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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分析了“判断历史原貌与现代认识是否一致”之所以困难的原因，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为出发点，论证了古代典籍整理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辨证关系，并就专家学者在普及古代典籍方面的作用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 古代典籍 传统文化 历史 逻辑
分类号 G256.1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1.06.002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 why it is difficult to judge whether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history is consistent with modern understanding. Starting from the unity of history and logic，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rniz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uts forward some views on the role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popularizing ancient books and books.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istory. Logic.
0 引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一个民族的崛起和复兴是与其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息息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其思想源远流长，并且有着高度的原创性和独立性。然而，事物总有其两面性，历史越悠久、遗产越丰富，对于相应文化的继承群体来说，越难在继承中获得发展的动力，丰富的文化遗产也会变成“文化惯性”，降低群体文化创新的能力。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问题，对于正在努力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当今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中华民族所涵盖的地域纵横数万里，不仅有诸多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还有汉字自身演变的历史。各民族各地域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差异极大，并因其自身不断地变革而彼此之间相互渗透融合。这对于想要全面深入地把握传统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的现代人来说，无疑因眼前迷雾重重而有“云山雾罩”之感。但是，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文明传承的遗传密码又是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认真加以解读和传递的信息，否则文化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现代化的本质其实就是在现代意义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又是文化借鉴与创新的起点，这就是所謂历史与逻辑的辨证统一。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解读，主要途径是来自对古代典籍、考古文物、历史遗迹的认识与解读。这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现代人对古代典籍、考古文物、历史遗迹的认识与解读是否符合相应历史时期的真实情况，历史原貌与现代认识是否一致？对此，本文就古代典籍整理现代化的一些认识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1 对文言文语词解读不能停留在“静态”层面上
古代典籍特别是先秦典籍，以文言文为主。文言文的语词结构与现代汉语的语词结构截然不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语词、语法本身的演变，现代人对文言文语词所表述的内容越来越难以把握，因此只有对文言文语词进行深入的语义学研究、科学地界定语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才能把握古人对事物认识的发展变化过程。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 ：“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1]在古代，“风流”更多指的是一个人的风度、仪表，也就是一种“高大上的范儿”。《杜甫·咏怀古迹五首》：“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2]，意思是落叶飘零是深知宋玉的悲哀，他的风流儒雅堪当我的老师。这其中的“风流”，特指人英俊、儒雅、有才华。而现代多指男女之间有着较大随意性的交往。由此可以看出，一个词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义和用法。再比如，“汤”在古代汉语里解释为热水、开水，今义是食物煮熟后得到的汁水。如果不明白语词随着历史演变会有不同的语义，只是以今律古、执一以求，想要读通古书了解古人是非常困难的。
在古籍整理当中，古书文句异例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所谓古书文句异例，是指古书中一些特殊的语法修辞现象。这些语法修辞现象是不能生搬硬套一般的语法修辞规律的。如《司马法·严位第四》：“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3]马当言壮而亦言坚、甲当言厚而亦云利者，因车而名马曰坚，因兵而名甲曰利，采用了“从一而省文”（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二》）[4]的修辞手法。这三句话的意思是：大凡马匹强壮、战车坚固、盔甲厚实，兵器锐利，兵势弱小能转化为兵势强大。若不知其修辞手法的特殊性，就不得其确解。如果对文言文语词的解读始终停留在“静态”的层面上，不进行“动态”的语义学的分析研究，那后人对古代典籍的解读会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偏离古代典籍作者的原意。
