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酒，我们会联想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慷慨豪迈、
　　“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才华横溢、“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悲壮情怀。酒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酒器伴随着酒的产生而出现，更是材质各异、种类繁多、数不胜数。其中仅酒杯，就有“爵”、“觚”、“卮”等等丰富的形制，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欣赏几件国宝级的精美古代酒杯。
　　嵌绿松石象牙杯(商代)
　　
　　尽管商代是以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而称誉华夏文明史的，然而，商代的牙骨雕刻和玉器等也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商代出土的象牙雕制品很多，光从安阳殷墟出土的象牙雕制品就有象牙杯、象牙碟、象牙鹗尊、雕花象牙梳，还有数以百计的用于镶嵌的象牙饰片等。与新石器时代的牙雕相比，商代牙雕更注重雕刻技艺的运用，其雕刻风格与同期的玉雕基本相似，浅浮雕应用广泛，多层次的高浮雕很少见，当时流行的牙雕工艺，主纹用浅浮雕表现，再略做减处理，然后填以绿松石、孔雀石或蚌片，以加强色彩的艳丽，产生对比效应。
　　这件嵌绿松石象牙杯就是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象牙雕精品的代表，杯体用象牙根段制成，侈口薄唇，中腰微束。杯身一侧有与杯身等高的夔龙形把手。杯身有雕刻精细的花纹且具有相当的装饰性，上下边口为两条素地宽边，中间由绿松石的条带间隔为四段，第一段为饕餮纹三组，两侧有身有尾，眼、眉、鼻镶嵌绿松石。第二段是杯身纹饰的上体部分，两组饕餮纹面部结构清晰，兽口下面为一个大三角纹，三角纹两侧有对称的夔纹，头朝下尾向上。饕餮的口、眼、鼻及三角纹都镶嵌绿松石。第三段刻三个变形夔纹，眼部镶嵌绿松石，第三、第四段是用三道绿松石带相隔。第四段的三组饕餮纹眼鼻同样是镶嵌绿松石。一、二、四段都是饰以三组饕餮纹，但形态却各异。
　　这件嵌绿松石象牙杯，采用了浮雕、线刻、镶嵌等多种手法，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铜天觚(商代晚期)
　　
　　觚(gu)是流行于商代至西周初的饮酒器。整个觚体分为三段，上部器口与细颈为容体，中间的腹部为实心，考古学上称之为“假”腹，下面为圈足。这样的造型设计符合力学原理，使重心降低，增强了器物的稳定性，显得精巧别致而又不失沉稳庄重。商代酒器最基本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用以斟饮；也有与(吅斗)成组合的。其形制为圆柱形，器体较高且细，多为喇叭形，通体呈×形。商周时觚非一般饮器，有一句成语为“不能操觚自为”，即指觚的多寡与饮者的身份地位、人品、酒量相关，只有高品位的人方可用此器。
　　觚有时亦作礼器，常与爵组成基本的青铜礼器组合，并经常相伴随着出土。觚初见于商代早期，主要盛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基本造型为侈口，长颈，细腰，圈足，整体似喇叭状。装饰以饕餮纹、蕉叶纹为主，因铸造模范接榫的缘故而形成的凸起棱脊，有时也起到装饰作用。商代早期的觚一般器身较为粗矮：另有一特征是，在圈足部分有十字形孔或在圈足下缘有缺口，这是为了防止置放于地面上的青铜器的圈足内部因吸附潮气导致腐蚀而设计的通气孔。商代晚期此孔逐渐退化，直至消失，同时觚颈伸长，腰部更细，胎体厚重，装饰繁缛，这件铜天觚就是此时的典型器物。西周后期，觚逐渐消失。
