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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上台之后，中共党内“左”倾之风更加盛行，并波及到了苏区。而坚持实事求是的毛泽东，则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1931年11月，“左”倾教条主义者通过赣南会议开始排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又以“暂时请病假”的方式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张闻天取代毛泽东担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只留给他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在夺去了毛泽东的党、政、军权后，“左”倾路线者甚至还想以养病的名义送他去苏联，将其完全从中国革命领导人的位置上踢开。幸好共产国际阻止了这一行为。
一、王明一步登天，“左”倾之风盛行
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从莫斯科回国不到2年时间的王明就进入了中共领导层，由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一跃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稍后又进一步成为政治局常委。王明的上台并不是由于他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什么巨大的贡献或有什么崇高的威望，除了老师米夫的赏识之外，恰逢共产国际对中共当时的领导人李立三和瞿秋白不满，王明通过写信投诉李立三和瞿秋白而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
王明作为共产国际推上来的领导人，自然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王明上台伊始，就出版了他写的名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借着共产国际反“立三路线”的势头，批评李立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说他是在“左”倾词句下掩盖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而在实际上提出了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观点。王明夸大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成分；夸大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分，把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为打倒对象；说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否认有中间阶级、第三营垒；坚持“城市中心论”，急于实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他过高地估计革命形势，强调实施进攻路线，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各项重要政策。他自己也认为，这本小册子“与（共产）国际路线没有原则上的任何不同”。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的中央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还要求各条战线“必须坚决执行进攻路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反而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主要看作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1931年10月，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临行前他选定博古负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总责。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一决定。当时博古只有24岁，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几乎是对共产国际和王明的指示完全照搬，忠实执行。于是，“王明走了，王明路线却留下了”。
二、攻打赣州之争，毛泽东始受冲击
此时在江西，毛泽东与朱德领导的红军通过三次反“围剿“战争，将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它的范围扩展到21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在根据地内，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动员了12000名群众参加红军，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克服了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取得的重大胜利。
王明为了贯彻其“左”倾路线，实行“钦差大臣满天飞”的领导体制，不断派出“中央代表”、“巡视员”等就地监督地方党组织执行进攻路线。1931年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宁都，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左”倾教条主义波及到了中央苏区。当时苏区从实际出发的干部对王明错误进行的坚决抵制，都被统统称做“右倾”而加以打击。毛泽东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指责。
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批评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正确的土地政策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在反围剿中采取灵活战术的毛泽东被指责为“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会议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开始排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其实当时苏区面临的局势依然是非常严峻的，不但仍处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下，还需对付国民党军队的连续“围剿”。远处上海的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此时推行的却是比李立三更“左”的错误路线，一味强调在国内革命战争中要采取所谓“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他们对形势这样估计：“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要求红军在粉碎敌人“围剿”后不停顿地发动进攻，“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消灭他的一方面，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更要求工农红军“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1931年底，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到达瑞金。周恩来到苏区前也同意进攻赣州，但在他到苏区同毛泽东等交换了意见后，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致电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确有困难。临时中央不肯接受来自前线的意见，在复电中仍命令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毛泽东对临时中央的决定还是不同意，但无法改变此决定，不得不去东华山“休养”，在攻打赣州失利后由周恩来派项英请其下山。在临时中央的坚持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只得发出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此战役历时33天，最终由于敌军数量多、城墙厚未能攻克。加上敌援军赶到，红军腹背受敌，伤亡很大，不得不撤出战斗。