王国维身为著名的国学大师，也曾直言说自己读《诗经》有十分之一、二不懂，读《尚书》有十分之五不懂，分析其原因主要为：或因字句有“讹缺”，或因“古语今语不同”，或因古人“颇用成语”，而“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王国维阅读古籍所感到的这些困难，其实就是文言文的语词、语法的历史变迁造成的，所以专门研究古代汉语的语词和语法的历史演变、准确把握文言文语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确切语义，是解读古代典籍的重要环节。在这方面清代乾嘉学派将我国的文学、音韵、训诂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峰，留下了不朽的学术成果。今天殷逢盛世，我们应该发扬和借鉴前人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学术成果。 2 现代认识要与古籍所载的历史原貌相一致
判断历史原貌与现代认识是否一致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对此古人也早有认识。像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一》中就说过：“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为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5]郑樵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古代典籍中的记载不在于所说的道理不明（理意），而在于所描述的对象（事物）难明，也就是说典籍的作者对事物的认识并不见得符合历史的原貌。戴震在《尔雅文字考序》中也说：“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而仍留疑义，则时为之也。”[6]戴震所强调的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古人一听就懂的事物，后代的国学大师转相考证都还不明白，所以后人读古书，不仅“事物难明”，而且也往往“理意难明”。
在整理古籍时，常会遇到通假字的问题，弄通文字的通假，是读懂古书的关键。古籍中大量存在着本有其字的假借，在遇到这种本有其字的假借时，如果找出它的本字，按本字来解释，便能够怡然理顺;反之，如果找不出本字，照假借字的意思去理解，便会“以文害辞”。如《诗经·王风·黍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摇是假借字，其本字是愮;愮，犹也。《诗经·豳风·七月》：“八月剥枣。”剥是假借字，其本字是扑;扑枣，把枣儿从树上打下来。但是要找出来本字极不容易，必须在学习训诂学方面狠下功夫。
由于风俗习惯、思想观念自身的演变发展，现代人很难体会古代典籍中所蕴含的思想情感。比如，像《国语·晋语》中写骊姬乱晋时，太子申生虽然知道骊姬的用心，却因为怕他父亲晋献公伤心，既不敢揭发又不敢逃亡，最后白白送死。这样的“愚孝”，对现代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再比如，像唐代传奇《李娃传》中，写郑生为李娃抛弃功名，沦落市井之中唱挽歌时被父亲发现了，其父认为有辱家门，将他打得死去活来丢在路旁。这样的“亲情”，现代人也会难以认同。但是，这些事例都是与相应的历史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与当时的孝道观、社会伦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此，我们必须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辨证关系中加以考察，才能得出既合乎逻辑又合乎“情理”的结论，也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将历史原貌与现代认识进行高度统一。
现代人阅读古代典籍特别是文学典籍时，必须对典籍产生的时代背景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对特定历史环境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方法、道德观念应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否则就会用现代思想方法、道德观念去“苛求”古人，从而无法理解古籍所表述的内容。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现代人应该完全“认同”古人的思想方法、道德观念。文化继承是以文化批判为前提的，全面深刻地认识古人的思想方法、道德观念，正是为了客观地认识古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起的历史作用到底是进步还是反动，从而继承其思想方法、道德观念中进步的内容，摒弃反动的内容，而进步的思想方法、道德观念正是依靠这样的批判与继承才不断地得到发扬光大。
3 正确处理古代汉语研究与古籍整理之间的关系
我国对古籍的整理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孔子删定六经始，汉代刘向父子校理群书，魏晋隋唐间对诸经的注疏，宋明时期大型类书如《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编纂，到清人编定《全唐詩》 《全唐文》 《四库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等。清刻本是中国古籍很重要的阶段，其古籍整理、校勘、注释已达到了学术史上的高峰，影响深远，更使考据学成为一时的“显学”。图书馆学前辈王献唐先生曾说过：“古人著书，为其欲人读耳！居士藏书，亦为其欲人读耳！著而不读，则与著书之意背;藏书而不读，则与藏书之意背。然使个人自读，不如使多数人共读。”如何正确处理好“藏”与“用”的关系，并能充分地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是我们古籍工作者所要面临的挑战和要解决的问题。
