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抗战时期中共的反腐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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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为强化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信赖,维持良好的党群关系,同时也为了各革命根据地政权的更加稳固,中国共产党针对正在侵蚀着党的肌体的党内腐败现象,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党内反腐败斗争。通过制定惩治腐败的党内反腐法规制度、开展党内整风运动、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监督的积极性,使得抗战时期中共的反腐败斗争收到了很大的成效,有效遏制住了党内腐败现象,为抗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党内基础。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002-0019-02
  腐败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积极抗日的同时,也将反对党内腐败现象作为自身的任务和使命。积极探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方式,可以有效地遏制住了党内腐败势头。
  一、抗战时期中共反腐败的原因分析
  (一)开展反腐败斗争是维持良好的党群关系的重要条件
  党群关系历来深受我党的重视。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曾指出,因为中共没有很好的利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革命群众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重视群众的力量。《井冈山的斗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价值。虽群众的革命力量是巨大的,但由于在抗战时期所逐渐显现出的一系列的腐败现象,使得我党与群众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一些党员干部因为经受不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物质诱惑,逐渐走上了腐败的道路,对群众的态度十分恶劣,“一点小事即绑押老百姓,以至大骂民众,凡事很少采用和气的耐心说服的态度。”[1]这种行为给我党抗日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不仅切断了群众对我党抗战的援助,最重要的是造成了群众对当时我党的敌视态度。要转变群众对我党的态度,密切党群关系,必须严厉惩治党内的贪污腐败现象,重塑我党清正廉洁的形象。
  (二)开展反腐败斗争是巩固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保证
  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巩固需要廉洁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一些党员干部没有经受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而走上了贪污腐化之路,这极大地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也阻滞了抗日战争的推进。党内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不断凸显。“历史积累下来的腐败现象,虽然很严重地阻碍着人民抗战力量增长的速度,减少了战争的胜利,招致了战争的损失,但是中国、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允许中国人民不進步。由于阻碍中国进步的因素即腐败现象之存在,这种进步是缓慢的。”[2](P.457)毛泽东的这句话虽然是在强调国民党内部的腐败现象,但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之下,我党党内也会受到这些不良习气的影响,从而滋生腐败现象,这种腐败现象一经产生就会在广大革命根据地蔓延,所以,为了巩固根据地,为了抗战大局,必须在党内进行一场严厉的反腐败斗争。
  二、抗战时期中共的反腐措施
  (一)制定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对腐败分子严加惩处
  为惩治腐败,法律法规的制定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确定贪污腐败现象的惩处标准。1939年,中共在陕甘宁边区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使依靠法规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遏制贪污腐败的手段开始走上正轨。《条例》指出: “意图营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 违法收募捐款者; 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 买卖公物,从中舞弊者; 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 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 敲诈勒索收受贿赂者; 克扣或截留应发给或缴纳财物者”[3](P.59-60)以贪污罪论处。同时,《条例》还根据党员的贪污腐败程度制定了相应的惩处标准。通过法规条例的制定,中共的反腐败斗争收到了良好的成效,为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形势下利用法律法规进行反腐败斗争依然深受中共的青睐。“法治反腐是反腐形式的终极选择”“法治反腐是从严治党的制度保障”“法治反腐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法治反腐是实施反腐方略的最佳路径”[4](P.34-36)
  (二)注重党员的思想作风建设,在党内大力推行整风运动
  随着抗战形势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党内“新鲜血液”的输入也为非无产阶级的“病毒”的侵入提供了渠道。鉴于这种情况,我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主要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良作风。通过整风运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保证和巩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次整风运动也严厉的打击了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使得广大党员干部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强化了自身的政治信念。邓小平曾说过:“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5](P.44-45)注重党员的思想作风建设,是抗战时期中共遏制党内腐败现象的一个十分有效的途径。
  (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调动人民群众监督的积极性
  党内腐败现象要得到有效的遏制,必须要加强广大群众的监督。抗战时期,我党在各抗日革命根据地都十分重视群众对广大党员干部的监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陕甘宁边区群众对党员的监督。边区政府曾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关于派公正干部切实调查群众控告案件》等文件,为人民群众的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调动了群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人民群众不仅具有直接监督权,同时还能够通过各种舆论手段和地区的监察委员会对党员干部的腐败进行监督。在中共开展党内反腐败斗争的过程中,《解放日报》《新中华报》等几十种报纸和《解放》《共产党人》等多种杂志承担了向读者报道党内腐败现象的责任,同时也提出了诸多惩治腐败的方式方法。此外,中共还在地方设立了监察委员会和参议会。在新闻舆论监督和监察委员会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共党内的腐败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极大地提升了中共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四)裁撤冗员,使“精兵简政”得以落实
  腐败的政府总是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办事拖沓,而廉洁的政府机构合理、人尽其才、办事讲究效率,因此,实行“精兵简政”也是我党党内各革命根据地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举措。1941年至1942年,是抗战中最艰难的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发展都遭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尤其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在这样的极端困难的形势之下,毛泽东认识到了在党内实行“精兵简政”的重要性,指出,“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领导干部的推动下,“精兵简政”得到了有效的落实,广大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得到了明显提高,人浮于事、办事拖沓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精兵简政使党内的腐败风气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广大党员各司其职,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不懈奋斗。
  三、抗战时期中共反腐败收到的成效
  (一)严厉的打击了腐败行为,使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得以顺利进行
  中国共产党对党内的腐败行为历来都是严厉打击的,抗战时期,从民族大义出发,中国共产党更是严厉惩处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尤其在各边区革命根据地,对腐败行为更是下了大力气进行整治。民主人士赵超构在其所著的《延安一月》里曾说到“至于贪污揩油,假公济私一类的通病,延安自然也并非没有,不过在那一种环境里面,发生的可能性似乎低一点。”[6](P.223-224)在当时的延安,迫于我党的反腐败力度,贪污腐败现象可以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各级官员积极投身到了反對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亲身经历了国统区、日伪区和陕甘宁边区后,谈到“在共产党地区,政府官员是艰苦的,物质报酬是谈不上。贪污勒索在中国就有传统,但在这里却没有什么机会。”我党在各革命边区的根据地都进行了严厉的打击腐败的斗争,腐败现象在党内部尤其是边区革命根据地都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二)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通过在党内进行的反腐败斗争,中国共产党大大提高了自身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使得我党在边区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大量的群众基础。美军观察组戴维斯在1944年11月7日的报告中曾这样写道“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通过党内的反腐败斗争,党内的广大党员干部将自己的工作重心完全转移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转移到为广大人民谋福利上,所以在广大的革命边区,中国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人民群众完全信任和依赖中国共产党,愿意为党的抗战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党内进行的大规模的反腐败整治,使得我党与边区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得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积极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愿意成为前线抗战的积极的后方保障。
  抗战时期,我党所进行的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广大的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反腐败斗争,对于密切党群关系、对于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延川等县个别公务员贪污腐化[N].新中华报, 1940-08-23.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 法制文献选编(第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1.
  [4]黄金桥.法治反腐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出路[J].政 策,2015,(2).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赵超构. 延安一月[M].南京:南京新民报社,1945.
  (本文选自:世纪桥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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