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神魔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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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反馈期
  
  面临选择
  
  1980年夏,我23年前被错划的"右派"获得了改正。但是有关方面告诉我,全家重返上海是不可能的,顶好在原籍安排工作。如果一定要回上海,顶多只能照顾我的老伴,其他子女是绝对不行的。
  我的子女,由于受我的株连,有的自杀,有的送人,有的发过疯,他们都是在羞辱、践踏、打击下度过的,都被剥夺了读大学的权利,都是在血泪中滚爬长大的。我对我的老伴说,我们无权抛下在苦难中长大的子女,我们回去。就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我的原籍故土山西运城。
  回来后,我面临着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退隐书斋,著书立说,警策来者,以遗后人,这是文化艺术界的友人们的规劝。
  第二种选择:回归田园,远离政治,三缄其口,颐养天年,这是备受劫难心有余悸的老伴的哭求。
  第三种选择:争取入党,重上讲坛,传道授业,教书育人,这是我久蓄心底目标如一的内心的呼唤。
  在作出决定选择以前,我进入了历史的反思。
  "四人帮"被粉碎了,神审判了,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但这胜利,党和人民付出了何等惨重的代价呵!
  我突然想到了欧洲历史著名的"滑铁卢之战"。大战的胜利者英国卫灵顿将军观察着炮火平息的滑铁卢战场,他看到战场横陈着全军覆没的拿破仑士兵的尸体,也横陈着自己联军的将士尸体。满目断尸,血浸大地,惨不忍睹。观看着战场的景象,卫灵顿沉重地说:"胜利是除了失败以外最大的悲剧!"
  卫灵顿将军道出了一个战争史的哲理。
  可就是滑铁卢之战的"胜利悲剧",改写了欧洲的历史。于是,我想到人类社会的大演变,总是以大悲剧作为序幕,踏着悲剧的节奏前进的。从宏观看,当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的时候,它是以原始人丧失人身"自由"为其代价的;封建社会登上历史舞台时,是以农奴--农民成为封建土地的牛马为其牺牲的;当资本主义高扬"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灭亡封建社会以后,却把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变成了"机器的奴隶"。
  那么,以解放全人类为伟大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会产生社会大悲剧呢?
  我想到一个令善良人们感到困惑的观点:"恶"是历史前进的社会激素。恩格斯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天的动力。"而且,"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林彪和江青反党集团急于夺权的"卑劣的贪欲",使他们在"文革"与"造神运动"的掩护下,疯狂地制造着"红色恐怖",用骇人听闻的血腥手段,虐杀异己以逞他们的权欲野心。"文革"运动,当然是历史的倒退。可是,"历史巨大的灾难总是以历史巨大的进步来补偿的"(恩格斯语),中国人从血的教训中总结了经验,党更成熟了,人民清醒了,在十年"文革"的废墟上重建生活,把中国推向中兴时代,中国在腾飞,历史的新页揭开了。这就是历史前进中的二律悖反:"卑劣的贪欲"之"恶",成为历史前进的一个动力。秦始皇平定了诸侯,统一了帝业,由于他权欲的恶性膨胀,兴阿房,建长城,造寝陵,苦役万民,苛政如虎,焚书坑儒,梦想千秋,结果却是万世帝业,二世而亡。从此,中国从奴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汉代,实现了一次历史的大飞跃。这也是历史前进中的二律悖反现象,恶激生了善,破坏兴起了建设,压迫造成了革命。巴尔扎克在他的巨作《人间喜剧》里,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卑劣的贪欲"者,权欲、财欲、色欲,淋漓尽致,触目惊心,就是这样一些身心打着"恶"的印记的人物,组成了一部法国19世纪封建贵族的没落衰亡史和一部资产阶级的罪恶发迹史。而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描写了19世纪法兰西的一代历史,恩格斯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赞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有"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致劳·拉法格》)。
  问题在于,林彪、江青群魔阴谋野心之"恶",怎么竟会在党内得逞:他们那种疯狂的"卑劣的贪欲",怎么竟能在中国大地上肆虐10年?特别是他们炮制的"新的造神运动",怎么居然能在中国社会掀起了原始图腾式的愚昧的大狂热!?
