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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显明眼下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女友尽快平安回来。
“埃及的25人释放了，可苏丹的依旧没消息，心急如焚啊！”2月1日，这位四川南充的小伙在微博上表露了倍受煎熬的心情。
自从1月28日发生29名中水电集团公司员工在苏丹被劫持事件以来，他就寝食难安——在中水电苏丹南科尔多凡州公路项目部工作的女友李艳，原本28日当天就要请假离开苏丹，回国与亲人团圆，岂料营地突遭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袭击，李艳也在被劫持人员之列。计划中的喜剧变成了一场不知何时能醒的噩梦。
“依旧毫无消息，很想很想你……你快回来吧！”2月3日，中国工人遭劫持事件进入第七天，侯显明还是没有女友的确切消息。据他回忆，两人最近一次通话，是北京时间1月28日中午12时，女友从苏丹打来电话说，本来苏政府通知他们撤到附近的镇上，现在要返回项目部，刚一说完电话就断了。下午4时，侯显明再次拨打女友电话，却再也打不通了。
他告诉《新民周刊》，自己目前只能每天通过新闻关注事态进展，此外电话联系中水电公司，但公司也只能告诉他，李艳在29名被劫持人质当中，暂时是安全的，他们正在全力营救。今年24岁的李艳，2009年从成都理工大学毕业后，成为中水电七局五分局的一名职工。2010年2月，她随中水电苏丹南科尔多凡州公路项目前往苏丹，主要从事文件、资料、合同翻译等工作。
侯显明与李艳相恋已6年，李艳选择前往苏丹工作，因为在国外打工可以拿到每月1万元的收入，是在国内工作收入的4倍，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相当可观。侯虽然有些不放心女友一人在外，但没有想到会出现劫持这样严重的事件。
苏丹公投前，李艳项目的所在地还算安全，但2011年7月9日苏丹南方独立后，当地局势就发生了较大变化，原本南方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成为南苏丹执政党，而其中一些北方人不能加入南苏丹国籍，去向就成了问题，为此，“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成立了“北方局”，继续留在北苏丹，演变为苏丹境内的反政府武装。去年9月开始，苏丹政府军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在南科尔多凡州持续发生武装冲突。
事发后，侯显明坐在电脑面前2天2夜未合眼，却无法获得有效的消息，只好发微博求助。不少在苏丹的华人通过网络帮助他，近10位其他被劫持人员的亲属也与他取得了联系，其中大都是四川人。亲属们加入了一个QQ群，每天除了互相鼓励，也别无他法。
原本南科尔多凡州公路项目部有47名中国人，28日营地遭袭后，有18人设法逃离营地。据项目经理韩章良事后向媒体记者介绍，他们曾躲在距营地约70米处的芒果林里，躲避反政府武装的搜寻，有的人还躲在集装箱下。“为了节省电，大伙将手机集中使用，与中国大使馆保持联系。”
当这些中国员工在政府军士兵保护下离开芒果林向北方转移时，遭到反政府武装人员袭击，中国员工被打散，其中1名中国工人中弹。在场的其他中方人员曾经试图对受伤工人进行抢救，但由于现场处境非常危险，抢救没有成功，这名工人被留在原地。苏丹政府军在这次和随后的3次营救行动中，先后救出17名中方人员。当地时间1月30日傍晚，这17名中国工人终于乘坐包机安全抵达喀土穆。
据新华社记者报道，获救的员工和大使馆工作人员多次拨打被绑架中国工友的手机，偶尔一两次接通，但接手机的是绑架者，他只说中国人挺好的，有吃的，很安全。当中方要求与中国员工直接通话时，对方却以“他们离我很远，不便叫他们”为由拒绝。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秘书长亚西尔·阿尔曼1月30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绝不会反对中国和中国人，并保证中国工人的安全并释放他们。北方局发言人阿尔努·恩古图鲁2月1日晚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说，“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已成立高级委员会，专门研究“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把这些中国工人交给什么人”的问题。
