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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何谓中国文化精神？对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笔者依据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三维，结合自身所学所思，对前贤的论述进行了梳理与归类，进一步明确了“天人合一”、“为人由二”、“省己求三”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希冀此论能在这个被全球化吞噬的“众神狂欢”时代，为国人带来一丝迷失后的文化身份认同。
关键词：中国文化精神； 天人合一； 为人由二； 省己求三
中图分类号：Ｋ203文献标识码：Ａ
在国族经济实力日强、国际地位日显、国人生活日佳的当下，人们对中国文化精神这一问题的探讨似乎又开始沸腾起来。虽然不同人对此的看法有些出入，但无论其具体措词如何，其字里行间所表露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而此处笔者所要做的工作便是，结合自己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所学、所察、所悟，根据相应维度将这些早已被先人述说的精神进行一定的梳理与归类，然后将其纳入到相应的“名分”之下，为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重新展示出类似本迪尼克特·安德森所言的“想像的共同体”①来。
文化怪杰辜老前辈认为，“中国人的精神并不仅仅是指中国人的性格或特征。而是指中国人赖以生存之物，是本民族固有的心态、性情和情操”，并认为典型中国人的特点是“基于同情与智能的温良、基于宗族与名分的责任、基于忠诚与礼致的廉耻感、基于仁与道德的君子之道”，一句话，“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② 钱穆先生则在分析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时指出中国乃一大型农国，具有农耕文化的特征，认为中国的农耕文化是一种“安、足、静、定之文化”。③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的精神即思想。就字源来讲，精是细微之义，神是能动的作用之义。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并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个包括诸多要素、统一而非单纯的体系，主要包括“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四个要素，其中天人协调思想主要解决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决人自身在精神与物质生活上的关系；和与中思想主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刚健有为思想是解决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④ 廉永杰等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凝聚在中国传统文化现象中并通过它们体现出来的最精微的思想基础，是指导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前进的精神支柱、思想源泉和基本观念，主要包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贵和持中、豁达乐观；修养品行、经世治邦；追求真理、崇尚气节；知行合体、求是务实；忧国忧民、恋土爱国”。⑤何静等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包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名分大义的礼治精神、天人合一的自然精神”五个方面。⑥ 当然，还有其他学者也提出了大致相似的看法，不一而足。
从上述诸种关于中国文化精神观点的摘抄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其间两点共性：一是文化精神主要锁定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层面。二是文化精神主要围绕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三者展开论述。这也是笔者下面将要论述中国文化精神的两个基本前提。虽然笔者十分赞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的确应该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关系”⑦这一观点，但笔者却以为，可以将人与他人、家庭、国家、社会共归于“人与他人”这一维，毕竟，家庭、国家、社会都是由“他人”构成的。继而，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这三者也就构成了笔者关于中国基本精神论述的三个重要论域，下面就据此对中国文化精神分别裁剪制作如下。
一人与自然：天人合一
许多学者在谈到中西文化差异的时候，都会说到中西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都把“天人合一”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并将其视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之一。如李大钊先生就曾说过，“东西文明的根本不同之点，在于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前者是自然界支配人间的，后者是人间征服自然的”。杜威在中国演讲时也曾说，“西方文化是征服自然，东方文化是与自然融合”的。钱穆先生也认为中国“安、足、静、定”农耕文化之大敌即为“富、强、动、进”的游牧商业文化。这样看来，中西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差异还是着实存在的了。
何为天人合一？在中国文化里，不同派别虽然对此有不同理解与描述，如儒家强调天之所存、道之所存，道家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混沌初开状态，佛家说因果报应、阴阳轮回。但无论如何，其基本思想主要包括四方面，即“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统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要服从这一普遍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调谐”，这一精神与西方文化中所强调的“人是站在自然界之上之外的，有统治自然界的权力；人与自然界是敌对的；人要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⑧的征服自然、战胜自然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化中这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是统摄整个中国文化的主轴，它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乃至具体行为举止等。当然，中国文化中的“天”与自然意义上的“天”差异较大，它较突出“天”之圆满道德属性及其与人的本体性关系，执行着类似西方文化中“上帝”的道德权威的功能。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文化中，天理与人性的沟通及融合存在这样一个逻辑过程：做人之始，当读书进德、修养身心，以成就圣贤。一旦得道，则与宇宙万物合为一体，上通天道，下化万民。”⑨ 笔者以为，这一对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描述还是形象而中肯的。
