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一个赚一个
　　1955年，前苏联政府废除了本国公民不能与外国公民通婚的规定，越来越多的前苏联姑娘开始向中国留学生发起了情感攻势。据留苏学生陈先玉回忆，为了保证留苏学生在前苏联集中精力学习，出国之前，国家定下规定：学习期间不回国探亲，不能恋爱结婚，更不能和当地人通婚。但前苏联女孩子喜欢中国的男孩，觉得他们学习好、纪律好，不抽烟喝酒，脾气又好。于是有的女孩主动追求中国男生。棘手的事终于发生了，当时列宁格勒一位中国留学生与前苏联女同学坠入爱河，随着交往的加深，两人逐渐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中国留学生党支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开始做两个年轻人的思想工作，可是这一举动遭到了女方和女方家属的抗议。前苏联姑娘甚至威胁，如果不允许他们结婚，她将卧轨自杀。每每谈及此事，时任驻苏使馆教育参赞、留学生管理处负责人李滔总忍不住哈哈大笑，他说：“前苏联高教部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同意你们的小伙子和我们的姑娘恋爱？你们宪法中有这个规定吗？你要知道，我们的姑娘太喜欢你们的小伙子了！”无奈之下，使馆只好将情况报告国内。这件事一直上报到国务院，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同意他们结婚。这是第一桩中国留学生与前苏联姑娘结婚的事例。随后在苏方的要求下，中国有关部门调整了留学生的婚恋政策。
　　先例一开，留苏学生婚恋的禁锢也逐渐松动。高教部于1956年12月11日、1957年4月13日下文，规范了留学生涉外婚姻相关事宜。1958年2月，关于留苏学生在学习期间的结婚问题，使馆留学生管理处专门下文规定，重申留学期间不准结婚的精神是对的，但是考虑到一些实际情况，在执行过程中有一定困难，文件中特别提到了对于留学生结婚者不能作为纪律处分的根据。
　　禁令一开，异国男女爱慕的情感开始发酵。随后中国留学生的跨国恋爱越来越多。中国男留学生和前苏联女孩要求结婚的渐渐增多起来，整个五六十年代结婚的有五六十对，占留学人数的0.5%，差不多200人中就有一人与前苏联姑娘结了婚，并一起回国。当时的留学生管理处主任李滔回忆：“后来我们把握‘内紧外松’的原则，对内继续强调不赞成、不支持跨国恋爱，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口子一开，一下子有一百多对小恋人从地下状态浮出水面，考虑到对方一般都是前苏聯大学生，将来也可以在国内发挥一技之长。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允许结婚，但是必须将配偶带回国内，这在当时被称为‘派一个赚一个’。”1958年1月31日，使馆留学生管理处曾集中向高教部汇报23名中国留学生跨国婚姻的情况，主要集中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城市的高校，且大学生人数居多。据陈先玉回忆，整个20世纪50年代留学生跨国婚姻约有五六十对。
　　大多以悲剧收场
　　但是好景不长，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本来基础就不牢靠的异国婚恋在中苏政治环境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下越发显得脆弱。1961年1月，第二次留学生工作会议召开，其中对留学生跨国婚姻问题作了专门的规定：“根据已有的例子来看，结果都不好。主要在学习期间妨碍学习，毕业回国后问题很多，影响工作，而且往往涉及两国关系问题难以处理。因此，拟明确规定，留学生在学习期间不论同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准结婚。对留学生和外国人恋爱，不要用法律形式加以禁止，但要加强教育。”留学生主管部门也越来越加大了对跨国婚恋的管理力度，留学生跨国婚恋的定性也发生了质的改变。恰在这个时期，相继发生了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留学生和科学院研究生因为与苏联人结婚而滞留前苏联的事件。当时的使馆留学生管理处相继和前苏联高教部以及前苏联外交部商谈相关处理事宜，但未达成一致意见。
　　当时留学生管理处的报告中曾提到这样的例子：列城音乐学院学习单簧管的中国留学生何某，平时比较喜欢和外国姑娘接近，1961年曾和一罗马尼亚女学生接触密切，关系有些不正常，他们曾在房间里锁起门来听唱片，有时在一起洗照片至深夜。1961年寒假，使馆未点名地批评了一下，以后他立即和这个姑娘断绝往来，在生活作风上也注意了，再没发生这样的问题。使馆党委认为，国外环境复杂，何某继续留在国外学习，有一定危险性，建议暑假回国休假后不再返回前苏联学习，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司同意使馆的意见。再后来，留苏学生的异国婚恋性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跨国婚姻也越来越成为留学生政治上的负担和压力，甚至成为考验留学生能否继续留学前苏联的最为重要的指标。
　　曾经在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工作的陈先玉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从基辅来了一位苏军少校军医，携妻子、女儿来到使馆，他的女儿要求与基辅某高校的中国留学生王某结婚。我根据领导指示精神热情接待，好言相劝，耐心说明两国之间的差距，可是他们怎么也听不进去。特别是女儿，一个劲儿地苦苦哀求，表示‘海枯石烂不变心，若不同意，就只有一死……’我们不得已请示国内，他们的婚事得到了批准。后来，王某毕业携妻子回国。国家对他很照顾，本来应该分配到西北偏远艰苦地区工作，改为留在北京。可是生活上的矛盾显露出来了。女方想吃面包、牛奶、香肠，可是国内一来稀少买不到，二来价格昂贵，王某收入微薄也承担不起。同时，女方不懂中文，和周围的人无法沟通，只能和丈夫交流。可是丈夫整日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到很晚。前苏联妻子感到非常寂寞，萌生了带丈夫回前苏联的想法。于是女方又全家出面，要求中国政府批准王某到前苏联定居。中方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后来两国关系恶化，苏军少校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就鼓动女儿离婚。离婚后，王某继续留在前苏联，可是处处受到冷淡和白眼。他曾想过回国，可是又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就这样坎坎坷坷地过了一生。”
　　留学生跨国婚姻更多的还是以分手告终。那些地老天荒的誓言，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在涟涟泪水中，前苏联妻子们登上了返乡的列车，留下的是无尽的挂念和遗憾。
　　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回忆：“北京政法学院原科研处长洪增仁，就曾经娶了个前苏联的媳妇。但这段婚姻后来也成了一段悲剧。在前苏联的时候，像这样的婚姻都没问题，但一到回国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女方究竟愿不愿意跟你回中国？这是个很不好解决的问题。洪增仁回国的时候，女方不愿意来中国，就留在了前苏联。刚开始还好点，两个人还能有邮件往来，到了后来，尤其是中苏关系恶化后，就联系不到了。而洪增仁回国后，很痴情，一直没再婚，单身过了半辈子。”
　　他们的遭遇，只是当时成百上千异国婚姻不幸遭遇的缩影。据陈先玉回忆，50多对跨国婚姻大多以悲剧收场。
　　（摘自《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