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明先生在长江文化和楚文化研究领域有着很高的造诣，这已为学术界所熟知，然则张先生对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也有着精深的研究。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制品群的重大考古新发现震撼了学术界，其中大量的青铜人物、动物雕像以及金杖、金面罩等珍贵文物，为国内考古界所未见，更为历代文献所未载，这就使学者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批文物的文化因素的由来。我于1989年3月写成一篇题为《古代中国西南的世界文明——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的论文，是提交当年11月在河南开封举行的中国先秦史学会年会的参会论文。此文着重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讨论三星堆青铜文化与近东古代文明和商代中国青铜文化的关系，提出三星堆青铜人物和动物雕像、青铜神树以及金杖、金面罩等文化因素与近东文明有关。当时提出这个问题需要一点勇气，因为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早已为学术界所摒弃，而这篇文章让人觉得是否有点嫌疑，其中的一些观点也为许多学者所不同意。会后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张先生，请他提意见。不久，我收到了张先生的回信。张先生在信中说，他自己经过思考，并且他与云南张增祺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共同认为三星堆金杖、雕像与中亚和西亚有关，其文化因素的传播渠道，应当是经由北方草原而来。他在信中还鼓励我说，“大知观于远近”，就是要有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眼光来看待这类问题。这封信确实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嗣后，我把张先生信上的主要看法写进了于1993年出版的《三星堆文化》中，而张先生也把“大知观于远近”作为对这种研究方法的看法，写进了于1994年发表在《中华文化论坛》的书评中。后来。在1996年出版的由李学勤先生主编的《长江文化史》里。张先生和万全文先生又再次对这种探索给予了肯定。
　　在2005年10月于成都举行的“巴蜀文化新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张正明先生提交了题为《对古蜀文明应观于远近》的文章，对古蜀与中亚草原和西亚的关系问题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不妨摘引如下： “空间上的远近，如三星堆出土的诸色人像和头像，湿然表明族类的复杂。那么。在古蜀国中，有没有从中亚草原辗转迁来的西徐亚人呢?西徐亚人，英称seythians，《汉书》谓之‘塞种’，汉译旧称‘斯基泰人’。张增祺先生认为。汉代滇国青铜贮贝器上的人像，有一种是《史记》，所谓‘嶲’人，《汉书》所谓。‘塞种’，言之有据。我所要补充的。是后世所谓‘叟’亦即汉代所谓‘嶲’和‘塞’，都是Seythians的音译。汉代的滇国已有之，应该不是突如其来的。那么，先秦的蜀国有没有西徐亚人呢?假如没有，那么，有没有经西徐亚人传来的中亚乃至西亚的文化因素呢?”这里张先生虽然用的是疑问句，但显然张先生对此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张正明先生对巴文化亦有深入研究。大家知道，巴人的来源地问题是学术界长期争辩的一个重要课题，童书业先生曾于上个世纪40年代提出早期巴人分布在豫、鄂、陕之间，潘光旦先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著文认为巴人来源于甘肃的天水地区，另有不少学者认为巴人发源于湖北清江流域的长阳地区，众说纷纭而均有所据。张先生曾在不同场合对此问题多次发表意见，后来集中表述在《巴人起源地综考》这篇论文中。他首先分别从语言、风俗和艺术、神话和传说、考古发现、文献记载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而后得出四点综合结论，认为早期巴人是属于藏缅语族的西部民族，其起源地在汉水上游和嘉陵江上游，巴人推进到峡江地带的年代不早于春秋中期，推进到清江流域的年代不早于春秋战国之际。
　　张先生有着宽广的学术视野，而他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他所擅长的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方法，正如他所屡屡指出的那样：“‘二重证据’未必足用。‘三重证据’或者‘多重证据’比‘二重证据’更好。文献和文物之外的第三证据，至少有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证据。总之，证据多多益善。”我想，《庄子·秋水》所说的“大知观于远近”，正可以作为对张正明先生的最好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