那么，天人合一思想具体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归而纳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由于在天人关系上强调“天人本是一理”、“天地人只是一道”，所以在知行关系上就强调“与天地参”、“行重知轻、力行为重”，要求人必须志存高远、刻苦坚忍、逆境奋斗、乐观进取、革故鼎新等。这样也就出现了孔子的“天何言焉？四时行焉，百物生矣”、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和董仲舒的“天者，百神之大群也；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以及老庄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天地革而四时成，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诸多论述。二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毕竟，人是万物之灵，在混沌迷冥的天人合一状态下，万物是皆备于我的，正因为有人的存在，才有了社会，才有了哲学上的唯物唯心之争、意识存在之辩，而在中国文化中是十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⑩这一点其实在中国的蒙学教材中亦有体现，“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谓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日月五星谓之七极，天地与人谓之三才”(11)，强调的就是人之与天地参的境地。以人为本精神还表现在中国人不事鬼神，不屈命运，道天人地一体的思想。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知生，焉知死？”(12) 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庄子关于真人的说法也很具代表性，所谓“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谋士，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其出不诉，其入不距，萧然而往，萧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13)三是“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天人合一表明人与自然应当和谐共处，自强不息又表明人在此基础上要突出自身的发展，但如何做到二者的统一？厚德载物便应运而生。其理论依据是法天效地、天行健等世界观以及和合、仁爱思想，具体表现则是人际关系上的严己宽人、推己及人；三教九流中的取长补短；华夷各族间的互学共融；对外来文化的海纳百川。
二人与他人：为人由二
在人与他人的关系问题上，可谓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自居，且有一套完备的人伦道德规范体系。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逐次人际关系拓展中，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因角色的不同而要求不一。在中国文化中，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对人的定义，即“仁者，人也”，亦即“为人由二”。有论者认为“中国人的‘良知系统’就是用渠道化的‘二人’关系去定义任何一个‘个体’，以‘心’去照顾‘身’，以‘心’去制约‘心’”，笔者对此颇为赞同。(14)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文化中是如何处理个体与“自家”、“人家”、“国家”三者的关系的。
其一，顾家——人与自家的关系。与西人注重个人本位，关心个人自由权利不同，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宗族思想特别严重，十分重视个人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承担的责任，特别强调家和万事兴，所谓“男以女为室，女以男为家，故人生偶以夫妇，阴阳和而后雨泽降，夫妇和而后家道成”(15)就是此理。而维护家庭伦理道德的核心便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敬妇从”，其间又以孝为先，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16)，由此又衍生出“三纲五常”及敬老爱幼的思想，要求做到“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中国人的“顾家”不仅表现在对祖祠宗族的祭祀，如编篡家谱、修建宗祠以及个体成长发展均以出人头地、光耀门楣等外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由此带来的伦理职责，对此国内知名学者冯尔康先生指出，“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内涵有四：光宗耀祖、为家族而活的人生观；尊祖敬宗睦族的团体意识；生养死葬祭祀、扬名显亲、传宗接代的孝道；忠孝交融”(17)。一言蔽之，大凡中国人都具有十分强烈的“顾家”情结，而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便是此极端不可取之表现。
其二，爱人——人与人家的关系。与西人突出个性不同，中国文化中十分推崇人与人之间的仁爱，提倡并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突出表现在将贵和尚中和仁义礼智信作为协调二人以上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人们十分注重贵和尚中，重和谐，主张和而不同与不同之融合，将不同的事物尽力做平衡，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18)，“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9)，《中庸》上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0)以及“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等说的就是这种“和”、“中”关系，这种思想已成为国人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它使中国人总是崇尚以谦让的态度对待他人，讲究宽容大度，主张中庸，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五味相和，六律相和，从而具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大气。这种识大体，顾大局，重和谐，求稳定的思想不仅促进了我国民族的大团结，也促进了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这种思想具体到人与他人的关系处理上则是仁义礼智信和孝悌忠恕恭，这在诸子的论述中均有体现，所谓泛爱众而亲仁、克己复礼为仁、孝悌为仁之本、忠恕为仁之道、大同为仁之理想等方面便是其具体体现。一言蔽之，大凡中国人都讲究孟子的“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