2月3日晚，守候在电脑前多日的侯显明终于看到了些许希望：据官方媒体消息，苏丹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阿法夫·陶尔当天在喀土穆表示，遭劫持的中国工人的位置已初步确定，这29名中国工人与7名一同被绑架的苏丹人目前位于恩图曼山区。中国驻苏丹大使馆一再敦促苏丹方面在确保人质安全的前提下尽快使被劫持人员获释，馆方还试图同反政府武装进行沟通，希望他们首先释放被劫持人员中的2名女性和其他身体虚弱人员。
5日，苏丹媒体报道称，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斡旋下，遭“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绑架的29名中国工人有望在48小时内获得释放。另外，中国外交部网站6日晚发布消息称，据苏丹有关部门通报，在遇袭事件中中弹失踪的1名中方员工已遇难，苏方已找到遗体并将尽快向中方移交。
如何保卫公民海外利益
无独有偶，就在苏丹劫持事件后2天，1月31日，25名中国工人在埃及西奈半岛阿里什地区乘车返回一中国公司承包水泥厂建设项目工地途中，被一伙贝都因人扣留。扣留事件缘于当地部落和政府冲突，实施劫持者以“释放这些工人”为条件要求“政府释放被逮捕的部族成员”。
中国驻埃及大使宋爱国在得知此事后紧急约谈埃及内政部安全局和国防部官员，要求埃方在确保中国工人安全的前提下，采取措施妥善处理此事，以使中国工人尽快获得释放。
幸而不到一天时间，被劫持的25名中国工人就重获自由，凌晨3时在埃及军方护送和使馆工作组陪同下，安全返回他们工作的水泥厂建设工地。
在被安全转移之后，一名潘姓年轻工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没想到会这么快脱困。“我们刚被扣留时有些慌，但由于使馆一直与我们通过手机短信保持联系并做思想工作，心里逐渐踏实下来。原来预计最少需要等待一到两天的时间，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感谢政府和使馆所作的努力。”
当国人还沉浸在春节喜庆气氛中时，三天内发生的两起中国同胞在海外遭劫持事件已经令受牵连的人员和家庭胆战心惊。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在微博上称：“29名在苏丹被掳走的中国工人尚未获释，20多名中国人又在埃及被掠为内政人质。绑架中国人成了中东某些人的新潮，这种跟风效应不能不防，所有中东、非洲的中国使领馆、各工程项目都该拉响警铃，全线警戒！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哪怕是阶段性的防范！就当这是一封鸡毛信，见者请速传！”
再联想去年10月发生的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上惨遭杀害，至今无确切定论。随着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外经济合作的不断扩展，以及中国公民出国热情持续高涨，发生海外安全风险的几率大大增加，譬如地区冲突与恐怖活动构成的威胁，由于经济利益出现矛盾而产生的伤害案件等。
就以蘇丹为例，中国与苏丹从1995年开始在石油领域合作，目前苏丹已成为中国在海外最大、最完整的石油投资国。苏丹也成为华人最多的非洲国家，官方提供的数据是1.5万人，但实际人数远超于此（去年有数据称苏丹境内华人总数约5万人）。2008年10月18日，中石油9名工人在苏丹遭绑架，最终4人获救，5人遇难。
如何保护中国公民在海外安全和利益的问题，面临更大考验。
中国一向秉持不干预他国内政的做法，所以在处理保护营救行动中多采取外交途径。对中国公民海外利益进行保护的主要形式是领事保护。广义的领事保护，指一国的领事机关或领事官员，根据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于国际法许可的限度内，在接受国内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的权利和利益的行为。
一名驻非洲某国的外交官告诉本刊记者，笼统地讲，日常的驻外使领馆工作包含长期宣传、专人负责以及使馆应急预案机制等。如遇突发或重大涉我华人华侨事件，比如近三年的海地地震、利比亚撤侨以及今年的埃及、苏丹人质事件，会从中央到使馆形成直线沟通，国内总指挥，使馆及国内工作组在最前线执行的工作方式。
外交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教授、法学博士万霞在《2008年海外中国公民外交保护状况报告》中曾写道：“中国政府在非洲对本国公民进行领事保护遭遇的困难最多，一方面是因为非洲各国普遍法制环境较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非关系是一种异常重要又相当敏感的关系。非洲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大陆，中国人在当地的经营、活动会越来越频繁。在非洲，顶着中非人民一贯友好的帽子盲目松懈，或草木皆兵裹足不前，都是不理智、不成熟的表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多一分准备，多一点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就会降低发生危险的几率。在非洲的多起‘意外’实则并非意外，而是和当地政治、经济、宗教、部族矛盾激化有密切关系，只要认真调研，做好事先、事中的‘功课’，许多危险时不难预判的，应予以规避、化解或预防。”