  问题在于,经过"长征"的伟大的党,备受着封建法西斯统治压迫而渴望社会民主的中国10亿人民,怎么竟然被这几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成为他们的俘虏,并被推向历史的祭坛当成牺牲呢!?
  认识历史之恶,才能转化历史之善。历史的过错,是一宗财富,不清理这宗财富,我们人民血流成河的代价就会尽付东流。所以,不论历史曾经陷入怎样的迷乱,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从荒谬中清醒,让后世之人警钟长鸣,我们虽然不幸却也有幸,我们虽然受苦却有价值。
  我用我几十年的劫难经历在一宗宗地梳理着,牵引着,反思着,渐渐警悟到"文革"大悲剧在中国的演出,不仅有着当时直接的社会政治因素,更重要的是还有遥远的历史文化的原因。而且,人性的善恶,品格的优劣,气质的高下,都被思想与政治的狂乱撞击着,撕裂着,搅拌着,塑造着,混合成为可怕的动力。
  思想支配行动,观念左右感情。
  贯穿"文革"始终并且不断恶性大发作的"三忠于"、"四无限"、"红海洋"、"早请示(罪)、晚汇报"、"最高指示"、"万寿无疆"等等,集中反映着封建社会几千年统治者不断灌输的"忠君思想",并潜移默化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积淀在人们心灵深处。而历代帝王在"君权神授"的封建理论神化下,被称为"天子"。因而,天子草民,生杀予夺决于一口,人民祸福系于一人,便习为天然。解放后,这种封建愚民遗产,不但未予清算,反又以新的形式加剧重演,把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信仰关系,把人民对革命领袖的敬仰关系,蜕化成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人对真理的信仰,产生追求和斗争;人身依附关系,却只能产生盲目报恩思想。前者是革命科学信仰,后者是封建愚忠观念,在我们这里却被弄得合二为一,就自然使得人与革命的信仰关系,湮没在封建依附隶属关系的历史沉淀中去。这也就是林彪、江青为了野心阴谋夺权而搞的"现代造神运动"得以俘获人民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所以,"文革"是我们中国政治、文化、历史、现实、民族封建痼疾的总爆发。
  人们究竟是按谁的意志去创造历史呢?联系"文革"历史看,是按照"领袖"的意志创造的吗?不错,"文化大革命"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志发动起来的,但他并不是想搞十年"文革",而是只想搞几个月,一年或二三年就结束,为什么却违背他的意志延续十年之久呢?特别是十年"文革"的发展、走向、结局是完全与毛泽东的意志、愿望相抵牾的。所以,"领袖"创造历史的"神话"破产了。那么,历史是由那些掌权的暴力统治者的意志、愿望创造的吗?不错,林彪、"四人帮"曾经凭仗"造神"的威力和血腥暴力,把他们的反革命意志强加给党和10亿人民,兴风作浪,不可一世。可是,"文革"的结局却又为什么也违背他们的意志和愿望,以其相继可耻的失败覆灭而告终呢?所以,血腥暴力创造历史论也不能成立。那么,历史究竟是按照谁的意志创造的呢?
