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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文质,教育学者,诗人。“生命化教育”的倡导者与实践者,“1 1”新父母行动的发起人。著有《生命化教育的责任与梦想》《教育是慢的艺术——张文质教育讲演录》《教育的十字路口》等多部著作。
什么是小学教育的基础性?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基础性?对一所小学来说,这跟学校的价值追求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或者也可以表述为:小学教育的办学方向到底在哪里?
其实,基础教育新课程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价值观、新的理念、新的名词。但是,其中哪些属于小学教育?比如说把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放在一起,差别是什么?或者说,当在新课程理念下,我们表达同样的一种价值追求的时候,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的落脚点到底有什么不同?我跟肖川先生曾合写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词》一书,这里面的关键词是针对所有的基础教育的,没有中学教育与小学教育之分。比如说,在小学教育里面,钱理群先生认为,小学教师特别需要美。他把美放在第一位,把小学教师的素养与美联系在一起。所谓的美,包括美感、美好的形象、美好的追求、美好的辞藻、美好的服饰。他回忆自己的老师时,最难忘的就是自己的老师非常之美。在记忆里面,我们是可以感受到这一切的。一个婴儿,他从出生就可以感受到他的母亲。伴随着他童年的这种生命感受力的发展,实际上也是美感的培养,或者说是美的感知能力的成长。
小学教育是真正的“生命”教育,人生命中最重要的素养是要在小学时用心加以培植的。人的一生所有的素质都需要在这个时候播种、培养,过了这个时候就会像庄稼误了节气,但是现在的学校却时常搞乱了这种顺序。比如我们在小学就开始进行信念教育,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是到了大学的时候,却又开始倒过来对学生进行行为规范的教育,如不能随地吐痰,不能乱扔垃圾等。有一次我在一所大学,还看到墙上贴着一条奇怪的标语:不要相互喂饭。原来,男女情侣坐在一起,相互给对方喂饭,是大学里面有时会出现的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场面。我们的教育里面,这种顺序错乱产生的原因在哪里?恰恰就在于:我们对于小学的特性缺乏正确的理解,或者说缺乏一个最根本的把握,教育错过了它的“节气”。
为什么就人的生命而言,要强调小学教育的基础性?因为所谓的基础性,也就是文化的印记。在小学阶段,甚至更早之前在幼儿阶段,包括在0~3岁家庭教育阶段,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个体所受的影响,都具有一种像动物行为学家所说的“印刻现象”。这个时候打下的烙印,是个体的一生最难以磨灭的,也是对个体的一生影响最为深刻的——人不断地从这里出发,同时又不断地从远处回到这里来汲取生命的力量。所以当人遇到各种危险、遇到各种痛苦、受到各种挫折的时候,最常想的便是回到童年汲取力量、回到母亲的温暖中汲取力量。
在我看来,在童年这个阶段,一个人如果受到好的教育,受到温暖的启迪和精心的呵护,能够生活在较少忧愁、较少紧张、较少焦虑与恐惧之中,他一生的生命都能够更为舒展一些,更加富有柔韧的张力,也会更有一种促进他去面对各种问题、各种困难、各种复杂境遇的能力。法国的一位哲学家埃德加·莫兰说了一个观点:恰恰是在简单里面能够产生复杂,而不是在复杂中变为简单。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你童年的成长越为平坦,你越具备了生活在复杂环境中的能力;你童年的生活越为极端、越为特殊,你在复杂的环境里面越难告诉自己要有勇气、有能力去对待它。其实这句话还可以这样理解:只有一个在童年有过美好生活的人,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他才会想到这个困难是暂时的,美好是永恒的,挫折是短暂的,平坦是恒久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在童年的时候所遇到的都是各种非常艰难的环境,都是各种挫折、打击与羞辱,就会把再遇到的挫折看成具有某种永恒性,他就很难直面它,甚至很难真正征服它并超脱它。
所以,在童年打下坚实的生命基础非常重要。这样的生命基础就是个体一生的基础。这种一生的基础非常有助于个体去面对各种复杂的问题、各种艰难的处境、各种有差异的生活。所以在我看来,人的生命基础,以童年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文化印记,直接就会对教师的工作产生一种影响。
