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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智：对山寨横行 不可一笑了之
译林出版社外国文学分社社长田智在《出版人》撰文：近日，磨铁和读客两家民营公司关于“图书封面谁山寨了谁”的争论在微博上闹得沸沸扬扬，再次引发业界对山寨出版的关注。
我认为，山寨出版的实质是侵权和盗版，仿冒——无论是书名还是封面，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里外透出的都是不讲道理的强盗气，毫无道德操守可言。尤其在出版这个以传播文化、传承文明为己任的行业，如此光明正大地用偷来的创意公开叫卖，实在有辱斯文。
当下中国出版业有一股不良风气一不以山寨为耻，反以打擦边球为荣，这本已很可怕。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受害出版社反而不能理直气壮对山寨者说不，有时候甚至是胆战心惊地打官司，生怕被倒打一耙反诉诬陷，这当然就更可怕。而最为可怕的，还是出版人、读者对山寨出版的麻木，容忍度已经高到付之一笑。在一个知识经济时代，正如软件得不到保护就没人开发软件一样，图书创意得不到保护也就没有人再致力原创。当抄袭和跟风成为捷径，当山寨病毒越来越流行，出版业要想重整山河，恐怕会难如抽丝。
李明德：《著作权法》修改应通盘考虑各方利益，过于倾斜权利人也不合适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教授李明德在《人民日报》接受采访：李明德认为，《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一稿中的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条利用“法定许可”，照顾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利益。这当然不对。但第二稿把“法定许可”条款删除，使著作权法中没有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也是不对的。制定著作权法必须通盘考虑创作者、传播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现在修改后，照顾了创作者和传播者的利益，但谁来替社会公众的利益考虑和发声?
李明德说，没有法定许可，词曲作者很可能失去多家授权的权利，在面对实力强大的出版方、传播方时，将被迫签下独家授权协议，不利于作品的传播。对听众而言，也将失去欣赏多样性作品的可能。他举例说，从理论上讲，没有了法定许可，听众很可能只能听到李娜一个人演唱的《青藏高原》，其他演唱者如韩红、谭晶如果没有得到最初发行这首歌的唱片公司的授权，就别想演唱这首歌。
白冰：中国童书数字出版可能发展的途径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在“数字出版与儿童出版”论坛暨第27届全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年会上做主旨演讲：童书的数字出版正在转型期，数字出版正在变为童书出版的一种形态。但是童书即使变为数字出版，也是最后一个要变的种类。未来实际上数字出版肯定会成为纸介图书的有益补充，怎么并行并存?我想了一些途径。
一是共建平台，资源整合。希望以平台来贯通各个环节，实现优势资源的整合和盈利模式的突破。目前处于成人阅读为主的盛大旗下的起点中文网、中国移动手机平台等，已经形成比较大的规模和比较好的收益，大部分还在分别圈地、各自为阵。虽然各有所长，但是大部分都存在选题缺乏专业性、内容资源不足、用户分散等问题。同类型平台重复建设，造成社会资源浪费非常严重。
二是以精品促品牌，以收益赢授权。目前数字出版处在跑马圈地的选地资源和竞争的时期。移动阅读基地更是通过足够的图书品种数量来争取电子书包。内容才是读者真正需要的，电子书最核心的不是电子，而是内容。我认为数字出版不是一种图书形式，而是一种出版形态，其核心在内容，价值在于纸介图书所不具备的增值服务。
三是通过集中培训，培养复合型出版策划人才。现在复合型人才的缺乏是最大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出版社通过人员和人才的引进进行双向培养，一方面可以邀请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人到社里来，组建数字出版部门。另外我们的编辑能够送到互联网企业去学习、培训，学习回来之后，在数字出版部门中工作。形成数字出版平台良性的互动。
马莹：数字教育的瓶颈与困惑
马莹在《出版广角》中撰文：数字教育前景看好，当各类数字教育产品全面开花的时候，压力和困惑也随之而来。
技术、资金、人才保证是前提。尽管数字出版被认为是出版业发展的趋势，但其盈利方式的不确定性使其仍被视为烧钱的行为，数字教育领域也如此。搭建平台、研发产品、营销推广都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资金，上市公司可以募集资金投资，但也有着回报的压力，后期的维护与更新工作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中小出版机构运作起来则有着困难。此外，面对这个等待成熟的市场，人才的欠缺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内容资源系统整合。不少出版集团都在建设数字资源数据库，需要注意的是，简单地将纸质内容转存的泛资源库只是重复劳动，真正要建设的是条目化，碎片化的内容数据资源库，以实现从纸质内容商向数字内容和信息服务的综合商的转型。内容资源的整合需要一个缜密的、规范的、系统的整理和组合过程，必须进行系统排序、重组，深度挖掘，这也是一个“分力”到“合力”的过程。
业务部门交叉统筹合作。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出版机构存在统筹管理问题，有的出现十几个部门同时研发数字化产品的情况。在分工方面，也存在出版集团的数字公司和出版社的数字出版部业务交叉的现象，数字公司被任命整合集团数字教育资源，但在数字内容授权等方面并不能完全得到出版社配合。