  恩格斯指出:"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不是抽象地创造。首先,人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次,"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人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同时,恩格斯又辩证地指出,"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最后,恩格斯就这一问题得出结论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用恩格斯上述对历史发展的精辟见解来观察"文革"这个"历史事变"的全过程,就变得脉络清晰、容易理解了。创造着、推动着、影响着历史发展的,不是"神"的意志,不是"魔"的淫威,也不是单个"人"的愿望,而是一种"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历史"合力。而无数个人的意志和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总的合力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术平均数,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先进力量。这种力量在各种力量的冲突中,可能受打击,也可能失败,但是谁也消灭不了它,而最终却能战胜其他相对的力量,这就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规律。
  当我沉思到这里的时候,在林彪、江青等罪恶历史的祭坛上,我看到了作为牺牲的祭坛上,我看到了作为牺牲祭品的"红卫兵",我为他们深感痛苦。他们其中的绝大多数,原都是激荡着革命热情的青年,但由于无知,他们被林彪、江青等的罪恶之手炼化成盲从暴虐的工具,被推到历史的前台,在狂热中毁灭着文明,也毁灭了自己。
  我又想到了曾经被我认为是"文革"中"最早觉悟的一代",发现他们在狂喜之后,面对着中国奇特的现实,似乎也丢失了生活的钥匙,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失重了,他们也在向"迷惘的一代"走去。
  我在历史的沉思中惊醒,那一场把我们整个民族冲击得晕头转向的狂风暴雨,似乎还在耳边呼啸;那失去理性的狂暴青年"红卫兵"仍在眼前挥舞着抽打人的皮带,那"迷惘的一代"的迷惘形象就在我眼前。这一切都是由于无知的盲从,由于没有科学知识,由于没有理性的思考,由于手中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武器"。于是,我在沉思中作出了最终的选择:重上讲坛,教书育人。
  
  神圣讲坛
  
  我爱讲坛,我心中的讲坛是神圣的,它应该是文明的讲坛、道德的讲坛、理想信念的讲坛。
  我是教师,我的对象首先是青年,教师应该是真的种子、善的信使、美的旗帜。
  我在我的第一本演讲集《美在召唤》的后记里写道:
  "当我站在讲坛上,宏观到世界、微观到心灵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历史感。向青年的心灵掘进,引发出美,是时代的事业。
  我坚信马克思的话:人是按照美的规律造形的。
  我赞同罗丹的话:生活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我欣赏雨果的话:美永远为真理服务。
  作为演讲内容,我希望能证明这一切。这里有我的脚印,有我的大恨大爱,有我的思考和虽死不悔的追索。它涉及历史但无意做历史的仲裁,它瞻望未来而不妄自以为引路。含笑谈真理,衷心吐真情,是我的微意。
  我生命的坐标是美。我相信美是生活的主旋律,我是美的不懈的求索者。所以,我把我的演讲集题为《美在召唤》。如果它能引起一些思辨,在思辨中点燃起理智和感情的明灯,产生求知、探美、行进的要求,则是对我的奖赏。
  我这里保存着一封封来自青年心声的信笺,我从这些书信上感受到听众的体温,每每批阅,总使我怦然心动!我常警告自己,如果辜负了他们,就是犯罪!
  作为演讲艺术,它像我国文明史一样古老,也像我们共和国一样年轻。如何把演讲艺术传统的美,打破地空跨度和现实美结缘,是一个极富意趣、很有意义、需要探索的课题。
  我们能否把逻辑变为诗情,让抽象形象化,使理论概念富有戏剧性呢?我们能否把道德伦理、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熔为一炉,以美学角度和生活实践结合起来,结构成一定的演讲艺术形式呢?《美在召唤》就是这样一个尝试。"
  这一些话仍然是我站在讲坛上的思考和实践。
  在讲坛上,我是把心敞开给听众的。我要用我的心灵的搏动,唤起听众心灵的共鸣,我要用我心里的阳光,照亮听众的心灵。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我认为这是时代的命令,历史的责任感摧动着我,我从学校课堂的讲台走向社会生活的讲坛,作了《论道德美》、《论人的美》、《论"五讲四美"》的系列演讲,我把它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三部曲"。有感于这些文学青年和社会青年语言的污染,我作了《论语言美》的演讲。为响应社会上读书活动的开展,我作了《论书与读书》的演讲。面对一些青年的迷惘,我作了《青年·知识·理想》和《生活采思录》的演讲。
  文明理想的旅行,是不用入境证的,我的讲坛是飘移的歌台,我愿意做红色的杜鹃,为真理而啼血。于是,我在青年人的世界赢得了知音,他们称我为"美的信使"和"理想的播火者",我在青年的心里落了户。
  我走向大雪覆盖的中条山,为那里的矿山青工和学生作《论人的美》的演讲。人们不无理由地担心,矿山那些粗犷的青工和散漫的学生,能否接受他们一向"逆反"的报告。当我登上讲台的时候,我也注意到场内吸烟的、勾肩搭背的、交头接耳的嗡嗡一片,面对这个场面,我开始了我的演讲:"在生活中,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就可能发现,一个被公认为美的人一旦出现,立刻会引起一种微妙的景象:放肆的言谈就会很快收敛,粗野的举止就会变得斯文,不整的衣冠就会感到形秽。为什么?美在起作用,美在播洒着文明,美把人们引向道德的境界。我就看到过这样一个场面......"
