅乱针绣礼品，英方威廉姆斯先生给段市长赠送的也是袖珍太阳能电子计算器，英方代表团三人还和段副市长及南京饭店的厨师拍照合影。
6
英方代表团走后当天，茅建华厂长在工厂会场召开全厂职工的会议，他向职工介绍英国壳牌公司来厂技术交流谈判的基本情况，另外他专门还给全厂职工展示了英方赠送的袖珍薄型太阳能计算器，他告诉大家：“今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会上给中国的数学神童史丰收赠送了大礼，这个大礼就是一个电子计算器，《人民日报》和全国许多报纸都做了大版文字报道，有的还刊登了史丰收手持计算器的照片，但从照片上看，史丰收的计算器不是薄型袖珍的，不是太阳能的，需要用电池，所以肯定没有这个好”。茅建华厂长讲了以后，就要求我给大家作演示，由工人们自由提出运算题目，在黑板上写下来，然后我就同步按计算器，得出的答案再写在黑板上，演示后工人们都感到非常新奇。以前，中国人都是用的算盘，看到有如此先进的器物，也真是算开眼界了。
第二天，我就把技术交流谈判的总结报告写好了，交给茅建华厂长看了一遍，他没有提出修改意见，他要我把计算器的英文说明书迅速译成中文，那天晚上我译到近十点钟，刚译好后茅建华厂长就来家找我，叫我当天晚上把总结报告和计算器的译文送到段副市长家去，他说段副市长在家等我，并告诉了我段副市长家的地址，于是我即寻到了化龙巷政府公寓里的段副市长家，段副市长见我来了，很客气地让我坐下，还倒了杯水给我喝，我把总结报告和计算器的英文译稿交给他，他便把总结报告拿起来认真地翻看，段市长看完我的总结报告后对我说：“明天你和茅建华厂长一起去北京，带上这份总结报告，交给中化总公司的王照方处长，你们可能要在北京待几天，你们见了王处长后就听他的安排。”
7
1978年10月17日，我和茅建华厂长一起到北京，我们到中化总公司找到了王照方处长，我把常州站技术交流谈判的总结报告交给了他，他把我们安排在中化公司的招待所住下，他关照我们明天留守在招待所，不要外出，因为明天他们和英国壳牌公司进行商务谈判，有可能随时要叫我们，听取我们的意见。
第二天我和茅建华厂长就在招待所没有出去，直到下午四点钟时分，中化公司的一位人员来招待所，他把我们领到中化公司谈判大楼的一间休息室，叫我们在那里等候，过了一会儿，王照方处长和另一人来到休息室，见了面王处长介绍说，这位就是中化总公司的副总裁陈浩然。陈总裁坐下来与我们简单寒暄以后，郑重其事地问我们：如果按照常州光明塑料厂的办法，把意大利海蒙特公司或日本三井公司的聚丙烯原料与英国壳牌公司KY6100聚丙烯原料按一定的比例搭配使用，是否确实可以解决KY6100原料薄膜成型加工的质量问题？如果这样搭配使用最低的比例是多少？我明确地告诉陈总裁：“上述原料按最低10%的比例，与KY6100搭配混合使用完全可以解决问题”，茅建华厂长接着补充说：“我们工厂后来就是照这个办法来处理的，我们厂第一批分配到的30吨KY6100原料，用掉2吨左右的意大利海蒙特公司的原料和1吨左右的日本三井公司的原料，现在这批30吨KY6100的原料基本上都加工完毕了”。陈总裁听完点点头，他说：“好的，我知道了，那么你们就先回招待所吧”。于是我和茅厂长又回到了招待所，六点钟，我和茅厂长正准备去吃晚饭，中化公司领我们去谈判大楼的那位同志又来了，他说陈浩然副总裁邀请你们吃晚饭，他把我们领到中化公司总部大楼旁边的—家宾馆——西苑宾馆，他让我们在宾馆大堂等候。
1978年，北京虽然有很多宾馆，但都还是比较老旧的，中化总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公司，在世界上也是赫赫有名，几乎每天要与外国公司打交道，所以国家专门在公司总部旁边造了一幢谈判大楼，不久又在谈判大楼北侧造了西苑宾馆。那次晚上陈浩然副总裁在西苑宾馆三楼的长城厅请我们吃饭，我和茅厂长感觉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那个宾馆的华丽和气派我俩情不自禁地暗暗赞叹，算是长见识了。