其三，恋土——人与国家的关系。爱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每个民族都会热爱自己的民族和祖国，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为突出，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一个以宗法制度为主体、家国一体的社会，也是把忠孝视为两项最基本伦理道德规范的国家。“三纲五常”之首即为“君为臣纲”，虽然这是一种极端形式，但至少表明了国人对代表国家利益君主的爱戴。历来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恋土忧民的思想，历史上不仅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格言警句，还先后有屈原之忠于楚国、岳飞之忠于宋朝等枚不胜举之具体典范。这种注重国家、注重群体的整体趋同观念，其渊源来自于“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和“大一统”两种观念，其具体表现为：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以群为重、以国为本；忧国忧民、变革进取；以身许国、忠贞报国等。而在民族关系上，中国文化则注重通过道德教化去“协和万邦”，主张以德服人的王道，而非以力制人的霸道。一言蔽之，大凡中国人都讲究“叶落归根”、“荣归故里”，这在侨居海外华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人与自身：省己求三
从人与自身的关系看，无非是个体对自己在身、心、行三方面提出的要求，内容，中国文化不仅对个体自身提出了较为严格具体的要求，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一套涵泳方法，通过修身、存性、践行的方式，使自己逐渐达到“内圣”之境。
其一，修身——修养品行、励志自强。中国文化很重视个人道德、知识修养及对个体自身生活的严格要求。儒家提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21)，《大学》开篇便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2) 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23)要求个体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左传》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墨子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这种美德表现在学习上就是刻苦学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就是对人的忠实告诫。另外，就如何修养、励志自强，中国文化还提出了一整套颇具特色且较为完善的修身养性方法，诸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洋洋洒洒的中国古代教育史实则一部修身养性史，从孔子的“立志、克己、力行、中庸、内省、改过”，孟子的“持志养气、动心忍性、存心养性、反求诸己”到王守仁的“静处体悟、虚心涵泳”，朱子的小学、大学“五步读书法”等无不与修身息息相关。
其二，养气——注重人格、崇尚气节。中国文化中十分重视个体的人格与气节，《左传》说“圣达节，中守节，下失节”，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24)。这种以“大丈夫”精神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人的气节观首先表现在对真理的追求上，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25)，“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恶之，必察焉；从好之，必察焉”(26)，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27)。孟子则注重培养浩然之气，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而这浩然之气即“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28)。这种人格与崇高气节的培养必须经过一个从体格到心理的锻炼过程，所以他又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29)。其次则表现在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上，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先人后己，舍己为人”；“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等都是其具体要求，而其间尤以孟子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29)为最。中华民族这种为追求真理而刚正不阿、崇尚气节，不阿权贵、疾恶如仇，伸张正义、守死善道，唯义是从、崇尚操守的精神，培育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强烈的正义感和自豪感，形成了民族的浩然之气，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的关头，这种精神在人们身上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屈原为求真理发出天问，高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范缜为撰写《神灭论》抨击佛教因果报应说，表现了不“卖论取官”的凛然正气；谭嗣同为变法舍生取义，身陷囹圄留下绝笔“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革命志士夏明翰求真理视死如归，“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铿锵之言振聋发聩。
其三，践行——诚信笃实、知行合一。中国人向来以务实为要，反对虚伪、妄作。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巧言令色，鲜矣仁”(30)；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31)；墨子将知识分为“闻知”、“说知”、“亲知”，并说“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举。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32)慎独自爱是中国人自我修养的最高境界，慎独即指一个在他人无所察知的时候，也能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自爱就是指一个人要尊重自己的人格，不自暴自弃。中国人尚讲“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代表了这样一种气节。中国人也是诚信笃实的杰出代表，他们在职业活动中对事业、服务对象和交易对方负责，诚实不欺、守信重诺、严讲信用，把贞信不渝作为自身与他人交往的一种美德，不交则已，但交则排除杂念、信守始终，言必行、行必果。知行合一历来被奉为至要，要求人们不能只说不做，言行脱节。孔子说“君子耻其言之过其行也”(33)；荀子说“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34)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所有这些都强调的是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①迪尼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民族的起源及其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
②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第25－66页。
③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修定版弁言第3－4页。
④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第17－18页。
⑤廉永杰：《中国传统文化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365－378页。
