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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周易哲学为基础的中国文化不仅是对不确定性的大幅度容忍，在特定的情况下，还会主动追求某种不确定性。基于过程的本体不确定性在方法论上体现为“情境决定论”与“变通”。基于情境决定论的观点，人类应该如何行事，只有处于当下的情境中才能完全决定，由此任何制度、规则、决策都应该为不确定性保留一定的空间，以便我们能够即时对它们进行处理以符合当下的情境，这种“即时的处理”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变通”，其中的“通”指的是“通变之谓事”，“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的涵义，即推行下去、延续下去而不阻塞的意思。“变通”包括“通融”和“变革”两种方式。
关键词：不确定性；情境决定论；变通；通融；疏通；变革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5-0278-02
一、不确定性、情境决定论与变通
中国本土思想中的“不确定性”与西方思想中的“不确定性”最大的差异在于，中国思想中的“不确定性”是基于本体论层面的不确定[1]。本文作者首次提出，中国传统哲学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应基于“事件本体论”[2]。在中国辩证法中，从来就不是执于一端，而是要考虑事物之间的总体性关系，安乐哲称之为“互系性”[3]。这种互系性的思维被怀特海上升到本体论的层面[4]，怀特海认为，我们必须从可以直接感知的事件出发，把事件当做自然要素的终极单位，事件与一切过程都有关，尤其与其他一些事件有关，“现实世界是一个过程，此过程本身就是实际存在物”，“过程与关系优越于实体”。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本体”是一种“事件本体”或“过程本体”，而过程本身是不确定的。上述中国哲学有关不确定性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周易。“对不确定的追求而非克服”是中国传统思维在实践中得以体现的极致，它是过程哲学的典型体现：即事物永远处于变动不居的过程中，它绝没有一个终极的规律，想要克服某种不确定性，或者希望使用“满意”等原则消弭不确定的想法都是基于西方哲学的，而非中国本土思想[2]。
由于周易哲学立足于本体论上的不确定性，因此很自然地秉持一种情境决定论的观点，即事物的状态只可能在当下才可能完全被确定，人类不能预测事物未来的状态不是因为人类的理解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事物本身处于千变万化之中——变化是事物存在的常态。
基于情境决定论的观点，人类应该如何行事，只有处于当下的情境中才能完全决定，由此任何制度、规则、决策都应该为不确定性保留一定的空间，以便我们能够即时对它们进行处理以符合当下的情境，这种“即时的处理”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变通”，其中的“通”指的是 “通变之谓事”，“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的涵义，即推行下去、延续下去而不阻塞的意思。
周易认为，只有“通”才能促进万物化生和社会发展，“不通”则形成冲突和否结，阻碍化生和发展的过程。“通”包括“通融（TongRong）”与“变革”两种方式，其目的都是尽量不使陰阳处于矛盾胶着的状态。但必须指出，周易并不拒绝变革，当阴阳两种势力矛盾激化时，就会产生一方企图消灭另一方的斗争。周易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主动进行变革，如果变革得当，“其悔乃亡”，比如革卦。这时，变通的含义就是“变革”而非“通融”。然而，何时进行变革，仍然是情境决定的。还需要指出的是，“通”不是周易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周易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太和”。从这一点来看，“通”不是最高目标，而是达到最高目标的手段。
情境决定论和变通体现了典型的中国文化下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其优势是在管理实践中赋予人们最为充分的灵活性，其劣势是其不确定性思维指引下的情境决定论，使得事物发展有可能找不到明确的方向和路径，有时会陷入循环论，即周易所谓周期律。
二、关系与制度：基于不确定性、情境决定论与变通的考察
关系与制度相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由于现实世界不确定性的本质，人类完全依赖于制度将导致极大的僵化。从这一点出发，人类行为方式有时候要依靠人们之间的交往深度、交往频率、相互信任、情感依赖、工具性交换等来进行规定，上述交往、信任、情感、交换等就构成了关系的主体。简言之，关系与制度之间不是对立的，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出现“关系制度化”或“制度关系化”的现象。由于周易哲学特别强调不确定性，因此，中国文化尤其注重关系，相反，关系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要弱得多。
中西方在“关系与制度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的另外一点是，中国人在确定究竟使用关系还是使用制度来进行调节这一问题上，是情境决定的。情境决定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制度中存在确定性部分与不确定性部分。换言之，中国人设置的制度，“宽限度”、“灵活度”、“不确定性”很强，例如在中国很多制度中，经常包含如下条款：“原则上不同意……”，其中的“原则上”就是依据情境决定论思维而设立的。
在中国文化中，制度中的不确定性部分通常导致执行过程的“通融”。具体而言，通融是指在制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使用关系来代替刚性的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通融的目的是尽量使制度和关系之间的矛盾不要激化，导致否结不通的状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人思维方式中，并不是只强调关系，而是强调关系与制度的共存，具体倚重于关系或者制度，则是情境决定的。在实际运作中，如果只重关系、而完全将制度搁置一旁，也不是中国人所谓的“变通”。