如何加强海外安保？
中國驻苏丹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郝宏社2月2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加强中国赴海外劳务人员安全保护应多管齐下。”
应增强中国赴海外劳务人员的安全意识。经常保持警惕，在遭遇突发事件时不要慌乱，尽快找机会与外界取得联系。
要加大对保障中国赴海外劳务人员的安全投入。一方面要增加针对个人人身安全的投入，为每位赴海外劳务人员强制缴纳保险金、改善他们的工资待遇和居住条件，对长期在海外艰苦地区工作并表现优秀的人员给予一定荣誉和奖励。另一方面要增加对工作单位的安全投入，施工现场营地要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建议修筑高墙和铁丝网、深挖防护沟、安装报警设备以及雇用保安人员。
在海外工程承包项目施工过程中，尽量减少中方工作人员数量，增加当地工人数量，变劳务输出为管理、技术、设备和资本输出。中国赴海外劳务人员减少了，中方人员发生人身安全问题的几率也会相应下降。
对发生过的安全事件要认真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并制作教材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提升安全意识，使中国赴海外劳务人员的安全保护工作规范化、常态化。
安全地走出去
美国《纽约时报》称，苏丹劫持事件彰显出中国将越来越多工人派往世界上一些最动荡国家所蕴含的风险。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主任汪段泳告诉《新民周刊》，自“走出去”战略提出并付诸实施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势头，但从整体来看，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构成中所占份额极为有限，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尽管国际拓展迅速，但从总量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市场所占份额仍然有限。
他举例说，截至2009年底，欧盟15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达3000亿美元，占非洲外资投资总额的58.3%；美国对非投资477亿美元，占美对外投资总额的1.3%，占非洲外资投资的8.7%；而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为93.3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6.5%，但仅占非洲外资投资的3.8%。“从投资量看，我国对非投资的影响力仍然脆弱，弹性低。”
另外，原本欧盟国家（如法国、比利时等）在非投资布局广，派遣工作人员较多；然而近几年由于风险评估过高，欧美正渐渐从非洲撤出，虽然投资额仍大于中国，但在非工作人员数量远少于中国。“在动荡地区，匪徒在目标选择上是随意的，中国工人的样本增大了，出事的几率也就增大，这是我国海外经济利益拓展必然付出的代价。”汪段泳说，投资方式有别也是中国对能源需求使然，中国应当改变高能耗低效率的发展方式，或有可能降低赴海外劳务人员安全风险。
相比之下，欧美国家由于在中东及非洲政局动荡国家的企业经验历史较长，已经有较为成熟的商业机构来提供一系列从事前风险评估，应对预案，到人员培训以及意外发生后的应急措施等服务，甚至直接参与和一些地方武装力量的谈判，而并非主要仰赖政府的外交途径。
中国的国企、特别是央企往往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劫持人质事件发生后，有人指责企业保护不力。但汪段泳曾前往某国企在刚果金的驻地实地调查，发现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安保、住宿已经是最好的标准。类似于武装冲突等突发事件实在是超出了企业和个人本身的应对能力。“政府应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保护支持，事先要有足够的犯罪预防，对不法分子起到威慑作用，事后也要采取有效打击，以防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
