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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政府在二元经济结构调整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本文根据制度变迁方面的理论，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在此过程中的角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调整初期政府需要积极担当制度变迁的主导者，而在调整的中后期要逐渐成为制度变迁的辅助者。
关键词：制度变迁；二元经济结构；地方政府
一、引言
1.制度变迁理论介绍
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成本与收益的变动会使制度产生了不均衡，并诱致了制度安排的变迁。林毅夫对其进行了完善与补充，提出制度变迁包括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所固有的问题，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者之间是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两者共同构成了制度创新体制的供给，保证了制度创新的来源。杨瑞龙提出了中间扩散模型理论。黄少安提出了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同一轨迹上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先增后减假说，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进市场化进程假说以及制度变迁主体角色定位与角色转换假说）。
2.我国目前的二元经济结构现状
根据刘易斯在二元经济理论中提到的内容，二元经济结构指的是传统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通常我们可以用二元对比系数来衡量二元经济结构的差异程度。二元对比系数，即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对比系数在0与1之间变动，如果为0，表示城乡之间二元经济结构完全不均衡，农村经济与城市工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果二元对比系数为1，表示农村生产率与城市部门的生产率相等，二者之间不存在差异。从中国2011年的统计年鉴中我们可以计算出2010年中国的二元对比系数是0.194。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通常为0.31-0.45，，而发达国家的这个系数一般是0.52-0.86。从这个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目前二元經济结构的失衡。
3.目前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与中国制度安排的关系简述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二元经济问题。我国目前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在于我国的某些制度的安排不合理，比如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城市与乡村隔离，户口已经不仅是一个身份标明，而是成为了一种权利的载体，户籍制度承载着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医疗服务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或者说是一种人为的经济成果分配的干预工具。对于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解决，我们首先要明白内因与外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内因是决定事物发展的核心因素，外因则构成了推动事物发展的辅助因素。而制度恰恰就是这个核心因素。
二、二元经济结构调整中政府所遭遇的制度变迁困境
1.诺思悖论
我们在此所说的政府需要进行解释，这里的政府区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国家权力中心，另一个指的是地方政府。所谓诺思悖论就是国家权力在垄断租金最大化的驱使下，导致国家陷入低效率的可能性。诺思提到：在最大化统治者及其集团垄断租金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就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从而当权力中心面临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时，会容忍低效率产权结构的长期存在。因此政府特别是权力中心并不是万能的，诺思悖论的存在限制了权力中心在制度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户籍制度是我国形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阻碍我国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但是户籍制度的建立在界定产权结构以及维护农产品和工业品剪刀差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它确实有效减少了政府的管理成本，避免了人口的流动成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管理压力，但是它也渐渐暴露了自己的弊端，人为的干预破坏了市场的分配，出现了一些低效率的特征。比如不利于行业的升级改造以及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等等。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妨碍国家通过户籍制度来获取自己的垄断租金。那么如果进行制度变迁的收益不是大于进行制度变迁的成本，政府就有可能保持这样的低效率的制度，保持一种路径依赖。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国家权力中心而言，制度变迁的收益是难以统计的，权力中心更多考虑的是社会的稳定，对于社会稳定的偏好较大，这样的特点容易放大进行制度变迁的成本，从而阻挡国家进行制度变迁的步伐。
2.制度变迁中产生的新制度具有时效性
黄少安提到，“同一轨迹上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先增后减的说法有助于我们对制度变迁时效性这个概念的理解。所谓同一轨迹上的制度变迁是指一个重大的制度变革发生后在这个大的变革后在这个大的变革框架内具有完善，修补意义的持续的变迁过程。”而且“在制度变迁之后，进行制度转化的成本成为沉淀成本，而制度运行成本成为主要的成本，制度变迁之后的新制度的运行成本相比旧制度较低，而且政府还可以收取多余的制度租金（新制度多于旧制度的收入），收益大于成本。可以说在前期制度变迁具有很大的边际效益，假设这些收益不存在的话，政府是很难去推动制度变迁的。然而随着时间的变化，由于新的问题出现以及对更新的新制度需求的增加，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开始递减。制度本身的成熟程度影响着制度边际效益递减的速度，成熟感制度的边际效益下降速度慢，不成熟的下降快。”这一点也可以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中得到验证。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推广农村联产承包制，这项制度改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下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成效，总所周知，农村集体公社缺乏奖励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针对如此，解放了农村有效的劳动力，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大力发展。据测算，制度改革对农村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6.89%，但是随着制度推行完毕，农业增长在1984年达到高峰之后，转向了徘徊与停滞。