对古代典籍的整理来说，要以古代汉语研究为辅，古代典籍整理为主。如果讲古代汉语喋喋不休，又不着边际，这是喧宾夺主，古代典籍整理的任务就会落空;反之，忽视古代汉语的“锁匙”作用，只在大门外发议论，这样，古代典籍整理的任务也会落空。韩愈说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对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来说，应具备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古代哲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义学等多学科的广博知识，并能有效地运用广博的知识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辨证关系中把握“历史原貌与现代认识的高度统一”。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中说，要研究国故，必须具备“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而且要懂得如何“整理”。
整理古籍，一般是以校读法校正文字作为最基本的工作内容。古籍文字有讹误，传本有异同，不校正、不疏通，就难免犯悬揣的毛病。如《樊郦滕灌列传》：“亚父谋欲杀沛公，令项庄拔剑舞，坐中欲击沛公，项伯常肩蔽之”[7]，《汉书》作“屏蔽”。两处一比，就知道以身屏蔽之，“肩蔽”是“屏蔽”之误。古籍校读，还可以提高古籍的阅读能力：如《项羽本纪》：“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汉书》“倍”作“背”。两处一比，就知道古字“倍”与“背”可通借。又如，《左传·昭二十二年》：“惟乱门之无过”[8]，《国语·周语下》有云：“无过乱人之门”[9]。两处一比，就知道古汉语提前宾语的倒装句，可按常见的句式还原。因此，整理古籍需要在形式和内容上相统一，不仅在形式方面，要把古书加上新式标点符号，分开段落章节，更需在内容方面，要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说法，最重要的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理解的”。
4 对古籍进行整理的方法和建议
目前，全国现存公藏古籍超过3000万册（件），其中珍稀善本古籍约250万册（件）。笔者所在的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线装图书10万余册。其中善本古籍近1万册（637部）、1912年以前的古籍42 656册（3002部）。如此丰富的馆藏古籍，是经过几代古籍工作者精心保存下来的宝贵财富。为了能更好地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历史长河中的珍贵文献，除了遵循“三性”和“九条”及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的线装古籍为善本外，还可将那些具有文物性、资料性、艺术代表性、稀缺性等特性且具较高出版质量的图书归入新善本之列。在收集整理准新善本的时候，更应该明确范围，把握方向，否则无所遵从。同时可对院系资料室的图书期刊摸清家底，进行全面清理，重新编著目录，并将准新善本纳入古籍保护范围，如有必要，一些新善本可纳入古籍书库保管。建立完善的古籍管理制度，加紧古籍原生性的修复工作，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管理古籍。 2007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古籍平台普查编目工作，经过古籍编目工作者13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已有2760余家单位完成了古籍普查登记工作，270余万部古籍拥有了“身份证”。这些古籍数据大致包括：书名、卷数、题名附注、作者朝代、姓名、别名、著者附注、著作方式、存卷数、成书年代、印刷年代、版本附注、书籍特征、册数、函数、书品状况、保存情况、缺损情况、修复状况等。通过古籍平台的普查使众多“遁世”已久的古籍重新“现身”，大量“命悬一线”的古籍“起死回生”。在我们普查工作者的眼中，“书卷多情似故人”，并把“不教书林有遗珠”作为己任。从古籍中挖掘材料，使古籍的利用有其归宿，通过整理保护延续社会文明，总结本民族的历史。
对于古代文献特别是古典文学加以现代化的整理疏释的方法最常见的有两种：一是译注，重在翻译或注明音义;二是诠评，重在阐发道理或评介事物。这两种方法，古人皆已有之，不过这里强调的是现代化的诠译。换句话说，要现代人都能看得懂。这就需要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不仅还原古代典籍的“本来面目”，而且对“原汁原味”的古代典籍进行注释，翻译成现代“白话文”，使古代典籍得到推广与普及，提高现代人阅读古籍的意愿，进而在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得到传承和启迪。
古书一篇有一篇的主题，一段有一段的段旨，所以将古书一篇分为若干段落，疏通其文理，对整理古籍来说也有必要。如《庄子》的文章汪洋恣肆，看不到边际，寓言一个接一个，若断若续。如果划分了段落，疏通了文理，就会看见《庄子》的文章如黄河之水在蜿蜒之中向东方奔腾之姿，一个个寓言都是被同一根义理的红线所贯穿着的明珠。《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10]古籍整理工作，不仅读其书，知其人，还要论其世。历史学家司马迁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伟大的人格，他写历史的原则是善善恶恶，秉笔直书，一不谀权势，二不以《史记》注我。《周易·乾·九三》：“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11]。司马迁可谓“修辞立其诚”的典范了。唯有如此，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才可能把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文明遗传密码转换为现代信息，不仅使广大的普通读者受益，也使中华文化能够“薪火相传”。
5 结语
中国古代典籍特别是文学典籍，历史越久远的越需要有现代化的、全面的诠释，这不仅是语词的准确翻译，还包括时代背景及与时代背景并存的思想方法、道德观念的客观介绍，只有这样，现代读者才可以从语义、时代背景及思想方法、道德观念等诸多方面完整准确地领会古籍的内容，进而认识到文化遗产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班固.汉书[M] .长沙：岳麓书社，2007：1118.
邓魁英.杜甫诗选[M].海口：海南出版公司，2005：231.
古代兵经·司马法（上）[M] .长沙：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印，1940（民国二十九年）.
俞樾.古书疑义举例 [M].北京：中华书局，1933：43.
郑樵.通志二十略[M] .北京：中华书局，1995：1013.
戴震.戴震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0：44.
安平秋，杨忠，杨锦海. 史记·汉书卷[M] . 北京：京华出版社，1998：20.