  窗外,大雪飘落,三个多小时过去了,两千多人的会场,一片肃静。
  当我演讲结束、回到宾馆休息时,几个青工和学生的家长已经坐等,其中一个学生的母亲含泪说:"我们来是向你表达我们的谢意,你使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希望。"
  当送我的吉普车驶向险峻的山路时,开车的老司机对我说:"景教授,我是个文盲,不会说话。可是,我一直在后面听完了你的报告--实在太美啦!"
  我感到快慰,我认为这是对我最宝贵的奖赏。
  我走向黄土高原的晋南临猗县,为那里的中小学教师作《知识就是力量》的演讲。谁知会前竟下起了春雨,我以为讲不成了,却料不到一些青年竟冒着雨,踏着泥泞,扛着自行车,戴着草帽;有的甚至披着麻袋,从几十里的乡村跋涉而来,礼堂容纳不下,就站在礼堂外窗前冒雨听讲。一批批泥水满身的青年,有教师、有干部、有过路的军人、有学生,就站在厅外檐下,长达三个多小时。结果,摄影师竟忘了给我摄影,厨师竟忘了给我做饭。他们为此向我道歉,我却分外感动。这个景象已永远录制在我心里,并且享受到比任何肴宴都要珍贵得多的纪念。
  我走向山西师范大学,为全校师生作《真理的雷、电、火》的演讲。《语文报》专文报道说,这是山西师范大学建校以来第一次全校听一个人的报告,在三个多小时的演讲里,竟被60多次掌声所打断,满场都轰鸣、闪光、燃烧着真理的雷、电、火。我深深地被激励了。
  我走向太原,在省城为10所大专院校作演讲。一次,我在晋剧院排练场演讲,由于入场券无法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主持者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试验,改为售券听讲。这正是大雪纷飞的隆冬,当我走到剧院门前时,竟发现山西医学院很多男女青年学生,在那里冒雪排队购券。这种热情温暖着我,特别在我演讲结束后,我被青年包围要求签字题词。这时,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女青年递给我一个纸条,但要求我回去再看。当我在休息地打开看时,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景教授:
  您的烟吸得太多了,我要求您最好不吸,起码少吸,像要求我的父亲一样。因为您的健康对我们太重要了。
  您不认识的一个学生敬上。"
  我完完全全被这种诚挚的感情融解了,从此以后,每当我演讲吸烟时,便会想到这个女青年,并会感到歉疚。
  我走上了湖滨会堂的讲坛,为5000多名党政干部作《千秋胜负在于理》的演讲,我为同志们三个多小时的严肃听讲而深受教育。接着,我走向西安,为思想十分活跃的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安冶金学院的师生们演讲。交通大学学生提前一个多小时就挤满了会场的热烈情绪和冶金学院有些学生站在雨地撑伞听讲的景象,都给了我鼓励和力量。
  就是这样,我走向洛阳,走向江西,走向上海,走向军营,走向农村,走向劳教所,为青年、为干部、为军队、为劳教人员作了演讲。廿年间,在神圣的讲坛上,我作了2000多场演讲,听众达300多万人。我感到生活的充实、丰富,我感到教师的价值。
  我在神圣的讲坛上宣讲:人不能没有知识,人不能没有理想,人不能没有信念。23年来,如果我没有知识、理想、信念这根支柱,我也许在第一次打击下就被毁灭,今天早已变成一堆黄土。而我却经受了一系列的打击、摧残、羞辱和折磨,我都挺过来了,靠什么?靠的是知识、理想、信念。知识产生力量,理想产生希望,信念产生意志。三者合力,的确可以产生无坚不摧、风雨不折、雷电不击,甚至征服死亡的奇迹般的力量。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是大地之子。他在和敌人战斗的时候,只要双脚不离大地,他就是不可战胜的巨人。因为,他的母体给他以力量,使他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在一次战斗里,对方却把他举在高空,截断了他的力量之源,他被战败了,被杀害了。
  我的力量之源就是三者的合力。知识、理想、信念是我的力量之母。我在生活严酷的考验中没有被截断力量之源,我从中吸取了源源不绝的力量,因此,我是不可征服的。
  所以,有知识、理想、信念的人是强者,没有知识、理想、信念的人是弱者。弱者在黑暗中会吓得闭起眼睛,结果使黑暗更加黑暗;强者在黑暗中却睁大瞳孔,力求在黑暗中发现光明。正像一个年轻的诗人写的那样:"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有知识、理想、信念的人,是追求真理的人,他不怕荒谬,他相信真理之矛会穿透荒谬之盾的。
  有知识、理想、信念的人,是乐观的人。黑夜有什么可怕?他相信黑夜终将逝去,东方的地平线上会重新升起一轮红日,辉辉煌煌,大放光明。严寒有什么可怕?他相信严寒终将逝去,绚丽的春天会重新降临,百花怒放,百鸟齐鸣。
  有知识、理想、信念的人,是热爱美的人,是热爱生活的人。他不怕丑恶,他相信美终究是能战胜丑的;他不怕破坏,他相信在毁灭的废墟上能重建生活的大厦!