　　这件铜天觚1977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段墟，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原器通高26厘米，口径15厘米，其体形较为粗壮，侈口而不翻唇，器颈较短，腹部微大而平，高圈足。器身上附有四道棱脊贯穿颈、腹、足三部分，棱上饰有成组的人字形纹，器表装饰以云雷绞为地纹，颈部饰有蕉叶纹，腹部及圈足则以饕餮纹、夔龙纹为主纹。整个器物稳健凝重，气宇轩昂，是商代晚期的流行样式。此觚纹饰秀丽，同类器形较为少见，属国家一级文物。
　　
　　旅祖丁青铜爵(西周早期)
　　
　　青铜爵，最早出现的青铜酒器。爵的一般形状，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的尾，中为杯，腹部的一侧有釜，流和杯口之际装饰有双柱，腹下有3足。古青铜爵为中国古代青铜礼器当中的重要器物，和其他青铜礼器组合使用。
　　青铜爵盛行于商代与西周时期，商代较多。商代早期爵是夏代晚期爵形式的延续及发展，到了商晚期造型趋于成熟，至春秋战国时期爵就少见了。
　　造型精美的旅祖丁爵，现藏于上海市博物馆。该爵为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的青铜器。器高23.4厘米，流至尾长17.9厘米，重0.96千克。流短而宽，尾稍短，原来应该在流根部的双柱已经向后移，柱呈方形，顶有帽形装饰，腹一侧的牛首(吅斗)既厚且小，仅能够容下一指：杯体较宽，圜底下设三棱形足外撇，扁如刀形，正是典型的西周早期爵的形制特征。流部装饰有对称的兽纹，尾部满布雷纹。体部纹饰分上下两段，各装饰以羽列形和雷纹构成的象征性兽面纹，但是雷纹之雕刻不如商朝的精丽规整，构图也不完全相同。这一类纹饰在西周早期流行时间甚短。
　　(吅斗)内铸有铭文一字“旅”，在柱上铸有两字“且(通假字，通‘祖’)、丁”，此爵形制高挑修长，廓线流畅优美，纹饰洗练但风韵自见。造型极具匠心，各部分尺寸比例非常恰当，曲直方圆妙于变化，使之既显阳刚之气，又透露出阴柔之美。它保存完好，通体晶莹透亮，异常精美。西周旅祖丁爵可谓稀世珍品，无价之宝。它在商周的青铜器精品中，不但显示了爵的非凡魅力，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先民的聪明才智和审美情趣、高超的青铜器铸造工艺水平与卓越的艺术才华，成就了具有永恒艺术生命力的千古佳作，如今依然令人叹为观止。
　　
　　云纹高足玉杯(秦代)
　　
　　这件云纹高足玉杯于1976年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张村秦阿房宫遗址出土，现藏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通高14.6厘米、足高4.4厘米、足径4.5厘米、口径6.4厘米、壁厚0.2厘米。因此杯是见证秦代宫廷玉杯的惟一器件，在我国古代玉器发展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被定为国宝级藏品。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杜牧在《阿房宫赋》里的描绘，不知勾起人们多少想象。虽现有考古资料表明，历史上的阿房宫根本没有建完，但云纹高足玉杯等文物的发现可证明当时有很高级别的人在出土地点一带活动。这只玉杯是同一时期的玉杯中品级最高的，显然是宫廷里的用品。
　　杯体采用青色玉，受沁后呈焦黄色，间有褐色晕。由杯身和座足两部分组成。杯身呈长圆筒形，平口圜底，座足呈豆形，上端平齐，与杯身外底相粘接，其下凹腰外鼓，足把束腰，足底呈盘状，内为接嘴形凹口。杯身纹饰分三层，上层饰有柿蒂、流云纹，中层勾连卷云纹，下层饰流云、如意纹。足上刻有丝束样花纹。此类高足玉杯，普遍流行于两汉时期，如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承盘高足玉杯，和洛阳出土的三国时期魏国的白玉酒杯，在形制上与这件高足玉杯 极为相似。在未见这件玉杯以前，古玉器史研究者均认为西汉初期是玉高足杯的始创期。此件秦代玉杯的出土说明，这类高足杯的制作最晚在秦代已开始。这说明，秦代玉器虽很少，但也有一些独创，并对汉代玉器的制作起到先导作用。