李索. 左传正宗[M]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左丘明. 国语[M]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徐强.孟子[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
于江山.周易[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
关键词 古代典籍 传统文化 历史 逻辑
分类号 G256.1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1.06.002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 why it is difficult to judge whether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history is consistent with modern understanding. Starting from the unity of history and logic，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rniz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uts forward some views on the role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popularizing ancient books and books.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istory. Logic.
0 引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一个民族的崛起和复兴是与其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息息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其思想源远流长，并且有着高度的原创性和独立性。然而，事物总有其两面性，历史越悠久、遗产越丰富，对于相应文化的继承群体来说，越难在继承中获得发展的动力，丰富的文化遗产也会变成“文化惯性”，降低群体文化创新的能力。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问题，对于正在努力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当今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中华民族所涵盖的地域纵横数万里，不仅有诸多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还有汉字自身演变的历史。各民族各地域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差异极大，并因其自身不断地变革而彼此之间相互渗透融合。这对于想要全面深入地把握传统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的现代人来说，无疑因眼前迷雾重重而有“云山雾罩”之感。但是，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文明传承的遗传密码又是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认真加以解读和传递的信息，否则文化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现代化的本质其实就是在现代意义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又是文化借鉴与创新的起点，这就是所謂历史与逻辑的辨证统一。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解读，主要途径是来自对古代典籍、考古文物、历史遗迹的认识与解读。这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现代人对古代典籍、考古文物、历史遗迹的认识与解读是否符合相应历史时期的真实情况，历史原貌与现代认识是否一致？对此，本文就古代典籍整理现代化的一些认识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1 对文言文语词解读不能停留在“静态”层面上
古代典籍特别是先秦典籍，以文言文为主。文言文的语词结构与现代汉语的语词结构截然不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语词、语法本身的演变，现代人对文言文语词所表述的内容越来越难以把握，因此只有对文言文语词进行深入的语义学研究、科学地界定语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才能把握古人对事物认识的发展变化过程。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 ：“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1]在古代，“风流”更多指的是一个人的风度、仪表，也就是一种“高大上的范儿”。《杜甫·咏怀古迹五首》：“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2]，意思是落叶飘零是深知宋玉的悲哀，他的风流儒雅堪当我的老师。这其中的“风流”，特指人英俊、儒雅、有才华。而现代多指男女之间有着较大随意性的交往。由此可以看出，一个词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义和用法。再比如，“汤”在古代汉语里解释为热水、开水，今义是食物煮熟后得到的汁水。如果不明白语词随着历史演变会有不同的语义，只是以今律古、执一以求，想要读通古书了解古人是非常困难的。
在古籍整理当中，古书文句异例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所谓古书文句异例，是指古书中一些特殊的语法修辞现象。这些语法修辞现象是不能生搬硬套一般的语法修辞规律的。如《司马法·严位第四》：“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3]马当言壮而亦言坚、甲当言厚而亦云利者，因车而名马曰坚，因兵而名甲曰利，采用了“从一而省文”（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二》）[4]的修辞手法。这三句话的意思是：大凡马匹强壮、战车坚固、盔甲厚实，兵器锐利，兵势弱小能转化为兵势强大。若不知其修辞手法的特殊性，就不得其确解。如果对文言文语词的解读始终停留在“静态”的层面上，不进行“动态”的语义学的分析研究，那后人对古代典籍的解读会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偏离古代典籍作者的原意。