  我就是这样,在神圣的讲坛上一路讲去,一路撒播知识、理想、信念的火种。我要把我神圣的讲坛,变成知识的殿堂,道德的法庭,科学的圣坛,美的园圃,激发理想之光的发射地。
  三尺讲台,三寸舌,三寸笔,三千桃李;十年树木,十载风,十载雨,十万栋梁。我要在神圣的讲坛上,为培育祖国的满园桃李,为塑造四化建设的栋梁之材而献身。
  
  在党旗前
  
  党,是我虽九死而不悔的追求。
  恢复工作以后,我向党表示了我强烈的愿望。
  我终于被党接纳了。有些人对我如此迫切要求入党的问题表示不解,在我宣誓入党的节日,在党旗前,我用我的誓词作出了回答:
  今天,当我在党旗下举手宣誓的时候,我是用手举起我的心来宣誓的,我是用我一生追求党的历史感情来宣誓的,我是用我的生命来宣誓的。这就意味着:我把我整个的人献给了党的事业。
  今天,在1985年开始的日子里,我宣誓入党,在我的生活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一天,会永远镌刻在我的生命史上。
  今天,我能够站在党旗下,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来发言,是如此深切地感受到我已经是这个伟大组织中的一员,组织的力量在我身上运行,这使我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充实感、丰富感!
  现在,我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你这么大年纪为什么还要求入党呢?"
  我认为,"为什么要入党"这样一个问题,不仅对正在要求入党的人来说是必须回答的,而且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是应该经常反思的。而对我,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你这么大年纪,有声望、有地位,入党还想什么呢?"
  我理解这个问题的客观因素。但我必须说,这个问题的逻辑起点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不恰当的。因为,一个要求入党的人,不存在入党是为了向党索取什么的问题。如果事实上存在着入党是为了索取什么的情况,那么我要说,这对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就是一种亵渎。
  对我个人来说,我要求参加党并非今日始。早在1952年和1957年,我就先后两次提出过申请。几十年来我一直要求入党,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和运动史,已经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诞生了党,在全世界,已经有几代人继往开来,为党的事业奋斗献身。这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史还将继续下去,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这个运动的组成部分。共产主义事业,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是需要几代人来完成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革命事业长存,革命者也长存。所以列宁说:"革命无暮年。"这既指革命事业,也指革命者。因此,理想和信念是与人的年龄无关的。追求党、为党的事业而献身是行不计年的。因而,我对于"你这么大年纪为什么要求入党"的问题,回答是明确的。因为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我信仰马克思主义。因为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相信真理的明天--英特那雄奈尔一定会实现。因为我是一个爱国者,而没有共产党,便没有新中国。因为我是一个"俯首甘为儒子牛"的知识分子,没有党,便没有中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的可能。因为我对党充满了感情,党拯救了我,给了我二度生命。这就是我的回答和行动。
  而且,我的全部生活史验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我的生命支柱、精神力量,是我生活夜行中的明灯。正是这种理想、信念,使我在人生道路上没有迷惑。我坎坷的一生,包括十年冤狱那一段历史,证明理想与信仰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如果我没有理想、信念,在旧社会我就可能在政治上堕落、在生活上腐化,我就可能在"反右"后对党失去信心,在"文革"中我就不可能坚持反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也不可能在历数不尽的打击迫害中挺过来。当然,也不能在新中国刚一建立,我就走上大学讲坛,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授。
  当我在思考中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就觉悟到,我的入党,不只是我一生道路中一个合乎逻辑的归宿,而应是为党的事业献身奋起的起跑线。有人说我已经进入了生命的暮年,我却感到我进入了生命中冬天里的春天,真正的生命之春在召唤着我,我全身心充满了新的价值感!