译林出版社外国文学分社社长田智在《出版人》撰文：近日，磨铁和读客两家民营公司关于“图书封面谁山寨了谁”的争论在微博上闹得沸沸扬扬，再次引发业界对山寨出版的关注。
我认为，山寨出版的实质是侵权和盗版，仿冒——无论是书名还是封面，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里外透出的都是不讲道理的强盗气，毫无道德操守可言。尤其在出版这个以传播文化、传承文明为己任的行业，如此光明正大地用偷来的创意公开叫卖，实在有辱斯文。
当下中国出版业有一股不良风气一不以山寨为耻，反以打擦边球为荣，这本已很可怕。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受害出版社反而不能理直气壮对山寨者说不，有时候甚至是胆战心惊地打官司，生怕被倒打一耙反诉诬陷，这当然就更可怕。而最为可怕的，还是出版人、读者对山寨出版的麻木，容忍度已经高到付之一笑。在一个知识经济时代，正如软件得不到保护就没人开发软件一样，图书创意得不到保护也就没有人再致力原创。当抄袭和跟风成为捷径，当山寨病毒越来越流行，出版业要想重整山河，恐怕会难如抽丝。
李明德：《著作权法》修改应通盘考虑各方利益，过于倾斜权利人也不合适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教授李明德在《人民日报》接受采访：李明德认为，《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一稿中的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条利用“法定许可”，照顾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利益。这当然不对。但第二稿把“法定许可”条款删除，使著作权法中没有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也是不对的。制定著作权法必须通盘考虑创作者、传播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现在修改后，照顾了创作者和传播者的利益，但谁来替社会公众的利益考虑和发声?
李明德说，没有法定许可，词曲作者很可能失去多家授权的权利，在面对实力强大的出版方、传播方时，将被迫签下独家授权协议，不利于作品的传播。对听众而言，也将失去欣赏多样性作品的可能。他举例说，从理论上讲，没有了法定许可，听众很可能只能听到李娜一个人演唱的《青藏高原》，其他演唱者如韩红、谭晶如果没有得到最初发行这首歌的唱片公司的授权，就别想演唱这首歌。
白冰：中国童书数字出版可能发展的途径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在“数字出版与儿童出版”论坛暨第27届全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年会上做主旨演讲：童书的数字出版正在转型期，数字出版正在变为童书出版的一种形态。但是童书即使变为数字出版，也是最后一个要变的种类。未来实际上数字出版肯定会成为纸介图书的有益补充，怎么并行并存?我想了一些途径。
一是共建平台，资源整合。希望以平台来贯通各个环节，实现优势资源的整合和盈利模式的突破。目前处于成人阅读为主的盛大旗下的起点中文网、中国移动手机平台等，已经形成比较大的规模和比较好的收益，大部分还在分别圈地、各自为阵。虽然各有所长，但是大部分都存在选题缺乏专业性、内容资源不足、用户分散等问题。同类型平台重复建设，造成社会资源浪费非常严重。
二是以精品促品牌，以收益赢授权。目前数字出版处在跑马圈地的选地资源和竞争的时期。移动阅读基地更是通过足够的图书品种数量来争取电子书包。内容才是读者真正需要的，电子书最核心的不是电子，而是内容。我认为数字出版不是一种图书形式，而是一种出版形态，其核心在内容，价值在于纸介图书所不具备的增值服务。
三是通过集中培训，培养复合型出版策划人才。现在复合型人才的缺乏是最大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出版社通过人员和人才的引进进行双向培养，一方面可以邀请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人到社里来，组建数字出版部门。另外我们的编辑能够送到互联网企业去学习、培训，学习回来之后，在数字出版部门中工作。形成数字出版平台良性的互动。
马莹：数字教育的瓶颈与困惑
马莹在《出版广角》中撰文：数字教育前景看好，当各类数字教育产品全面开花的时候，压力和困惑也随之而来。
技术、资金、人才保证是前提。尽管数字出版被认为是出版业发展的趋势，但其盈利方式的不确定性使其仍被视为烧钱的行为，数字教育领域也如此。搭建平台、研发产品、营销推广都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资金，上市公司可以募集资金投资，但也有着回报的压力，后期的维护与更新工作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中小出版机构运作起来则有着困难。此外，面对这个等待成熟的市场，人才的欠缺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内容资源系统整合。不少出版集团都在建设数字资源数据库，需要注意的是，简单地将纸质内容转存的泛资源库只是重复劳动，真正要建设的是条目化，碎片化的内容数据资源库，以实现从纸质内容商向数字内容和信息服务的综合商的转型。内容资源的整合需要一个缜密的、规范的、系统的整理和组合过程，必须进行系统排序、重组，深度挖掘，这也是一个“分力”到“合力”的过程。
业务部门交叉统筹合作。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出版机构存在统筹管理问题，有的出现十几个部门同时研发数字化产品的情况。在分工方面，也存在出版集团的数字公司和出版社的数字出版部业务交叉的现象，数字公司被任命整合集团数字教育资源，但在数字内容授权等方面并不能完全得到出版社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