“埃及的25人释放了，可苏丹的依旧没消息，心急如焚啊！”2月1日，这位四川南充的小伙在微博上表露了倍受煎熬的心情。
自从1月28日发生29名中水电集团公司员工在苏丹被劫持事件以来，他就寝食难安——在中水电苏丹南科尔多凡州公路项目部工作的女友李艳，原本28日当天就要请假离开苏丹，回国与亲人团圆，岂料营地突遭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袭击，李艳也在被劫持人员之列。计划中的喜剧变成了一场不知何时能醒的噩梦。
“依旧毫无消息，很想很想你……你快回来吧！”2月3日，中国工人遭劫持事件进入第七天，侯显明还是没有女友的确切消息。据他回忆，两人最近一次通话，是北京时间1月28日中午12时，女友从苏丹打来电话说，本来苏政府通知他们撤到附近的镇上，现在要返回项目部，刚一说完电话就断了。下午4时，侯显明再次拨打女友电话，却再也打不通了。
他告诉《新民周刊》，自己目前只能每天通过新闻关注事态进展，此外电话联系中水电公司，但公司也只能告诉他，李艳在29名被劫持人质当中，暂时是安全的，他们正在全力营救。今年24岁的李艳，2009年从成都理工大学毕业后，成为中水电七局五分局的一名职工。2010年2月，她随中水电苏丹南科尔多凡州公路项目前往苏丹，主要从事文件、资料、合同翻译等工作。
侯显明与李艳相恋已6年，李艳选择前往苏丹工作，因为在国外打工可以拿到每月1万元的收入，是在国内工作收入的4倍，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相当可观。侯虽然有些不放心女友一人在外，但没有想到会出现劫持这样严重的事件。
苏丹公投前，李艳项目的所在地还算安全，但2011年7月9日苏丹南方独立后，当地局势就发生了较大变化，原本南方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成为南苏丹执政党，而其中一些北方人不能加入南苏丹国籍，去向就成了问题，为此，“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成立了“北方局”，继续留在北苏丹，演变为苏丹境内的反政府武装。去年9月开始，苏丹政府军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在南科尔多凡州持续发生武装冲突。
事发后，侯显明坐在电脑面前2天2夜未合眼，却无法获得有效的消息，只好发微博求助。不少在苏丹的华人通过网络帮助他，近10位其他被劫持人员的亲属也与他取得了联系，其中大都是四川人。亲属们加入了一个QQ群，每天除了互相鼓励，也别无他法。
原本南科尔多凡州公路项目部有47名中国人，28日营地遭袭后，有18人设法逃离营地。据项目经理韩章良事后向媒体记者介绍，他们曾躲在距营地约70米处的芒果林里，躲避反政府武装的搜寻，有的人还躲在集装箱下。“为了节省电，大伙将手机集中使用，与中国大使馆保持联系。”
当这些中国员工在政府军士兵保护下离开芒果林向北方转移时，遭到反政府武装人员袭击，中国员工被打散，其中1名中国工人中弹。在场的其他中方人员曾经试图对受伤工人进行抢救，但由于现场处境非常危险，抢救没有成功，这名工人被留在原地。苏丹政府军在这次和随后的3次营救行动中，先后救出17名中方人员。当地时间1月30日傍晚，这17名中国工人终于乘坐包机安全抵达喀土穆。
据新华社记者报道，获救的员工和大使馆工作人员多次拨打被绑架中国工友的手机，偶尔一两次接通，但接手机的是绑架者，他只说中国人挺好的，有吃的，很安全。当中方要求与中国员工直接通话时，对方却以“他们离我很远，不便叫他们”为由拒绝。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秘书长亚西尔·阿尔曼1月30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绝不会反对中国和中国人，并保证中国工人的安全并释放他们。北方局发言人阿尔努·恩古图鲁2月1日晚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说，“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已成立高级委员会，专门研究“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把这些中国工人交给什么人”的问题。
2月3日晚，守候在电脑前多日的侯显明终于看到了些许希望：据官方媒体消息，苏丹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阿法夫·陶尔当天在喀土穆表示，遭劫持的中国工人的位置已初步确定，这29名中国工人与7名一同被绑架的苏丹人目前位于恩图曼山区。中国驻苏丹大使馆一再敦促苏丹方面在确保人质安全的前提下尽快使被劫持人员获释，馆方还试图同反政府武装进行沟通，希望他们首先释放被劫持人员中的2名女性和其他身体虚弱人员。