  现在,我站在党旗下宣誓,我清楚地想到,在这面红色党旗下,站过我们党的创建者、缔造者,站过一代又一代誓愿献身给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家、实干家,他们有的已经牺牲于反动派的屠刀下,有的死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而今,有的虽年过古稀,却仍然领导着党、国家、人民进行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人类史上空前伟大的文明工程。在这面红旗下,站过并会继续走来向党宣誓的年轻的一代,这是一批又一批的社会改造者、历史的开拓者、时代的进击者。总之,在这面红旗下,站过的、站着的、向党宣誓的,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工人阶级的先锋,社会的中流砥柱,有德、有识、敢为天下先的时代精英。
  因此,我能站在党旗下,走进党的行列,我感到这是对我最大的奖赏,是最高的荣誉,最庄严的节日。
  现在,我死无遗憾。我向党宣誓,在我的余生之年,马不卸鞍,扬鞭长策,为教育事业献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新的挑战
  
  一个新的挑战,突然向我袭来!
  1985年的酷热炎夏,我刚结束山西省十所大专院校的演讲报告后,在返回运城的车站上又被接到全国最大的铝基地--河津龙门,为那里的建设者作一场报告。在演讲中我大汗淋漓,感到心跳加剧,一时目眩头晕而昏蹶了。当我苏醒过来后,发现铝厂公司领导和医务人员在我周围。了解到大厅的职工听众仍然未散,等候着我的消息,我坚持继续讲下去的要求,重新走上了讲台。我被淹没在掌声中,大厅变成激情的大海,推动着我,激励着我,使我有力量把报告作完。
  但是,我以为这次虚脱只是过于疲劳所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一个凶恶的敌人,已经在我体内埋伏很久,现在,它突然向我发动了袭击!
  1986年之春,我在运城各界人士四化贡献交流会上,突然无痛血尿。我坚持在大会作了报告,开完了会议。血尿不止,我被立刻送到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入院三天后,即1986年4月17日动了手术。
  人们只告诉我膀胱发现一个新生息肉,把它切除了。但我从老伴眼中,预感到危险,看到了"癌"!
  我的手术是二院泌尿科著名专家万绍林教授亲自做的。
  手术后的第10天,我和万教授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谈话。我对万教授说:
  "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都尊重科学。您同意吗?"万教授表示同意。
  "那么",我继续说下去:"请您把真实病情准确地告诉我,以便我能科学地对待它。您同意吗?"
  万教授表情严肃,稍加思忖后说:
  "我同意。我了解你的情况,你确是个坚强的人,我相信你有力量。我可以告诉你,你患的是‘膀胱癌‘,手术是成功的,没有发现扩散。"他在最后一句话上加重了语气。
  我没有吃惊,因为并不出我意料。我请求道:
  "能说得再详细点么?关于这个病?"
