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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9日上午，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于2000年设立，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每年获奖者不超过两名，奖金金额为500万元人民币。截至2014年，共有25位杰出科学工作者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奖。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获得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于敏颁发奖励证书，并同他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89岁高龄的于敏，是坐在轮椅上接受习近平主席授予的获奖证书的。于敏是谁？他就是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中国氢弹之父”、“国产土专家一号”……于敏身上的头衔虽然很多，但在他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之前，他的名字并不广为人知。甚至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的名字和身份都成为秘密。
这样一个神秘的科学老人，他的人生就是一部被慢慢解密的传奇。
“国产土专家”的绝密使命
1926年8月16日，于敏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在天津木斋中学，后转学到天津耀华中学。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门门功课第一的成绩闻名全校。
1944年，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差，是一个同学的父亲资助他上大学，条件是毕业后回到资助者的公司就职。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问题的根源，这使得于敏对工科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凭着对物理的一腔热爱，于敏辞谢资助，转至理学院物理系，靠吃窝头了就咸菜完成学业。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后张病了，指导他学业的便是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钱敏被彭桓武、钱三强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所是1950年成立的，当时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国科学界一片空白，他们高瞻远瞩，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1955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他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于敏不仅在工作上全力付出，在生活中，他也是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他有个堂弟叫于确，是他堂叔的孩子，至今仍对他的好念念不忘。于确终生难以忘怀的是，在于敏离开家的日子里，年年不能见到于敏的面，但是月月都会收到于敏寄来的钱。家庭困难的于确是用于敏寄来的钱，交纳学杂费，步入了学校的大门。一次，已经过了十四五号了，汇款单还没寄来，于确的父亲有点儿着急了。整整过了一周时间，汇款单才邮到。后来家里人才知道，那次于敏的工资被人偷了，只得东拼西借，把钱凑足才给家里邮寄过来。
1957年，于敏经姐姐介绍认识了一个名叫孙玉芹的姑娘。当时孙玉芹在天津一家保育院里任保教干事。孙玉芹朴素端庄，文静秀丽。于敏对孙玉芹可谓一见钟情。为了避免俩人婚后因经济问题产生矛盾，于敏坦诚地向孙玉芹介绍了家里的情况，提出自己每月工资要拿出一部分贴补家用。孙玉芹知书达理，温柔贤惠，对于敏提出的要求表示理解、支持。有时于敏出差不在家，都是孙玉芹把钱给家里寄来。
于敏每月给家里寄钱，绝不是他钱多，而是他情重。他深深地懂得做人“以孝为先”的道理。为此，上研究生时他给人当起了助教。在《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于敏》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读来令人感动：“原是国民党军官的叔父解放后被遣散回家，于敏只好兼做助教，挣钱垫补家用。胡先生（物理学家、于敏研究生指导教师胡宁）知道了于敏的情况后，与彭桓武和钱三强先生商量，认为于敏人才难得，不应让他兼任助教，应该让他集中精力做研究，于是他们就决定把于敏调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因为这样可以两全其美，于敏既可专心致志进行科研，又可有工资养家糊口。”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1年1月12日，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他谈话，秘密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了近30年隐姓埋名的生活。
隐姓埋名的“氢弹之父”
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时，有关部门就部署氢弹的理论探索要先行一步。改行参加氢弹原理研究，客观地说，这次学术转向对他的个人损失很大：向来喜欢基础研究的于敏，当时已很有成绩。相比之下，核武器研究任务重，集体性强，一旦投入意味着放弃一片光明的学术前途，开始另外一种隐姓埋名的人生。
涉足深奥的核理论研究之初，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和于敏等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高峰。彭桓武院士曾评价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则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于敏如饥似渴地掌握和了解国外的相关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探索理论。从原子弹到氢弹，各国突破原理试验用时多年，主要原因是计算繁复，我国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95%的时间分配给原子弹计算。于敏领导的工作组只是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几年间，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了出来，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都有了深刻认识。
89岁高龄的于敏，是坐在轮椅上接受习近平主席授予的获奖证书的。于敏是谁？他就是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中国氢弹之父”、“国产土专家一号”……于敏身上的头衔虽然很多，但在他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之前，他的名字并不广为人知。甚至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的名字和身份都成为秘密。
这样一个神秘的科学老人，他的人生就是一部被慢慢解密的传奇。
“国产土专家”的绝密使命
1926年8月16日，于敏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在天津木斋中学，后转学到天津耀华中学。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门门功课第一的成绩闻名全校。
1944年，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差，是一个同学的父亲资助他上大学，条件是毕业后回到资助者的公司就职。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问题的根源，这使得于敏对工科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凭着对物理的一腔热爱，于敏辞谢资助，转至理学院物理系，靠吃窝头了就咸菜完成学业。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后张病了，指导他学业的便是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钱敏被彭桓武、钱三强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所是1950年成立的，当时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国科学界一片空白，他们高瞻远瞩，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1955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他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于敏不仅在工作上全力付出，在生活中，他也是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他有个堂弟叫于确，是他堂叔的孩子，至今仍对他的好念念不忘。于确终生难以忘怀的是，在于敏离开家的日子里，年年不能见到于敏的面，但是月月都会收到于敏寄来的钱。家庭困难的于确是用于敏寄来的钱，交纳学杂费，步入了学校的大门。一次，已经过了十四五号了，汇款单还没寄来，于确的父亲有点儿着急了。整整过了一周时间，汇款单才邮到。后来家里人才知道，那次于敏的工资被人偷了，只得东拼西借，把钱凑足才给家里邮寄过来。
1957年，于敏经姐姐介绍认识了一个名叫孙玉芹的姑娘。当时孙玉芹在天津一家保育院里任保教干事。孙玉芹朴素端庄，文静秀丽。于敏对孙玉芹可谓一见钟情。为了避免俩人婚后因经济问题产生矛盾，于敏坦诚地向孙玉芹介绍了家里的情况，提出自己每月工资要拿出一部分贴补家用。孙玉芹知书达理，温柔贤惠，对于敏提出的要求表示理解、支持。有时于敏出差不在家，都是孙玉芹把钱给家里寄来。
于敏每月给家里寄钱，绝不是他钱多，而是他情重。他深深地懂得做人“以孝为先”的道理。为此，上研究生时他给人当起了助教。在《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于敏》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读来令人感动：“原是国民党军官的叔父解放后被遣散回家，于敏只好兼做助教，挣钱垫补家用。胡先生（物理学家、于敏研究生指导教师胡宁）知道了于敏的情况后，与彭桓武和钱三强先生商量，认为于敏人才难得，不应让他兼任助教，应该让他集中精力做研究，于是他们就决定把于敏调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因为这样可以两全其美，于敏既可专心致志进行科研，又可有工资养家糊口。”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1年1月12日，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他谈话，秘密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了近30年隐姓埋名的生活。
隐姓埋名的“氢弹之父”
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时，有关部门就部署氢弹的理论探索要先行一步。改行参加氢弹原理研究，客观地说，这次学术转向对他的个人损失很大：向来喜欢基础研究的于敏，当时已很有成绩。相比之下，核武器研究任务重，集体性强，一旦投入意味着放弃一片光明的学术前途，开始另外一种隐姓埋名的人生。
涉足深奥的核理论研究之初，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和于敏等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高峰。彭桓武院士曾评价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则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于敏如饥似渴地掌握和了解国外的相关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探索理论。从原子弹到氢弹，各国突破原理试验用时多年，主要原因是计算繁复，我国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95%的时间分配给原子弹计算。于敏领导的工作组只是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几年间，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了出来，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都有了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