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之缺陷的批评，无论是国内的梁启超、鲁迅、胡适、金岳霖等学者，还是西方的密尔、黑格尔、荣格等思想家和哲学家，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但将中国人思维模式之缺陷上升为中国晚近以来科学和文化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却是楚渔先生在新作《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中着力回答的课题。
　　为了树立其新观点，楚渔先生从比较的视角，以证明的论证（目的是为了发现事实）而非论辩的论证（目的是为了取胜）的方式，援引大量精确的历史材料，说明中国落后的根源既非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体制，亦不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而是中国人以模糊性和功利性等为特征的传统思维模式。
　　楚渔先生坦陈：“概念模糊是我们中国人致命的思维弱点。如果一个人概念模糊，你就不可能和他讨论清楚任何问题”，“我们中国人思维重视直觉和经验，满足于通过直觉得到一个整体的粗浅的印象，而不作周密详细的分析。”回顾中华文化的源头，儒家的“仁”、道家的“道”等范畴，的确都未有精确的内涵，而给后人留下了宽绰的阐释空间。早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便发现了中国古学的这一弊端。他说：“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学术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尚停留在比较笼统的整体把握阶段，不像西洋学术有一种分解的尽理之精神。
　　概念精确是推理判断的基础。出发点有问题，则讨论便不知伊于胡底。楚渔先生有鉴于此，大声疾呼中国的教育应加强形式逻辑和辨证法的训练，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的能力。为了确立中国的现代文明，应尽可能剔除模糊性这一原始思维的特征。
　　与思维的模糊性相比，楚渔先生对中国人思维功利性的批评更为尖锐和凌厉。他指出，中国先人把学问的正途限制在人伦日用的范畴，让后人形成了一种“求利”的思维路径依赖，因而对知识的吸取有着强烈的兑现欲和物质上的补偿欲。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从一开始便有一种“求真”的气质，对事物的本质刨根问底，而不论这种追问能否带来现实的功利。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的：“长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使古希腊人在历史上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
　　将中国晚近科学和文化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人思维模式的缺陷，是一个颇能引起争议的话题。如果有人指出楚渔先生的书“语带偏激”，当然是可以举出许多理由的。但我想说的是，有新意的偏激之书相比四平八稳的平庸之作更有存在的必要。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在许多人看来都是偏激之作。马基雅维里为了意大利统一这一崇高目标，不惜呼唤一个兼具狮子与狐狸双重性格的君主，这不是很偏激么？难道他就想不到，用卑劣的手段达到崇高的目标可能吗？韦伯说新教伦理那种勤奋节制、为上帝增添荣耀的理念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可也有人论证，是奢侈而非新教伦理带来了资本主义。但没有人会因此而否定两本书的价值。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培养理性而健康的思维方式是极为重要的。无论就科学发展而言，还是就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来说，中国人都面临一个改造和健全思维方式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楚渔先生的书，至少能够唤起人们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省。
　　（楚渔著：《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