王国维身为著名的国学大师，也曾直言说自己读《诗经》有十分之一、二不懂，读《尚书》有十分之五不懂，分析其原因主要为：或因字句有“讹缺”，或因“古语今语不同”，或因古人“颇用成语”，而“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王国维阅读古籍所感到的这些困难，其实就是文言文的语词、语法的历史变迁造成的，所以专门研究古代汉语的语词和语法的历史演变、准确把握文言文语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确切语义，是解读古代典籍的重要环节。在这方面清代乾嘉学派将我国的文学、音韵、训诂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峰，留下了不朽的学术成果。今天殷逢盛世，我们应该发扬和借鉴前人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学术成果。 2 现代认识要与古籍所载的历史原貌相一致
判断历史原貌与现代认识是否一致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对此古人也早有认识。像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一》中就说过：“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为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5]郑樵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古代典籍中的记载不在于所说的道理不明（理意），而在于所描述的对象（事物）难明，也就是说典籍的作者对事物的认识并不见得符合历史的原貌。戴震在《尔雅文字考序》中也说：“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而仍留疑义，则时为之也。”[6]戴震所强调的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古人一听就懂的事物，后代的国学大师转相考证都还不明白，所以后人读古书，不仅“事物难明”，而且也往往“理意难明”。
在整理古籍时，常会遇到通假字的问题，弄通文字的通假，是读懂古书的关键。古籍中大量存在着本有其字的假借，在遇到这种本有其字的假借时，如果找出它的本字，按本字来解释，便能够怡然理顺;反之，如果找不出本字，照假借字的意思去理解，便会“以文害辞”。如《诗经·王风·黍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摇是假借字，其本字是愮;愮，犹也。《诗经·豳风·七月》：“八月剥枣。”剥是假借字，其本字是扑;扑枣，把枣儿从树上打下来。但是要找出来本字极不容易，必须在学习训诂学方面狠下功夫。
由于风俗习惯、思想观念自身的演变发展，现代人很难体会古代典籍中所蕴含的思想情感。比如，像《国语·晋语》中写骊姬乱晋时，太子申生虽然知道骊姬的用心，却因为怕他父亲晋献公伤心，既不敢揭发又不敢逃亡，最后白白送死。这样的“愚孝”，对现代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再比如，像唐代传奇《李娃传》中，写郑生为李娃抛弃功名，沦落市井之中唱挽歌时被父亲发现了，其父认为有辱家门，将他打得死去活来丢在路旁。这样的“亲情”，现代人也会难以认同。但是，这些事例都是与相应的历史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与当时的孝道观、社会伦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此，我们必须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辨证关系中加以考察，才能得出既合乎逻辑又合乎“情理”的结论，也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将历史原貌与现代认识进行高度统一。
现代人阅读古代典籍特别是文学典籍时，必须对典籍产生的时代背景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对特定历史环境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方法、道德观念应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否则就会用现代思想方法、道德观念去“苛求”古人，从而无法理解古籍所表述的内容。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现代人应该完全“认同”古人的思想方法、道德观念。文化继承是以文化批判为前提的，全面深刻地认识古人的思想方法、道德观念，正是为了客观地认识古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起的历史作用到底是进步还是反动，从而继承其思想方法、道德观念中进步的内容，摒弃反动的内容，而进步的思想方法、道德观念正是依靠这样的批判与继承才不断地得到发扬光大。
3 正确处理古代汉语研究与古籍整理之间的关系
我国对古籍的整理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孔子删定六经始，汉代刘向父子校理群书，魏晋隋唐间对诸经的注疏，宋明时期大型类书如《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编纂，到清人编定《全唐詩》 《全唐文》 《四库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等。清刻本是中国古籍很重要的阶段，其古籍整理、校勘、注释已达到了学术史上的高峰，影响深远，更使考据学成为一时的“显学”。图书馆学前辈王献唐先生曾说过：“古人著书，为其欲人读耳！居士藏书，亦为其欲人读耳！著而不读，则与著书之意背;藏书而不读，则与藏书之意背。然使个人自读，不如使多数人共读。”如何正确处理好“藏”与“用”的关系，并能充分地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是我们古籍工作者所要面临的挑战和要解决的问题。
对古代典籍的整理来说，要以古代汉语研究为辅，古代典籍整理为主。如果讲古代汉语喋喋不休，又不着边际，这是喧宾夺主，古代典籍整理的任务就会落空;反之，忽视古代汉语的“锁匙”作用，只在大门外发议论，这样，古代典籍整理的任务也会落空。韩愈说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对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来说，应具备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古代哲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义学等多学科的广博知识，并能有效地运用广博的知识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辨证关系中把握“历史原貌与现代认识的高度统一”。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中说，要研究国故，必须具备“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而且要懂得如何“整理”。