正是由于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先增再减的特点，给国家进行制度变迁带来了一定困难。在进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任何制度改造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一项好的制度不可能永远都是好的制度，因此在进行制度变迁过程中，我们应有的态度是进行渐进性改革，一步一步推动制度的创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导致了俄罗斯经济的衰落。 三、政府在二元经济结构调整中所扮演的角色
1.政府在调整初期需要扮演的角色——中间扩散模型缓解诺思困境
杨瑞龙在中间扩散模型中提到的政府特指地方政府。诺思悖论限制了国家权力中心在制度变迁中发挥作用，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则由于难以排除“搭便车”问题和进入障碍等原因也妨碍其在制度变迁初期发挥作用，只能在地方政府的逐步退出和排他性产权的确立（即制度创新者再推行新制度的组织成本和谈判成本下降）之后，逐渐成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的初期的作用就十分重要。“事实上，随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的推行地方政府具有了独立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模式，从而在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中扮演着主动谋取潜在制度净收益的“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在分权改革之后，政府地方预算规模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互联系的财政收入规模，另一个则是中央和地方分享财政收入的比例。后者是固定的，五年不变，而且目前评价一个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恰恰这些问题又依赖于企业的扩张和效率的提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利益关系方面具有强烈的改革动机，同时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力保障了政府在破除进入障碍降低谈判费用方面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综上所述，地方政府出于自己的考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诺思困境。当然地方政府自身也要受到权力中心的限制，政府在经历前期努力之后，获得制度变迁带来的租金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这种制度变迁的方式可以再受到权力中心的认可。
2.政府在調整中后期需要扮演的角色——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政府应该是在制度变迁的调整初期以及需要解决“搭便车”等问题的时候发挥作用，制度变迁其本质最后还是要回归企业等真正的“第一行动利益集团”。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着，黄少安提到“影响角色定位和角色转换的根本的因素是利益关系，即制度变革与否、如何、变革对不同主题的损益值或损益程度。利益关系决定了不同主体‘需要做什么，想要做什么’”。可以说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利益关系的变化决定了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定位。那么政府的定位是什么呢？可以说，政府是诱导性需求制度的创新者的引导者，光有政府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难以满足社会对制度创新的需求的，并且政府由于其自身利益（社会稳定，升职，垄断租金的获取）的考虑，是不可能与企业等利益主体的目标始终完全一样的。但是在某些阶段政府与个人的目标会相吻合，能够配合个人完成制度初始变迁的构造。因此政府的作用在于建立了完整的产权制度之后为其进行保驾护航，建立排他性产权，降低第一利益集团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谈判与组织成本。当制度出现不均衡时，由制度创新主体自发地进行变动，推动自身的发展。毕竟政府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变化时，远远不如直接应对者第一利益集团那么灵活。“随着政府的逐步退出和排他性产权的确立，制度变迁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参与创新的个人或团体在制度非均衡条件下捕捉外部利润的预期收益和成本。”
四、结论目前中国的城乡二元
经济结构的形成有其制度的因素，也有经济的因素。如果想破除二元结构，我们不能撇开制度空谈发展，提到制度，我们又不得不提政府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首先我们承认政府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二元经济结构调整是无法离开政府而独自进行的，正如林毅夫所说的那样。由于政府提供的是经济剩余赖以建立的秩序构架，而如果没有由政府提供的这种秩序稳定性，理性行为也不可能发生，所以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但是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的进一步加深，政府需要将制度变迁的主角角色给予经济生活中的第一利益集团，让制度变迁变得更加有效率。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原理：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中国社会科学.2000（4）.
[4]杨瑞龙：我国制定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1）.
[5]朱志萍：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变迁与城乡一体化.战略与对策.2008（6）.
[6]史晋川 沈国兵：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变迁方式划分标准.经济学家.2002（1）.