如果我当小学校长,选择教师时会把教师的精神健康放在第一位,还要把教师的相貌、教师的形象也放在重要位置。而如果在大学里,有一位教授非常偏执,非常容易烦躁,甚至非常陈腐,虽然也很可怕,但因为他所面对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已经有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有抵御各种危害或者各种思想侵犯的基本能力,可以把这位教授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降低不少。小学教育首先就是要端正人生观,要走正道,要把培养正常人、普通人作为核心的目标。这些人身上有人的最基本的情感——喜怒哀乐;有人的最基本的表现方式,这一切能够自然地、健康地表现出来。就像在奥运会上,一些外国运动员获得第三名,就开心得不得了,到处送飞吻。而中国的很多运动员,即使获得亚军,还会哭丧着脸。这显然是有悖奥运精神的。其实这也是我们的文化的一种反映。不过,现在我们的文化也开始变得更宽容一些了。像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杜丽第一天首金没有拿到,但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她脸上也带着微笑。反过来,1988年,中国体操队兵败汉城奥运会的时候,李宁多次从体操器械上掉下来,当他站起来时,面带微笑。李宁那个时候被国人骂死了,说是比成这个样子了他居然还敢笑!文化进步是很缓慢的。你看,对笑的认可我们就花了20多年。20多年来,我们还没有真正走到一个人可以更自然、更健康地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地步。
所以,在基础教育里面,你如果不把人的这样一种正常的情感、人的正常的表现方式作为一个核心的概念、核心的价值观加以培养的话,这个教育是有问题的,也很难让人真正认识到生命的价值。
这二三十年中国基础教育最大的麻烦,仍然在于缺少对具体的个人的关注,我们应把这看做是教育的一个大问题。我听过课的一所国内高中学校,学生数最多的一个班是120人。同行的美国著名教育家博耶尔曾经走过美国所有的州,听过无数的课,给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作过2000多场的讲座。他很感慨,因为他问过一位中学的校长:“到底30个人的班级和50个人的班级有什么区别?”那校长说:“没什么区别。”博耶尔告诉我们:“我不知道他当校长是怎么当的。”因为在博耶尔看来,当班级的学生数超过30个人的时候,教师的注意力就从对个体的关注转为对班级的控制。确实如此!一个小班化的环境,10多个学生,最多20多个学生,教师可以注意到每个学生。但是,在大班化环境里面,个体的受忽视就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也可以看成是教育灾难。而且,我们真的把这个教育灾难,放到它应有的位置去认识了吗?可能我们缺少这样的认识。我们的教育是一种淘汰式的教育,总是要有一部分人被淘汰,总是要有一部分人成为牺牲品,总是要有一部分人成为“差生”。这个“差生”也是教育的宿命。其实在“差生”背后,是教育的不幸,也是社会所要关注的最核心的问题。
大家知道芬兰的基础教育做得很好。芬兰教育理念里面,有一个观念特别感动人心,认为“在芬兰这样的小国家,哪怕是一个人教育的失败,它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我们都负担不起”。同时在芬兰还有一个观点:“宁愿放慢一部分优秀学生的学业进度,也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身上。”因为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是最需要教师帮助的,而那些优秀学生,即使没有得到教师更多的关注,他们自己也能够学习。这就把教育的重心放在避免学生的分化,避免一部分学生早早就成为学业的失败者,避免一部分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因为学业成绩而成为被羞辱的对象。这恰恰是任何一位想有所作为的校长都要思考的问题:到底我能够给学生什么?尤其是对于那些学业上有困难的学生,我到底能够给他们什么?其实可以作个归纳,在小学教师的素养里面,也许最需要的是一种仁慈。对每一个人的仁慈,对来自于边缘家庭、社会底层、学业有困难、品行不端,或者智力发展相对滞后的学生,教师能不能有更多一点的仁慈?这样的仁慈,要变成教师的一种素养,变成教师的表达方式,变成教师在进行教育表达时,对表达采取的措辞和所要表达的思想特别谨慎的地方。比如说我的孩子上了初中后,每次参加家长会我都很紧张,因为家长会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谈学业成绩。