整理古籍，一般是以校读法校正文字作为最基本的工作内容。古籍文字有讹误，传本有异同，不校正、不疏通，就难免犯悬揣的毛病。如《樊郦滕灌列传》：“亚父谋欲杀沛公，令项庄拔剑舞，坐中欲击沛公，项伯常肩蔽之”[7]，《汉书》作“屏蔽”。两处一比，就知道以身屏蔽之，“肩蔽”是“屏蔽”之误。古籍校读，还可以提高古籍的阅读能力：如《项羽本纪》：“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汉书》“倍”作“背”。两处一比，就知道古字“倍”与“背”可通借。又如，《左传·昭二十二年》：“惟乱门之无过”[8]，《国语·周语下》有云：“无过乱人之门”[9]。两处一比，就知道古汉语提前宾语的倒装句，可按常见的句式还原。因此，整理古籍需要在形式和内容上相统一，不仅在形式方面，要把古书加上新式标点符号，分开段落章节，更需在内容方面，要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说法，最重要的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理解的”。
4 对古籍进行整理的方法和建议
目前，全国现存公藏古籍超过3000万册（件），其中珍稀善本古籍约250万册（件）。笔者所在的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线装图书10万余册。其中善本古籍近1万册（637部）、1912年以前的古籍42 656册（3002部）。如此丰富的馆藏古籍，是经过几代古籍工作者精心保存下来的宝贵财富。为了能更好地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历史长河中的珍贵文献，除了遵循“三性”和“九条”及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的线装古籍为善本外，还可将那些具有文物性、资料性、艺术代表性、稀缺性等特性且具较高出版质量的图书归入新善本之列。在收集整理准新善本的时候，更应该明确范围，把握方向，否则无所遵从。同时可对院系资料室的图书期刊摸清家底，进行全面清理，重新编著目录，并将准新善本纳入古籍保护范围，如有必要，一些新善本可纳入古籍书库保管。建立完善的古籍管理制度，加紧古籍原生性的修复工作，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管理古籍。 2007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古籍平台普查编目工作，经过古籍编目工作者13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已有2760余家单位完成了古籍普查登记工作，270余万部古籍拥有了“身份证”。这些古籍数据大致包括：书名、卷数、题名附注、作者朝代、姓名、别名、著者附注、著作方式、存卷数、成书年代、印刷年代、版本附注、书籍特征、册数、函数、书品状况、保存情况、缺损情况、修复状况等。通过古籍平台的普查使众多“遁世”已久的古籍重新“现身”，大量“命悬一线”的古籍“起死回生”。在我们普查工作者的眼中，“书卷多情似故人”，并把“不教书林有遗珠”作为己任。从古籍中挖掘材料，使古籍的利用有其归宿，通过整理保护延续社会文明，总结本民族的历史。
对于古代文献特别是古典文学加以现代化的整理疏释的方法最常见的有两种：一是译注，重在翻译或注明音义;二是诠评，重在阐发道理或评介事物。这两种方法，古人皆已有之，不过这里强调的是现代化的诠译。换句话说，要现代人都能看得懂。这就需要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不仅还原古代典籍的“本来面目”，而且对“原汁原味”的古代典籍进行注释，翻译成现代“白话文”，使古代典籍得到推广与普及，提高现代人阅读古籍的意愿，进而在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得到传承和启迪。
古书一篇有一篇的主题，一段有一段的段旨，所以将古书一篇分为若干段落，疏通其文理，对整理古籍来说也有必要。如《庄子》的文章汪洋恣肆，看不到边际，寓言一个接一个，若断若续。如果划分了段落，疏通了文理，就会看见《庄子》的文章如黄河之水在蜿蜒之中向东方奔腾之姿，一个个寓言都是被同一根义理的红线所贯穿着的明珠。《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10]古籍整理工作，不仅读其书，知其人，还要论其世。历史学家司马迁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伟大的人格，他写历史的原则是善善恶恶，秉笔直书，一不谀权势，二不以《史记》注我。《周易·乾·九三》：“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11]。司马迁可谓“修辞立其诚”的典范了。唯有如此，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才可能把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文明遗传密码转换为现代信息，不仅使广大的普通读者受益，也使中华文化能够“薪火相传”。
5 结语
中国古代典籍特别是文学典籍，历史越久远的越需要有现代化的、全面的诠释，这不仅是语词的准确翻译，还包括时代背景及与时代背景并存的思想方法、道德观念的客观介绍，只有这样，现代读者才可以从语义、时代背景及思想方法、道德观念等诸多方面完整准确地领会古籍的内容，进而认识到文化遗产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班固.汉书[M] .长沙：岳麓书社，2007：1118.
邓魁英.杜甫诗选[M].海口：海南出版公司，2005：231.
古代兵经·司马法（上）[M] .长沙：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印，1940（民国二十九年）.
俞樾.古书疑义举例 [M].北京：中华书局，1933：43.
郑樵.通志二十略[M] .北京：中华书局，1995：1013.
戴震.戴震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0：44.
安平秋，杨忠，杨锦海. 史记·汉书卷[M] . 北京：京华出版社，1998：20.
李索. 左传正宗[M]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左丘明. 国语[M]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徐强.孟子[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
于江山.周易[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