⑥何静、何怀仁：《中国传统文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7页。
⑦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⑧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8页。
⑨何静、何怀仁：《中国传统文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⑩《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1)《幼学琼林》，《蒙学六种》，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12)《论语》，《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13)《庄子·大宗师》，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6－67页。
(14)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5页。
(15)《幼学琼林》，《蒙学六种》，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16)《论语·学而》，《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7)冯尔康：《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当代意义》，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04年第3期第17－18页。
(18)《论语·学而》，《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9)《论语·子路》，《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20)《中庸》，《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21)《论语·为政》，《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22)《大学》，《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74页。
(23)《论语·述而》，《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4)《孟子·滕文公下》，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25)《论语·里仁》，《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26)《论语·子罕》，《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27)《论语·卫灵公》，《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28)《孟子·公孙丑上》，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29)《孟子·告子下》，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30)《孟子·告子上》，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页。
(31)《论语·学而》，《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32)《道德经·第八十一章》，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33)《墨子·耕柱》，《墨子》，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
(34)《论语·里仁》，《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页。
(35)《荀子·儒效》、《荀子·劝学》，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4、8页。
（责任编辑张忠平）
关键词：中国文化精神； 天人合一； 为人由二； 省己求三
中图分类号：Ｋ203文献标识码：Ａ
在国族经济实力日强、国际地位日显、国人生活日佳的当下，人们对中国文化精神这一问题的探讨似乎又开始沸腾起来。虽然不同人对此的看法有些出入，但无论其具体措词如何，其字里行间所表露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而此处笔者所要做的工作便是，结合自己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所学、所察、所悟，根据相应维度将这些早已被先人述说的精神进行一定的梳理与归类，然后将其纳入到相应的“名分”之下，为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重新展示出类似本迪尼克特·安德森所言的“想像的共同体”①来。
文化怪杰辜老前辈认为，“中国人的精神并不仅仅是指中国人的性格或特征。而是指中国人赖以生存之物，是本民族固有的心态、性情和情操”，并认为典型中国人的特点是“基于同情与智能的温良、基于宗族与名分的责任、基于忠诚与礼致的廉耻感、基于仁与道德的君子之道”，一句话，“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② 钱穆先生则在分析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时指出中国乃一大型农国，具有农耕文化的特征，认为中国的农耕文化是一种“安、足、静、定之文化”。③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的精神即思想。就字源来讲，精是细微之义，神是能动的作用之义。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并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个包括诸多要素、统一而非单纯的体系，主要包括“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四个要素，其中天人协调思想主要解决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决人自身在精神与物质生活上的关系；和与中思想主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刚健有为思想是解决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④ 廉永杰等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凝聚在中国传统文化现象中并通过它们体现出来的最精微的思想基础，是指导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前进的精神支柱、思想源泉和基本观念，主要包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贵和持中、豁达乐观；修养品行、经世治邦；追求真理、崇尚气节；知行合体、求是务实；忧国忧民、恋土爱国”。⑤何静等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包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名分大义的礼治精神、天人合一的自然精神”五个方面。⑥ 当然，还有其他学者也提出了大致相似的看法，不一而足。