5日，苏丹媒体报道称，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斡旋下，遭“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绑架的29名中国工人有望在48小时内获得释放。另外，中国外交部网站6日晚发布消息称，据苏丹有关部门通报，在遇袭事件中中弹失踪的1名中方员工已遇难，苏方已找到遗体并将尽快向中方移交。
如何保卫公民海外利益
无独有偶，就在苏丹劫持事件后2天，1月31日，25名中国工人在埃及西奈半岛阿里什地区乘车返回一中国公司承包水泥厂建设项目工地途中，被一伙贝都因人扣留。扣留事件缘于当地部落和政府冲突，实施劫持者以“释放这些工人”为条件要求“政府释放被逮捕的部族成员”。
中国驻埃及大使宋爱国在得知此事后紧急约谈埃及内政部安全局和国防部官员，要求埃方在确保中国工人安全的前提下，采取措施妥善处理此事，以使中国工人尽快获得释放。
幸而不到一天时间，被劫持的25名中国工人就重获自由，凌晨3时在埃及军方护送和使馆工作组陪同下，安全返回他们工作的水泥厂建设工地。
在被安全转移之后，一名潘姓年轻工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没想到会这么快脱困。“我们刚被扣留时有些慌，但由于使馆一直与我们通过手机短信保持联系并做思想工作，心里逐渐踏实下来。原来预计最少需要等待一到两天的时间，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感谢政府和使馆所作的努力。”
当国人还沉浸在春节喜庆气氛中时，三天内发生的两起中国同胞在海外遭劫持事件已经令受牵连的人员和家庭胆战心惊。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在微博上称：“29名在苏丹被掳走的中国工人尚未获释，20多名中国人又在埃及被掠为内政人质。绑架中国人成了中东某些人的新潮，这种跟风效应不能不防，所有中东、非洲的中国使领馆、各工程项目都该拉响警铃，全线警戒！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哪怕是阶段性的防范！就当这是一封鸡毛信，见者请速传！”
再联想去年10月发生的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上惨遭杀害，至今无确切定论。随着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外经济合作的不断扩展，以及中国公民出国热情持续高涨，发生海外安全风险的几率大大增加，譬如地区冲突与恐怖活动构成的威胁，由于经济利益出现矛盾而产生的伤害案件等。
就以蘇丹为例，中国与苏丹从1995年开始在石油领域合作，目前苏丹已成为中国在海外最大、最完整的石油投资国。苏丹也成为华人最多的非洲国家，官方提供的数据是1.5万人，但实际人数远超于此（去年有数据称苏丹境内华人总数约5万人）。2008年10月18日，中石油9名工人在苏丹遭绑架，最终4人获救，5人遇难。
如何保护中国公民在海外安全和利益的问题，面临更大考验。
中国一向秉持不干预他国内政的做法，所以在处理保护营救行动中多采取外交途径。对中国公民海外利益进行保护的主要形式是领事保护。广义的领事保护，指一国的领事机关或领事官员，根据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于国际法许可的限度内，在接受国内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的权利和利益的行为。
一名驻非洲某国的外交官告诉本刊记者，笼统地讲，日常的驻外使领馆工作包含长期宣传、专人负责以及使馆应急预案机制等。如遇突发或重大涉我华人华侨事件，比如近三年的海地地震、利比亚撤侨以及今年的埃及、苏丹人质事件，会从中央到使馆形成直线沟通，国内总指挥，使馆及国内工作组在最前线执行的工作方式。
外交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教授、法学博士万霞在《2008年海外中国公民外交保护状况报告》中曾写道：“中国政府在非洲对本国公民进行领事保护遭遇的困难最多，一方面是因为非洲各国普遍法制环境较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非关系是一种异常重要又相当敏感的关系。非洲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大陆，中国人在当地的经营、活动会越来越频繁。在非洲，顶着中非人民一贯友好的帽子盲目松懈，或草木皆兵裹足不前，都是不理智、不成熟的表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多一分准备，多一点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就会降低发生危险的几率。在非洲的多起‘意外’实则并非意外，而是和当地政治、经济、宗教、部族矛盾激化有密切关系，只要认真调研，做好事先、事中的‘功课’，许多危险时不难预判的，应予以规避、化解或预防。”