段长谈、校长谈、班主任谈、科任老师谈,同时他们在谈到学业成绩的时候总是提到这么一个词:这届学生的生源怎么样怎么样。“生源的质量”,直译一下,就是家长有没有把孩子生好,这叫“生源的质量”。这是个很糟糕的词,但是学校没有想到:我到底能为学生做什么?而不是学生一进来我就对你作评价。所以,美国的一位教育学家,叫帕克·帕尔默,他说在这点专业认同上,教师不如医生。教师经常感慨生源不好,但是医生从来没有说:“你给我送来的怎么都是病人?”因为病人就是医生执业的根本所在。要是没有病人,医生喝西北风去。而对教师是同样的道理:教师就是要面对复杂的学生、面对有差异的学生,尤其是教师的主要精力要花在那些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身上。所以,在教育表达里,有时需要像法官表达一样的谨慎——法官的表达不谨慎,很可能在判断有罪无罪之间出差错。
教育的错误表达,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这种表达,会给人投下一生的阴影。所以,这种谨慎的背后,体现了一种仁慈。而这种仁慈,它是教育的正的一面,也是善良的一面。你相信这个人是可以改造的,你相信这个人现在所表现出来的状态不是他生命中的最佳状态。在小学阶段,这是教师对待学生的最核心的一种方式。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手上这个孩子是谁,你真的不知道这个孩子的未来在哪里,你也不知道这个孩子今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哪怕手上是一个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一个比较差的学生。他10岁的时候说话还不是很流利。他的爸爸妈妈也为他着急了,带着他去见小学的教导主任。教导主任说了句“名言”:“不要着急。你的孩子虽然好事干不了,但坏事也干不了。”他言外之意也就是说爱因斯坦连干坏事的能力都没有。大家应该注意到,爱因斯坦是科学家里谈教育谈得最多的一个人,我们也可以把他看做是一个教育家。他说:“我智力发展迟缓,至少有几个好处。一个好处就是我保持了可贵的天真,我到二十几岁才关注人家六七岁就关注的事情。另外一个,我学业成绩比较差,父母也不着急。”最后他感叹一句:“负担过重,必然导致肤浅。”因为爱因斯坦的学业负担不重,所以他可以想其他人不能想的问题,所以他的时间、他的大脑就留给了那个奇异的空间,而不是每天很功利地做题。
爱迪生有句格言大家很熟悉,对中国教育有很大的影响,叫做:“成功=99%的汗水 1%的灵感。”实际上爱迪生的这句话还有后半句,我们的教育不知道什么原因,把这个后半句给删掉了。那后半句是:“但是,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99%的汗水还要重要。”我们学爱迪生学了几十年,爱迪生最后扇了我们一个耳光。自古以来,爱迪生只有一个。不是因为别人不勤奋,而是别人缺少爱迪生的那个1%。这个1%是最为要命的。爱迪生这里强调的其实就是个人的独特性。教师如果把个体的独特性作为教育所要磨平的一个东西,而不把独特性作为一个珍视的、呵护的、成全的对象的话,那教育培养出的最多是像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平均人”,只体现出一个平均水平。姚明现在是中国最富有的,也是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篮球运动员。有时候出现一个天才运动员,不仅仅是一个成绩的问题:他一个人的努力,甚至会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他的社会价值是没办法估量的,经济价值也是没办法估量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天才的诞生,在我看来是需要有一些要素的,最核心的要素是一种生命性的东西。姚明这个人不是随便就生出来的,就像美国的一位体育专栏作家说的“姚明生下来就注定要成为伟大的人物”。为什么?因为他的爸爸是当时上海最高的男人,而他的妈妈也是当时上海最高的女人,他们一旦结合一定要生一个小巨人。那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生命性理念的一个方面是对教育理念的思考。大家要思考:什么是一次性就给定的东西?个体的不一样,有时候是外在的表现,有时候是基因的——已经注定他的特质跟别人不一样。