由于采用情境决定论的实施手段，使得在中国文化语境下，人们的创新往往在旧的制度下已经开始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得到迅速发展，这是不确定性制度安排的“制度收益”，中国的改革过程就大体符合这一判断。但是，从另外一面来看，制度本身的变迁反而困难了：因为情境决定论缓解了人们的需求与旧制度之间的矛盾，因此，制度需求反而不那么强烈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即中国的变通哲学有利于行为的创新，而不利于制度的创新；有利于渐进性创新，而不利于破坏性创新。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勉强追求制度创新只会适得其反。 由于关系相比于正式制度，其情境决定的程度更高，因此关系可以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方案。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除关系之外还有许多情境决定性较高的社会机制，包括非正式制度、组织文化等，由于中国文化的互系性思维，以上机制都可以成为正式制度的替代性方案。不仅如此，关系与非正式制度内部各维度之间由于情境决定性的程度差异，也会形成替代关系。
三、中国人的“素质”与中国文化的弊与利
变通的中国哲学方法论不仅在关系与制度的替代关系中被使用，而且被中国人应用于企业伦理、管理沟通等领域，具体表现在：中国文化环境下的企业伦理规范缺乏制度刚性，变通的空间很大；中国文化环境下的管理沟通同样也会人为增加其不确定性，以便为将来某种特定的即时情境下的“变通”提供条件。
长期在某种环境下生活的人们必须适应于该文化，如同西方文化下的个体必须适应西方的确定性文化一樣，在中国文化下生活的个体必须适应“不确定性”的文化。这种适应于某种特定文化的生存特质，可以称之为“素质”。中国文化环境下的领导者素质表现为：善于通融、善于疏通、善于变革。中国文化环境下的员工素质则表现为：善于揣摩、具有情境敏感性、善于调整。
从表面上看，中国文化不坚持原则、善于妥协，似乎周易哲学的“变通”带来的都是弊端。但是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周易变通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其一，由于中国文化特有的变通思维，使得中国人思维中不同的信仰、价值观、行为方式可以并行不悖、兼容并包，这在西方确定性哲学传统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二，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冲突化解方式对于当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有特殊的借鉴价值。其三，变通哲学是完成渐进式改革的最优途径。
参考文献：
[1] 李鹏飞，席酉民，张晓军，等.管理中的不确定性：一个整合性的多为概念体系[J].管理学报，2014，（1）：1-7.
[2] 吕力.中国本土管理中的不确定性、通变与过程哲学[J].经济研究导刊，2014，（7）：199-200.
[3] 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4] Whitehead A N.Process and Reality.An Essay in Cosmology.Gifford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During the
Session 1927-1928， Macmill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1929.
[责任编辑 陈 鹤]
关键词：不确定性；情境决定论；变通；通融；疏通；变革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5-0278-02
一、不确定性、情境决定论与变通
中国本土思想中的“不确定性”与西方思想中的“不确定性”最大的差异在于，中国思想中的“不确定性”是基于本体论层面的不确定[1]。本文作者首次提出，中国传统哲学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应基于“事件本体论”[2]。在中国辩证法中，从来就不是执于一端，而是要考虑事物之间的总体性关系，安乐哲称之为“互系性”[3]。这种互系性的思维被怀特海上升到本体论的层面[4]，怀特海认为，我们必须从可以直接感知的事件出发，把事件当做自然要素的终极单位，事件与一切过程都有关，尤其与其他一些事件有关，“现实世界是一个过程，此过程本身就是实际存在物”，“过程与关系优越于实体”。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本体”是一种“事件本体”或“过程本体”，而过程本身是不确定的。上述中国哲学有关不确定性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周易。“对不确定的追求而非克服”是中国传统思维在实践中得以体现的极致，它是过程哲学的典型体现：即事物永远处于变动不居的过程中，它绝没有一个终极的规律，想要克服某种不确定性，或者希望使用“满意”等原则消弭不确定的想法都是基于西方哲学的，而非中国本土思想[2]。
由于周易哲学立足于本体论上的不确定性，因此很自然地秉持一种情境决定论的观点，即事物的状态只可能在当下才可能完全被确定，人类不能预测事物未来的状态不是因为人类的理解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事物本身处于千变万化之中——变化是事物存在的常态。
基于情境决定论的观点，人类应该如何行事，只有处于当下的情境中才能完全决定，由此任何制度、规则、决策都应该为不确定性保留一定的空间，以便我们能够即时对它们进行处理以符合当下的情境，这种“即时的处理”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变通”，其中的“通”指的是 “通变之谓事”，“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的涵义，即推行下去、延续下去而不阻塞的意思。
周易认为，只有“通”才能促进万物化生和社会发展，“不通”则形成冲突和否结，阻碍化生和发展的过程。“通”包括“通融（TongRong）”与“变革”两种方式，其目的都是尽量不使陰阳处于矛盾胶着的状态。但必须指出，周易并不拒绝变革，当阴阳两种势力矛盾激化时，就会产生一方企图消灭另一方的斗争。周易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主动进行变革，如果变革得当，“其悔乃亡”，比如革卦。这时，变通的含义就是“变革”而非“通融”。然而，何时进行变革，仍然是情境决定的。还需要指出的是，“通”不是周易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周易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太和”。从这一点来看，“通”不是最高目标，而是达到最高目标的手段。