正在大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接连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要求苏区中央局继续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在1932年4月14日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错误地指责：“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强调目前苏区极端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来扩大苏维埃区域。”5月11日，苏区中央局经过讨论，接受了临时中央的批评。但临时中央还认为不够，在20日又发给苏区中央指示电，再次提出批评；“伍豪（指周恩来）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反苏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指示电要求：“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的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在临时中央压力下，周思来只得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实话》上发表文章，检查自己“犯了不可容许的迟缓、等待这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为了服从临时中央的指示，周恩来等此时提出了同毛泽东相左的意见。在1931年年底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反对攻占中心城市，提出了在五岭山脉地区建立苏区的计划。周恩来则“反对这一计划，并说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这是规避占领大城市。我们应该在赣江两边之间建立联系并在它的上游占领最重要的城市……我们应该同过分害怕攻占大城市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在赣州撤围后，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攻打该城的行动是李立三路线的继续”，“在攻打赣州的同时，应该派部分部队去东北方向扩大苏区”；毛泽东还建议“在福建、江西、浙江和安徽的边界地区建立大片苏区”，认为“今年年内不可能占领大城市，必须向其他的农村推进”。在1932年5月3日周恩来、王稼祥、朱德、任弼时等发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中，毛泽东被批评犯了“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完全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所有其他委员都反对毛泽东的路线”。电报还说“我们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并在党的机关报（指《实话》报）上进行批评”，“最近一次[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会议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从中我们清楚地可以看出，在临时中央的指挥下，苏区中央局的大部分同志都接受了进攻路线，对毛泽东向农村发展、扩大苏区的意见都采取反对态度。
但是同王明的残酷斗争不同，周恩来等对毛泽东的批评是采取同志式的。在1932年6月9日苏区中央局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讲到：“毛泽东已从前线返回，全会已结束，取得很好效果，一致同意中央的指示信，坚决揭露了以前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确定了当前政治工作的积极进攻方针和在江西省取得首先胜利的行动方针。在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表现出很好的态度，深刻承认了自己以前的错误，完全放弃了自己向东北扩张的意见，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们的讨论是在同志式的气氛中进行的，只限于中央局委员之间。这并不妨碍毛泽东的领导工作。目前我们正齐心协力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不会再有任何冲突。”第二天，周恩来给临时中央发电，说：“毛泽东身体极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区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队在一起活动，在主持作战行动时精力充沛，富有才华。[中央苏区中央]局决定派他去前线策划军事行动。他也希望去。”7月29日及7月25日，周恩来两次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不同意由自己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信中坚持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并恳请中央局再三考虑前方意见，其意就是挽留毛泽东在前线做军事工作。
三、逐渐被夺职位，差点被送苏联
但是此时的临时中央顽固坚持“进攻路线”。1932年1月至10月，临时中央共9次来电或发来训令，无一例外地强调“进攻路线”、“城市中心论”和反右倾。在1932年5月20日发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明确指示：“应该明白的估计到，现在全国力量的对比，已经与三次战争时不同了的，更有利于红军的发展，有利于革命的。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与数省的胜利”，着重指出“口上的苏维埃的讨论是机会主义的讨论”，并指责赣南会议是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在此情况下，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态度终于严厉起来。1932年9月30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指责“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和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他的扩大苏区到（赣东）东部山区的机会主义路线仍在继续，他常常加以实施，忽视党的领导”；对毛泽东在苏区培养的具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对“左”倾路线进行抵制的干部认为是“提拔干部是从私人关系出发，而不是出于社会实践的[需要]。虽然莫斯克文同志（指周恩来）在那里，但他实际上很难贯彻[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活动。因此，我们在上一封信中指出了我们领导工作中的困难。为了军事领导人观点的一致，我们坚决而公开地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想把他召回到后方[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工作”。为了彻底的解决同毛泽东的争端，苏区中央局决定“中央局四位委员——布林斯基（指任弼时）、顾作霖、邓发和项英今天出发去前线召开中央局全会（指宁都会议），会上将讨论[中共]中央的指示，并解决前线与中央局之间的争论问题以及在组织问题上的争执。我们坚信，[中共]中央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10月3日至8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不能获得大多数成员的肯定，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出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解除了他的军事指挥权。10月12日，又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由周恩来代理。
此时临时中央考虑到“保持领导一致”，在10月7日给中央苏区局复电：“我们必须向毛泽东及其纯防御战术的拥护者指出，他们没有充分看到国内力量对比有利于革命的巨大变化，以及南京政府的进一步削弱”；但是同时强调“请尝试用同志式的态度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要（使他）在党内、红军内和群众中宣传积极的路线。争取党和红军中的干部，使他们相信纯防御路线的错误和危险，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现在我们反对将他从军队中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的话。目前采取这一步骤，会给红军和政府造成严重的后果。”
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临时中央也被迫于1933年初撤退到中央苏区。在博古的提议下，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由博古负总责。博古刚到苏区，就掀起了反“罗明路线”的高潮，一路从福建反到江西，将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干部处分的处分，批斗的批斗。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博古曾诚恳地检讨：“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毛泽东此时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只能去领导苏区的经济工作和查田运动。中央又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把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只留任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由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被夺去了党、政、军权，博古等仍不满意，想将其一脚从中央苏区踢开。3月27日，中共中央通过李竹声致电共产国际，说“毛泽东已长时间患病，请求派他去莫斯科”，并补充说“他已停止工作”。4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听取此电报后决定：认为他不宜来莫斯科。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中国苏区将他治好。只有在中国苏区绝对不能医治时，他才可以来苏联。4月9日，共产国际指示其驻上海远东局的代表埃韦特，通报了4月3日的会议决议，认为出于旅途安全考虑，不让毛泽东来莫斯科，只有当没办法医治的时候才同意来。