一起陪同陈总裁来吃饭的还有王照方处长、蒋汝根副处长、彭琦明副处长，坐下来以后才知道蒋汝根副处长是常州武进人，而且和我同是鸣凰人，于是一开始气氛就很轻松，陈总裁显得非常高兴，他说今天晚上喝茅台，大家要尽兴，因为要庆祝一下与英国壳牌公司聚丙烯原料的贸易争端案总算是圆满解决了，从提出索赔以来拖了几个月，今天谈判结束，双方签约了，英国壳牌公司答应给予原料实物补偿性赔偿，（ 即按10%的总量比例） 两个月之内保证新一批原料运到中国上海港。陈总还说：这次英方能答应赔偿，是常州光明塑料厂立了汗马功劳，扭转了被动局面，所以他代表中化总公司向光明塑料厂表示感谢。 那天晚上，我们也不知道喝了多少茅台，我那时还不太会喝酒，也是第一次喝茅台，只觉得喝下去喉咙里是一条线，茅建华厂长那晚喝得比较多，他实在也是高兴了，他也会喝酒，陈总裁又多次劝说：“茅厂长你姓茅，你和国酒茅台是一家，你要多喝点”。茅厂长是性情中人，他确实喝了不少，但后来一点也没事，那个时候茅台是非常正宗的，决无假冒伪劣，喝多一点也许没有什么关系吧。第二天我们买了火车票就回常州了。
两个月以后，光明塑料厂收到了一卡车英国壳牌公司赔偿的聚丙烯原料3吨，这对光明塑料厂来说，实际上是额外收益，因为我们厂使用KY6100时，开始发现问题后我们迅速就解决了，所以几乎没有原料和产品的报废损失。
8
三个月后，轻工业部塑化局蔡明池处长专程来到常州，他住在公园宾馆招待所，茅建华厂长叫我立即去见他，我去宾馆见了蔡处长，蔡处长说：“10月中旬在常州的技术交流谈判活动，轻工业部塑化局的同志也去参加了，对你这位“技术主谈”的情况局里都了解了，现在国家有选拔赴美国研修生的计划，你作为轻工业部塑化局推荐人选，下周赴北京参加全国选拔考试”。
六个月后，即1979年9月，我参加全国选拔入围，在北京出国研修生外训班学习了半年。有一次星期天，我到中化公司蒋汝根处长家去拜访，他告诉我说：“上次10月18日和英国壳牌公司的商务谈判开始有点麻烦，后来中英双方都做了让步，谈判才取得了成功，现在英国壳牌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得很快，他们在北京饭店己开设了中国办事处”。我非常兴奋，第二天下午没课，我约外训班的孙庆海老师，与我一起到北京饭店拜访英国壳牌公司中国办事处。到北京饭店10楼找到了壳牌公司辦事处，进去以后我们自我介绍，王志文这时已经做了驻京办总经理，他客气地招待我们坐下，这时一个老外忽然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主动与我握手，我开始根本没有认出他来，后来仔细一看，我惊呆了，他就是壳牌公司技术部总监邱福尔！我瞪大眼睛用英文问他：“邱福尔先生，你的大胡子怎么不见了，为什么全剃光了，这样变得不像原来的你了！” 邱福尔先生耸了耸肩膀无奈的样子说：“ 要感谢你啊！” 我开始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王志文先生用中文委婉地给我讲：去年北京商务谈判他们回到英国以后，邱福尔就把胡子剃掉了，他说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留胡子了，他觉得他在常州丢了面子，他要与过去的他作一个告别，今年壳牌公司在中国开设办事处，他们两位都被派到中国来了，邱福尔就负责中国市场的售后技术服务。听了王志文的话，我感觉邱福尔是一位性格独特的人，在我眼里，他是留着大胡子英俊神气，魁梧潇洒的，现在的他，好像瘦小了，也少了威仪。
光阴似箭，世事如棋，四十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巨变，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塑料原料生产国和塑料成型加工生产国。今年全国各地以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一路走过来的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体会和经历。个人、社会、国家、世界，一切都在变化……
而我的第一张名片，虽然有点泛黄，但似乎没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