  "在病理上说,你患的是‘绒腺膜乳头癌‘。这种病型的特点是:再发率特高。但经过术后化疗并坚持定期检查,是没有问题的。"万教授语气平和,完全可以信赖。
  "再生率高到什么程度?"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临床数据是95%,但定期检查,可以随时处理。"
  "请问免发的5%需要什么条件?"我追问。
  "三点:第一是医疗条件,第二是患者体质状况,第三是患者精神状态。尤以第三条最为重要。"
  万教授言简意明。听后,我活跃起来。
  "您是专家,我相信医疗条件是好的。其次,我身体素质好,平生无大病。第三,精神状态则是我的优势,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我可以进入那5%的行列。"
  万教授视我而笑:
  "但愿如此。"
  "一定如此!"我订正,并朗声笑了起来。
  看来,万教授对我发生了兴趣,他拍了我一下说:"你的确是一个不平常的人。"
  对话愉快结束,彼此取得了信任。手术后半月,我就离开了医院病床,走进了书店,回到了书房。准备重上讲坛。
  以后我在医学资料中看到,膀胱癌患者的5年存活率高达50%。那5%的免发率已经使我乐观,何况50%的存活率呢?我获得了完全的信心。
  连结死亡的癌魔向我进攻的消息传布开来,朋友们和青年们为我担忧,替我不平!纷纷写信希望我能创造"第三奇迹"。何谓"第三奇迹"?他们认为,"9·13"事件使我免于死刑,是第一奇迹;23年的右派、10年冤狱的磨难,我却活了过来,是第二奇迹;现在,他们认为如果我能战胜和死亡划等号的癌魔,就是"第三奇迹"。
  对这"三个奇迹"之说,我都不以为然。
  第一,林彪"画皮"被揭,不齿覆灭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9·13"事件使我幸存,只是时间的偶然,不是奇迹。
  第二,我能百折而挺立,历劫而未死,是因为我有三根精神支柱。知识、理想、信念产生力量,是理所当然,不是奇迹。
  第三,癌魔突然袭击,我不改乐观,有完全的信心能战胜它,这也不是奇迹。因为我对人的生命,人的生活,自有看法。
  我认为人的生命有三重性。
  生命属于自然:大自然生生不息,是永恒的。人的生命来于自然,回归自然,生老病死,是自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自然。所以,要认识必然性,排除宿命论。这是一。
  生命属于社会: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过程、社会环境中,无可选择,必受制约。所以,要认识社会性,或建设之,或破坏之,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这是二。
  生命属于个人:要生活得有价值,必先创造价值。要敢于扼住命运的咽喉,认识人生,认识社会,认识必然,认识生活的辩证法,克服依附性,增强自主性。这是三。
  只有认识了这生命的三重性质,一个人才会产生一种"海啸于前不变色,山崩于后不动容"的乐观主义和大勇精神。
  因此,我自信我能迎接癌魔对我新的挑战,攻而克之,战而胜之,但这不是奇迹。
  "生命的延续在于工作",这是强者的观点。生活中没有被疾病征服而带病运转作出卓绝贡献的大有人在。贝弗里奇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中说:"华莱士是在发疟疾时想到了进化论中自然选择的观点,爱因斯坦也说他对时间空间的深奥概括是在病床上想到的。"天体学家开普勒在疾病缠身的廿多年中,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定律,斯蒂芬·霍京在半身瘫痪的病痛中创立了黑洞蒸发的新理论,肖邦是在咯血的痛苦中谱写了他充满生命华采的圆舞曲,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不断的癫痫症中创作了他的传世大作《罪与罚》的,而给人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作品,却是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作的,鲁迅先生许多投枪、短剑、匕首般的杂文,都是病中作品,吴运铎、高士其、张海迪和高唱着"血染的风采"的徐良,都是生活中带病运行的生命行星。我怎么能在病中却步呢?!
  于是,我投入了工作:演讲集就是我在病中整理出来的。
  
  面向未来
  
  生活是从昨天走过来的,昨天封闭不了生活,生活从昨天走进今天,也不会在今天驻足,生活正从今天走向明天,但历史也不会到明天结束,它将走向未来。
  人应该不忘昨天,立足今天,走向明天,直对未来。
  我们有些老年知识分子,感于一生的坎坷,作了这样的概括:"文革前风风雨雨度十年,文革中打打骂骂受十年,文革后卧薪尝胆又十年,现在是垂头丧气进暮年。"这是灰色的低调。
  我没有这样的感叹。
  有人说:"你这个人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真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了!"
  我回答:"我虽然生于忧患,但决不死于安乐,越王勾践是两个十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结果雪洗了家耻国恨。我是三个十年:十年痛苦、十年斗争、十年反馈。我现在是进入了第三个十年--十年反馈期。我面向未来,未来不是灰色的,而是金色的;我面向青年,我的声调是高亢的,我正在走向生命的第二个春天。"
  有人说:"对你讲,这已是迟到的春天。"
  我回答:"不。我感到青春在向我召唤,我是进入了我生命中冬天里的春天。"
  有人说:"可惜,你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暮年了!"