这样看来,我们对《丑小鸭》的故事有个误读。丑小鸭的故事我们基本上解读为一只丑小鸭经过艰辛的努力,它终于长成了一只白天鹅。在现实中,有哪只丑小鸭经过艰辛的努力变成了一只白天鹅?没有!其实安徒生说的是这个蛋是天鹅妈妈下的,只不过它被下错了地方,下到了鸭子堆里面去,所以它长得特别慢,在成长的过程中显得特别丑陋。因为它比照的对象是鸭子,鸭子很小就长得很漂亮。但是你再漂亮,你还是一只鸭子;而我长得再难看,我是一只天鹅,只要有机会,我就能长成天鹅。这个故事的背后是什么意思呢?安徒生其实强调的是人的高贵,内心的高贵。人哪怕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哪怕有这样那样的挫折,哪怕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只要你是人,你身上的人性的力量一定能够闪烁出来,人的高贵、人的价值一定有机会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误读之后,又将其跟我们中国的教育的苦情情结联系上:你看,只要努力,丑小鸭就可以变成白天鹅。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从教育来说,你能不能肯定这个人的独特性、唯一性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从小学教育来看,你真的不知道这个人能不能成为爱因斯坦,能不能成为爱迪生,能不能成为白天鹅。在这里,借助一下社会学家罗尔斯的一个观点,他写的《正义论》里面谈到社会正义的一个本质,他说需要一个“无知之幕”把人的区别先遮起来。在小学教育里面,按照这个观点看你的教育理念中可能需要一个“无知之幕”,就是一方面抱着期待,另一方面你不能对孩子作过早的判断。我亲戚的孩子上小学,第一天回来就告诉我们:“老师说了,我们班上至少有10个笨蛋。”第一天该老师就告诉她至少有10个笨蛋。一周以后该老师又说:“我现在看出来了,不止10个。”这是很糟糕的,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反教育”。在教师的理念里面,要把这一类的判断抛掉。
教师的判断应该是从善的判断,应该是相信人有各种可能性的判断,期待人有更好的发展的判断,理解人有具体的困难的判断。所以在进行教育时,这种仁慈就变得很重要,并不是说教师需要多高的专业素养。在我看来,小学教育追求的不是精深,追求的是常识。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常识也许更需要重新启蒙。福建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跟我说:“我是女儿上幼儿园时才学会洗手的。我原来洗手从没有这个手指缝用另外一只手相互洗一下,我都是冲一下就行了。后来女儿看见后告诉我‘这样洗手不对,老师说要这样洗’,然后女儿教我洗了一遍。我终于学会了洗手。”
其实我们很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思想的常识需要重新启蒙,因为我们的教育是很粗糙的。美国有一位很著名的小学教师叫克拉克,他说:“如果你开门的时候,发现后面有人,你要为他把门。”我们缺少这种教育。克拉克带着孩子坐飞机到好莱坞去领“杰出教师奖”,机票钱是他募捐的;到了好莱坞,大家一起住五星级宾馆,钱也是募捐来的。因为克拉克太有名了,他在网络上发布一下信息,很多有钱人都给他钱、给他资助。而在住五星级宾馆时,克拉克给孩子的提醒是什么呢?其中有一条我印象最深刻:“当你吃东西的时候,你不要说话;当你说话的时候,你嘴巴里面不要含着食物。”我们都做到了吗?我是前两年才做到的。上一次我去澳大利亚,我的朋友就说:“中国人的餐桌文化最需要改造的就从这里开始,不要说话的时候满嘴塞的都是菜。”我们童年的时候有没有谁提醒过我们?没有。
我们需要检讨的东西很多,包括怎么看一个小孩子。我觉得教师最好的眼神应该是充满深情的,只需要最合适的眼神,带着善意,带着平和的心境注视孩子,孩子自然就感受到了老师的爱。其实孩子对于老师的第一个感知,就是对老师眼神的感知,对老师看他方式的感知。它背后是一种文化。对一所学校的改造而言,学校要建设的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自我提醒、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文化。建设这种文化,光靠一个人的能力是不够的。一所学校为什么要成为学习型的学校?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在学习,大家都在相互学习,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给别人一些启迪,这才是一所学校能够散发出人性光辉的一种内在的动力。
(责 编 流 水)
张文质,教育学者,诗人。“生命化教育”的倡导者与实践者,“1 1”新父母行动的发起人。著有《生命化教育的责任与梦想》《教育是慢的艺术——张文质教育讲演录》《教育的十字路口》等多部著作。
什么是小学教育的基础性?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基础性?对一所小学来说,这跟学校的价值追求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或者也可以表述为:小学教育的办学方向到底在哪里?