[7]李 颖：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演进及其调整.农村经济.2011（9）.
关键词：制度变迁；二元经济结构；地方政府
一、引言
1.制度变迁理论介绍
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成本与收益的变动会使制度产生了不均衡，并诱致了制度安排的变迁。林毅夫对其进行了完善与补充，提出制度变迁包括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所固有的问题，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者之间是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两者共同构成了制度创新体制的供给，保证了制度创新的来源。杨瑞龙提出了中间扩散模型理论。黄少安提出了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同一轨迹上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先增后减假说，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进市场化进程假说以及制度变迁主体角色定位与角色转换假说）。
2.我国目前的二元经济结构现状
根据刘易斯在二元经济理论中提到的内容，二元经济结构指的是传统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通常我们可以用二元对比系数来衡量二元经济结构的差异程度。二元对比系数，即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对比系数在0与1之间变动，如果为0，表示城乡之间二元经济结构完全不均衡，农村经济与城市工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果二元对比系数为1，表示农村生产率与城市部门的生产率相等，二者之间不存在差异。从中国2011年的统计年鉴中我们可以计算出2010年中国的二元对比系数是0.194。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通常为0.31-0.45，，而发达国家的这个系数一般是0.52-0.86。从这个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目前二元經济结构的失衡。
3.目前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与中国制度安排的关系简述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二元经济问题。我国目前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在于我国的某些制度的安排不合理，比如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城市与乡村隔离，户口已经不仅是一个身份标明，而是成为了一种权利的载体，户籍制度承载着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医疗服务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或者说是一种人为的经济成果分配的干预工具。对于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解决，我们首先要明白内因与外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内因是决定事物发展的核心因素，外因则构成了推动事物发展的辅助因素。而制度恰恰就是这个核心因素。
二、二元经济结构调整中政府所遭遇的制度变迁困境
1.诺思悖论
我们在此所说的政府需要进行解释，这里的政府区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国家权力中心，另一个指的是地方政府。所谓诺思悖论就是国家权力在垄断租金最大化的驱使下，导致国家陷入低效率的可能性。诺思提到：在最大化统治者及其集团垄断租金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就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从而当权力中心面临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时，会容忍低效率产权结构的长期存在。因此政府特别是权力中心并不是万能的，诺思悖论的存在限制了权力中心在制度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户籍制度是我国形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阻碍我国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但是户籍制度的建立在界定产权结构以及维护农产品和工业品剪刀差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它确实有效减少了政府的管理成本，避免了人口的流动成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管理压力，但是它也渐渐暴露了自己的弊端，人为的干预破坏了市场的分配，出现了一些低效率的特征。比如不利于行业的升级改造以及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等等。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妨碍国家通过户籍制度来获取自己的垄断租金。那么如果进行制度变迁的收益不是大于进行制度变迁的成本，政府就有可能保持这样的低效率的制度，保持一种路径依赖。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国家权力中心而言，制度变迁的收益是难以统计的，权力中心更多考虑的是社会的稳定，对于社会稳定的偏好较大，这样的特点容易放大进行制度变迁的成本，从而阻挡国家进行制度变迁的步伐。
2.制度变迁中产生的新制度具有时效性
黄少安提到，“同一轨迹上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先增后减的说法有助于我们对制度变迁时效性这个概念的理解。所谓同一轨迹上的制度变迁是指一个重大的制度变革发生后在这个大的变革后在这个大的变革框架内具有完善，修补意义的持续的变迁过程。”而且“在制度变迁之后，进行制度转化的成本成为沉淀成本，而制度运行成本成为主要的成本，制度变迁之后的新制度的运行成本相比旧制度较低，而且政府还可以收取多余的制度租金（新制度多于旧制度的收入），收益大于成本。可以说在前期制度变迁具有很大的边际效益，假设这些收益不存在的话，政府是很难去推动制度变迁的。然而随着时间的变化，由于新的问题出现以及对更新的新制度需求的增加，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开始递减。制度本身的成熟程度影响着制度边际效益递减的速度，成熟感制度的边际效益下降速度慢，不成熟的下降快。”这一点也可以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中得到验证。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推广农村联产承包制，这项制度改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下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成效，总所周知，农村集体公社缺乏奖励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针对如此，解放了农村有效的劳动力，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大力发展。据测算，制度改革对农村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6.89%，但是随着制度推行完毕，农业增长在1984年达到高峰之后，转向了徘徊与停滞。