  我回答:"列宁说:‘革命无暮年。‘教师也是没有暮年的,因为教师置身于青年之间,和青春结伴,瞩目未来,为明天而工作。而且,‘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有人说:"你呵,‘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我回答:"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有人说:"可你已经是满口齿皆落,秋霜已披身了。"
  我回答:"齿落声犹洪,霜重色愈浓!"--"人间重晚情"。
  有人说:"那你是‘笑着和昨天告别‘了?"
  我回答:"面对过去,我有太多的痛苦,我看到太多的黑暗,我笑不出来,生活也不相信眼泪,我今天也没有功夫叹息。这里既不需要笑,也不需要哭,而需要严肃的理解,记住惨痛教训,不许历史重演,珍惜今天,马不卸鞍,扬鞭长策,直驰明天。"
  我信奉美国将军巴顿的一句名言:"一个真正的将军,应该死在最后一场战争的最后一颗子弹之下。"这就是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崇敬孔子的精神:"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
  这是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态度,我的回答。
  我就是这样面向着未来。因此,当我站在神圣的讲坛上,宏观到青年群体,微观到青年心灵的时候,我就会产生一种历史感。塑造一代青年,发掘青年心智,授以开启知识的钥匙和战胜邪恶的猎枪,传社会主义之道,授四化建设之业,解人生追求之感。燃起火炬,点起明灯,高举历史流向的罗盘,育一代风流,领世纪风骚,是时代的伟业。
  我就是这样站在神圣的讲坛上,面向着未来。
  中国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更是未来的。
  
  
  结束语曙光破翳
  
  不忘昨天
  
  历史沉思之幕暂时落下,但戏剧尚未终场,新剧正在排练。
  "画皮"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神灵"之光也已消逝,新的剧目将由"人"来编写,导演、主演。
  有人为过去殉葬,有人为未来开拓,有人是历史的暗影,有人是新生的曙光。
  人呵,我们决不为陈迹叹息和屏弃,我们要为明天献身和歌唱。
  人呵,不要轻佻地解脱生活,不要苟且地玩物丧志,不要中庸地明哲保身,要直对人生,走向生活,参与生活,热爱生活,面向未来,迎接新的挑战。
  神的太阳落下去了,人的太阳升了起来。神的太阳是靠恐惧和愚昧升起来的,人的太阳升起却要靠理性和智慧。
  人呵,我们不是被莎士比亚称作"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吗!我们不是被恩格斯称作"地球思维的花朵"吗?
  要创造真正壮丽的日出,全靠我们自己。
  人呵,为了明天,不忘昨天。
  人呵,人类社会的未来学,应涵盖人类社会的历史学。
  人呵,应该记住,社会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生命求真
  
  "真是美的灵魂,美是真的光辉"。这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名言。
  生活中真的并非皆美。但凡美必真,却是古今至理。悖离真,遑论美?欺骗里有美吗?假冒伪劣有美吗?
  母爱何以最圣洁?因为母爱全无私,最纯真。
  儿童何以最可爱?因为童心全无邪,最天真。
  文艺何以能感人?因为蕴含着实感和真情。
  实践何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实践产生真知。
  毛泽东何以说:"世界怕就怕认真二字?"因为,认真是科学态度:认认真真做人,是忠诚的人;认认真真学习,是勤奋的人;认认真真敬业,是可以依赖的人。
  真诚,是人生高尚的品格。
  因击败拿破仑而享誉世界的俄国独眼元帅库图索夫,在俄罗斯贵族沙龙友朋如云,卡捷琳娜公主询问这位老态龙钟的将军魅力何在?回答是:"不是战功,是三真:真诚、真情、真切待人。"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呵!
  所以,鲁迅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人和世界人:必须有真的声音,才能同在世界生活。"
  所以,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的信条是:"唯言务真,不真不言,不全真不言。"
  所以,法国大作家雨果宣称:"美永远为真服务。"
  所以,中国大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宣言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思想家、文艺家、教育家无不崇尚"真"。
  真的最高境界是真理。真理如同光照人生的太阳,引导人类追求光明。世界上有多少伟人为追求社会真理、科学真理而演出着壮丽的诗篇和剧目呵!
  人生一世,做一真人,为真理献身,善莫大焉,功莫大焉,乐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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