如何加强海外安保？
中國驻苏丹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郝宏社2月2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加强中国赴海外劳务人员安全保护应多管齐下。”
应增强中国赴海外劳务人员的安全意识。经常保持警惕，在遭遇突发事件时不要慌乱，尽快找机会与外界取得联系。
要加大对保障中国赴海外劳务人员的安全投入。一方面要增加针对个人人身安全的投入，为每位赴海外劳务人员强制缴纳保险金、改善他们的工资待遇和居住条件，对长期在海外艰苦地区工作并表现优秀的人员给予一定荣誉和奖励。另一方面要增加对工作单位的安全投入，施工现场营地要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建议修筑高墙和铁丝网、深挖防护沟、安装报警设备以及雇用保安人员。
在海外工程承包项目施工过程中，尽量减少中方工作人员数量，增加当地工人数量，变劳务输出为管理、技术、设备和资本输出。中国赴海外劳务人员减少了，中方人员发生人身安全问题的几率也会相应下降。
对发生过的安全事件要认真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并制作教材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提升安全意识，使中国赴海外劳务人员的安全保护工作规范化、常态化。
安全地走出去
美国《纽约时报》称，苏丹劫持事件彰显出中国将越来越多工人派往世界上一些最动荡国家所蕴含的风险。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主任汪段泳告诉《新民周刊》，自“走出去”战略提出并付诸实施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势头，但从整体来看，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构成中所占份额极为有限，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尽管国际拓展迅速，但从总量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市场所占份额仍然有限。
他举例说，截至2009年底，欧盟15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达3000亿美元，占非洲外资投资总额的58.3%；美国对非投资477亿美元，占美对外投资总额的1.3%，占非洲外资投资的8.7%；而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为93.3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6.5%，但仅占非洲外资投资的3.8%。“从投资量看，我国对非投资的影响力仍然脆弱，弹性低。”
另外，原本欧盟国家（如法国、比利时等）在非投资布局广，派遣工作人员较多；然而近几年由于风险评估过高，欧美正渐渐从非洲撤出，虽然投资额仍大于中国，但在非工作人员数量远少于中国。“在动荡地区，匪徒在目标选择上是随意的，中国工人的样本增大了，出事的几率也就增大，这是我国海外经济利益拓展必然付出的代价。”汪段泳说，投资方式有别也是中国对能源需求使然，中国应当改变高能耗低效率的发展方式，或有可能降低赴海外劳务人员安全风险。
相比之下，欧美国家由于在中东及非洲政局动荡国家的企业经验历史较长，已经有较为成熟的商业机构来提供一系列从事前风险评估，应对预案，到人员培训以及意外发生后的应急措施等服务，甚至直接参与和一些地方武装力量的谈判，而并非主要仰赖政府的外交途径。
中国的国企、特别是央企往往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劫持人质事件发生后，有人指责企业保护不力。但汪段泳曾前往某国企在刚果金的驻地实地调查，发现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安保、住宿已经是最好的标准。类似于武装冲突等突发事件实在是超出了企业和个人本身的应对能力。“政府应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保护支持，事先要有足够的犯罪预防，对不法分子起到威慑作用，事后也要采取有效打击，以防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