从上述诸种关于中国文化精神观点的摘抄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其间两点共性：一是文化精神主要锁定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层面。二是文化精神主要围绕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三者展开论述。这也是笔者下面将要论述中国文化精神的两个基本前提。虽然笔者十分赞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的确应该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关系”⑦这一观点，但笔者却以为，可以将人与他人、家庭、国家、社会共归于“人与他人”这一维，毕竟，家庭、国家、社会都是由“他人”构成的。继而，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这三者也就构成了笔者关于中国基本精神论述的三个重要论域，下面就据此对中国文化精神分别裁剪制作如下。
一人与自然：天人合一
许多学者在谈到中西文化差异的时候，都会说到中西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都把“天人合一”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并将其视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之一。如李大钊先生就曾说过，“东西文明的根本不同之点，在于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前者是自然界支配人间的，后者是人间征服自然的”。杜威在中国演讲时也曾说，“西方文化是征服自然，东方文化是与自然融合”的。钱穆先生也认为中国“安、足、静、定”农耕文化之大敌即为“富、强、动、进”的游牧商业文化。这样看来，中西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差异还是着实存在的了。
何为天人合一？在中国文化里，不同派别虽然对此有不同理解与描述，如儒家强调天之所存、道之所存，道家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混沌初开状态，佛家说因果报应、阴阳轮回。但无论如何，其基本思想主要包括四方面，即“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统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要服从这一普遍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调谐”，这一精神与西方文化中所强调的“人是站在自然界之上之外的，有统治自然界的权力；人与自然界是敌对的；人要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⑧的征服自然、战胜自然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化中这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是统摄整个中国文化的主轴，它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乃至具体行为举止等。当然，中国文化中的“天”与自然意义上的“天”差异较大，它较突出“天”之圆满道德属性及其与人的本体性关系，执行着类似西方文化中“上帝”的道德权威的功能。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文化中，天理与人性的沟通及融合存在这样一个逻辑过程：做人之始，当读书进德、修养身心，以成就圣贤。一旦得道，则与宇宙万物合为一体，上通天道，下化万民。”⑨ 笔者以为，这一对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描述还是形象而中肯的。
那么，天人合一思想具体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归而纳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由于在天人关系上强调“天人本是一理”、“天地人只是一道”，所以在知行关系上就强调“与天地参”、“行重知轻、力行为重”，要求人必须志存高远、刻苦坚忍、逆境奋斗、乐观进取、革故鼎新等。这样也就出现了孔子的“天何言焉？四时行焉，百物生矣”、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和董仲舒的“天者，百神之大群也；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以及老庄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天地革而四时成，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诸多论述。二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毕竟，人是万物之灵，在混沌迷冥的天人合一状态下，万物是皆备于我的，正因为有人的存在，才有了社会，才有了哲学上的唯物唯心之争、意识存在之辩，而在中国文化中是十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⑩这一点其实在中国的蒙学教材中亦有体现，“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谓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日月五星谓之七极，天地与人谓之三才”(11)，强调的就是人之与天地参的境地。以人为本精神还表现在中国人不事鬼神，不屈命运，道天人地一体的思想。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知生，焉知死？”(12) 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庄子关于真人的说法也很具代表性，所谓“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谋士，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其出不诉，其入不距，萧然而往，萧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13)三是“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天人合一表明人与自然应当和谐共处，自强不息又表明人在此基础上要突出自身的发展，但如何做到二者的统一？厚德载物便应运而生。其理论依据是法天效地、天行健等世界观以及和合、仁爱思想，具体表现则是人际关系上的严己宽人、推己及人；三教九流中的取长补短；华夷各族间的互学共融；对外来文化的海纳百川。
二人与他人：为人由二
在人与他人的关系问题上，可谓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自居，且有一套完备的人伦道德规范体系。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逐次人际关系拓展中，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因角色的不同而要求不一。在中国文化中，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对人的定义，即“仁者，人也”，亦即“为人由二”。有论者认为“中国人的‘良知系统’就是用渠道化的‘二人’关系去定义任何一个‘个体’，以‘心’去照顾‘身’，以‘心’去制约‘心’”，笔者对此颇为赞同。(14)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文化中是如何处理个体与“自家”、“人家”、“国家”三者的关系的。