情境决定论和变通体现了典型的中国文化下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其优势是在管理实践中赋予人们最为充分的灵活性，其劣势是其不确定性思维指引下的情境决定论，使得事物发展有可能找不到明确的方向和路径，有时会陷入循环论，即周易所谓周期律。
二、关系与制度：基于不确定性、情境决定论与变通的考察
关系与制度相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由于现实世界不确定性的本质，人类完全依赖于制度将导致极大的僵化。从这一点出发，人类行为方式有时候要依靠人们之间的交往深度、交往频率、相互信任、情感依赖、工具性交换等来进行规定，上述交往、信任、情感、交换等就构成了关系的主体。简言之，关系与制度之间不是对立的，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出现“关系制度化”或“制度关系化”的现象。由于周易哲学特别强调不确定性，因此，中国文化尤其注重关系，相反，关系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要弱得多。
中西方在“关系与制度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的另外一点是，中国人在确定究竟使用关系还是使用制度来进行调节这一问题上，是情境决定的。情境决定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制度中存在确定性部分与不确定性部分。换言之，中国人设置的制度，“宽限度”、“灵活度”、“不确定性”很强，例如在中国很多制度中，经常包含如下条款：“原则上不同意……”，其中的“原则上”就是依据情境决定论思维而设立的。
在中国文化中，制度中的不确定性部分通常导致执行过程的“通融”。具体而言，通融是指在制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使用关系来代替刚性的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通融的目的是尽量使制度和关系之间的矛盾不要激化，导致否结不通的状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人思维方式中，并不是只强调关系，而是强调关系与制度的共存，具体倚重于关系或者制度，则是情境决定的。在实际运作中，如果只重关系、而完全将制度搁置一旁，也不是中国人所谓的“变通”。
由于采用情境决定论的实施手段，使得在中国文化语境下，人们的创新往往在旧的制度下已经开始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得到迅速发展，这是不确定性制度安排的“制度收益”，中国的改革过程就大体符合这一判断。但是，从另外一面来看，制度本身的变迁反而困难了：因为情境决定论缓解了人们的需求与旧制度之间的矛盾，因此，制度需求反而不那么强烈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即中国的变通哲学有利于行为的创新，而不利于制度的创新；有利于渐进性创新，而不利于破坏性创新。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勉强追求制度创新只会适得其反。 由于关系相比于正式制度，其情境决定的程度更高，因此关系可以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方案。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除关系之外还有许多情境决定性较高的社会机制，包括非正式制度、组织文化等，由于中国文化的互系性思维，以上机制都可以成为正式制度的替代性方案。不仅如此，关系与非正式制度内部各维度之间由于情境决定性的程度差异，也会形成替代关系。
三、中国人的“素质”与中国文化的弊与利
变通的中国哲学方法论不仅在关系与制度的替代关系中被使用，而且被中国人应用于企业伦理、管理沟通等领域，具体表现在：中国文化环境下的企业伦理规范缺乏制度刚性，变通的空间很大；中国文化环境下的管理沟通同样也会人为增加其不确定性，以便为将来某种特定的即时情境下的“变通”提供条件。
长期在某种环境下生活的人们必须适应于该文化，如同西方文化下的个体必须适应西方的确定性文化一樣，在中国文化下生活的个体必须适应“不确定性”的文化。这种适应于某种特定文化的生存特质，可以称之为“素质”。中国文化环境下的领导者素质表现为：善于通融、善于疏通、善于变革。中国文化环境下的员工素质则表现为：善于揣摩、具有情境敏感性、善于调整。
从表面上看，中国文化不坚持原则、善于妥协，似乎周易哲学的“变通”带来的都是弊端。但是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周易变通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其一，由于中国文化特有的变通思维，使得中国人思维中不同的信仰、价值观、行为方式可以并行不悖、兼容并包，这在西方确定性哲学传统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二，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冲突化解方式对于当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有特殊的借鉴价值。其三，变通哲学是完成渐进式改革的最优途径。
参考文献：
[1] 李鹏飞，席酉民，张晓军，等.管理中的不确定性：一个整合性的多为概念体系[J].管理学报，2014，（1）：1-7.
[2] 吕力.中国本土管理中的不确定性、通变与过程哲学[J].经济研究导刊，2014，（7）：199-200.
[3] 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4] Whitehead A N.Process and Reality.An Essay in Cosmology.Gifford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During the
Session 1927-1928， Macmill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1929.
[责任编辑 陈 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