其实,基础教育新课程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价值观、新的理念、新的名词。但是,其中哪些属于小学教育?比如说把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放在一起,差别是什么?或者说,当在新课程理念下,我们表达同样的一种价值追求的时候,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的落脚点到底有什么不同?我跟肖川先生曾合写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词》一书,这里面的关键词是针对所有的基础教育的,没有中学教育与小学教育之分。比如说,在小学教育里面,钱理群先生认为,小学教师特别需要美。他把美放在第一位,把小学教师的素养与美联系在一起。所谓的美,包括美感、美好的形象、美好的追求、美好的辞藻、美好的服饰。他回忆自己的老师时,最难忘的就是自己的老师非常之美。在记忆里面,我们是可以感受到这一切的。一个婴儿,他从出生就可以感受到他的母亲。伴随着他童年的这种生命感受力的发展,实际上也是美感的培养,或者说是美的感知能力的成长。
小学教育是真正的“生命”教育,人生命中最重要的素养是要在小学时用心加以培植的。人的一生所有的素质都需要在这个时候播种、培养,过了这个时候就会像庄稼误了节气,但是现在的学校却时常搞乱了这种顺序。比如我们在小学就开始进行信念教育,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是到了大学的时候,却又开始倒过来对学生进行行为规范的教育,如不能随地吐痰,不能乱扔垃圾等。有一次我在一所大学,还看到墙上贴着一条奇怪的标语:不要相互喂饭。原来,男女情侣坐在一起,相互给对方喂饭,是大学里面有时会出现的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场面。我们的教育里面,这种顺序错乱产生的原因在哪里?恰恰就在于:我们对于小学的特性缺乏正确的理解,或者说缺乏一个最根本的把握,教育错过了它的“节气”。
为什么就人的生命而言,要强调小学教育的基础性?因为所谓的基础性,也就是文化的印记。在小学阶段,甚至更早之前在幼儿阶段,包括在0~3岁家庭教育阶段,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个体所受的影响,都具有一种像动物行为学家所说的“印刻现象”。这个时候打下的烙印,是个体的一生最难以磨灭的,也是对个体的一生影响最为深刻的——人不断地从这里出发,同时又不断地从远处回到这里来汲取生命的力量。所以当人遇到各种危险、遇到各种痛苦、受到各种挫折的时候,最常想的便是回到童年汲取力量、回到母亲的温暖中汲取力量。
在我看来,在童年这个阶段,一个人如果受到好的教育,受到温暖的启迪和精心的呵护,能够生活在较少忧愁、较少紧张、较少焦虑与恐惧之中,他一生的生命都能够更为舒展一些,更加富有柔韧的张力,也会更有一种促进他去面对各种问题、各种困难、各种复杂境遇的能力。法国的一位哲学家埃德加·莫兰说了一个观点:恰恰是在简单里面能够产生复杂,而不是在复杂中变为简单。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你童年的成长越为平坦,你越具备了生活在复杂环境中的能力;你童年的生活越为极端、越为特殊,你在复杂的环境里面越难告诉自己要有勇气、有能力去对待它。其实这句话还可以这样理解:只有一个在童年有过美好生活的人,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他才会想到这个困难是暂时的,美好是永恒的,挫折是短暂的,平坦是恒久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在童年的时候所遇到的都是各种非常艰难的环境,都是各种挫折、打击与羞辱,就会把再遇到的挫折看成具有某种永恒性,他就很难直面它,甚至很难真正征服它并超脱它。
所以,在童年打下坚实的生命基础非常重要。这样的生命基础就是个体一生的基础。这种一生的基础非常有助于个体去面对各种复杂的问题、各种艰难的处境、各种有差异的生活。所以在我看来,人的生命基础,以童年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文化印记,直接就会对教师的工作产生一种影响。