其一，顾家——人与自家的关系。与西人注重个人本位，关心个人自由权利不同，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宗族思想特别严重，十分重视个人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承担的责任，特别强调家和万事兴，所谓“男以女为室，女以男为家，故人生偶以夫妇，阴阳和而后雨泽降，夫妇和而后家道成”(15)就是此理。而维护家庭伦理道德的核心便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敬妇从”，其间又以孝为先，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16)，由此又衍生出“三纲五常”及敬老爱幼的思想，要求做到“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中国人的“顾家”不仅表现在对祖祠宗族的祭祀，如编篡家谱、修建宗祠以及个体成长发展均以出人头地、光耀门楣等外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由此带来的伦理职责，对此国内知名学者冯尔康先生指出，“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内涵有四：光宗耀祖、为家族而活的人生观；尊祖敬宗睦族的团体意识；生养死葬祭祀、扬名显亲、传宗接代的孝道；忠孝交融”(17)。一言蔽之，大凡中国人都具有十分强烈的“顾家”情结，而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便是此极端不可取之表现。
其二，爱人——人与人家的关系。与西人突出个性不同，中国文化中十分推崇人与人之间的仁爱，提倡并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突出表现在将贵和尚中和仁义礼智信作为协调二人以上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人们十分注重贵和尚中，重和谐，主张和而不同与不同之融合，将不同的事物尽力做平衡，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18)，“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9)，《中庸》上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0)以及“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等说的就是这种“和”、“中”关系，这种思想已成为国人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它使中国人总是崇尚以谦让的态度对待他人，讲究宽容大度，主张中庸，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五味相和，六律相和，从而具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大气。这种识大体，顾大局，重和谐，求稳定的思想不仅促进了我国民族的大团结，也促进了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这种思想具体到人与他人的关系处理上则是仁义礼智信和孝悌忠恕恭，这在诸子的论述中均有体现，所谓泛爱众而亲仁、克己复礼为仁、孝悌为仁之本、忠恕为仁之道、大同为仁之理想等方面便是其具体体现。一言蔽之，大凡中国人都讲究孟子的“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
其三，恋土——人与国家的关系。爱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每个民族都会热爱自己的民族和祖国，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为突出，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一个以宗法制度为主体、家国一体的社会，也是把忠孝视为两项最基本伦理道德规范的国家。“三纲五常”之首即为“君为臣纲”，虽然这是一种极端形式，但至少表明了国人对代表国家利益君主的爱戴。历来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恋土忧民的思想，历史上不仅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格言警句，还先后有屈原之忠于楚国、岳飞之忠于宋朝等枚不胜举之具体典范。这种注重国家、注重群体的整体趋同观念，其渊源来自于“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和“大一统”两种观念，其具体表现为：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以群为重、以国为本；忧国忧民、变革进取；以身许国、忠贞报国等。而在民族关系上，中国文化则注重通过道德教化去“协和万邦”，主张以德服人的王道，而非以力制人的霸道。一言蔽之，大凡中国人都讲究“叶落归根”、“荣归故里”，这在侨居海外华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人与自身：省己求三
从人与自身的关系看，无非是个体对自己在身、心、行三方面提出的要求，内容，中国文化不仅对个体自身提出了较为严格具体的要求，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一套涵泳方法，通过修身、存性、践行的方式，使自己逐渐达到“内圣”之境。
其一，修身——修养品行、励志自强。中国文化很重视个人道德、知识修养及对个体自身生活的严格要求。儒家提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21)，《大学》开篇便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2) 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23)要求个体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左传》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墨子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这种美德表现在学习上就是刻苦学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就是对人的忠实告诫。另外，就如何修养、励志自强，中国文化还提出了一整套颇具特色且较为完善的修身养性方法，诸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洋洋洒洒的中国古代教育史实则一部修身养性史，从孔子的“立志、克己、力行、中庸、内省、改过”，孟子的“持志养气、动心忍性、存心养性、反求诸己”到王守仁的“静处体悟、虚心涵泳”，朱子的小学、大学“五步读书法”等无不与修身息息相关。
其二，养气——注重人格、崇尚气节。中国文化中十分重视个体的人格与气节，《左传》说“圣达节，中守节，下失节”，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24)。这种以“大丈夫”精神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人的气节观首先表现在对真理的追求上，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25)，“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恶之，必察焉；从好之，必察焉”(26)，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27)。孟子则注重培养浩然之气，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而这浩然之气即“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28)。这种人格与崇高气节的培养必须经过一个从体格到心理的锻炼过程，所以他又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29)。其次则表现在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上，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先人后己，舍己为人”；“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等都是其具体要求，而其间尤以孟子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29)为最。中华民族这种为追求真理而刚正不阿、崇尚气节，不阿权贵、疾恶如仇，伸张正义、守死善道，唯义是从、崇尚操守的精神，培育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强烈的正义感和自豪感，形成了民族的浩然之气，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的关头，这种精神在人们身上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屈原为求真理发出天问，高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范缜为撰写《神灭论》抨击佛教因果报应说，表现了不“卖论取官”的凛然正气；谭嗣同为变法舍生取义，身陷囹圄留下绝笔“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革命志士夏明翰求真理视死如归，“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铿锵之言振聋发聩。