正是由于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先增再减的特点，给国家进行制度变迁带来了一定困难。在进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任何制度改造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一项好的制度不可能永远都是好的制度，因此在进行制度变迁过程中，我们应有的态度是进行渐进性改革，一步一步推动制度的创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导致了俄罗斯经济的衰落。 三、政府在二元经济结构调整中所扮演的角色
1.政府在调整初期需要扮演的角色——中间扩散模型缓解诺思困境
杨瑞龙在中间扩散模型中提到的政府特指地方政府。诺思悖论限制了国家权力中心在制度变迁中发挥作用，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则由于难以排除“搭便车”问题和进入障碍等原因也妨碍其在制度变迁初期发挥作用，只能在地方政府的逐步退出和排他性产权的确立（即制度创新者再推行新制度的组织成本和谈判成本下降）之后，逐渐成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的初期的作用就十分重要。“事实上，随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的推行地方政府具有了独立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模式，从而在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中扮演着主动谋取潜在制度净收益的“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在分权改革之后，政府地方预算规模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互联系的财政收入规模，另一个则是中央和地方分享财政收入的比例。后者是固定的，五年不变，而且目前评价一个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恰恰这些问题又依赖于企业的扩张和效率的提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利益关系方面具有强烈的改革动机，同时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力保障了政府在破除进入障碍降低谈判费用方面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综上所述，地方政府出于自己的考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诺思困境。当然地方政府自身也要受到权力中心的限制，政府在经历前期努力之后，获得制度变迁带来的租金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这种制度变迁的方式可以再受到权力中心的认可。
2.政府在調整中后期需要扮演的角色——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政府应该是在制度变迁的调整初期以及需要解决“搭便车”等问题的时候发挥作用，制度变迁其本质最后还是要回归企业等真正的“第一行动利益集团”。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着，黄少安提到“影响角色定位和角色转换的根本的因素是利益关系，即制度变革与否、如何、变革对不同主题的损益值或损益程度。利益关系决定了不同主体‘需要做什么，想要做什么’”。可以说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利益关系的变化决定了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定位。那么政府的定位是什么呢？可以说，政府是诱导性需求制度的创新者的引导者，光有政府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难以满足社会对制度创新的需求的，并且政府由于其自身利益（社会稳定，升职，垄断租金的获取）的考虑，是不可能与企业等利益主体的目标始终完全一样的。但是在某些阶段政府与个人的目标会相吻合，能够配合个人完成制度初始变迁的构造。因此政府的作用在于建立了完整的产权制度之后为其进行保驾护航，建立排他性产权，降低第一利益集团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谈判与组织成本。当制度出现不均衡时，由制度创新主体自发地进行变动，推动自身的发展。毕竟政府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变化时，远远不如直接应对者第一利益集团那么灵活。“随着政府的逐步退出和排他性产权的确立，制度变迁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参与创新的个人或团体在制度非均衡条件下捕捉外部利润的预期收益和成本。”
四、结论目前中国的城乡二元
经济结构的形成有其制度的因素，也有经济的因素。如果想破除二元结构，我们不能撇开制度空谈发展，提到制度，我们又不得不提政府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首先我们承认政府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二元经济结构调整是无法离开政府而独自进行的，正如林毅夫所说的那样。由于政府提供的是经济剩余赖以建立的秩序构架，而如果没有由政府提供的这种秩序稳定性，理性行为也不可能发生，所以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但是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的进一步加深，政府需要将制度变迁的主角角色给予经济生活中的第一利益集团，让制度变迁变得更加有效率。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原理：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中国社会科学.2000（4）.
[4]杨瑞龙：我国制定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1）.
[5]朱志萍：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变迁与城乡一体化.战略与对策.2008（6）.
[6]史晋川 沈国兵：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变迁方式划分标准.经济学家.2002（1）.
[7]李 颖：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演进及其调整.农村经济.2011（9）.