如果我当小学校长,选择教师时会把教师的精神健康放在第一位,还要把教师的相貌、教师的形象也放在重要位置。而如果在大学里,有一位教授非常偏执,非常容易烦躁,甚至非常陈腐,虽然也很可怕,但因为他所面对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已经有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有抵御各种危害或者各种思想侵犯的基本能力,可以把这位教授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降低不少。小学教育首先就是要端正人生观,要走正道,要把培养正常人、普通人作为核心的目标。这些人身上有人的最基本的情感——喜怒哀乐;有人的最基本的表现方式,这一切能够自然地、健康地表现出来。就像在奥运会上,一些外国运动员获得第三名,就开心得不得了,到处送飞吻。而中国的很多运动员,即使获得亚军,还会哭丧着脸。这显然是有悖奥运精神的。其实这也是我们的文化的一种反映。不过,现在我们的文化也开始变得更宽容一些了。像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杜丽第一天首金没有拿到,但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她脸上也带着微笑。反过来,1988年,中国体操队兵败汉城奥运会的时候,李宁多次从体操器械上掉下来,当他站起来时,面带微笑。李宁那个时候被国人骂死了,说是比成这个样子了他居然还敢笑!文化进步是很缓慢的。你看,对笑的认可我们就花了20多年。20多年来,我们还没有真正走到一个人可以更自然、更健康地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地步。
所以,在基础教育里面,你如果不把人的这样一种正常的情感、人的正常的表现方式作为一个核心的概念、核心的价值观加以培养的话,这个教育是有问题的,也很难让人真正认识到生命的价值。
这二三十年中国基础教育最大的麻烦,仍然在于缺少对具体的个人的关注,我们应把这看做是教育的一个大问题。我听过课的一所国内高中学校,学生数最多的一个班是120人。同行的美国著名教育家博耶尔曾经走过美国所有的州,听过无数的课,给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作过2000多场的讲座。他很感慨,因为他问过一位中学的校长:“到底30个人的班级和50个人的班级有什么区别?”那校长说:“没什么区别。”博耶尔告诉我们:“我不知道他当校长是怎么当的。”因为在博耶尔看来,当班级的学生数超过30个人的时候,教师的注意力就从对个体的关注转为对班级的控制。确实如此!一个小班化的环境,10多个学生,最多20多个学生,教师可以注意到每个学生。但是,在大班化环境里面,个体的受忽视就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也可以看成是教育灾难。而且,我们真的把这个教育灾难,放到它应有的位置去认识了吗?可能我们缺少这样的认识。我们的教育是一种淘汰式的教育,总是要有一部分人被淘汰,总是要有一部分人成为牺牲品,总是要有一部分人成为“差生”。这个“差生”也是教育的宿命。其实在“差生”背后,是教育的不幸,也是社会所要关注的最核心的问题。
大家知道芬兰的基础教育做得很好。芬兰教育理念里面,有一个观念特别感动人心,认为“在芬兰这样的小国家,哪怕是一个人教育的失败,它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我们都负担不起”。同时在芬兰还有一个观点:“宁愿放慢一部分优秀学生的学业进度,也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身上。”因为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是最需要教师帮助的,而那些优秀学生,即使没有得到教师更多的关注,他们自己也能够学习。这就把教育的重心放在避免学生的分化,避免一部分学生早早就成为学业的失败者,避免一部分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因为学业成绩而成为被羞辱的对象。这恰恰是任何一位想有所作为的校长都要思考的问题:到底我能够给学生什么?尤其是对于那些学业上有困难的学生,我到底能够给他们什么?其实可以作个归纳,在小学教师的素养里面,也许最需要的是一种仁慈。对每一个人的仁慈,对来自于边缘家庭、社会底层、学业有困难、品行不端,或者智力发展相对滞后的学生,教师能不能有更多一点的仁慈?这样的仁慈,要变成教师的一种素养,变成教师的表达方式,变成教师在进行教育表达时,对表达采取的措辞和所要表达的思想特别谨慎的地方。比如说我的孩子上了初中后,每次参加家长会我都很紧张,因为家长会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谈学业成绩。段长谈、校长谈、班主任谈、科任老师谈,同时他们在谈到学业成绩的时候总是提到这么一个词:这届学生的生源怎么样怎么样。