其三，践行——诚信笃实、知行合一。中国人向来以务实为要，反对虚伪、妄作。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巧言令色，鲜矣仁”(30)；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31)；墨子将知识分为“闻知”、“说知”、“亲知”，并说“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举。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32)慎独自爱是中国人自我修养的最高境界，慎独即指一个在他人无所察知的时候，也能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自爱就是指一个人要尊重自己的人格，不自暴自弃。中国人尚讲“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代表了这样一种气节。中国人也是诚信笃实的杰出代表，他们在职业活动中对事业、服务对象和交易对方负责，诚实不欺、守信重诺、严讲信用，把贞信不渝作为自身与他人交往的一种美德，不交则已，但交则排除杂念、信守始终，言必行、行必果。知行合一历来被奉为至要，要求人们不能只说不做，言行脱节。孔子说“君子耻其言之过其行也”(33)；荀子说“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34)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所有这些都强调的是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①迪尼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民族的起源及其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
②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第25－66页。
③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修定版弁言第3－4页。
④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第17－18页。
⑤廉永杰：《中国传统文化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365－378页。
⑥何静、何怀仁：《中国传统文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7页。
⑦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⑧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8页。
⑨何静、何怀仁：《中国传统文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⑩《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1)《幼学琼林》，《蒙学六种》，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12)《论语》，《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13)《庄子·大宗师》，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6－67页。
(14)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5页。
(15)《幼学琼林》，《蒙学六种》，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16)《论语·学而》，《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7)冯尔康：《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当代意义》，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04年第3期第17－18页。
(18)《论语·学而》，《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9)《论语·子路》，《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20)《中庸》，《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21)《论语·为政》，《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22)《大学》，《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74页。
(23)《论语·述而》，《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4)《孟子·滕文公下》，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25)《论语·里仁》，《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26)《论语·子罕》，《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27)《论语·卫灵公》，《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28)《孟子·公孙丑上》，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29)《孟子·告子下》，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30)《孟子·告子上》，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页。
(31)《论语·学而》，《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32)《道德经·第八十一章》，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33)《墨子·耕柱》，《墨子》，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
(34)《论语·里仁》，《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页。
(35)《荀子·儒效》、《荀子·劝学》，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4、8页。
（责任编辑张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