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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是稀缺资源，越是稀缺资源，从市场供求关系来说，回报就越高。
一路向南，海闻的地理坐标勾勒出了他的人生经历，从北大荒知青，到参与创办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再南下扎根深圳建设“南国燕园”，每一段都是浓墨重彩。他说，没有十年，办不成一件事。如今，他创办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已走过十载春秋，这位经济学家的身上又增添了教育创业家的光环。即便忙于教育办学，但海闻仍保持一种治学的严谨与激情。
面对中国经济增速出现的下台阶现象，一些分析机构不时抛出中国经济硬着陆甚至持续下行的观点，但海闻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表示，未来中国经济仍有保持平均8%的增长潜力。
经济新常态
《英才》：改革开放到2012年，中国经济保持年均9.8%的增长。从2012年开始出现了下台阶的情况，有分析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减速过程，但是也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硬着陆，你怎么看下台阶的问题？
海闻：长期来讲，中国不可能永远保持9.8%的增长。今年中国经济出现增速下滑的情况，有人认为现在的状态就是“新常态”，就预测以后不会有更高的增长了。我比较乐观，认为新常态大概应该在8%左右。
我认为，今年中国经济放慢有长期的原因，也有短期的原因。短期的因素是经济周期的影响。经济不可能始终保持一个直线，每十年左右有一个经济周期，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90年放慢。到本世纪初，速度又放慢，2008年以后又放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本来也会放慢，这是中国本身的经济周期，不光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由于2008年额外的宏观刺激计划，使当时应该放慢的速度没有放慢，现在不得不重新调整。
长期因素是，中国进入了产业调整的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原来主要靠制造业拉动，但现在制造业遇到了瓶颈。过去我们一直偏重制造业，制造业过度发展，生产过剩，但服务业很短缺，现在才开始重视。经济结构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在此期间增长速度放慢也很正常。
此外，也有这两年宏观政策变化的原因。新政府的理念是只要不出大的问题，就不出台刺激政策。另一方面，反腐对经济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在消费方面。
当前的经济下滑，相当于在治疗问题，可能会在某些方面放慢一点，这是正常的。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来会越来越低，更不能因为现在7.5%、7.4%，就预测以后不会有更高的增长。
混合所有制是过渡形式
《英才》：你非常注重市场化的调节作用，怎样才能让市场在调结构中发挥主要作用？
海闻：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得很清楚，让市场起决定作用，政府根本就不应该太多地去干涉，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包括货币供应量、财政、税收等，政府应退出对产业的干预。
而且，要彻底地市场化，不能半市场化，现在我们最大的弊病是，政府不放心，不信任市场，仍然在干预市场。
《英才》：你对混合所有制怎么看？是否也是国企改革的主要突破口？
海闻：我认为这是过渡时期的形式，不是未来的主要形式。这种混合，谁主导？国有企业能让民营企业去主导吗？要让民营企业主导，是否又会有人认为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呢？不要民营企业主导，那民营企业愿意进来吗？民营企业把钱给你了，如果没有话语权他们又有什么积极性进来？
现在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我认为是过渡阶段的模式，是国有逐渐退出的过程：从原来百分之百的国有，现在变成了50%的国有，最后变成20%的国有，到最后彻底退出。
经济动力在于民营经济
《英才》：你对未来这种乐观的预期支撑点是什么？是后发优势还是制度改革红利？
海闻：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一定要经历，也并不是每个国家经历了就出不来。中国有可能不经历中等收入陷阱，即便可能陷入也可以是短暂时期。
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还在，中国经济起飞还没有完成，起飞阶段是这个国家的特殊历史时期。欧美国家18、19世纪的起飞，发展得特别快。战后起飞的国家主要在东亚和南美，起飞需要多长时间呢？每个国家不一样。就像飞机一样，大飞机起飞可能跑道要更长，起飞时间也更长。
以韩国为例。在上世纪50年代，韩国和中国大陆非常相似，贫穷落后，经济以农业为主。韩国上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到90年代末，大概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60年代到80年代，30年平均增长10%左右，90年代还有8%左右的增长率。
反观中国，真正的起飞从90年代开始，到现在还不到30年。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调整和恢复被破坏的体制，比如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把土地分给农民，允许办小型的私人企业。80年代不算起飞，它只是回到正常的政策道路上，中国真正的民营企业从9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现在不到30年。
