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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智:对山寨横行 不可一笑了之
译林出版社外国文学分社社长田智在《出版人》撰文:近日,磨铁和读客两家民营公司关于“图书封面谁山寨了谁”的争论在微博上闹得沸沸扬扬,再次引发业界对山寨出版的关注。
我认为,山寨出版的实质是侵权和盗版,仿冒——无论是书名还是封面,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里外透出的都是不讲道理的强盗气,毫无道德操守可言。尤其在出版这个以传播文化、传承文明为己任的行业,如此光明正大地用偷来的创意公开叫卖,实在有辱斯文。
当下中国出版业有一股不良风气一不以山寨为耻,反以打擦边球为荣,这本已很可怕。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受害出版社反而不能理直气壮对山寨者说不,有时候甚至是胆战心惊地打官司,生怕被倒打一耙反诉诬陷,这当然就更可怕。而最为可怕的,还是出版人、读者对山寨出版的麻木,容忍度已经高到付之一笑。在一个知识经济时代,正如软件得不到保护就没人开发软件一样,图书创意得不到保护也就没有人再致力原创。当抄袭和跟风成为捷径,当山寨病毒越来越流行,出版业要想重整山河,恐怕会难如抽丝。
李明德:《著作权法》修改应通盘考虑各方利益,过于倾斜权利人也不合适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教授李明德在《人民日报》接受采访:李明德认为,《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一稿中的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条利用“法定许可”,照顾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利益。这当然不对。但第二稿把“法定许可”条款删除,使著作权法中没有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也是不对的。制定著作权法必须通盘考虑创作者、传播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现在修改后,照顾了创作者和传播者的利益,但谁来替社会公众的利益考虑和发声?
李明德说,没有法定许可,词曲作者很可能失去多家授权的权利,在面对实力强大的出版方、传播方时,将被迫签下独家授权协议,不利于作品的传播。对听众而言,也将失去欣赏多样性作品的可能。他举例说,从理论上讲,没有了法定许可,听众很可能只能听到李娜一个人演唱的《青藏高原》,其他演唱者如韩红、谭晶如果没有得到最初发行这首歌的唱片公司的授权,就别想演唱这首歌。
白冰:中国童书数字出版可能发展的途径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在“数字出版与儿童出版”论坛暨第27届全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年会上做主旨演讲:童书的数字出版正在转型期,数字出版正在变为童书出版的一种形态。但是童书即使变为数字出版,也是最后一个要变的种类。未来实际上数字出版肯定会成为纸介图书的有益补充,怎么并行并存?我想了一些途径。
一是共建平台,资源整合。希望以平台来贯通各个环节,实现优势资源的整合和盈利模式的突破。目前处于成人阅读为主的盛大旗下的起点中文网、中国移动手机平台等,已经形成比较大的规模和比较好的收益,大部分还在分别圈地、各自为阵。虽然各有所长,但是大部分都存在选题缺乏专业性、内容资源不足、用户分散等问题。同类型平台重复建设,造成社会资源浪费非常严重。
二是以精品促品牌,以收益赢授权。目前数字出版处在跑马圈地的选地资源和竞争的时期。移动阅读基地更是通过足够的图书品种数量来争取电子书包。内容才是读者真正需要的,电子书最核心的不是电子,而是内容。我认为数字出版不是一种图书形式,而是一种出版形态,其核心在内容,价值在于纸介图书所不具备的增值服务。
三是通过集中培训,培养复合型出版策划人才。现在复合型人才的缺乏是最大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出版社通过人员和人才的引进进行双向培养,一方面可以邀请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人到社里来,组建数字出版部门。另外我们的编辑能够送到互联网企业去学习、培训,学习回来之后,在数字出版部门中工作。形成数字出版平台良性的互动。
马莹:数字教育的瓶颈与困惑
马莹在《出版广角》中撰文:数字教育前景看好,当各类数字教育产品全面开花的时候,压力和困惑也随之而来。
技术、资金、人才保证是前提。尽管数字出版被认为是出版业发展的趋势,但其盈利方式的不确定性使其仍被视为烧钱的行为,数字教育领域也如此。搭建平台、研发产品、营销推广都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资金,上市公司可以募集资金投资,但也有着回报的压力,后期的维护与更新工作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中小出版机构运作起来则有着困难。此外,面对这个等待成熟的市场,人才的欠缺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内容资源系统整合。不少出版集团都在建设数字资源数据库,需要注意的是,简单地将纸质内容转存的泛资源库只是重复劳动,真正要建设的是条目化,碎片化的内容数据资源库,以实现从纸质内容商向数字内容和信息服务的综合商的转型。内容资源的整合需要一个缜密的、规范的、系统的整理和组合过程,必须进行系统排序、重组,深度挖掘,这也是一个“分力”到“合力”的过程。
业务部门交叉统筹合作。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出版机构存在统筹管理问题,有的出现十几个部门同时研发数字化产品的情况。在分工方面,也存在出版集团的数字公司和出版社的数字出版部业务交叉的现象,数字公司被任命整合集团数字教育资源,但在数字内容授权等方面并不能完全得到出版社配合。