共产国际明白毛泽东才是中国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创始人，在苏区具有极高的威望，且具备丰富的斗争经验；而博古等留苏学生在政治上能够听命于共产国际，但是明显缺乏军事指挥的才能。毛泽东留在国内治好病，对中国革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毛泽东才没有被送去苏联。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才得以继续指挥面临困境的红军突破国民党的包围圈，并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一、王明一步登天，“左”倾之风盛行
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从莫斯科回国不到2年时间的王明就进入了中共领导层，由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一跃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稍后又进一步成为政治局常委。王明的上台并不是由于他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什么巨大的贡献或有什么崇高的威望，除了老师米夫的赏识之外，恰逢共产国际对中共当时的领导人李立三和瞿秋白不满，王明通过写信投诉李立三和瞿秋白而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
王明作为共产国际推上来的领导人，自然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王明上台伊始，就出版了他写的名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借着共产国际反“立三路线”的势头，批评李立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说他是在“左”倾词句下掩盖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而在实际上提出了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观点。王明夸大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成分；夸大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分，把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为打倒对象；说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否认有中间阶级、第三营垒；坚持“城市中心论”，急于实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他过高地估计革命形势，强调实施进攻路线，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各项重要政策。他自己也认为，这本小册子“与（共产）国际路线没有原则上的任何不同”。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的中央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还要求各条战线“必须坚决执行进攻路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反而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主要看作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1931年10月，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临行前他选定博古负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总责。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一决定。当时博古只有24岁，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几乎是对共产国际和王明的指示完全照搬，忠实执行。于是，“王明走了，王明路线却留下了”。
二、攻打赣州之争，毛泽东始受冲击
此时在江西，毛泽东与朱德领导的红军通过三次反“围剿“战争，将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它的范围扩展到21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在根据地内，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动员了12000名群众参加红军，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克服了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取得的重大胜利。
王明为了贯彻其“左”倾路线，实行“钦差大臣满天飞”的领导体制，不断派出“中央代表”、“巡视员”等就地监督地方党组织执行进攻路线。1931年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宁都，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左”倾教条主义波及到了中央苏区。当时苏区从实际出发的干部对王明错误进行的坚决抵制，都被统统称做“右倾”而加以打击。毛泽东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指责。
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批评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正确的土地政策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在反围剿中采取灵活战术的毛泽东被指责为“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会议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开始排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其实当时苏区面临的局势依然是非常严峻的，不但仍处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下，还需对付国民党军队的连续“围剿”。远处上海的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此时推行的却是比李立三更“左”的错误路线，一味强调在国内革命战争中要采取所谓“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他们对形势这样估计：“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要求红军在粉碎敌人“围剿”后不停顿地发动进攻，“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消灭他的一方面，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更要求工农红军“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1931年底，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到达瑞金。周恩来到苏区前也同意进攻赣州，但在他到苏区同毛泽东等交换了意见后，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致电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确有困难。临时中央不肯接受来自前线的意见，在复电中仍命令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毛泽东对临时中央的决定还是不同意，但无法改变此决定，不得不去东华山“休养”，在攻打赣州失利后由周恩来派项英请其下山。在临时中央的坚持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只得发出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此战役历时33天，最终由于敌军数量多、城墙厚未能攻克。加上敌援军赶到，红军腹背受敌，伤亡很大，不得不撤出战斗。
正在大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接连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要求苏区中央局继续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在1932年4月14日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错误地指责：“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强调目前苏区极端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来扩大苏维埃区域。”5月11日，苏区中央局经过讨论，接受了临时中央的批评。但临时中央还认为不够，在20日又发给苏区中央指示电，再次提出批评；“伍豪（指周恩来）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反苏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指示电要求：“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的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在临时中央压力下，周思来只得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实话》上发表文章，检查自己“犯了不可容许的迟缓、等待这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为了服从临时中央的指示，周恩来等此时提出了同毛泽东相左的意见。