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首先是产业发展。从经济结构上看，一个国家的起飞，通常起飞前是农业为主，起飞中间以制造业为主，起飞基本结束时以服务业为主。
产业结构需要一个调整的时期。美国现在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比重占80%，欧洲是70%多，世界平均是70%，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本身会带来很多的红利，但服务业是一个近乎可以无限的空间，包括健康、文化、教育、艺术、金融业、互联网、新媒体等等，这些领域将来都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还有巨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第二是城市化。随着农业结构的变化，农民会越来越少。美国的农民只有百分之一点几，日本的农民也越来越少，现在仅占2%，中国现在还有40%多的农民。意味着还有30%的农民会逐步到城里来。这都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第三个是中国特有的改革。我们的民营企业还没有发展起来，现在很多行业都是国有企业为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政府把束缚人们的手脚放开，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对民营企业政策上的放松，将释放中国巨大的经济潜力。
《英才》：如何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海闻：我觉得经济增长动力是民营企业，未来还是要靠民营企业家。
传统的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有三个要素，即劳动、土地和资本，现在经济学理论把企业家的精神和才能也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光有物质资源不够，需要有人把这些资源更好地组织起来。同样的资源，不同的组织会有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把这三个资源用得很好，他可以创造财富，这就是另外一种资源——组织和创新的才能。中国仍然缺乏这样的企业家，我们要善待企业家。
为什么要善待企业家，允许他们获得高回报呢？因为企业家是稀缺资源，越是稀缺资源，从市场供求关系来说，回报就越高。回报高的情况下，更多人愿意去创新创业，也就会出现更多这方面的人才。
我认为中国将来真正的动力是要激发人们的创新观念和创业积极性。对于企业家和企业，政府要着力解决好几个问题。第一是要帮助解决税赋问题，我们现在的企业税赋在全球来讲是比较重的，要考虑减税。第二要解决好劳工问题，要给企业更多的自由，应该允许企业更灵活地聘用和解聘员工。第三，允许民营企业参与更多的行业。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还局限在那些做不了大事的领域，而包括航空、军工等高科技行业的准入都受到严格限制。第四，中国的经济增长要靠创新，包括对创新的保护。让企业家有创新、创业的持续动力，这些都能够支持经济的长期增长。
一路向南，海闻的地理坐标勾勒出了他的人生经历，从北大荒知青，到参与创办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再南下扎根深圳建设“南国燕园”，每一段都是浓墨重彩。他说，没有十年，办不成一件事。如今，他创办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已走过十载春秋，这位经济学家的身上又增添了教育创业家的光环。即便忙于教育办学，但海闻仍保持一种治学的严谨与激情。
面对中国经济增速出现的下台阶现象，一些分析机构不时抛出中国经济硬着陆甚至持续下行的观点，但海闻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表示，未来中国经济仍有保持平均8%的增长潜力。
经济新常态
《英才》：改革开放到2012年，中国经济保持年均9.8%的增长。从2012年开始出现了下台阶的情况，有分析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减速过程，但是也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硬着陆，你怎么看下台阶的问题？
海闻：长期来讲，中国不可能永远保持9.8%的增长。今年中国经济出现增速下滑的情况，有人认为现在的状态就是“新常态”，就预测以后不会有更高的增长了。我比较乐观，认为新常态大概应该在8%左右。
我认为，今年中国经济放慢有长期的原因，也有短期的原因。短期的因素是经济周期的影响。经济不可能始终保持一个直线，每十年左右有一个经济周期，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90年放慢。到本世纪初，速度又放慢，2008年以后又放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本来也会放慢，这是中国本身的经济周期，不光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由于2008年额外的宏观刺激计划，使当时应该放慢的速度没有放慢，现在不得不重新调整。
长期因素是，中国进入了产业调整的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原来主要靠制造业拉动，但现在制造业遇到了瓶颈。过去我们一直偏重制造业，制造业过度发展，生产过剩，但服务业很短缺，现在才开始重视。经济结构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在此期间增长速度放慢也很正常。
此外，也有这两年宏观政策变化的原因。新政府的理念是只要不出大的问题，就不出台刺激政策。另一方面，反腐对经济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在消费方面。
当前的经济下滑，相当于在治疗问题，可能会在某些方面放慢一点，这是正常的。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来会越来越低，更不能因为现在7.5%、7.4%，就预测以后不会有更高的增长。
混合所有制是过渡形式