译林出版社外国文学分社社长田智在《出版人》撰文:近日,磨铁和读客两家民营公司关于“图书封面谁山寨了谁”的争论在微博上闹得沸沸扬扬,再次引发业界对山寨出版的关注。
我认为,山寨出版的实质是侵权和盗版,仿冒——无论是书名还是封面,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里外透出的都是不讲道理的强盗气,毫无道德操守可言。尤其在出版这个以传播文化、传承文明为己任的行业,如此光明正大地用偷来的创意公开叫卖,实在有辱斯文。
当下中国出版业有一股不良风气一不以山寨为耻,反以打擦边球为荣,这本已很可怕。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受害出版社反而不能理直气壮对山寨者说不,有时候甚至是胆战心惊地打官司,生怕被倒打一耙反诉诬陷,这当然就更可怕。而最为可怕的,还是出版人、读者对山寨出版的麻木,容忍度已经高到付之一笑。在一个知识经济时代,正如软件得不到保护就没人开发软件一样,图书创意得不到保护也就没有人再致力原创。当抄袭和跟风成为捷径,当山寨病毒越来越流行,出版业要想重整山河,恐怕会难如抽丝。
李明德:《著作权法》修改应通盘考虑各方利益,过于倾斜权利人也不合适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教授李明德在《人民日报》接受采访:李明德认为,《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一稿中的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条利用“法定许可”,照顾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利益。这当然不对。但第二稿把“法定许可”条款删除,使著作权法中没有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也是不对的。制定著作权法必须通盘考虑创作者、传播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现在修改后,照顾了创作者和传播者的利益,但谁来替社会公众的利益考虑和发声?
李明德说,没有法定许可,词曲作者很可能失去多家授权的权利,在面对实力强大的出版方、传播方时,将被迫签下独家授权协议,不利于作品的传播。对听众而言,也将失去欣赏多样性作品的可能。他举例说,从理论上讲,没有了法定许可,听众很可能只能听到李娜一个人演唱的《青藏高原》,其他演唱者如韩红、谭晶如果没有得到最初发行这首歌的唱片公司的授权,就别想演唱这首歌。
白冰:中国童书数字出版可能发展的途径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在“数字出版与儿童出版”论坛暨第27届全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年会上做主旨演讲:童书的数字出版正在转型期,数字出版正在变为童书出版的一种形态。但是童书即使变为数字出版,也是最后一个要变的种类。未来实际上数字出版肯定会成为纸介图书的有益补充,怎么并行并存?我想了一些途径。
一是共建平台,资源整合。希望以平台来贯通各个环节,实现优势资源的整合和盈利模式的突破。目前处于成人阅读为主的盛大旗下的起点中文网、中国移动手机平台等,已经形成比较大的规模和比较好的收益,大部分还在分别圈地、各自为阵。虽然各有所长,但是大部分都存在选题缺乏专业性、内容资源不足、用户分散等问题。同类型平台重复建设,造成社会资源浪费非常严重。
二是以精品促品牌,以收益赢授权。目前数字出版处在跑马圈地的选地资源和竞争的时期。移动阅读基地更是通过足够的图书品种数量来争取电子书包。内容才是读者真正需要的,电子书最核心的不是电子,而是内容。我认为数字出版不是一种图书形式,而是一种出版形态,其核心在内容,价值在于纸介图书所不具备的增值服务。
三是通过集中培训,培养复合型出版策划人才。现在复合型人才的缺乏是最大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出版社通过人员和人才的引进进行双向培养,一方面可以邀请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人到社里来,组建数字出版部门。另外我们的编辑能够送到互联网企业去学习、培训,学习回来之后,在数字出版部门中工作。形成数字出版平台良性的互动。
马莹:数字教育的瓶颈与困惑
马莹在《出版广角》中撰文:数字教育前景看好,当各类数字教育产品全面开花的时候,压力和困惑也随之而来。
技术、资金、人才保证是前提。尽管数字出版被认为是出版业发展的趋势,但其盈利方式的不确定性使其仍被视为烧钱的行为,数字教育领域也如此。搭建平台、研发产品、营销推广都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资金,上市公司可以募集资金投资,但也有着回报的压力,后期的维护与更新工作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中小出版机构运作起来则有着困难。此外,面对这个等待成熟的市场,人才的欠缺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内容资源系统整合。不少出版集团都在建设数字资源数据库,需要注意的是,简单地将纸质内容转存的泛资源库只是重复劳动,真正要建设的是条目化,碎片化的内容数据资源库,以实现从纸质内容商向数字内容和信息服务的综合商的转型。内容资源的整合需要一个缜密的、规范的、系统的整理和组合过程,必须进行系统排序、重组,深度挖掘,这也是一个“分力”到“合力”的过程。
业务部门交叉统筹合作。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出版机构存在统筹管理问题,有的出现十几个部门同时研发数字化产品的情况。在分工方面,也存在出版集团的数字公司和出版社的数字出版部业务交叉的现象,数字公司被任命整合集团数字教育资源,但在数字内容授权等方面并不能完全得到出版社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