在1931年年底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反对攻占中心城市，提出了在五岭山脉地区建立苏区的计划。周恩来则“反对这一计划，并说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这是规避占领大城市。我们应该在赣江两边之间建立联系并在它的上游占领最重要的城市……我们应该同过分害怕攻占大城市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在赣州撤围后，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攻打该城的行动是李立三路线的继续”，“在攻打赣州的同时，应该派部分部队去东北方向扩大苏区”；毛泽东还建议“在福建、江西、浙江和安徽的边界地区建立大片苏区”，认为“今年年内不可能占领大城市，必须向其他的农村推进”。在1932年5月3日周恩来、王稼祥、朱德、任弼时等发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中，毛泽东被批评犯了“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完全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所有其他委员都反对毛泽东的路线”。电报还说“我们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并在党的机关报（指《实话》报）上进行批评”，“最近一次[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会议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从中我们清楚地可以看出，在临时中央的指挥下，苏区中央局的大部分同志都接受了进攻路线，对毛泽东向农村发展、扩大苏区的意见都采取反对态度。
但是同王明的残酷斗争不同，周恩来等对毛泽东的批评是采取同志式的。在1932年6月9日苏区中央局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讲到：“毛泽东已从前线返回，全会已结束，取得很好效果，一致同意中央的指示信，坚决揭露了以前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确定了当前政治工作的积极进攻方针和在江西省取得首先胜利的行动方针。在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表现出很好的态度，深刻承认了自己以前的错误，完全放弃了自己向东北扩张的意见，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们的讨论是在同志式的气氛中进行的，只限于中央局委员之间。这并不妨碍毛泽东的领导工作。目前我们正齐心协力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不会再有任何冲突。”第二天，周恩来给临时中央发电，说：“毛泽东身体极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区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队在一起活动，在主持作战行动时精力充沛，富有才华。[中央苏区中央]局决定派他去前线策划军事行动。他也希望去。”7月29日及7月25日，周恩来两次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不同意由自己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信中坚持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并恳请中央局再三考虑前方意见，其意就是挽留毛泽东在前线做军事工作。
三、逐渐被夺职位，差点被送苏联
但是此时的临时中央顽固坚持“进攻路线”。1932年1月至10月，临时中央共9次来电或发来训令，无一例外地强调“进攻路线”、“城市中心论”和反右倾。在1932年5月20日发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明确指示：“应该明白的估计到，现在全国力量的对比，已经与三次战争时不同了的，更有利于红军的发展，有利于革命的。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与数省的胜利”，着重指出“口上的苏维埃的讨论是机会主义的讨论”，并指责赣南会议是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在此情况下，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态度终于严厉起来。1932年9月30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指责“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和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他的扩大苏区到（赣东）东部山区的机会主义路线仍在继续，他常常加以实施，忽视党的领导”；对毛泽东在苏区培养的具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对“左”倾路线进行抵制的干部认为是“提拔干部是从私人关系出发，而不是出于社会实践的[需要]。虽然莫斯克文同志（指周恩来）在那里，但他实际上很难贯彻[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活动。因此，我们在上一封信中指出了我们领导工作中的困难。为了军事领导人观点的一致，我们坚决而公开地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想把他召回到后方[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工作”。为了彻底的解决同毛泽东的争端，苏区中央局决定“中央局四位委员——布林斯基（指任弼时）、顾作霖、邓发和项英今天出发去前线召开中央局全会（指宁都会议），会上将讨论[中共]中央的指示，并解决前线与中央局之间的争论问题以及在组织问题上的争执。我们坚信，[中共]中央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10月3日至8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不能获得大多数成员的肯定，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出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解除了他的军事指挥权。10月12日，又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由周恩来代理。
此时临时中央考虑到“保持领导一致”，在10月7日给中央苏区局复电：“我们必须向毛泽东及其纯防御战术的拥护者指出，他们没有充分看到国内力量对比有利于革命的巨大变化，以及南京政府的进一步削弱”；但是同时强调“请尝试用同志式的态度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要（使他）在党内、红军内和群众中宣传积极的路线。争取党和红军中的干部，使他们相信纯防御路线的错误和危险，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现在我们反对将他从军队中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的话。目前采取这一步骤，会给红军和政府造成严重的后果。”
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临时中央也被迫于1933年初撤退到中央苏区。在博古的提议下，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由博古负总责。博古刚到苏区，就掀起了反“罗明路线”的高潮，一路从福建反到江西，将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干部处分的处分，批斗的批斗。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博古曾诚恳地检讨：“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毛泽东此时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只能去领导苏区的经济工作和查田运动。中央又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把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只留任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由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被夺去了党、政、军权，博古等仍不满意，想将其一脚从中央苏区踢开。3月27日，中共中央通过李竹声致电共产国际，说“毛泽东已长时间患病，请求派他去莫斯科”，并补充说“他已停止工作”。4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听取此电报后决定：认为他不宜来莫斯科。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中国苏区将他治好。只有在中国苏区绝对不能医治时，他才可以来苏联。4月9日，共产国际指示其驻上海远东局的代表埃韦特，通报了4月3日的会议决议，认为出于旅途安全考虑，不让毛泽东来莫斯科，只有当没办法医治的时候才同意来。
共产国际明白毛泽东才是中国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创始人，在苏区具有极高的威望，且具备丰富的斗争经验；而博古等留苏学生在政治上能够听命于共产国际，但是明显缺乏军事指挥的才能。毛泽东留在国内治好病，对中国革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毛泽东才没有被送去苏联。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才得以继续指挥面临困境的红军突破国民党的包围圈，并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