《英才》：你非常注重市场化的调节作用，怎样才能让市场在调结构中发挥主要作用？
海闻：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得很清楚，让市场起决定作用，政府根本就不应该太多地去干涉，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包括货币供应量、财政、税收等，政府应退出对产业的干预。
而且，要彻底地市场化，不能半市场化，现在我们最大的弊病是，政府不放心，不信任市场，仍然在干预市场。
《英才》：你对混合所有制怎么看？是否也是国企改革的主要突破口？
海闻：我认为这是过渡时期的形式，不是未来的主要形式。这种混合，谁主导？国有企业能让民营企业去主导吗？要让民营企业主导，是否又会有人认为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呢？不要民营企业主导，那民营企业愿意进来吗？民营企业把钱给你了，如果没有话语权他们又有什么积极性进来？
现在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我认为是过渡阶段的模式，是国有逐渐退出的过程：从原来百分之百的国有，现在变成了50%的国有，最后变成20%的国有，到最后彻底退出。
经济动力在于民营经济
《英才》：你对未来这种乐观的预期支撑点是什么？是后发优势还是制度改革红利？
海闻：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一定要经历，也并不是每个国家经历了就出不来。中国有可能不经历中等收入陷阱，即便可能陷入也可以是短暂时期。
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还在，中国经济起飞还没有完成，起飞阶段是这个国家的特殊历史时期。欧美国家18、19世纪的起飞，发展得特别快。战后起飞的国家主要在东亚和南美，起飞需要多长时间呢？每个国家不一样。就像飞机一样，大飞机起飞可能跑道要更长，起飞时间也更长。
以韩国为例。在上世纪50年代，韩国和中国大陆非常相似，贫穷落后，经济以农业为主。韩国上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到90年代末，大概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60年代到80年代，30年平均增长10%左右，90年代还有8%左右的增长率。
反观中国，真正的起飞从90年代开始，到现在还不到30年。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调整和恢复被破坏的体制，比如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把土地分给农民，允许办小型的私人企业。80年代不算起飞，它只是回到正常的政策道路上，中国真正的民营企业从9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现在不到30年。
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首先是产业发展。从经济结构上看，一个国家的起飞，通常起飞前是农业为主，起飞中间以制造业为主，起飞基本结束时以服务业为主。
产业结构需要一个调整的时期。美国现在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比重占80%，欧洲是70%多，世界平均是70%，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本身会带来很多的红利，但服务业是一个近乎可以无限的空间，包括健康、文化、教育、艺术、金融业、互联网、新媒体等等，这些领域将来都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还有巨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第二是城市化。随着农业结构的变化，农民会越来越少。美国的农民只有百分之一点几，日本的农民也越来越少，现在仅占2%，中国现在还有40%多的农民。意味着还有30%的农民会逐步到城里来。这都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第三个是中国特有的改革。我们的民营企业还没有发展起来，现在很多行业都是国有企业为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政府把束缚人们的手脚放开，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对民营企业政策上的放松，将释放中国巨大的经济潜力。
《英才》：如何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海闻：我觉得经济增长动力是民营企业，未来还是要靠民营企业家。
传统的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有三个要素，即劳动、土地和资本，现在经济学理论把企业家的精神和才能也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光有物质资源不够，需要有人把这些资源更好地组织起来。同样的资源，不同的组织会有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把这三个资源用得很好，他可以创造财富，这就是另外一种资源——组织和创新的才能。中国仍然缺乏这样的企业家，我们要善待企业家。
为什么要善待企业家，允许他们获得高回报呢？因为企业家是稀缺资源，越是稀缺资源，从市场供求关系来说，回报就越高。回报高的情况下，更多人愿意去创新创业，也就会出现更多这方面的人才。
我认为中国将来真正的动力是要激发人们的创新观念和创业积极性。对于企业家和企业，政府要着力解决好几个问题。第一是要帮助解决税赋问题，我们现在的企业税赋在全球来讲是比较重的，要考虑减税。第二要解决好劳工问题，要给企业更多的自由，应该允许企业更灵活地聘用和解聘员工。第三，允许民营企业参与更多的行业。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还局限在那些做不了大事的领域，而包括航空、军工等高科技行业的准入都受到严格限制。第四，中国的经济增长要靠创新，包括对创新的保护。让企业家有创新、创业的持续动力，这些都能够支持经济的长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