“生源的质量”,直译一下,就是家长有没有把孩子生好,这叫“生源的质量”。这是个很糟糕的词,但是学校没有想到:我到底能为学生做什么?而不是学生一进来我就对你作评价。所以,美国的一位教育学家,叫帕克·帕尔默,他说在这点专业认同上,教师不如医生。教师经常感慨生源不好,但是医生从来没有说:“你给我送来的怎么都是病人?”因为病人就是医生执业的根本所在。要是没有病人,医生喝西北风去。而对教师是同样的道理:教师就是要面对复杂的学生、面对有差异的学生,尤其是教师的主要精力要花在那些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身上。所以,在教育表达里,有时需要像法官表达一样的谨慎——法官的表达不谨慎,很可能在判断有罪无罪之间出差错。
教育的错误表达,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这种表达,会给人投下一生的阴影。所以,这种谨慎的背后,体现了一种仁慈。而这种仁慈,它是教育的正的一面,也是善良的一面。你相信这个人是可以改造的,你相信这个人现在所表现出来的状态不是他生命中的最佳状态。在小学阶段,这是教师对待学生的最核心的一种方式。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手上这个孩子是谁,你真的不知道这个孩子的未来在哪里,你也不知道这个孩子今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哪怕手上是一个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一个比较差的学生。他10岁的时候说话还不是很流利。他的爸爸妈妈也为他着急了,带着他去见小学的教导主任。教导主任说了句“名言”:“不要着急。你的孩子虽然好事干不了,但坏事也干不了。”他言外之意也就是说爱因斯坦连干坏事的能力都没有。大家应该注意到,爱因斯坦是科学家里谈教育谈得最多的一个人,我们也可以把他看做是一个教育家。他说:“我智力发展迟缓,至少有几个好处。一个好处就是我保持了可贵的天真,我到二十几岁才关注人家六七岁就关注的事情。另外一个,我学业成绩比较差,父母也不着急。”最后他感叹一句:“负担过重,必然导致肤浅。”因为爱因斯坦的学业负担不重,所以他可以想其他人不能想的问题,所以他的时间、他的大脑就留给了那个奇异的空间,而不是每天很功利地做题。
爱迪生有句格言大家很熟悉,对中国教育有很大的影响,叫做:“成功=99%的汗水 1%的灵感。”实际上爱迪生的这句话还有后半句,我们的教育不知道什么原因,把这个后半句给删掉了。那后半句是:“但是,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99%的汗水还要重要。”我们学爱迪生学了几十年,爱迪生最后扇了我们一个耳光。自古以来,爱迪生只有一个。不是因为别人不勤奋,而是别人缺少爱迪生的那个1%。这个1%是最为要命的。爱迪生这里强调的其实就是个人的独特性。教师如果把个体的独特性作为教育所要磨平的一个东西,而不把独特性作为一个珍视的、呵护的、成全的对象的话,那教育培养出的最多是像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平均人”,只体现出一个平均水平。姚明现在是中国最富有的,也是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篮球运动员。有时候出现一个天才运动员,不仅仅是一个成绩的问题:他一个人的努力,甚至会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他的社会价值是没办法估量的,经济价值也是没办法估量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天才的诞生,在我看来是需要有一些要素的,最核心的要素是一种生命性的东西。姚明这个人不是随便就生出来的,就像美国的一位体育专栏作家说的“姚明生下来就注定要成为伟大的人物”。为什么?因为他的爸爸是当时上海最高的男人,而他的妈妈也是当时上海最高的女人,他们一旦结合一定要生一个小巨人。那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生命性理念的一个方面是对教育理念的思考。大家要思考:什么是一次性就给定的东西?个体的不一样,有时候是外在的表现,有时候是基因的——已经注定他的特质跟别人不一样。