　　由于种种原因，且前考古学家发掘出土的秦代玉器数量不多，且集中于陕西的秦墓，主要为素面或简单纹饰的礼器，如璧、璜、圭、璋等。这件云纹高足玉杯可谓是秦代玉器的代表作。
　　
　　朱雀衔环踏虎玉卮(西汉)
　　
　　卮(zhi)是古代一种器皿，常用来盛酒。卮由盖和卮体组成，卮体呈圆筒状，有三足。卮作为一种酒器，产生于战国末期，流行于汉代，汉代以后基本绝迹。
　　下面介绍的这件朱雀踏虎衔环玉卮，就是汉代的玉雕珍品，它是1997年巢湖北山头汉墓所出土，现收藏于安徽省巢湖市博物馆。
　　这件朱雀踏虎衔环玉卮，通高13.11厘米，玉呈青白色，浅淡黄沁色、晶莹圆润有光泽。卮体呈圆筒形、直口、平底、三兽首形足。主体纹饰为高浮雕朱雀踏虎衔活环。浮雕朱雀身瘦长，双足直立于虎背，两侧云纹羽翼，层层舒卷。雀喙部衔绞丝纹活环。朱雀神态安详、远视前方，似在沉思。螭虎作侧首伏卧状，怒目突珠，张口露齿，似在怒吼，绞索纹卷尾竖起，前足下一长卷翅。卮身下部两侧饰浮雕凤鸟纹。一侧为环形銎手，浮雕体上下卷翅的直立侧身熊盘于鋬手上。卮体遍饰T形卷云纹和勾连卷云纹，二纹之间由一条宽凹槽为界。卮底背面中心饰细网格纹、单阴线刻和多阴线深刻组成的三朵卷云纹，边沿饰均等的三组三角纹和菱形纹。
　　这件玉卮在雕刻手法上使用了透雕、高浮雕、浅浮雕、镂雕、平雕、阴线雕刻等多种技法。且纹饰复杂、线条流畅，层次突出，立体感强，其中的朱雀喙部及其活环的巧妙装饰，更增添了器物的生机与动感。无论是纹饰的设计组合、工艺的精雕细刻，还是构图的生动传神或艺术夸张都将汉代雕技推到了极致，令人叹为观止。
　　巢湖地处皖中，江淮之间，南临长江，历来为南北交通要道，巢湖古称南巢，春秋时期属巢伯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这件朱雀衔环踏虎玉卮造型优美，具有楚文化遗风，同时其朱雀踏虎这一图案组合，反映了当时两种思想文化的冲突，这为研究汉代文化的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镶金兽首玛瑙杯(唐代)
　　
　　镶金兽首玛瑙杯，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通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现为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
　　此杯选用的材料是一整块世间罕有的带条纹状的红玛瑙，玛瑙两侧为深红色，中间为浅红色，里面是略呈红润的乳白色夹心，色彩层次分明，鲜艳欲滴，本身就已是极为罕见的玉材。
　　这件玛瑙杯，玉雕师在玉材的小端雕琢出惟妙惟肖的兽头，把纹理竖直的粗端雕琢成杯口，而口沿外又恰好有两条圆凸弦，线条流畅自然，天衣无缝。
　　兽首圆眼、大耳、双角，其形似牛非牛，目视远方，眼神炯炯有神。作者巧妙用俏色技巧，将兽眼刻画得黑白分明，形神毕肖，真正达到“画龙点晴”的效果。兽头上下的肌肉，仅寥寥数刀，已是入木三分，生动传神。两只角粗壮有力，富丽多色，凝结着力量和生命，显示着强烈的动态美，两耳高高竖起，微微内收，仿佛聆听世间的声音。整个杯的造型与动态，描述了全神贯注，飞驰疾奔的猛兽向前突冲的一瞬间，曲尽其妙，令人心动。而兽嘴镶金的工艺处理，也是匠心独运，它金光闪闪，克服了兽嘴处材质色泽太深的不足，使兽头的造型之美更为突出。
　　缠丝玛瑙多产自西域，中国古代玛瑙也多来自西域，《新唐云·德宗纪》称“倭国献玛瑙大如五斗器”，另在《旧唐书》中有“开元十六年大康国献兽首玛瑙杯”的记载。从轮廓上看，这种弧形的酒杯形似兽角，故也有称角杯的。这种形制起源于西方，后来才传播到亚洲。从这些现象分析，这件珍贵的玛瑙杯很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从西域来到中国的，但也不排除这是出自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的工匠之手，抑或是唐代工匠学习外来工艺后利用外国进贡原料琢制而成的杰作。它是唐代与西域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