这样看来,我们对《丑小鸭》的故事有个误读。丑小鸭的故事我们基本上解读为一只丑小鸭经过艰辛的努力,它终于长成了一只白天鹅。在现实中,有哪只丑小鸭经过艰辛的努力变成了一只白天鹅?没有!其实安徒生说的是这个蛋是天鹅妈妈下的,只不过它被下错了地方,下到了鸭子堆里面去,所以它长得特别慢,在成长的过程中显得特别丑陋。因为它比照的对象是鸭子,鸭子很小就长得很漂亮。但是你再漂亮,你还是一只鸭子;而我长得再难看,我是一只天鹅,只要有机会,我就能长成天鹅。这个故事的背后是什么意思呢?安徒生其实强调的是人的高贵,内心的高贵。人哪怕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哪怕有这样那样的挫折,哪怕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只要你是人,你身上的人性的力量一定能够闪烁出来,人的高贵、人的价值一定有机会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误读之后,又将其跟我们中国的教育的苦情情结联系上:你看,只要努力,丑小鸭就可以变成白天鹅。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从教育来说,你能不能肯定这个人的独特性、唯一性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从小学教育来看,你真的不知道这个人能不能成为爱因斯坦,能不能成为爱迪生,能不能成为白天鹅。在这里,借助一下社会学家罗尔斯的一个观点,他写的《正义论》里面谈到社会正义的一个本质,他说需要一个“无知之幕”把人的区别先遮起来。在小学教育里面,按照这个观点看你的教育理念中可能需要一个“无知之幕”,就是一方面抱着期待,另一方面你不能对孩子作过早的判断。我亲戚的孩子上小学,第一天回来就告诉我们:“老师说了,我们班上至少有10个笨蛋。”第一天该老师就告诉她至少有10个笨蛋。一周以后该老师又说:“我现在看出来了,不止10个。”这是很糟糕的,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反教育”。在教师的理念里面,要把这一类的判断抛掉。
教师的判断应该是从善的判断,应该是相信人有各种可能性的判断,期待人有更好的发展的判断,理解人有具体的困难的判断。所以在进行教育时,这种仁慈就变得很重要,并不是说教师需要多高的专业素养。在我看来,小学教育追求的不是精深,追求的是常识。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常识也许更需要重新启蒙。福建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跟我说:“我是女儿上幼儿园时才学会洗手的。我原来洗手从没有这个手指缝用另外一只手相互洗一下,我都是冲一下就行了。后来女儿看见后告诉我‘这样洗手不对,老师说要这样洗’,然后女儿教我洗了一遍。我终于学会了洗手。”
其实我们很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思想的常识需要重新启蒙,因为我们的教育是很粗糙的。美国有一位很著名的小学教师叫克拉克,他说:“如果你开门的时候,发现后面有人,你要为他把门。”我们缺少这种教育。克拉克带着孩子坐飞机到好莱坞去领“杰出教师奖”,机票钱是他募捐的;到了好莱坞,大家一起住五星级宾馆,钱也是募捐来的。因为克拉克太有名了,他在网络上发布一下信息,很多有钱人都给他钱、给他资助。而在住五星级宾馆时,克拉克给孩子的提醒是什么呢?其中有一条我印象最深刻:“当你吃东西的时候,你不要说话;当你说话的时候,你嘴巴里面不要含着食物。”我们都做到了吗?我是前两年才做到的。上一次我去澳大利亚,我的朋友就说:“中国人的餐桌文化最需要改造的就从这里开始,不要说话的时候满嘴塞的都是菜。”我们童年的时候有没有谁提醒过我们?没有。
我们需要检讨的东西很多,包括怎么看一个小孩子。我觉得教师最好的眼神应该是充满深情的,只需要最合适的眼神,带着善意,带着平和的心境注视孩子,孩子自然就感受到了老师的爱。其实孩子对于老师的第一个感知,就是对老师眼神的感知,对老师看他方式的感知。它背后是一种文化。对一所学校的改造而言,学校要建设的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自我提醒、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文化。建设这种文化,光靠一个人的能力是不够的。一所学校为什么要成为学习型的学校?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在学习,大家都在相互学习,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给别人一些启迪,这才是一所学校能够散发出人性光辉的一种内在的动力。
(责 编 流 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